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女性观的变革无庸置疑主要来自于中国社会内部的觉醒,但西学的催化剂作用也不容忽视。身披教袍的传教士成为西方女性观在中国的最早的传播者。
西方传教士来中国的根本目的,是想使中国人皈依上帝,用宗教来征服中国社会。英国传教士扬格非(1831～1912 年) 曾经说过:“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同黑暗势力进行斗争,拯救世人于罪恶之中,为基督教征服中国。”[1] 美国公理会一传教士也提到“中国并不是一个容易被征服的民族, ……对整个西方人来说,获得中国人牢固、持久的尊敬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令人信服的客观事实表明无论在整体上还是局部方面,西方基督文明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中国人现在的文明所无法比拟的,相反,如果不能让中国人确信这一点,那么中国人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仍会一如既往的、毫无理由的表现出一种屈尊和鄙视。”[2]
西方传教士的目的虽是想用宗教征服中国,但在他们传播宗教的同时,也把西方文化作为其附带品带入中国,西方女性观也因此相随而来,并对中国近代女性观发展产生了不可小视的作用。吕美颐等在《中国妇女运动》一书中曾经提到“此时来华的基督教各宗各派,几乎又都是在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经过改良的宗教派别,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已不同程度地渗透到宗教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宗教,乃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射。”[3] 在《剑桥晚清中国史》一书中也提到“新教徒中,很多人明确信奉男女平等的原则,而且决心投入一场十字军运动,以争取中国妇女的平等权利。”[4]
一、西方女性观在近代的发展
西方女性观之所以在近代能够对中国传统女性观产生强力碰撞,与西方女性观在近代的发展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西方文化是两种异质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在对待女性的价值评定上存在一定差异,但其中在传统女性观方面也有一些共性的东西。如进入父系社会以来,男女不平等便是中西方共有的社会现象。恩格斯曾经说过:“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5]
近代以后,中西方女性观开始出现差异。17～18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肯定了人的自由和平等。这一思想的提出,极大地推动了近代西方女性观的变革。近代西方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代表人物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人,高倡“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对封建社会的各种弊端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提出了一些对于女性的新认识。如狄德罗说“女人和男人一样属于共同的人类。”[6]认为女性地位卑下是与社会对女性教育的忽视有密切关系。孟德斯鸠也提出女性与男性能力的差异并非是天生的,而完全是后天人为造成的。这些启蒙思想家对传统女性观的驳斥,对传统女性地位低下原因的探寻,拉开了近代重新认识和评价女性价值的序幕,推动了西方女性自身的觉醒,成为影响近代西方女性观形成的重要力量。
西方女性自身的积极努力是西方女性观最终得以发生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在启蒙思想家男女平等思想的指导下,西方女性开始积极投身于对男女地位平等及权利平等的追求之中。法国女性在世界女性解放运动中充当了排头兵的角色,她们通过参与革命斗争,进一步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开始了改写传统女性观的斗争。1791 年9 月,奥伦比·德·古日发表了《妇女和公民的权利宣言》(又称《女权宣言》) ,这是法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份要求女性权利的宣言。在这一宣言的引领下,西方女性对传统女性观产生了怀疑,她们中有些人开始不再认同于传统女性观,大胆地向既定的社会规定挑战,要求拥有选举权,要求享有受教育权。这种对于传统女性观的挑战,对于女性价值的重新认识,成为近代西方女性观的突出特色。二、传教士对西方女性观的传播
在西方发展史上,教会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19 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动对外侵略时,曾经非常重视教会的作用,派遣大批传教士到殖民地传教,试图为其武力进攻扫清障碍。教会、传教士之所以受到重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传教并不仅仅是教义的传播,而且是一种民族精神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外拓。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成为西方女性观输入中国的重要媒介。
西方传教士对西方女性观的输入主要通过两大途径,一是通过报刊杂志进行理论上的宣传,二是通过实际活动,如创办女学、组织“天足会”来扩大西方女性观的影响。
19 世纪50、60 年代,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了《北华捷报》、《字林西报》、《万国公报》等。在这些报刊上,西方传教士发表了许多讨论女性问题的文章,他们在把西方女性观介绍给中国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女性观中的一些内容进行了批判。许多传教士在文章中还特别强调女性教育与国家文明教化之间的关系。传教士花之安曾指出“观教化者,必观其国中女人之地位, 以定其教化之等级。”[7] “妇女有学,今在泰西甚要,有关于政治民生”。[8] 对中国女性教育用力颇多的传教士林乐知也提出“观教化者,以女人为定格。”[9] “女俗为教化之标志。”[10]“西国教化之成为文明,未始不由于振兴女学之功。”[11]“观泰西之国,男女未曾读书者,皆引以为国耻,民间崇重学问,国家培植人材,其国所以蒸蒸日上也。”[12]《万国公报》中《论崇实学而收效》一文中介绍“泰西各国,莫重于读书,有得教化之源。……无分男女,例必入学。故通国男女,皆可挥写诵读,研究各种学问,为人所必需。……女徒入院读书,美国最多,其学问造于精微,英、法、德三国亦然。”[13] 传教士韦廉臣在1889 年发表的《治国要务论》一文中也同样强调了女性教育对国家的重要性。“妇女失教,非惟家道不成,而国亦坏其强半矣”,“坏其国之半,几将通国之人而尽坏矣”“教训妇女一端,尤国之所万不可缺者矣!”[14]
西方传教士在宣传西方女性观的同时,对中国传统女性观也进行了批判。传教士林乐知认为中国“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是极其荒谬的,指出“中国理学家常言:女子无德,以无才为有德,推其言外之意,实见夫有才之女子,决难必其为有德者也。”认为“中国女人之地位,所以不能振拔者,明教纲常有以限之也。”[15]缠足是中国延续千年之久的陋习,对中国女性伤害极大,传教士到中国以后,对于改变这种陋习也做出了许多的努力,19 世纪70年代,西方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多篇反缠足的文章。英国传教士秀耀春指出“夫上帝生人,不分男女各予两足……今任女子缠足,竟将重用之肢,归于无用之地,辜天恩,悖天理,违天命。罪恶丛生。”[16] 厦门的一位牧师也指出“今观天下,除中国以外,妇女均无缠足,可见上主造人之足形,男女无二致,此古今之通义也。”[17]
西方传教士对于西方女性观不仅有理论上的宣传,而且还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践活动,从而扩大了西方女性观在中国的影响力度,为中国女性观的变革奠定了基础。其实践活动之一,便是在中国创办教会女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女性一直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一直到1844 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会”会员爱尔德塞在宁波创办女塾,中国才出现了第一所女子学校。之后,教会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开办了女学,出现了“教会所至,女塾接轨”的局面。据统计,到1877 年止,基督教在华所设女日校82 所,女寄宿学校39 所,共招收女学生2101 人[18] 。
19 世纪70 年代以前,教会女学的办学层次很低,主要相当于小学水平。19 世纪70 年代以后,教会开办的女子中学也开始出现。如1890 年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的中西女塾,就是当时较有影响的一所相当于中学水平的教会女学。到20 世纪初,教会又开始关注女性高等教育,开办了教会女子大学。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教会女子大学,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据资料《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中记载,到1922 年时,在教会学校学习的女生,初小为48350 人,高小为9409 人,中学为2569 人,师范为262 人;专门为159 人,圣经为1635人,医学为78 人,盲童为508 人,总计62970 人。[19]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兴办女学,是对中国传统女性观的极大挑战,为中国人自办女学树立了样板。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实践活动之二是成立“天足会”。传教士不仅撰写文章对女性缠足的危害性进行宣传,而且还成立组织,推动禁缠足活动。伦敦传教会的牧师约翰·麦克高望会同一些在厦门的传教士,在1875 年组织了“天足会”,该会规定凡不愿为女儿缠足者,均可入会,入会者要立约划押,保证履行公约。1895 年4 月,西方传教士又在上海成立“天足会”,尽管这些组织的活动主要局限在教徒范围内,但其客观的示范作用却是很大的。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女性问题的关注,主要还是出于宗教的目的,但对西方女性观的介绍,对中国传统女性观的批驳,却开通了中国人的眼界,对中国传统女性观的变革起到了启蒙作用。当然,由于西方传教士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传教,对西方女性观的介绍也是为其传教服务的,这决定了他们对西方女性观的宣传,只能是肤浅而有限的。
（原载《北京理工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