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国学研究院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佛教学者，现任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所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宗教学会顾问等，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先生在魏晋玄学、中国近现代哲学、佛教哲学（尤其是禅宗）、老庄、荀子思想以及宋明理学等领域，均有精深的研究与独到的见解。1980年出版的《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是他的成名之作；此后主持编选《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华书局），迄今已出四卷十册；同时编校出版康有为的主要论著及其年谱；他的佛教论文与中国哲学史论文，多数已收入近年出版的《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与《温故知新：中国哲学研究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
记者：楼老师，您曾经花过很多精力研究老庄哲学，特别是魏晋时期的玄学，但最近二十来年您一直在从事佛教研究。请问您是因为什么开始研究佛教的？
楼老：在中国哲学史方面，我重点放在研究魏晋玄学与中国近代哲学。后来在研究近代哲学时，我发现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时期，既有传统的又有外来的，可以说是中西哲学的交会时期。这里有个情况引起了我很大的关注。在传统里面，中国近代哲学与佛教特别有关系，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他具体说的是新学家受到杨文会的思想影响。中国近代思想家为什么都去关注佛教？儒家在当时是要被否定的，可这些人又是从传统文化里出来的，既然要否定儒家这一方面，那传统里还有什么可以延续下来的呢？很多人就到佛教里去找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另外，像章太炎所说的，佛教还有与西方哲学的思维方法相接近的地方，佛教被当作架接中西文化的一座桥梁。
再从中国哲学史来看，不了解佛教，要研究中国哲学是很困难的。在整个中国哲学里，佛教所占的比重比较大，它的影响与地位是不容忽视的。有了这个想法，所以，“文革”一结束，我就发起组织编写《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当时我在“编辑说明”里说，东晋以后，尤其是宋明以后，不研究佛教，就很难写出一部好的中国哲学史、文学史和艺术史。另外在学科建设方面，宗教包括佛教研究，在当时一直提不上日程，资料很难找，除了少数大的图书馆里有些资料，到很多小的图书馆里就根本找不到研究佛教的资料。为什么要编这套“选编”，也就是想给大家提供比较可用的、相对简单的资料。
这样做了以后也就一直做下来了。这么多年其实也没有放弃魏晋与近代，只是后来佛教研究的需要越来越多，精力也就较多地投到佛教上来了。
记者：是啊，最近您还在经常劝大家要留意道家的思想。那么，老庄哲学、玄学的研究，对您的佛教研究有过什么影响呢？
楼老：道家与玄学研究，对我的佛教研究是有影响的。这里首先不能混淆玄学与佛教的关系。玄学受佛教的影响，佛教也受玄学的影响，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双方各有自己的独立性，不能把佛教说成玄学，把玄学说成佛教。玄学对我的影响，比较多的是在方法方面。
“得意忘言”这个玄学的方法，对我影响很深，我把它用到各个方面的研究上去。“得意忘言”，在我看来，形成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想方法。这个方法注重掌握内在的根本精神，而不是停留在语言文字上。研究佛教，我也是用这种方法。当初佛教在翻译过程中发生了望文生义、穿凿文字的情况，所以，从西晋道安开始就已强调，对佛教的理解也要用“得意忘言”的方法。这个方法，称得上是中国文化根本的思维特征。研究佛教也可以采用这个方法，既要搞清文本，又不能停留在文本上，文本无非是一个工具。
记者：这么多年，您在北大一直开设“宗教研究方法”，主张要有一种整体的、综合的研究方法。您能不能给大家简单讲讲呢？
楼老：我在北大开“宗教研究方法”，主要是针对研究佛教或宗教的硕士生。我始终有这样的想法，学生到学校里来，并不是单纯的知识积累，主要是接受学术研究或做人的基本方法。从学术这方面讲，我一直强调要有四个方面的课程：一是原典的阅读，要学会读原典，就要破除语言、典章制度以及文化背景等各方面的障碍，这就需要掌握各种各样的学术工具；二是原始资料的把握，要了解一个学科的原始资料的基本情况，也就是过去所谓的“史料学”；三是研究方法的问题，方法对路，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汤用彤先生有一句话对我影响很深，他在讲玄学的“言意之辩”时说，一个新的思想的发生，就要靠一个新的方法，方法的创新和正确与否，与思想的发展密不可分，甚至会起到先锋的作用；四是研究的现状，只有知道研究现状，才能知道已有的成绩，知道还有哪些欠缺。我一直认为，不管是博士、硕士，还是本科，都要有这四个方面的课程，只是程度深浅有所不同。
在讲宗教研究方法时，我主要强调两点：一是要有整体的、综合的研究方法，二是要有我们自己的宗教观。
文化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虽然有各个不同的领域，有精神的文化，有物质的文化，精神文化包括思想方法、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甚至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但不管是哪一方面，互相之间都是有关联的。特别是在中国文化里，这种关联更加密切，我们经常讲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这种不分家，是不是文化发展的初级阶段，是不是代表一种文化的混沌状态，我认为值得研究。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内在的关联，阴阳、刚柔、五行，这些最基本的观念，不仅仅是在哲学思想，而且也能在文学艺术，甚至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里发挥作用。中国人看问题，是以事物之间的联系，而不是以事物之间的分殊为核心。我常常引理学家的一句话作例子，人人一太极、事事一太极、物物一太极。每个人、事、物，都有一个整体太极的关系，每个事物都有多重身份。拿人来说，一个人在这儿是子女，在那儿可能就是父母，在这儿是上级，在那儿可能就是下级，这些多重身份就是整体性的体现。整体的研究方法，就是不要把某一方面看作是唯一的东西，而是要在整体里加以考察。这个方法还是“综合的”，要强调多学科的结合，目的也是要人认识到文化的整体性，文化并不能被简单地切割成一块一块，而是相互关联的。
其次我们要有自己的宗教观。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在借用西方的宗教观进行研究，但是否契合中国的宗教问题呢？我看这是个大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教观，迄今还没有整理出来，但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弄清楚传统的宗教观具有哪些特征。经常比附西方宗教的现象，套用西方的理论架构研究中国的宗教问题，这真有点格格不入。
记者：我们在研究中国宗教时，确实是要首先弄清什么是中国宗教的特征。楼老师，您对儒释道三家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那么，对于“中国宗教”，您有什么样的总体看法呢？
楼老：借用西方的宗教观来谈中国宗教，佛教、道教就成了宗教，而儒家就不算宗教。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三家的思想内容虽然不同，三家在整个社会文化中所起的作用却是相同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儒释道三家都管。从整体上说，中国宗教是一种人文性比较强的宗教，重视人自身在超越问题上的主动性或能动性，也可以说是重视人的主体性，强调个性化的体悟。
佛教为什么能在中国生根开花？佛教在印度传统里是一个异端，但在中国，它却适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环境。印度佛教所讲的自我解脱，更突出了人在超越方面的主动性，特别是中国的禅宗到处讲“自性自度”。儒家总是强调自我的超越、内在的超越，它的人文性非常明显。再说道家的尊重自然，归根结蒂，是尊重人的主体性、主动性。自然无为，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个体的能动性。到郭象那里，道家的这种思想就被发挥得最为充分。他强调的“适性”，是道家思想的重要表述。每个个体之间是有差异的，所以，一是要互相尊重各自的差异，二是要能把握自己的个性，个体之间随意的相互比较，就有可能伤害自己，所以郭象说，“适性”就是逍遥。庄子讲“逍遥”是在泯灭外在的差异，但郭象则强调事物内在的差异、个性的差异，每个个性的最充分发展，就是逍遥。道家因此是非常尊重个性的。
所以，中国宗教强调人的主体性，注重个性化。譬如，禅宗最反对任何的模仿，强调悟只有靠自己，像现在所说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中国传统文化有时被认为是“扼杀个性”，我认为这如果不是有意歪曲，那就是没有深入体会。我想，这是中国宗教最基本的、最根本的特征。其他方面，像泛神论、多神论等，也可以说是中国宗教的特点，但都不如这个特点来得明显。
记者：长期以来，您在文献的整理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最初编过《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多达四卷十册，还有两册尚未出版，这些年您又大力推广佛典的电子化，给学术界极大的方便。您有一种什么样的想法？
楼老：我之所以要做文献的整理，这与我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认识有关系。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传统文化的根基比较浅，特别是我们这些出生在大城市的，从小受了所谓的西式现代教育的人；同时，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也很浅。我们这一代人开始想要多了解西方的时候，就遇到了全国解放，对西方开始拒斥。这是先天不足，从“后天”来讲也是失调。我们从大学开始就不断地赶上各种政治运动，最有精力知识积累、研究思考的岁月，却都在动荡之中过去了。另外，整个社会文化，对于传统来说是一种中断。所以，我总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并不在乎为自己打造什么学术成果，重要的是做些“承前推后”的工作。这些事“启后”说不上，那就叫“推后”。能把自己的知识积累介绍给后来的人，给后人的研究多提供一些方便，能做好这样的工作，是我们这一代的任务。所以，要尽力给后人的研究创造一些条件，资料的整理是很重要的方面。另外我也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告诉后人，让他们去做。做资料的工作，包括过去编资料，现在用现代化的手段进行整理，都是基于这种思考。这是我给自己的定位：很难超越前人，那就承前推后，完成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还需要说一句话，现在的年轻人一定要跨越我们这一代，不要以为我们哪一个人了不起。如果要学，那就要学清末民初的学人，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前后的那一代人。他们有比较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又能努力向西方学习，那个时代的人对西方的鉴别力比较强，他们的眼光是比较好的。跳过我们这一代，甚至民国那一代，直接向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等学习，甚至还可以包括胡适，他可以赶上这一拨。
记者：我听说您曾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组织过一个佛学的读书小组，当年好像在一起读《宗门武库》，是不是这样？
楼老：当年并没有读完《宗门武库》，大概读了三分之二，约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整理了以后，发表在当时刚刚创刊的《禅》杂志上。现在北大禅学社的同学也在读《宗门武库》。当时参加的人有日本留学生、本系的研究生，还有本系和外校的教员，前前后后有十多人参加。
记者：这么多年，您给北大的研究生开设为期二年的“汉译佛典选读”。现在想读佛典的人不少，但往往不得门径。您能不能给大家讲讲您的设想？
楼老：前面讲过读原典是最基本的功夫，不读原典，怎么研究？“汉译佛典选读”的选材，我确实经过比较多的考虑，这里有三条线索：一是从思想上要照顾到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以及大乘佛教的主要学派；二是从译著的时代、译文的风格来考虑；三是适当考虑有代表性的注释。这门课选了八部经典，原始佛教选了《缘起经》、《四谛经》，部派佛教选了《异部宗轮论》，大乘佛教则选了三经二论，《金刚经》、《维摩诘经》（节选）、《胜鬘经》、《中论》（节选）和《成唯识论》（节选）。从翻译的时代来看，《缘起经》与《四谛经》是汉代安世高译的，其他的译经则从东晋南北朝到唐代，各个时代都有。再从注释方面来看，《维摩诘经》选的是罗什、僧肇与道生三家的集注，《异部宗轮论》选了窥基的“述记”，《金刚经》则是明成祖朱棣的集注本。这八部经典，并不很全，但二年时间也就只能选到这个篇幅。在读的过程中，文字本身当然要有些解释，但在课堂上更多的是在阐发里面的精神与思想。
我们对佛教思想的了解，要从阅读原始佛典入手。这并不是说要找最原始的读，像梵文、巴利文佛典，那只有极少数人去做专门的研究。如果不是专门研究，在我们这个环境里，汉译佛典还是最重要的。
记者：楼老师，这些年您参加过许多宗教会议，包括佛教界内部的会议，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楼老：会议主要是为了造声势，起一种推动的作用。从这些年的会议来看，佛教研究正在逐步细化与深化，很多过去讨论比较少的问题，现在开始有了讨论。现在各个地方根据自己的地方特色举办会议，谈不上系统性，但对活跃国内的学术气氛还是起了很好的作用。值得说明的是，这些年的佛教研讨会，往往是在比较好的气氛里召开的，教界、学界、政界有很好的合作，经常是共同举办。这对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与了解起了很好的作用。因为学者总是在学言学，而教界也是在教言教，能创造今天这种条件是很不容易的，希望今后能维持，进一步发展这种关系。
记者：既然已经有了这种良好的学术气氛，您认为学术界应该如何与佛教界形成良性互动，为当前中国佛教的规范、健康发展提供支持？
楼老：这个问题很重要，但不容易回答，更不容易做到。教界、学界是有区别的，学界不能对教界指手画脚，相互之间要有“同情的理解”，也就是“换位思考”，互相之间要尊重，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方。大家要“求同存异”，才能良性互动。学界当然会大力支持佛教的规范、健康发展，但什么是规范？理解上可能会有差异。我想，这只是一个原则性的意见。
记者：那么，您认为学术界应该如何与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实现有效互动，为政府在宗教问题上的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楼老：学界与政界的关系，也是要有“同情的理解”。在这里，光有理解还不够，还要有同情，要能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双方要互相支持，在目前环境下，学者要搞调查、了解宗教发展动态，肯定是要政府部门的支持。学者希望，政府宗教管理部门与教界是一个和谐的关系，只有在这个和谐关系里，学界的意见、建议才有可取之处。当然，三界的和谐共处，并非是要求认识一致，而是要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
【记者手记】
就在结束这次采访的时候，我
（来源：《中国宗教》2005年11期。编辑录入：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