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公元7世纪传入中国，大规模传入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与东正教三大教派，在我国主要是天主教和新教传播广泛一些。基督教各教派有同有异，在某些方面差别还很大。以往的基督教研究中，新教显然更受重视，对天主教的研究颇为薄弱，甚至学术综述也极少见到。本文拟对建国后天主教的研究状况稍作梳理，失当之处，望方家指正。
1949—1978年：从史学控诉、政治批判到研究中断
中国天主教研究从明末清初天主教会再度来华就开始了①。来华的传教士与本土士大夫之间就天主教与中国文化发生了激烈争论。焦点在天主教基本教义的阐释和中西文化冲突上。双方围绕天主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耶儒”之论、“正邪”之分、“华夷”之谈、以及“礼仪之争”和“神名之辩”等发生了激烈的论争，内容上牵涉到对天主教的不同层面、不同观点的研究和评价。但总的来说是成果不大，流布不广②。1720年，清朝全面禁教后，研究中止。清末民初，受义和团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影响，天主教研究又两度振兴。民国年间，贡献最大的研究天主教史的学者是陈垣(1880—1971)。陈垣先后发表多篇天主教研究方面的论著，开创了天主教研究的新局面。当时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学者如张星烺、向达、冯承钧，也都在明清天主教传华史方面着力不少。天主教神父徐宗泽的《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对明清传教士的论述尤详。新教史学家王治心所著《中国基督教史纲》，是中国基督教第一部通史或全史，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本时期研究的特点是以明清天主教传华史为主，教会史家著史则以推动宣教为目的。天主教理论研究较少。
1949年后，外国传教士被限期离境。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教会大学消失，不仅宗教学系不复存在，就连有点关系的哲学系也只保留了一个北大哲学系。大学里也不再开设宗教的有关课程。
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建国前的天主教研究传统中断。当时，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的论断，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在这种背景下反洋教和义和团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论证该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性质③。在1949—1965年，共发表反洋教的论文95篇，专著以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帝国主义怎样利用宗教侵略中国》(1951年)、李时岳的《近代中国的反洋教运动》(1958)为代表。报刊上发表的大量小文章，主题也是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侵略，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传教士被毫无保留地认为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所办的文化教育医疗事业，也被认为是文化侵略。这些文章的作者，许多是教会内部的人士，和宗教、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对资料的占有、分析都显不足。正如有人评论的：“这一时期的某些成果与其说是学术论文，毋宁说是政论文章，反帝的义愤和革命的激情超越了理性的分析和历史的求证。在其余一些相对说来较具学术性的论著中，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学术政治化的现象也十分明显，这种倾向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极端的地步，义和团的确被神话化，被赋予了太多的现实政治动员的内容，被利用为现实斗争的工具④。”这种研究范式，实际上是近代史研究中“三大高潮、八大运动”革命史框架在天主教史研究的一个投射。文革开始后，传教士问题遂成为学者不敢踏足的禁区。“文革”十年中，天主教、基督教会本身被当作四旧而被清扫批斗，就是连意识形态化的天主教研究也无从谈起。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教案研究的复苏到传教史的研究的转换
70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教案研究率先复苏。1982年起举行了多届反洋教运动及近代中国教案学术研讨会，开辟了教案问题研究的新局面。第一届会议论文收入《近代中国教案研究》(1987)；第三届会议论文收入冯祖贻等主编《教案与近代中国》(1990)，影响都很大。还出现了教案研究的集大成式的《中国教案史》(张力、刘鉴唐，1987)。当时对反洋教斗争的反侵略性质是没有疑问的⑤。”对于教案的起因，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不断激化的产物，但不能只讲民族矛盾而忽视其它重要因素，如基督教与中国封建礼俗的矛盾、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冲突等⑥。有人认为，反洋教斗争既具有反侵略性质，也具有农民革命的性质⑦。另一些人认为，参加反洋教斗争的社会力量非常广泛，而地主阶级人物往往充当倡导者。因此，不能称之为农民革命。而且，反洋教运动虽以反侵略为主流，但免不了盲目排外的举动，是以封建主义的文化意识去对抗资本主义的文化意识，它又始终带有反进步的因素⑧。同样的分歧也出现在对义和团的评价上。一些人指出，义和团盲目“杀洋仇教”，反对先进科技，对一切资本主义新事物统统采取横扫的态度⑨。有研究者指出，反帝与排外是有联系但性质不同的概念，反帝应该肯定，排外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是愚昧落后的标记。但对它既不能苛责，也不能辩护⑩。教案与义和团研究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培养了一批从史学角度切入的基督宗教研究者，成为90年代宗教研究的推动力。
与此同时，宗教政策得到落实，各种宗教迅速复苏。天主教与基督教，以令世界惊诧的速度迅猛发展。这种“宗教信仰热”，也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关注，从而兴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宗教学术热”。在随后围绕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著名论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虽然否认宗教是人民的麻醉剂的一方最终取得了胜利，但实际上这是一场没有输家的争论，因为双方实际上都反对过去那种对经典论断的极左理解，从而为宗教信仰自由，为全面理解宗教的社会功能提供了新的论证。这场论争，既是宗教学术领域思想解放的产物，也为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作了准备(11)。接下来，在整个社会的“文化热”中，“宗教是文化”的观念受到社会公认，对传教运动的研究从一概抹杀发展为“政治活动加文化交流”两分法，出现了向中西交流或所谓文化传播范式的转移的迹象。在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大陆教会史的研究已有迅速发展，甚至有从“险学”到“显学”的夸张说法。有人称大陆的教会史研究进入“重新诠释”阶段。重要成果除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1981)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组织翻译的《中华归主》)(1985)，江文汉《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1987)，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1989)、曾巨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1987)，耿升译《中国和基督教》(1991)，许明龙主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1993)，高时良主编《中国教会学校史》(1994)。不少著作都试图对传教运动的文化因素进行重新评价。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引用了大量当时国内罕用的外文资料，并跳出了集中讨论教案的套路，令人耳目一新。全书论述了自17世纪初利玛窦来华传教到1949年基督教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全过程；顾氏仍强调传教士及其活动具有帝国主义侵华性质，确立了传教史研究中的“文化侵略”范式，但他能具体地对待传教士的文化事业，从而为重新评价在华传教士起了带头作用。《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是目前天主教著作中唯一写到80年代的，拓宽了天主教史研究的范围。
这个阶段的研究，显然还只能算是起步。当时“基督教历史研究已初具规模，出版了几部简史和断代史，但通史研究仍是空白。教会史特别是中世纪和近现代教会史的研究也很薄弱。基督教神学思想探讨正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已有一些涉及某一主题或思想的专著或散论问世，但却没有系统的基督教思想史著作(12)。”
90年代中期以来：专业的宗教学者“正”军突起，研究向深广发展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不仅中央一级社科院成立了宗教研究所，各省社科院也有十多家建立了宗教研究所。十余家名牌大学也立了宗教研究机构或中心，有几所大学开办了宗教学系。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协会也都设立了研究机构，如中国天主教研究中心(北京)，光启社(上海)，再加上全国及省级的天主教神哲学院11所、修女院10所。国务院宗教管理机关和中共中央党校也创建了自己的研究机构。此外，一些政府允许的宗教组织也开始关注和投入这种研究。因此，天主教研究的专业人员大大增加。这就改变了以前的历史及哲学研究人员为主的宗教研究队伍成分。各机构还纷纷创办刊物，以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为代表的专业性刊物增至十几家。在研究兴趣上，教案研究逐渐转向对基督宗教的全面研究。研究成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已远远超过前三十年间，研究的领域也已大为拓展，除了历史课题的研究，在资料整理、天主教神哲学、教育、文学艺术、天主教现状的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一)天主教史研究论著
九十年代天主教史方向的研究学术性进一步增强，理论上有新的突破性进展，基本完成了从单一的文化侵略到文化侵略和文化交流合一的两分法，再到基本肯定的以现代化范式为代表的研究范式的转变。重要成果有孙尚扬《利玛窦与徐光启》(1993)、李若兰《汤若望传》(1995)、林金水《利马窦与中国》(1996)，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1997)、张铠《庞迪我与中国》(1997)，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1998)、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1994)、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2000)郭卫东《中土基督》(2000)，晏可佳《中国天主教简史》(2001)、徐以骅等著《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1999)，钟鸣旦(比利时)、孙尚扬《一八四○年前的中国基督教》(2004)等30多部；孙尚扬前书对天主教与儒学的交流和冲突的关键做了重点阐发，很有新意。与钟鸣旦的合著是近几年来一部较出色的天主教专史。顾卫民卓然崛起，这个时期共出版4部专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1996)、《刚恒毅在中国》(1998，意大利文版)、《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2001)《中国天主教编年史》(2002)。《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以大量事实为基础，坚持论从史出，既指出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之下做过错事，又评价了他们在近代西学东渐及维新或改革中起的积极作用，不再将西方与中国、中国人与基督徒对立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应属文化侵略和文化交流范式的代表作。《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论述了罗马教廷与蒙古帝国、明清朝廷的关系，中国“礼仪之争”，20世纪初期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抗战与内战时期中国与教廷的关系。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是大陆第一部论述此问题的学术专著。由于中梵之间的特殊关系，梵蒂冈研究是一个热点问题，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宗教工作都有极大的意义，但它又是天主教研究的一个难点。顾书的价值自不待言。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虽然主要是一部新教研究著作，但却是整个基督宗教传教史方面现代化范式研究的代表作。这种范式的转换是与近代史领域里的范式转换相一致的，但在近代史领域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即如在基督教内部，也有一些教会人士无法完成这个转换，由中国基督教会主要领导人员罗冠宗、曹圣洁等撰写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事实述评》(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就是这样一部代表性的作品。胡卫清在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的定性研究上取得突破，指出传统的“文化侵略论”自然是站不住脚，“现代化论”也未必切合实际，于是乃从普遍主义——基督教文化信仰的深层实质上进行考察研究。就基督教与世俗化运动，与现代化的矛盾冲突来看，该书立论并非标新立异。
在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传教活动的研究方面，学者们的研究方向过往大都集中在来华的耶稣会方面，忽视了同时期来华传教的方济会、道明会等托钵修会的研究。2006年，崔维孝出版的《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北京，中华书局)对明清之际来华方济会从1579到1732年这一百五十多年的传教活动进行了分析与论述，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空白。
最新的关于教案和义和团的研究是相蓝欣的《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作者是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的年轻历史学家。确实这不是一部寻常的历史著作，不仅是作者的国际政治学背景，还有近十年、十个国家的史料，使得作者站在所有的研究者之上。作者不满于迄今的所有中外著作的文化上的偏激观点——传统的黄祸论和受萨义德东方主义影响的中国学者，这都使各方缺乏一种超脱、公平的视野和心态。作者认为义和团战争的起因之一当然是外国教士与中国人民的矛盾加深，但将战争起源完全归罪于教士是不公平的。研究义和团起源也不能说明这场战争，因为义和团本身不能说明这场战争的起源。作者将分析重点放在帝国主义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竞争在甲午后的加剧，尤其是后起的德意起来挑战脆弱的英美体系上，从而从国际关系的角度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场宗教战争的“偶然性”发生。这项研究的意义还不是它本身成就有多么巨大，而是显示出在未来的天主教研究中，全球性的眼光是必要的。
(二)基本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研究西方汉学和中国天主教的基本文献《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2001年1月起出版)；福建师范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末教案》。《清末教案》前三册为中文档案，由第一历史档案馆负责选编，后三册为英国、美国、法国议会文件。目前已经出版1—5册。为大陆学者提供了不易查找和阅读的宝贵外文资料。
2000年，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内部印发了《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共计57册，多半是以前没有重印过的，收入的原始数据主要来自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梵蒂冈教廷图书馆。选取的主要是明清之际天主教与儒家思想、佛教思想及民俗信仰之间护教辩论色彩较浓的、较有代表性的中文数据。原作者既有西方传教士，也有中国信徒。编者对选定的每部著作加上标点，附一题解，并尽量按照原作者的思路分段，加上小标题，为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值得一提的还有两部小书：一部是朱静编译的《洋教士看中国朝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选译了法国耶稣会士的书信36件，是一部简明可读的史料书。另一部是沈保义、顾卫民、朱静合译的《中国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该书是从已出版的罗马教廷传信部和其它有关机构的原始文献中选录、编辑、翻译而成的。其时间跨度从1645年到1941年。该书对明清历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会有所补充和促进。
2000年以来，教案和义和团运动方面的数据工作，比较重要的有黎仁凯主编《直隶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前者主要是一些过去的调查材料及一些有关文献。后者以口述采访为主，内容是各地社会背景及教民教会情况为主，范围不仅包括今天山东，也有部分直隶义和团的内容。
在最近几年的修志热中，宗教志的修纂成为一个重要的方面。上海、山东、四川等省都有专门的宗教志。199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天主教史》。这些专门性的方志为研究各地天主教提供了一些基本的资料。另外，各地政协的《文史资料》，也都陆续刊发相关的回忆性及研究性文章，推动了天主教研究的开展。当然，这些著作在观点上和方法还都非常陈旧。
书目方面，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王子今用尽十几年心血编著《中国宗教研究百年书目(1900—2000)》，所收书目还包括了大陆收藏的港澳台研究中国天主教的成果。目前作者正在从事该书目的姊妹篇《中国宗教研究论文索引(1900—2000)的编写工作，我们也期待索引的早日问世。边晓利等的《中国基督教史论文索引(1949～1997年)》，著录了建国后50年的基督教史研究文献(13)。另外，1996年以后每两年出版的中国宗教研究年鉴，不仅有各个领域的研究述评，而且也有上两年的论文索引。另外有徐海松和张先清关于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的论著目录。
(三)海外天主教、天主教神哲学、天主教文化研究：
全球天主教发展的通史、断代史、神学思想发展、各修会与教皇史等领域，都是已经展开的研究领域。除了几本译本以外，中国人自己写的天主教方面的通史还远远不能满足人意。对各国天主教的国别史也罕有探讨。
外国论著方面：刘小枫主编的《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三联书店)，已经有10余种问世，如：《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1996)，《论隐秘的上帝》(1996)，《神秘神学》(1998)。1988年起，由何光沪主编的《宗教与世界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已经超过30种，其中大多数与基督教有关：《当代美洲神学》(1990)、《论“神圣”》(1995)、《神学与形而上学》(1997)、《谈论上帝》(1997)、《晚明基督论》(1999)、《现代基督教思想》(1999)、《基督教与文化》(1989)、《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1997)等。
从译介外国研究成果始，中国天主教神学、哲学思想研究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尹大贻1987年出版《基督教哲学》(四川人民出版社)。这是1949年以来大陆第一部基督教哲学论著，开风气之先。90年代中期后，系统介绍西方神学、哲学思想的专著多起来：有赵敦华的《基督教哲学1500年》(1994)，卓新平所著《当代天主教神学》(1998)，周伟驰《记忆与光照：奥古斯丁神哲学研究》(2001)等。其中《基督教哲学1500年》的影响力度超出了宗教学界，被视为我国社科领域中的补阙之作。《当代天主教神学》被视为中国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研究的一大突破。《记忆与光照——奥古斯丁神哲学研究》(2001)，是近年来该领域研究最有学术价值的专著之一。杨慧林《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2002)重点论述了基督教神学的人文学视野、西方文学与基督教资源、文化论说中的基督教主题，着重展开了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基督教阐释及“伦理化”的汉语基督教、基督教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功能及其局限等论题。几种专门学刊推动了天主教神哲学的研究。有刘小枫创办的《基督教文化评论》(1990年)、《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从刊》(1995年)，卓新平主编的《宗教比较与对话》、《基督宗教研究》，许志伟、赵敦华主编的《基督教思想与中国文化》、《冲突与互补：基督教哲学在中国》，杨慧林主编的《基督教文化评论》。还有武汉章开沅、马敏主编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杭州陈村富主编的《宗教文化》。这些学术刊物刊发了相当数量的神哲学方面的文章，推动天主教研究向深度和广度拓展(14)。
还有一些是与天主教文化相关的著作。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1998)是对西欧中世纪修院研究的专著。王晓朝《基督教与帝国文化》(1997)原为英文写成，在国外发表，后又译成中文在大陆发表。该书第一部分论述拉丁教士与希腊罗马文化，涉及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冲突，基督教与希腊罗马文化的和解等问题；第二部分为全书重点，论述中国基督教护教士与中国文化，涉及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及其成果、徐光启的宗教著作、中国护教士的论著；第三部分为比较与结论，涉及基督教与民族文化，基督教的本土化等问题。其结论指出了基督教本土化的必然性和实现的途径，及本土化完成的标准——基督教与民族文化的调和。其它类似专著还有林仁川、徐晓望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冲突》(1999)。
中国学者不但关注因基督教来华引起的“西学东渐”现象，同时也开始研究传教士如何向西方介绍东方文明。1998年8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季羡林主编的“东学西渐”丛书，包含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中国文化对美国的影响、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中国军事对西方的影响、中国法律制度对西方的影响多个专题，其中不乏传教士的活动。张国刚等著的《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2001)，介绍了明清时期来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赞美，是一部力作。2001年8月，张西平出版了《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论述欧洲宗教和哲学在中国早期的传播，下编论述中国宗教和哲学在欧洲早期的传播。该书参考了大量中文和西文数据，内容丰富，有论有述。这种双向研究力图将16—18世纪“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放在同一平台上，对当时中、欧之间的文化互动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视角独特。
近两年在一些生僻的领域也有可观的成果。如教会法学，它以天主教会法典和法律史为研究对象。在这个历来较少着墨的领域，彭小瑜《教会法研究》(2003)作出了突破性的成就。2005年，在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举办的“第四届道风学术奖”的评选中，彭小瑜的著作《教会法研究》荣获“徐光启学术著作奖”，评委会认为此书突出具体法例的说明，为学界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基督教文化与艺术也是研究的热点。有杨周怀的《基督教音乐》(2001)、梁工主编的《基督教文学》(2001)、顾卫民的《基督教宗教艺术在华发展史》(2003)等问世。
在圣经研究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计印行圣经2000多万册。对圣经的研究也成为基督宗教研究的共同课题。国内学界的圣经研究与国外不同，更侧重于从文化的视角研究圣经的历史、演变、文学、艺术、翻译及研究。新时期以来国内学者真正意义上的圣经研究仍然相当少，成果以译著和圣经本身、圣经知识背景介绍为主，还出版了多种不同版本的圣经故事书籍和少数圣经工具书。代表作有骆振芳《新约导论》(1990)、许鼎新《旧约导论》(1991)。卓新平主编的《基督教小词典》(2002)，收词约3000条，总字数约45万字。包括基督教总论，教派、组织、机构、人物，教义、神学，经籍书文，圣经人物和词汇，历史事项，教制、教职，礼仪节日，教堂、圣地等十大类。圣经文化影响空前，一些以圣经文化为题的书籍与文章都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天主教神哲学及历史与文化的深度研究，提升了国内天主教研究的理论水平，开拓了视野，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本土天主教的研究。
(四)以教会学校史研究为代表的专题研究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天主教与基督教凭借不平等条约不断扩充在华传教事业，为此大力兴办各式教育。义和团运动及晚清新政促使西方基督宗教，扩展其高等教育事业。不过这些学校以新教为主，只有少数几所天主教大学。近代中国教会学校，以往一向被被视为传教士文化侵略的工具。80年代初，徐以骅率先提出重新研究和评价教会学校的问题(15)。1988年，曾巨生翻译了Jessie G. Lutz撰写的《中国教会大学史》(China and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1994年，高时良著《中国教会学校史》，是中国内地第一部全面论述教会学校历史的专著，作者提出：“对待教会学校，既要将它本身的运行过程同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行径联系起来考察，又要从教育的相对独立性、教育自身的客观规律来考察。”教会大学的研究最大的推动来自80年代后期中美合作的“在华中西合办大学研究”计划。自1989年开始，中国教会大学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已先后举办多届。首届在华中师范大学的讨论会编辑了《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章开沅、林蔚主编，1991年)论文集，考察了教会大学的起源，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关系、教会大学的历史地位及有关的著名人物。1992年，华中师大成立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并与香港崇基学院联合主办《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通讯》。在中外共同的推动下，教会大学史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1994年12月，由顾学稼、林蔚和伍宗华编辑的《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出版。其中有些专题研究甚至已达到细致入微的程度，如董黎的《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16)，即是对过去无人论及的教会大学中西合璧式建筑的演变特点作了较全面的论述。2000年，胡卫清的《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出版。本书作者以基督教教育哲学为立论起点，广泛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征引丰富的中英文历史文献资料，构建新颖的立论模式和写作框架，对晚清到民国年间的基督教教育作了实证性的考察和论辩性的评析。据不完全统计，大陆学者还发表研究教会大学史的论文约五六十篇，内容涉及教会大学的历史地位及其评价、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与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民族主义与民族运动的关系等多方面重要问题，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进展。
此外，传教士与西学的传播、传教士与近代出版、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的慈善与医疗等专题研究都开展起来。
(五)区域研究及现状的实证研究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学术界重视区域研究。20世纪七十年代后，部分西方学者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内容之一是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史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重点，有从沿江沿海转向内地，从经济发达地区转向落后地区，从全国性转向区域性转移的趋势。在此基础上，试图对中国整体状况进行把握。中国天主教史研究也顺应了这一趋势。陈支平与李少明合著《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论述唐代至现代基督教进入福建民间社会的发展及影响，偏重于近现代；林金水承担了国家中华社科基金项目“八五”规划“福建基督教史”的研究，被认为是“很有价值的研究和探讨，填补了空白”。师从于陈支平教授的张先清以《官府、宗族与天主教：明清时期闽东福安的乡村教会发展》(2003年6月获学位)，于2005年荣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文章从区域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明清时期闽东福安县的乡村天主教发展进行系统研究。认为明清时期当地乡村宗族对天主教信仰的皈依，是天主教能够深入福安乡村社会传播、发展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一些乡村宗族的天主教化，天主教信仰得以依附在这些宗族中，依靠地方宗族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直至成为对当地民间社会生活具有深刻影响的一种区域性主流宗教。此外，数以百计的论文对中国西南、西北、东北各地区以及陕西、河北、内蒙、四川等区域天主教发展有论述。
近年来对天主教的实证研究与调查也呈上升态势。有一些是重大课题研究，如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天津市农村天主教现状与思考》(1989)、《闽浙两省宗教问题的调查与思考》(1991)、《河南省宗教现状调研报告》(1991)。上海社科院主办的《当代宗教》经常发表有关基督宗教的实证研究报告。郭大松、田海林主编的《山东宗教历史与现状调查资料选》(上、下)(韩国新星出版社，汉城，2005)是对山东宗教历史与现状的一个全面调查；复旦大学哲学系刘平《家庭教会及其世俗的政治秘密》在调研的基础上探讨了当代家庭教会的活动形式、发展阶段、阶级及运作特点；河北省社科院徐麟《世俗化处境中的河北基督宗教，根据对河北省宗教教务人员的访谈及问卷调查，分析了当代青年宗教徒思想的“世俗化”特点(17)。
吴飞著《麦芒上的圣言——一个乡村天主教群体中的信仰和生活》(香港，道风书社，2001)。作者以华北一个天主教村庄的田野调查为基础，重新理解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的宗教社会学命题，指出问题的症结并不是宗教能否促进现代化，而是宗教究竟是否可能影响到伦理生活。新教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以一套有效的技术改变了日常生活的伦理；而作者所研究的这个天主教村庄中，天主教没有形成这样一套技术，只是在仪式和组织上形成了天主教群体、一个亚群体、一个身份群体，并未在伦理层面使天主教徒有异于普通农民。教徒因为天主教的特殊身份而在义和团、文革中遭受特殊的待遇，于是又引发作者对苦难问题的关注。天主教的群体认同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对苦难的叙述中形成的。作者详细讨论了教友们的记忆、叙事等技术，触及了人们对恶与受苦的态度，以及与神义论相关的一些问题。
吴梓明、陶飞亚、赵兴胜等著《圣山下的十字架-宗教与社会互动个案研究》(香港道风书社，2005年)作者主要以泰安地区的几个基督宗教教会为主进行研究，试图“理解宗教与当地社会文化、民间风俗、其他宗教、教外人士及地方政府的关系”。尤其关注“基督教是如何受到中国社会文化、尤其是传统宗教文化及政治的影响，从而产生了更具体的互动和改变。”作者回溯了满庄天主教会与当地社会冲突适应的历史，认为当地的天主教徒的国家民族认同趋势也比较明显，与其他,宗教信仰间的关系也较和谐。对满庄天主教徒信仰的宗族性传递，也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作者在书中还大胆尝试使用了国际前沿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实际研究中运用了社会学及人类学上的观察及参与方式，并与大量的档案材料相结合。在这个课题里，当代西方新兴的宗教社会学理论，人类学与口述史学的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模式有了很好地运用。
康志杰长期研究湖北麻盘山天主教信仰情况，通过对当地天主教徒历史、信仰、礼仪的观察，阐发了天主教与当地村民的互动，认为天主教已与当地社会发生了良性的互动(18)。她还详细考察鄂西北乡村天主教的丧葬礼仪，认为教会礼仪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产生了整和(19)。这种长期追踪现状研究正是以史学考证与理论见长的天主教研究界缺乏的。
陈村富《转型期的中国基督教：浙江基督教个案研究》(东方出版社，2005年12月)是最新推出的一项个案研究。作者以浙江省温州市和浙西地区的基督新教和天主教为典型个案，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用大量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详尽地介绍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基督教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以及发展中所面临的新问题，并对城市化和世俗化潮流中的当代中国农村基督教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剖析，重点研究了转型期对中国基督教的特殊影响。这对党和政府及相关部门及时掌握宗教动态、了解宗教变化、调整宗教政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本书把田野调查和数据分析的方法引入到中国基督宗教的研究中，突破了传统的论述方式，既可供宗教研究者参考，又可作为普通读者了解当代中国基督教的一个平台。
以上是最近几年的几项区域个案研究，作者的这些探索显然对当今天主教研究有着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
台港澳门及海外的中国天主教研究
近年来，大陆、台湾、香港的天主教研究虽然都有长足的进步，但各地的起点不一样，社会和学术环境也各不相同，因此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优势。台港地区天主教研究继承了大陆1949年之前的传统。曾问学于陈垣的方豪就被认为是陈垣的学术继承人。方豪的作品有1955年著《中西交通史》(五册)，1966年著《李之藻研究》，1967年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三册)，1969年编成《方豪六十自定稿》。此外还有穆启蒙编著、侯景文译的《中国天主教史》(台北光启社，1981年再版)，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林治平《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原因(1860—1874)》等。今天台湾的天主教研究以黄一农的明清天主教传华史的研究最有特色。黄是出身理工科的无线电博士，以自己在逻辑推理和搜集资料方面的长处，成功地进入天文学史和天主教传华史等多个领域，在国际上建立起了一定的声望。近些年台湾的大陆天主教研究因为受资料及政治环境的限制有些衰落，但仍有不菲的成果问世。刘鸿凯主编的《教会与中国》分各个专题，从独特的角度审视了中国教会的发展史；台湾本地天主教实证性个案研究非常兴盛，成果颇丰。
香港在基督宗教史研究上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她邻近大陆，是中西学术交汇之地，加之研究资金充沛，且有高等学府宗教系和神学院校的学术支撑，又有较强的神学研究传统，故始终能保持较高的学术水平，并能采用较前沿的研究进路，在某种程度上帮助确立了汉语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学术标准和规范。近年来，香港学者的中国天主教研究，取得相当的研究成果。梁家麟著成《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1998)，吴梓明与大陆学者合作的《圣山下的十字架》，大陆学者吴飞在香港出版的《麦芒上的圣言》关注的都是当下天主教的状况。目前，两岸三地的基督宗教文化交流活动越来越频繁，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经常先在港台发表，香港学者的书也常拿来内地出版。这种情况加强了三地学者的合作，大大开阔了大陆学者的视野，促进了大陆学者采用新的理论和研究路径，当然也取得了很多合作成果。
最后，海外学者的研究以美、法等国为主。1929年，在王治心之前，美国著名宣教史家、曾在中国担任教会教育事工的耶鲁大学教授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出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一书，直到今天仍是无法超越的鸿篇巨制。全书共分30章，有930页，涵括景教、也里可温教、东正教、天主教及新教来华宣教的千年历史，为海外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它对华人的宗教经验无法充分地把握，故侧重外国传教士的在华活动。上世纪5、60年代以来，哈佛的一代汉学宗师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和他的同事及门生，开创从以西方为中心的“宣教史”到以本地教会为中心的“教会史”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模式，继续引领海外中国基督宗教的研究潮流，当前国外、大陆和台港不少从事中国基督宗教研究的新锐学者受其影响很大(20)。
法国汉学家史式徽的《江南传教史》(中译本 1983)论述精到，是研究区域史的杰作；沙百里所著《中国基督徒史》(中译本，1998)则引人注目的将研究中心从热点的传教士转向了向来被人们所忽视的本土信徒，开创了新的学术领域。谢和耐的《中国和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是被视为完成天主教在华传播史研究范式转移的名著。意大利因是梵蒂冈的所在地，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故能写出《魂牵雪域——西藏最早的天主教传教会》(21) 这样区域天主教研究的作品。主要论述17世纪初期，葡萄牙耶稣会安东尼奥·德·安东德神父为首的天主教传教士，从印度北部进入我国西藏开教及其失败。连我们的东邻韩国也有人开始关注中国的天主教研究。李宽俶的《中国基督教史略》(22) 内容虽然不深也不新，但作为教会中人和一个与中国遭遇同样被侵略命运的国家的人，有着难得的同情与理解。
中国的天主教研究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放眼港台与海外及时了解最新的学术理论与方法，至为重要。近年来有影响的研究者如卓新平、刘小枫、陶飞亚、彭小瑜、章雪富、吴飞等，很多都有海外及港台学习经历。在这块园地里如果充耳不闻，只能是坐井观天，陈腐不堪了。
中国天主教研究前瞻
在天主教研究中，范式的转换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教史的研究经历“文化侵略”、“文化交流”和“现代化”范式的转换，打破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从80年代后期成为中国近代史和宗教研究中的显学。但是进入21世纪，三大范式的转换之后，现代化范式已露出疲态，急需建构新的研究范式。王立新认为爱德华·萨义德等人提出的后殖民理论，特别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会为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解释框架。后殖民理论认为仅仅在现代化取向下关注对传教士在华文化活动与中国新文化的建构之间的关系是不够的，还需运用民族主义话语剖析传教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信仰的解构性影响。这就向研究者展现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可以成为传教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23)。相对于王立新指出的范式危机，在天主教研究方面方法论上的转型可能更为急迫。中国传统宗教的研究中有根深蒂固的历史学倾向，对此，思想史家葛兆光表示出了忧虑，他认为研究者怎样弥补史料的不足和穿透过去史料上的重重迷雾，“恐怕人类学的田野发掘是一个必要的手段(24)。”而这种被预期的中国宗教研究范式实际上在西方已是一种习惯范式。他们不仅在本国宗教研究中使用这种范式，而且很早就在中国宗教研究中运用此范式。象较早的Groot的《中国宗教制度》(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六卷本就使用了此范式，至今西方的中国宗教研究者都习惯用这一范式。中国的天主教研究中却有浓厚的史学倾向，厚古薄今现象较重，对建国以来的天主教尤其是当代天主教研究的欠缺，即是一个明证。
天主教史的研究，这是中国天主教研究最成熟的方向，有着几十年的资料积累，而怎样切入1949年以后的当代天主教史研究，仍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传统的以历史学、宗教哲学为擅长的研究队伍，在宗教社会学研究方面处于失语状态。未来天主教研究可能涉及天主教与其它宗教的比较与对话，天主教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国天主教的历史与现状，天主教与区域社会的发展，天主教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基督徒的终极关怀与现实生存，中国天主教发展的分析、展望与预测等热点问题。对此，各个学科的单打独斗显然已无法满足天主教研究的需求。转换视角，吸纳新理论新方法，摆脱驾轻就熟的传统典范，走跨学科多途发展的路才能提升研究的层次。也就是说如何把宗教学、历史学和社会学及人类学及社会心理学等相关学科不断进行整合，坚持跨宗教的对话，从而把中国大主教研究不断推向深入。虽然已经有不少的学者在此方面作出了成功的努力，但现在这个范式的转移才不过刚刚开始。
对中国天主教研究的意义，卓新平先生曾这样指出：中国基督宗教研究因其存在与发展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和惟一性，使中国的基督宗教研究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意义，在世界基督宗教研究的学术论坛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25)。著名宗教学家何光沪认为：基督宗教研究“有助于中国学术界观察与反思世俗社会制度，从中获取有益的思想和教训。也有助于国人破除传统的天人合一观恢复上下之分，认识到人本身及与其它造物的相互依存平等关系(26)”。应该说，这正是旧有的中国学术所缺乏的。这个论述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中国已经加入WTO，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必然是宗教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社会将更为开放多元，信仰包容度将进一步增大。显然，中国天主教的发展已进入新时代，对天主教的学术研究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搞好跨学科整合，探索新的研究范式，在关注历史研究的同时不断增强现实关切性，应是今日中国天主教研究发展的方向。
注释：
①有关内容可参考钱国权：天主教在华传播史的研究状况概述，《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②何光沪：基督宗教研究对中国学术的意义，《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通讯》创刊号，2001年。
③刘天路/苏位智：50年来义和团研究述评，《文史哲》2003年第6期。
④同上。
⑤李时岳：《反洋教斗争的性质及其它》，《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
⑥持此观点的主要有覃光广、冯利《关于中国近代教案研究方法的反思》；吴金钟：《近代中国教案史研究综述》，两文均见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编：《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⑦牟安世：《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和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4期；《再论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和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2期。
⑧李时岳《反洋教斗争的性质及其它》，《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覃光广、冯利《关于中国近代教案研究方法的反思》，见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编：《近代中国教案研究》，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
⑨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张玉田：《应当全面看待义和团运动》，《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⑩丁名楠：《义和团运动评价中的几个问题》，载路遥编《义和团运动》，巴蜀书社，1985年。还可参考《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11)吕大吉：中国现代宗教学术研究一百年的回顾与展望，《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12)曹中建主编：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6，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3)见卓新平、许志伟主编《基督宗教研究》第一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45页。
(14)曾传辉：中国内地基督教研究的现状、影响与趋势，见2004年台湾真理大学举办“第六届‘宗教与行政’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http: //www. au. edu. tw/ox_view/edu/religious/all-in-one-6th. htm
(15)徐以骅：基督教在华高等教育初探，《复旦学报》，1986年5期。
(16)此书系章开沅主编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中的1种，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
(17)“世俗化处境中的基督宗教”学术研讨会，见曹中建主编《中国宗教研究年鉴2001—200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8)可参考《论当代天主教礼仪文化的若干特点》，载赵建敏主编《天主教研究论辑》第一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还可参考：关于湖北磨盘山神权社会的考察，《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3期。
(19)“现状与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http//: www. philosophyol. com. htm
(20)有关台港及海外的教会史研究可参徐以骅：教会史研究之今昔，香港，《恩福杂志》，总第16期。
(21)[意]G. M. 托斯卡诺著，伍昆明、区易炳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
(22)[韩]李宽俶：中国基督教史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23)王立新：后殖民理论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
(24)葛兆光：中国宗教史研究百年回顾，载《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7—1998)》，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25)参见卓新平：当代中国基督宗教研究，见《基督宗教研究》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26)何光沪：基督宗教研究对中国学术的意义，《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通讯》，创刊号(2001年)。
（原载《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7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