1505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开始来到斯里兰卡岛，斯里兰卡受到了西方国家的侵略，科伦坡城建立了商馆和教堂。1658年荷兰殖民主义者攻克了岛上重要城市贾夫纳，兰卡又成为另一西方列强的殖民地。1796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再次开始进入这一地区。1802年荷兰与英国签订了亚眠和约，荷兰把锡兰的领地划给英国。1815年英军俘虏了岛上最后一个王国康提国王斯里·维克腊马·腊贾辛哈，这块“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殖民地”[1]最终完全落入英国人手中。英国人高兴地自诩：“它们（指斯里兰卡——引者注）给我们的印度帝国（指英国的印度殖民地——引者注）提供了自建立以来从未提到的安全保障。”[2]
西方列强占领了斯里兰卡后，对岛国的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岛上原来流行的是佛教、印度教和少数伊斯兰教，随着西方势力的侵入，天主教也随之而入，接着基督教新教也开始传入，特别是西方宗教文化的影响，使近现代斯里兰卡的传统民族宗教思想文化受到冲击以及萎缩，发生了深刻地变化。东西方宗教、思想、文化的融合与矛盾所产生的民族主义[3]和传统与现代思潮成为这一时期发展的主流。
西方列强早已意识到仅靠武力征服是暂时的，要维持永久的统治，必须要把西方的宗教、思想和文化输入殖民地，从而根本改变被征服民族的社会、心理结构、改变传统的宗教思想文化观念，所以“随同军队一道前来并计划从精神上征服这些地方的传教士，较之那些战士是更有组织性和远见的，……而这些计划是他们后继者在败北的战士撤走之后，可以留下来加以发展的。”[4]于是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组织了各种天主教教团前往斯里兰卡的首府科伦坡城进行传教，使科伦坡成为“一座教堂林立的葡萄牙城市”。[5]继之而来的荷兰人“成功”地发展了葡萄牙人的天主教文化，使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得到了推行。当英国的势力进入这一地区时，更加看重这一宗教文化侵略的重要性。英国首任锡兰总督弗雷德里克·诺思就“看得很清楚，推广统治者的语言和宗教，可以获得某种立竿见影的好处，即训练出一批忠于帝国的小官吏。”[6]另一位锡兰总督罗伯特·威尔莫特·霍顿爵士非常赞许英国议会派出的“锡兰资源调查团”提出的建议，即“要使锡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各方面向前发展，唯一的途径是通过教育。”[7]因此，他很热心于搞英语教学的事情。经过西方传教士和殖民政府的几百年努力，斯里兰卡社会的确发生了变化，岛上殖民政府实行的是西方的议会和法律制度，教会办起了许多教会学校，葡萄牙语和英语通行于各地，并且培养了一批可供役用的当地人才。
但是，每个国家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国家历史和传统民族文化及民族精神。对自古就居住在岛上的僧伽罗人来说，佛教文化是他们的传统宗教和民族文化，行善却恶，追求涅槃清净的解脱是他们的民族精神。对后来到来的泰米尔人来说，印度教文化是他们的传统民族文化，祭奉神灵，追求梵我合一的境界是他们的民族精神。所以在殖民地时期，斯里兰卡社会始终充满了因东西方宗教文化的不同而引起的各种冲突，尤其是在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僧伽罗人信奉的佛教与外来的基督教之间的思想文化冲突最为明显。
康提王国是位于岛国中部山区的古老王国，自古就是斯里兰卡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佛教是康提王国的国教，康提城内有著名的佛牙寺，寺内珍藏了被佛教徒视为圣物的国宝佛牙。按古书《佛牙史》记载，释迦牟尼圆寂荼毗[8]后，印度国王将释迦的佛牙舍利供奉在王宫内。后来印度发生战争，佛牙难以保存，一位公主将佛牙密藏于发饰中，同丈夫一起带到了斯里兰卡，交给兰卡国王保存。从4世纪起，佛牙一直在岛上受到诸王的顶礼膜拜，成为国宝。佛牙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对王权的维护，代表了君权神授的观念。历史上只要谁占有佛牙，谁就可以当国王，表明他的权力获得了神的恩宠。民间对佛牙的崇拜更甚。16世纪中叶，康提王朝创始人维摩拉·达磨苏利耶取得了佛牙，旋即开始动工建寺，历时百年，到揭剃斯利辛哈时才建成。1774年康提城开始举行“佛牙节”的活动，每逢此时，人们穿上节日盛装，载歌载舞，将佛牙抬出寺在城内游行一圈，晚上又举着火把击鼓谢恩，整个仪式要持续7天。
康提城在斯里兰卡近代史上还有一个重要地位，就是自从葡萄牙和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入后，一直没有征服康提王国，因此康提城成为岛上人民的民族圣地，视为民族宗教文化精神的最后寄托。但是在英军的大炮和内奸的出卖下，康提城最后还是陷落了，这个痛苦的事实，对一直信奉佛教的僧伽罗人来说，其心理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虽然英国殖民当局曾经考虑到佛教在人民心目中重要地位的这一事实，于1815年3月2日在签定的《康提协定》第5条规定：“这些省区的酋长和居民所尊奉的佛教是不容亵渎的；它的仪式、教士和圣地受到维持和保护。”[9]但是这个“不容亵渎”是有前提的，即“‘暴君’必须废黜，他的后裔永远不得承袭王位；康提各省的统治归英王所有，‘暂时’由锡兰总督及其委派的代理人负责执行。”[10]所以，当英军在康提王宫广场举行交接仪式和阅兵式时，“康提的普通人对于这一切既不惊诧，也不感兴趣。”[11]一位在场的英国人马歇尔曾经感叹地说：“那一部分回到康提城的居民对于在王宫进行的交涉，毫不关心。甚至当那些接受检阅的军队在觐见大厅的广场上时，他们也并没有放下日常工作去瞧一眼。显然他们对于政府从东方王朝手中转移到欧洲王朝手中，是漠不关心的。”[12]“毫不关心”或“漠不关心”，不仅仅是一件看热闹的“大事”，它反映了康提的陷落对斯里兰卡佛教教徒的心理有多大的伤害程度。
学者一般认为，斯里兰卡的佛教民族主义思潮起于19世纪中叶，以佛教徒与英国殖民主义者发生矛盾开始引起的。康提陷落不久，在岛上出版的僧诃罗日报《Dinamina》就在报纸上讨论斯里兰卡数百年独立的文章，产生了巨大震动，“它实际上是一个号召锡兰人民的号角，暗地里激起了可怕又猛烈的佛教复兴的情绪。”[13]1839年在科伦坡南部的拉特摩拉纳（Ratmatana）的学校里还出现了佛教徒的研究班，著名的佛教复兴领导人和学者哂卡杜维·室利·苏曼格拉长老(Hikkaduve Sri Sumangala Thero)和潘迪特·巴吐万突德维(pandit Batrvantudave)就是出自于这个研究班。1853年，殖民政府外交大臣提出政府不再按照《康提协定》第5条来维持和保护佛教的寺产，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把寺庙占有的田地夺走。佛教徒认为所谓的“被维持和保护”，是“殖民当局仅仅对这一条给予了严格地控制（使用）而已。”[14]自从殖民政府在借口取消“被维持和保护”的条款之后，康提寺庙所属的202000英亩土地被夺走，“因此毫不奇怪，人民反对殖民政府是因佛教而引起的。”[15]1873年二个科伦坡佛教徒商人希瓦·阿帕·阿布哈米（Silva Apaappuhami）和威龙·威科拉摩迪拉卡·阿布哈米（Velon Vikramatilaka Appuhami）与佛教僧人一起在科伦坡成立了属于佛教学院的维迪约迪耶东方学院（Vidyondaya Oriental College）。[16]尽管这些佛教教育设施并没有真正独立出来，仍然只是在殖民教育系统下的一些民间组织，但是可以看出，它们已经涉及到佛教复兴这个敏感的题目了。
在殖民统治下的斯里兰卡岛，佛教徒的最大的对立面无疑来自于基督教，尤其是与英国基督教新教会的矛盾。1855年佛教徒在一份印刷物中，提出要与基督教教会享受一样的待遇。“据说这件事情开辟了在佛教改革运动中，由世俗之人来参与的情况，意义深远。首次揭竿而起的人，也是后来演说佛教之人。这份要求改革的印刷物提出的观念和争论，被广泛流传和为人接受。”[17]1864年间，佛教徒和基督教之间进行了五次大辩论。辩论的中心是比较佛教与基督教的高下优劣，其中以1865年的优丹威陀（Udanvita另说巴迪伽摩Baddegama）、1871年的伽姆波拉（Gamota 另说伐拉古陀Varagoda）和1873年的巴纳杜罗（Panaduradg）三次最有名。参加最后一次辩论的佛教僧人古纳难陀(Motottiwata Gunanada)早期曾经受过基督教教育，对基督教教义有一定的研究，又熟悉佛教经典，具有良好的口才，因此他在辩论中抓住中心，用广博的知识力证佛教的善恶高于基督教，取得大胜。由于他的无碍辩才，被人们誉为“辩狮”，佛教界则把他看作近代佛教复兴的功臣。
从当时社会的现实来看，东西方二种宗教的大辩论，不仅仅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宗教之间发生的冲突，而是反映了深受殖民主义者压迫下的被奴役者的一种精神上的反抗和发泄。佛教之所以能在这次辩论中获得胜利，也不是因为其在理论或实践上的确高出一筹，而是由于它的宗教文化传统唤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情感。“居士们和僧人对他们的文化遗产感到骄傲。这些年来，基督教会通过散发布道的小册子攻击佛教，虽然佛教徒已经做出最大的忍耐，但是基督教会仍然说佛教徒是信仰偶像的异教徒，接连不断地发起挑衅。当这一切超出了界限时，僧人们最后只好接受了挑战，撰写文章，口说宣教，勇敢地面对这一事实。”[18]所以，当古纳难陀在巴纳杜罗城与基督教徒进行了二天辩论时，竟有4万人在观看，说明他给人们带来一种自信和心灵的满足，有着几千年的民族宗教文化传统仍然受到人民的热爱和重视。这一期间的辩论活动影响深远，“早期的辩论事件和由佛教徒散发的印刷品，表明佛教复兴和改革已经开始……佛教徒重新明白了他们自己的传统之潜在价值。”[19]从此“使教会的佛教复兴之花在一个世纪长久不衰”。[20]有关这方面的报导通过邮局送达欧美各国，引起了这些国家的人士的注意，促使美国人奥尔科特（Colonel Henry Olcott）和美藉俄裔人波拉瓦斯基(Helenal Petrovna Blavasky)夫人来到斯里兰卡考察，最后在岛上从事佛教复兴的活动，建立了佛教灵智协会(Buddist Throsophist Society 简称B.T.S)科伦坡分会，该组织成为斯里兰卡最重要的复兴佛教力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