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复古神道与国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与近世国学的关系尤为重要，但就什么是国学，何谓复古神道，其外延所指为何，复古神道与国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在日本学术界，很难找到一种被大家普遍接受的概念和观点。在此，笔者主要对二者关系做一梳理。
一
日本学界对国学的理解，一般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国学，从字义上来讲就是“国之学问，是以日本国为对象的学问”[1]。重松信弘在《国学思想》一书中认为，国学一词，在近世以后是在种种意义上来使用的，“在狭义上是神道学的意思，在广义上则是日本的典籍学，在更广的意义上甚至被作为有关日本之学来使用”[2]。也就是说，广义的国学是在与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儒学、佛学等学问相对的意义上来使用的，是专门研究日本典籍的学问。
狭义的国学，则是以复古为目的而研究日本典籍的学问，从时间上来说，大体上是指近世国学。《神道大辞典》认为：“狭义的国学，是指近世所产生的以国家精神为中心的一系列的学问运动……这种意义上的国学的对象，特别是指古代日本……国学也被称为古学，所以，古道被作为国学的学问理想的原因也就在这里。所谓古道，是指将国学的国家精神在宗教意义上进行思考时所产生的关于道的认识，并且它只存在于古代。从研究态度和方法上来看，国学非常重视文献，从而又可称作古典学、古文献学……从目的精神上来看，国学是以国家精神或古道作为中心的学问；从态度方法上来看，国学是以古典和古文献作为对象的学问。”[3]在日本学术界，基本上是在狭义上来把握国学概念的。如《日本国语大辞典》认为，国学是“江户时代中期兴起的学问之一”[4]。日野龙夫认为，国学是“近世始于契冲，经荷田春满、贺茂真渊，由本居宣长集大成的、研究日本古典文学和古代文化的学问”[5]。阿部秋生认为，国学“又称和学、古学、皇朝学、日本文献学等，其目的在于，通过古代文献，将儒教、佛教传来以前日本独自的思考，把握为贯通古今的日本人的基本之道(古道、神之道)，这种以文献学的方法研究古代文献的学问，在贞享、元禄之际已经成形”[6]。山田孝雄在其所著《国学之本义》中，也认为“国学是由荷田春满所提倡，贺茂真渊所继承，本居宣长集大成，平田笃胤所扩张了的一系列国学”[7]。《平田笃胤》一书则认为，“国学就是国家之学，是以理解日本国家的本质、国家的精神，究明日本国家之道为目的之学问。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构成此学问系统的基础性的东西，但直到近世才形成了国学。”[8]野村八良认为，“作为学问的国学，一言以蔽之，就是研究国书之学，……是研究国典之学。因此，作为国学史所论述的国学，就是所谓的近世国学，主要是在僧契冲、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人之间发展起来的。”[9]
从以上对国学广狭两义的区分来看，广义的国学，主要是从研究对象上来把握的，即相对于研究儒佛等外来思想文化或典籍，主要是指研究日本典籍的学问；狭义的国学则是侧重于从研究目的和态度上来把握的，一般来讲，主要表现在排斥外来文化和复古上，与所谓“国家精神”的自觉联系在一起。如佐藤通次所指出的，“建立了学问原理的自觉，并且与神道有关联的国典之学，被称作‘国学’，世称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师弟系列为‘国学四大人’。”[10]河野省三指出，从狭义上来解释的话，“国学就是主要通过忠实地研究作为日本文化源流的日本古典，专门阐明作为日本精神中心的神道，并且发扬我国体之精华的学问。”[11]当然，这种划分法，并没有涵盖日本学术界的所有观点。
在日本学术界，对复古神道的把握大致上也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复古神道，一般是指江户时代中期到末期始于荷田春满，经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到平田笃胤为止(有的则包括了平田笃胤的后继者在内)所主张的神道学说。如《日本国语大辞典》认为，复古神道是“基于对日本古典的解释，排斥儒教、佛教的影响，主张回归纯粹的日本古代神道的神道学说。江户中期以来，由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等提倡，至平田笃胤成为一种社会的力量”[12]。河野省三在其《国学之研究》的第4章“纯神道论”中指出：“此神道之复古，是春满以来的国学者倾注全力的方面，特别是通过宣长、笃胤的努力，几乎完全达到了其目的。”[13]安津素彦认为，复古神道是学派神道之一，属于这一学派的有契冲、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伴信友、平田笃胤、佐藤信渊、大国隆正、铃木重胤。[14]《神道大辞典》中，也认为，复古神道萌发于荷田春满，至贺茂真渊而具体化，由本居宣长集大成，发展到平田笃胤则在强烈的信念之下将其学说进行普及宣传。[15]小野清秀的《神道哲学》第8章“复古神道”，在阐述复古神道时，就是围绕所谓国学四大人来展开的。[16]因此，他所理解的复古神道，亦可归入广义之列。
狭义的复古神道一般则是指平田笃胤的神道。小林健三在其《复古神道》一书中认为，“复古神道是以《古事记》、祝词为主而建立的神道学说。”[17]复古神道的本质，是以本居宣长为渊源，至平田笃胤而展开的，即复古神道之学，是从本居宣长的学说出发，由平田笃胤完成的。[18]纵观小林健三的论述，他是把平田学等同于复古神道的，换言之，复古神道也就是平田学。村上重良也是在狭义上来把握复古神道的，如他在《国家神道》一书中指出，江户时代后期，国学系统的平田笃胤倡导复古神道，而本居宣长并没有特别展开自己的神道观，是其门人平田笃胤“重新展开了国学的宗教面，并创造了复古神道成体系的教义”。[19]佐藤通次在《神道哲理》一书中也是在狭义上来把握复古神道的，认为“点燃复古神道烽火的是国学者荷田春满”，但荷田春满、贺茂真渊和本居宣长只是为复古神道做了准备性的工作，明确主张复古神道之道的“是国学四大人中最后的平田笃胤”。[20]
以上只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将日本学术界对国学、复古神道概念的把握做了极为简单的归纳，就实际情况而言，要复杂得多，有的学者对这些概念的界定，可以说还是相当不严密的。如平重道认为，复古神道是“江户时代中期的国学者们的复古主义的神道”。这里的国学者，就是指契冲、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和平田笃胤所构成的学派。但同时又认为，最后出现的平田笃胤则采取了信仰由文献学所阐明的古道的立场，因而把他作为复古神道之祖。[21]森瑞枝则认为，复古神道“又称纯神道、古道神道、国学神道、神道复古派等，一般多用来总称近世国学的神道思想(古道)。然而，并不是指整个国学的神道思想，而大多是用来指称继承因灵魂观、幽冥观的体系化而极具宗教性格的平田笃胤的思想，从而展开王政复古、尊王攘夷运动的国学系神道，即把国学者在幕末、维新期的运动过程中提出的神道称作‘复古’”，“大正年间，从哲学史、思想史的观点出发，又提出了近世国学的问题，相对于中世以前的神道论，把四大人的古道论称作纯神道、国学神道、复古派国学、复古神道。”[22]他们均是同时在广义和狭义两种意义上来解释复古神道的，这不能说是他们不知复古神道有广狭两义之区别，而只能是反映了复古神道事实本身的复杂性和日本学术界对之把握的不统一性。
二
对复古神道与国学关系的理解，大致上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我们称之为“等同论”，一般把复古神道与国学看成一回事。如三枝博音、鸟井博郎在《日本宗教思想史》第6章“神道思想的重新抬头”之“前言”中，认为复古神道“是始于贺茂真渊、由本居宣长完成、被平田笃胤发展改作了的，即普通被称作国学的流派”[23]。在“复古神道”一节中，列举了这种国学所确立的三种宗教态度，即“非合理主义的信仰热情，绝对人格神的确立以及作为前两者手段的对儒教、佛教的彻底排击”[24]。西田长男则认为，契冲的学问触发了荷田春满，最终在春满的门下出现了贺茂真渊，在真渊的门下出现了本居宣长，在宣长的门下出现了“殁后门人”平田笃胤，这样“国学=复古神道得到了多彩的发展，直至明治维新”[25]。实际上也就是说，在“国学四大人”那里，国学就是复古神道。山田孝雄在《神道思想史》中的观点与此基本相同，在“复古神道”一节中，认为国学源于荷田春满，由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四人完成，把此四人的研究看成一个系统的学问，这就是复古神道、纯神道。[26]安津素彦、梅田义彦编的《神道辞典》，虽有“国学”这一条目，但却是放在“复古神道”条目下解释的，此条目的撰写者安津素彦认为，复古神道的特色，就是将国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神典的解释上，来阐明神道就是“天照大神之道，天皇统治天下之道”。这是把国学称作古道学的原因所在。[27]从上可以得知，安津素彦把从契冲到平田笃胤及其弟子都包括在了复古神道的范畴之内。由此看来，在“等同论”之内，对复古神道外延的理解也是不一致的。
第二种观点，我们称之为“包含论”，如森瑞枝认为，国学是“江户时代兴起的学问和思想派别，以解释日本的古典、古文献为主体，有时也是复古主义主张的总称。有古道、古学、本学、和学、复古神道这种类似的概念，再就是通常被称为国学者的很多人，并不把自己的学问叫做国学，因此在概念规定上稍稍有点难度。大体上，和学是比国学意义更广的概念，古道、古学、本学、复古神道被广义的国学所包含”[28]。
第三种观点，我们称之为“核心论”。上田万年在《国学与神道》一文中指出：“国学，不用说是由德川时代所谓国学四大人所大力倡导的学问……所谓国学，即神道的学问上的研究。”[29]这也就是把神道看成了国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或核心内容。河野省三在《国学之研究》一书中则认为：“国学，从另一方面来讲就是复古神道、纯正神道，其基础或本质，不用说是存在于神道中的。”[30]这是把复古神道看做了国学的基础和本质。
比较系统地表达这一观点的是岸本芳雄，他在《神道与国学》一书的第4章“国学与复古神道”中，从正面阐述了国学与复古神道的关系。他从历史的角度出发，首先将“神学”与“和学”这对概念做了区别，认为在日本中世初期以来兴起的神道学说，进入近世以后被显著地组织化了，这就是“神学”，也就是神道的学问上的组织化的意思，是相对于儒学、佛学而言的，特别是从元禄(1688～1703)、享保(1716～1735)之际到文化(1804～1817)文政(1818～1829)之际，“神学”一语被广泛使用，并且出版了相当数量的标榜神学的书籍。同时，当时还流行“和学”一词，即从广义上指称与研究汉籍的汉学相对的研究日本国书的学问。但当时所谓的神学与和学未必具有同样的性质。他接着指出，另一方面还有“国学”一词，开始在比和学更接近神学的意义上来使用。随着和学的古典研究的进步，产生了基于古语、古典的正确知识阐明古意的学风，这种学风的发展，就是所谓的国学。因而，和学是构成国学的一部分，而不是国学的全体。“总之，构成国学的中心、根干的，是复古神道的倡导；若没有复古神道，国学就只能单单停留在和学的范畴内，而不能具备作为国学的真正的形态。”[31]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指出：“笃胤的古学古道论，比宣长更进了一步，由春满创唱、由宣长集大成的国学乃至复古神道，以笃胤为契机迎来了一大转机。”[32]他这里的“国学”，显然是指近世国学。
以上关于国学和复古神道的解释，基本上是日本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由于受各自研究领域和立场的限制，对二者的解释也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他们所理解的国学，主要是指在江户时代(近世)所产生的国学，也就是所谓的“近世国学”。而近世国学排斥儒佛，主张通过对古语、《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等日本古典的研究，来探求并恢复日本古代之道、神之道，在这种意义上，又可称之为“复古国学”。大概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日本学术界一般又将国学称之为“复古神道”。在这种意义上，上述的“等同论”和“核心论”实际上是一致的。因此，就国学与复古神道的关系来讲，他们一般未对二者做严格的区别，只是把二者看成了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说法而已。如河野省三所说的，“国学……其学风是学问的，其思想是神道的。”[33]薗田稔则认为，以古代神话为媒介，将以朝廷为中心的神社祭祀与地方的习俗神道结合起来，从而使之形成体系化的统一的神学的就是国学，因而，国学之所以成为国学的原因，也就在于其宗教性。[34]因此，“等同论”占据着主导地位。
我们认为，尽管复古神道与国学，特别是与近世国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决不能因此就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这除了“国学”概念本身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以外，还因为近世国学与复古神道至少在逻辑的外延上是不一致的。例如在对契冲的处理上，如上所述，不少学者已将契冲作为近世的国学者了。就连复古神道的集大成者本居宣长也指出：“所谓古学，是指不拘泥于后世之说，不管什么事情都依据古书来详细究明其根源的学问。这种学问，始于近世，契冲法师虽限于歌书，但却开拓了这种学问的研究方法，因此，此人应该说是古学的鼻祖。”[35]因此，契冲作为近世的国学者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在论述复古神道的著作中，一般都是以所谓“国学四大人”为中心而展开的，并不把契冲归入复古神道者之列。因此，不用说将广义的“国学”，就是将“近世国学”直接等同于“复古神道”，在逻辑上也是行不通的，更是与近世国学的史实不相符的。因为近世国学者之众，并不是以所谓的“国学四大人”及其正传弟子所能完全代表了的。且不说在“国学四大人”系统之外还有一大批国学者，就是在“国学四大人”系统之内，其主张也不完全一样，有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如与加藤千荫并称为“县门双璧”的村田春海(1746～1811，延享三年～文化八年)，不但没有继承贺茂真渊的古道思想，反而反对之。[36]作为本居派的国学者足代弘训(1784～1856，天明四年～安政三年)，也尊信儒学，批判“皇朝学者”(国学者)排斥“圣人之道”的“恶弊”[37]，把贺茂真渊、本居宣长不依儒佛，而是通过考证日本古书来解释《古事记》、《日本书纪》神代卷的学问称作“古学”，归入“神学”范畴，认为在解释《日本书纪》神代卷方面，“只遵守古学之说”，不免有所“固陋”。[38]因此，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史实上来看，都不能将近世国学与复古神道完全等同起来；但同时又必须指出的是，复古神道与近世国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毕竟复古神道是产生在近世国学内部的理论神道派别。
（原载《哲学动态》2004年第6期。录入编辑：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