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督教: 进入后现代世界的源泉抑或障碍?
基督教已经在西方世界丧失了其占统治地位的作用。在很多国家, 基督教在政治上不再被确立为官方的和受到国家支持的宗教; 而且, 即使在那些仍存在着这种支持的地方, 它也正在衰落。更重要的是, 基督教在大多数公民的信仰体系中已不再占主要地位, 甚至大多数加入教会的人的基本态度和信念也是通过其它源泉而非基督教共同体及其传统而形成的。
许多世俗的美国人都承认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 天主教教会这样一种对诸多社会问题颇有影响的力量也一直为那些对社会变革感兴趣的人所注重。最近, 保守的新教徒大张旗鼓地发出了他们的声音。遍及世界的、有时被称为宗教、有时又被当作反西方世俗主义力量的“原教旨主义”的兴起, 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美国, 宗教的多样性被认为是和统一的社会实践与教育实践相抵触的。
然而, 那些从外部观察西方文化的人不难看到, 即使在其当前的、高度世俗化的形式中, 西方文化(无论好坏) 也是基督教的一种产物。当世俗的西方人将其自身的价值当作宗教上中立的价值时, 其他人则可能把它体验为一种新形式的文化傲慢(cultural arrogance)和文化帝国主义。在一种日益增长的多元论背景中, 忽视我们分有的基督教传统这一历史事实, 制约了对各种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的有效回应。而且, 公开承担基督教义务的人远未灭绝。在全世界, 基督教声称拥有所有宗教传统中最多的追随者。尽管这些追随者的大多数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 但仍有许多严肃的基督徒, 即使是在那些最世俗化的西方国家也是如此。
大多数世俗思想都把基督教当作后现代变革(甚至现代性) 的一个障碍。基督教在多种宗教和文化传统(基于这些传统, 必定会形成一种后现代的、世俗的或多元论的文化) 中,被视为一种明达的(informing) 宗教。由于基督教在过去一直占统治地位, 大多数解构都是针对这一特定传统的解构。大量对这一传统承担了义务的辩护者的涌现, 使得必需的解构困难重重。理解这一传统可能很重要, 但许多现代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也许未必都认识到,人们可能求助于它。然而, 现实要复杂得多。某些基督徒以种种方式将其传统理解为进入后现代世界的一个积极的源泉。而且, 这些理解方式不是从外部强加的, 而是来自其内部的反思。
基督教是步入一个后现代世界的障碍还是源泉, 取决于其追随者如何理解其信仰的意义。它对一个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呢? 大多数主要的答案都把基督教当作一种障碍, 但另一种理解信仰的方式则把它当作了一个源泉。
我们可以以一种高度概括的(schematic) 方式来考察这个问题的几种答案。第一, 占统治地位的前现代的答案是另一个世界的(otherworldly) 。另一个世界被分为回报的王国和惩罚的王国。这些王国是永存的, 其至关重要性也是不可否认的。成为一个基督徒, 就是通过教会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宠, 这种恩宠调和了上帝对罪恶的饶恕和神的保佑的赐予。第二, 在现代性中, 注意力转向了这一个世界。来世的信仰由于来世祈盼回报、害怕惩罚、鼓励今世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这样一种假定而长期得以延续。然而, 到了19 世纪, 在一些主要的基督教思想家当中, 诉诸另一个世界的回报和惩罚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他们关注的是基督徒在此岸世界的生活方式, 成为一个基督徒, 就是成为那个分有宗教经验和宗教生活之最高形式的共同体的一员。第三, 随着现代性的发展, 基督教优越于其它宗教传统和共同体的主张失去了说服力, 这种主张已经被所有伟大宗教传统都以同一目标为旨归的观点所替代。道路是不同的, 但达到目标的可能性却是相同的, 这个目标可以被理解为与邻人的友爱交往、对神的适当回应、与最高实在的结合、或从自我中心到现实中心的转化。由于基督教提供了通往最高目标的成功而有效的途径, 那些为基督教传统所塑造的人便有充分的理由继续追寻这条道路。但从一种后现代的观点看, 应该拒斥这种把统一体强加于不同共同体的努力, 无论这种意图多么宏大, 其结果都是霸权的。第四, 后现代主义对基督教神学的影响在那些拒斥任何普遍诉求的人当中最为明显。他们承认, 基督教作为其它共同体中的一个共同体有其自身独特的传统和实践。成为一个基督徒, 不是要比较基督教和其它宗教并声称其优越性或平等性。它不是试图将基督教教训强加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 而是要使人自身植根于其自身的共同体, 更深刻地拥有(appropriating) 其价值和意义, 并根据其传说和仪式而生活。
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都熟悉对基督教的这种理解的论证, 它拒斥了语言映照了一种客观和独立的实在的观点。只有语言才能通向一个“实在的”世界, 因此语言不可能与那个世界相符。相反, 我们栖居的世界是一个语言的世界。这表明, 基督教教义不应被视为关于事物本身的各种断言, 它们不应该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相反, 它们构造了一个能够规范理解和生活的符号和意义的系统。这样, 基督教才能把自己理解为一个文化—语言系统。这种神学后现代主义具有这样的优点, 它放弃了所有基督教的霸权主张, 使其他人具有根据其选择的意义系统塑造其生活的平等权利。这当然是一种进步, 由此而塑造的基督徒才可能关照他人及邻人, 不把自己的意志和价值强加给他们, 他们将为满足社会的某些需要做出积极的贡献。但是, 尚不清楚的是, 那些接受了这种理解的基督徒能否像基督徒那样有助于更广泛的社会中的政策的形成呢? 如果能够的活, 他们的活动似乎不像是基督徒, 而像是某些具有其它认同的人。然而, 人们承继的符号系统鼓励人们关怀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 而且, 社会的利益不可能只靠个人而获得。
二、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运动的基督教
对基督徒来说, 还有另一种理解自身的方式, 这种方式自然地产生于其传统, 但却完全不同于那种具有前现代和现代观点的文化—语言运动。这就是把基督教理解为一种社会—历史运动的方式, 这种阐释可以追溯到那种和后现代主义有许多共鸣的美国新教徒的“现代主义”。
根据我的这种认识, 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将自身置于基督教共同体之中, 这种共同体乃是一个变化的、产生于漫长的历史之中并步入一种不确定的未来的共同体。当然, 成为一种社会—历史运动并没有把基督教与其它主要传统区分开来, 基督教运动的特质在于其特定的起源和历史。基督教起源于以色列以耶稣为中心的事件以及围绕他而产生的那个共同体, 对这个共同体的发展至关重要的乃是其对自然、对耶稣死后的使命的解释, 以及他在信徒面前的显现。简言之, 历史事件的这种复合(complex) 可以被称为“耶稣事件”。但是, 起源于那个事件本身并不能把这个运动定义为基督教的运动。西方世俗主义也根源于那个事件并不表明所有的西方世俗主义者现在都是基督徒, 甚至那些承认他们的根基的人也并不一定是基督徒。基督教运动认为, 那些原初的事件具有规范的意义( normative significance) 。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世俗的人道主义者、存在主义者和后基督教女权主义者都承认其耶稣事件的背景, 但却不再把它当作各种规范的源泉。他们不再自视为基督徒, 但他们的喜好应该受到尊重。
基督教共同体通常认为, 耶稣事件植根于以色列的历史中, 并在其早期的历史中发现了许多规范的意义。它通常定期聚会以唤起对早期历史和耶稣事件本身的回忆, 它通常很重视《圣经》中关于以色列人的生活和耶稣事件的文字记载。还可以指出它的许多其它的日常实践, 但是, 一种定义只要能确定界限(其中仍可以有很大差异) 便足以。而且, 无论多么仔细地划出界限, 仍会有很多越界的情况发生, 只是它不能取消定义。
信仰对这种社会—历史运动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这种共同体中的亚群体对原初事件的意义分歧很大的话, 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同心协力。今天, 人们已经很难理解早期教会中由于对基督论和三一体的分歧而引起的感情纠纷了, 因为这些分歧与我们之间现在的分歧已经不同了。但在当时, 把他们联系起来的乃是理解拯救的方式, 而且很多问题都取决于它。显然, 成为基督教运动的一个部分并不能决定人们对所有问题的看法。这部分地是因为, 基督教认同并不排斥其它社会力量的影响, 教会中的很多思想都从属于这些其它力量。许多人热情地肯定了那些完全不同于这种传统的人的信仰和态度的重要性, 但分歧还是存在, 因为人们对耶稣事件对我们时代的意义、以及教会对各种新挑战的积极回应等问题, 仍有不同意见。
神学的任务在于澄清分歧和站稳立场。要成为神学家, 就必须先要成为基督徒。这种意图越彻底地得到澄清, 神学家的任务就完成得越好。但是, 以此而取胜的那些神学家们仍有分歧,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基督教的这种理解具有后现代主义的那种文化—语言形式的某些优点, 它完全面向其它宗教共同体的自我定义, 不对其作任何强加。它并不试图同化其它宗教, 或以任何方式把它们预断(prejudge) 为低劣于、等同于或优越于基督教的宗教。简言之, 它不是霸权的。
对基督教的这种理解方式承认, 信仰在文化上是被塑造的、并在共同体中有其作用和意义, 它们不是绝对真理的终极陈述。但是, 和文化—语言学派一样, 社会—历史学派并不承诺拒斥这样一种信仰, 即上帝、世界和人的历史有一种独立于我们的思想和语言的实在。在从理智上回应各种变化中的境遇的过程中, 教会试图尽可能地重新阐述其教训。好的教训不只是那些符合过去的教训或使其成员生活得更好的教训, 而且也是那些尽可能完全符合那个时代最先进的知识的教训。这种知识(它们总是零碎的和不尽完善的) 是和世界的存在方式相符的, 教会应该力图更准确地阐述其教训。例如, 过去两百年的考证已经对《圣经》是如何产生的以及耶稣其人给出了更为精确的说明。当然, 关于这些事情仍有一些合法的争论。然而, 在那些严肃地对待历史考据的人当中, 争论的参量(parameters) 已经变了。现在,某些以过去教训为基础的假定由于太难以置信而被推翻了。教会应依据这种增长了的历史知识重新阐述其教训, 使之更贴近历史上可能发生的事件。同样, 我们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也有了巨大进展。现在我们确信, 世界已经有6000 多年的历史。已经修改了的我们关于创世的教训考虑到了这一因素, 这是理所当然的。随着宇宙大爆炸(Big Bang) 越来越可能成为关于我们的宇宙的起源的传说(story) , 我们的教训应该反映这种新的理解。这样, 它们才更可能符合实际发生的事件。
即使几个世纪以来教会的教训显然做了修改, 许多基督徒还是因为教训的这种相对化受到了干扰。某些基督徒试图确立一套永恒不变的, 与变化着的文化、历史研究、自然科学无关的教训。他们宣称, 这些教训乃是基督教的基本教训。其他人则认为, 没有一种语言阐述能具有这种绝对性, 他们诉诸的是前主题的信仰、旨趣或生活方式, 这就大大缓解了这个问题。
然而, 确立某种必须概括所有基督徒旨归的不变模式这种努力不同于社会—历史学派的努力。确有一些教训和实践概括了两千多年来所有虔诚的基督徒的特征, 但把它们当作基督教的不变本质则是一个错误。在下个世纪, 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概括了迄今我们所有人的特征的问题。对我们的新境遇来说, 如果我们关于我们的历史的意义的新反思导致我们摈弃了那些教训或特征, 我们并不会因此而不像一个基督徒。相反, 由于一种假想的不变本质的缘故而拒斥变革, 才是一种信仰的丧失。
三、怀特海式的后现代主义对耶稣基督的理解
基督教运动的核心教训是关于耶稣和“基督”的教训。问题在于, 我们如何理解我们的运动的原初事件, 以及它们今天对我们的感召。耶稣处于那些事件的中心。
两个世纪以来, 关于耶稣的思考一直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现代历史编纂学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但对基督徒来说, 这个问题超越了现代历史学家的能力,因为现代历史编纂学不可能讨论上帝的动因(agency) 。在尽可能地向历史学家讨教的同时,神学家们问道: 上帝是如何卷入耶稣事件的呢?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表明, 基督论不可能和上帝的教义相分离。尽管没有历史学家的帮助我们就不能回答我们的这个问题, 但现代历史学家所作的各种假定甚至妨碍了他们提出这个一直对基督教运动至关重要的问题。对当今这种运动来说, 一种解决方法是接受建立在现代历史编纂学基础上的假定, 即上帝并不在世界上活动。由此才可能在有一种共识(consensus) 并以此为出发点的时候, 完全接受历史学家的共识。另一种解决方法是, 通过把我们的断言建立在那些最早的目击者所叙述( testimony)的事件的基础上来弱化历史学家的作用, 我们可以把这种叙述本身当作我们的运动的决定性开端。
怀特海式的后现代主义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基督徒可以把他们对上帝在世界中的在场(presence) 的理解和我们从忽略了这个问题的历史学家那里了解的东西联系起来, 这样, 我们就可能对上帝如何存在于耶稣和早期教会中的问题提出新的判断。这将使我们认真地对待教父们为理解上帝在耶稣中的道成肉身(incarnation) 所作的各种努力, 即使是在认识到他们提出的某些问题和概念范畴不同于我们的问题和概念范畴的时候。怀特海通过为上帝是在场的和活动的这一广泛的基督教信仰提供一种后现代的哲学基础而提出了这种可能。在一种完全技术的意义上, 上帝存在于万物之中。果若如此, 上帝也存在于耶稣和以他为中心、后来发展为教会的共同体中。因此, 阐述一种基督论所遇到的问题不同于教父们所面临的问题。但对他们来说, 把受造物和上帝看作外在相关的实体的问题就是如何在这种独特的情况中肯定上帝与人内在相关的问题。既然他们认为超自然主义不成问题, 他们就很容易把耶稣这个人的某个部分看作是由神代替的。但他们反对这种选择, 因为耶稣是完整的人这一断言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此, 他们便发展了这样一种观念, 即一种存在可以不失去其特性而和另一种存在相混合。这样, 他们就迈向了一种内在关系的学说, 他们也用这种学说来理解三一体的各个成员是如何相互构成的。怀特海相信, 亚历山大的(Alexandrian) 和安蒂奥克的(Antionchene) 神学家们通过发展一种内在关系的教义在形而上学方面比柏拉图更进了一步。
基督徒现在可以从教父们结束的地方开始了。上帝不仅存在于并不缺乏人性的耶稣中,而且存在于我们大家中。因此, 在字面上肯定道成肉身是不成问题的。但是, 道成肉身的教义不只是关于上帝在世界上的在场的, 而且也是关于耶稣的独特权威和本质的, 这正是现在挑战我们的东西。
耶稣在基督教运动中的独特作用并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 今天我们应该赋予他什么样的权威。一种运动的创始人可以不被认为有着特别的洞见或智慧, 人们可以承认他的贡献,而不必在未来返过来求助于他或她。但直到现在, 教会还在把耶稣及其门徒当作权威。这可靠吗? 或者, 人们所假定的上帝化身于他的那个人是全知全能、绝对正确的只是一种习惯吗?
这些问题都是目前实践的根本问题。教会乃是一个不仅起源于耶稣事件、而且试图通过对那个事件的回忆而获得知识的共同体。当它不再认为那是一个规范事件的时候, 它就不再会通过诵读、圣餐和布道来保持活生生的回忆。这样, 基督教运动也就将终结了。
尽管这个事件的权威性的问题不同于上帝如何在耶稣中的在场的问题, 但它们的关系总是很密切。如果上帝在耶稣中在场的方式没有什么不正常, 那么还有其它的依据赋予他特殊的权威吗? 如果有, 它们是什么呢? 如果这种关系有些不正常, 那么就应该肯定和澄清这一点, 以便人们能够理解这种权威的本质及其局限。假定上帝在所有人中都在场以及基督徒对耶稣有着特殊的敬仰是一个事实, 最简单的答案可能是, 耶稣比大多数其他人更完全地符合上帝的旨意。少数基督徒怀疑这一点。这一判断的真理性保证了赋予耶稣以一种善和精神崇高(goodness and spiritual greatness) 的例证的权威, 进而, 一个很善的人也更可能比其他人具有准确的洞见。因此, 聆听他的教训是恰当的。
第二个没有特殊争议的问题是, 耶稣担负的使命是独特的。尽管我们如何确定这一使命是有争议的, 但某些要素在历史上却是无可争议的。无论是否有意, 正是耶稣发起了这种基督徒藉以发现其自身的运动。这种运动更加面向非犹太人( Gentiles) , 正是由于基督教在非犹太人当中获得了巨大成功, 这种运动才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意义。这给了我们把任何特殊的权威等同于耶稣的言行的理由吗? 显然不是。既然耶稣本人并没有预见到后来的各种事件, 人们就很难明白我们何以应该基于他独特的劳作而特别关注他的教训。那种教训不是指向我们的, 而且作为实际的忠告, 它大多是可疑的。然而, 耶稣的同代人深受耶稣教训权威性的那种模糊主张的影响, 而且这种主张至今还有很大影响。即使当人们认识到他们不愿直接根据耶稣的教训去行动的时候, 许多人仍感受到它的影响。对耶稣的教训和行动的这种独特本质还有什么解释吗?
怀特海式的后现代主义形式提出了一种值得探究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通过解构现代的自我并用一种能以多种方式建构的自我取代它而实现的, 即它是通过其“领悟(prehension) ”的学说实现的。一种领悟就是一个现实实体包括另一个现实实体的方式。怀特海看到的不是微小的实体, 而是一些事件, 它们乃是“经验的机遇(occasions of experience) ”。每一个这样的事件都是由流入(flow into) 它的其它事件的方式构成的, 这种流入(inflowing) 乃是过去机遇(对它来说, 它现在是生成的) 的因果效应。这种机遇就是生成, 包括了一个过去事件的那种活动就是一种领悟。
在普通机遇中最重要的领悟乃是对当下环境的领悟, 这种环境总是包括了上帝。就一个人的经验而言, 它不仅包括大脑中的神经细胞经验, 而且包括人自身当下过去的经验。
解构连续的自我(continuous self) 为基于一种连续的人的经验重构这个自我作了准备。在普通成人的经验中, 至少是在现代西方, 关于人的自决( self- determination) , 最具决定性的领悟是人对其自身个人的过去(personal past) 的领悟。正是这种领悟的凸现, 产生了一种实体自我(substantial self) 的概念。怀特海式的后现代主义者断言, 这种联系通过时间确立了人的自我认同的意义。
正如一个人考察其自身的经验一样, 人们也能把人从过去到现在的这种连续性和分有构造这一经验的其它要素的作用区分开来。人们很容易想到“我”和“他们”。尽管这种达到了自我构造之经验机遇顶点的决定产生于所有这些机遇, 如果它不完全是由对个人过去的领悟决定的话, 人们就可能感到自主和控制的某种缺失。
在每个瞬间, 还有某些其它要素在起作用, 即对上帝的领悟把人纳入了负责的自由之中。人们通常会感到这种领悟和其它影响一样来自外部。人们可能感激地把它当作一种恩赐, 或可能由于它感召的是人们不甘冒的风险而抵制它。人们也可能为经验到了一种正当的要求但却拒绝了它而感到内疚。但在所有这些情况中, 从个人的过去延续到现在的自我和被经验为恩宠或裁判的神的在场是明显不同的。只要这种区别存在, 每一瞬间中人的经验都会感到人之实然(what one has become) 和人之应然(what one might have become) 之间的张力。人们将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内疚和戒备, 人们的世界观也都将打上这种张力和由此而产生的戒备的色彩。
但也有其它的可能性。领悟个人的过去在当前可能失去了任何意义。佛教徒的禅定(meditation) 就是这种指向, 但它并没有突出上帝在这种场合中的在场。相反, 西方神秘主义的某些形式则可能导致将个人的自我置之一边, 于是这种场合的组织原则便是对上帝的领悟, 而那些获得了这种经验的神秘主义者便被认为具有了一定的权威。耶稣似乎不是那种神秘主义者, 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坚强的自我(a strong self) 。根据福音书的记载, 他的个人的自我与上帝的感召之间的张力有时是很严重的, 这种张力在荒野中的诱惑和克西马尼花园(the Garden of Gethsemane , 耶路撒冷以东的一座花园, 耶稣遭受痛苦和被出卖的地方——译者) 的争斗的传说中有着特别的描述。尽管其史实性的证据是很间接的, 但这些传说的内含表明, 最早的基督徒并没有假定耶稣和上帝的关系预防了这种争斗。另一方面, 耶稣的诸多言谈并无这种张力和戒备。耶稣似乎是基于对这种境遇的直接感知而言谈的, 这种感知可以理解吗?
如果耶稣对他个人过去的领悟和他对上帝的领悟被如此联系起来作为一个统一体在确定其每一个经验机遇的生成中发挥作用, 那么随之而来的则是张力、怀疑和戒备之明显的缺失。可能以权威言说的耶稣知道, 他所感知的都是被感知的, 即在一定意义上, 他看见的和上帝看见的是一样的。因此, 在这个时候, 就会出现教父们所说的神和人的统一。尽管源于这种存在结构的教训具有直接洞见的权威性, 但并没有为那些在这种张力、戒备和社会预期中仍被束缚的人的行为提供指南。这些教训提供了我们藉以判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社会发展方向的各种规范。我们能够创造实际的行动在其中更易于符合这些规范的各种环境。由于这些洞见和所有人的成就处于张力之中, 它们便成了各种挑战的一个不尽源泉。
我们提出, 教会在耶稣中看到了和上帝的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 这种关系支持或解释了许多人在耶稣身上发现的那种权威。因此, 我们称耶稣为基督。但是, “基督”这个语词并没被限定为耶稣。我们在教会及其他信徒中也能找到基督, 我们甚至在教会范围外遇到了基督。当我们说“耶稣”时, 我们关注的是一个过去的历史人物; 但当我们说“基督”时, 我们往往谈论的是上帝在世界上正在做的事。然而, 我们并没有把基督和耶稣完全割裂开来谈论。正是在耶稣中并通过耶稣, 我们觉察到了上帝在其它地方的在场, 而且这种在场通过耶稣在教会中的特殊效应得到了加强。什么标志着基督的在场即上帝在耶稣中并通过耶稣在世界上的有效在场呢? 在耶稣本人身上, 这种在场是以他本人的过去与上帝的内在性的一种统一为标志的。因此, 对基督徒来说, 他乃是唯一的这一个“基督( the Christ ) ”。在我们当中,“在基督中(in Christ) ”的形成却很少采取那种形式。
怀特海在哲学上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创造性的转变。在每一个瞬间, 对上帝的领悟都导致了各种超越的可能性, 并因而和过去之因果力量的纯粹后果处于某种张力之中。这些新的可能性能够使其中发挥作用的多种力量达到统一, 上帝则引导人们通向实现这种可能性的最佳途径。创造性的转变的基本原理存在于每一个机遇中, 至少存在于有生命的地方。为了实现这一进展, 新的可能性必须起到很大的作用, 上帝在这种机遇中的在场必须有特殊的效应。当这种新的可能性实现了的时候, 旧有的价值尽管被保留了, 但却被保留在一个还包括了其它价值的更大的统一体之中。人之个人的认同及其传统中的根基并没有被排除, 但人的认同和传统却扩大和转变了。这就是发展(growth) , 但却是一种特殊的发展, 这乃是创造性转变的一个完整的例证。（李际 译）
（原载《世界哲学》2002年5月。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