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道堂是中国伊斯兰教中形成较晚的一个派别，清光绪年间创建于今天的甘肃省临潭县旧城。其创始人马启西自幼研读伊斯兰教经典，又从小攻读儒学著作通达儒者之学。及长成后，毕10年之功于阿拉伯经文与刘智等人的伊斯兰教译著学习，博览广读而又有所得。他精于伊斯兰教的教义、教理，勤奋研读中国诸子百家论著，广泛吸取自明末清初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经学大师“从中土之汉文，展天方之奥义”的精华，深得“会通诸家，而折衷于天方之学”的真谛，成为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创始人中，唯一一位秀才出身，并成功地把伊斯兰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开拓者。对西道堂的研究之所以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原因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西道堂所处的临潭县位于甘肃甘南藏区中心，经济生活以牧业和农业为主，藏族聚集的卓尼县在地理位置上形成将临潭包围之状，人口以汉族居多，藏族、回族次之。就整个文化形态而言，西道堂穆斯林群众的生活环境是在藏文化社区内，藏传佛教是这一地区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宗教。而中国内地伊斯兰教几乎全部的宗教派别大都形成于回族、维吾尔等族的聚居区和农业地区。二是西道堂形成的主要宗教思想来源于明末清初以南京为中心的伊斯兰文化译著活动代表人物之一的回族学者刘智（字介廉）的伊斯兰学术著述，西道堂的宗旨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以宣扬金陵（南京古称——引者）介廉学说，而以本国文化发扬清真教学理，务使本国同胞了解清真教义为宗旨。”也就是说，西道堂宗教思想的源在中国而且是在中国穆斯林学者之中，这与中国伊斯兰教其他派别程度不同的受国外伊斯兰学派思想的影响而形成，显然是有自己的特点的。三是在于西道堂成功的实行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大家庭组织”和共同生活。从1901年西道堂创始人马启西劝导教下群众，合伙经商务农，开发洮水上游草荒之地，部分教下率先将其财产的全部或一半归入道堂，开始过集体生活，共同劳动经营以临潭县城关为中心，包括13个乡庄在内的农、林、牧、商、副五业齐全的“西道堂大家庭”算起，到1958年这个大家庭的最终解体，西道堂的“大家庭组织”整整存在了57年。后人论及此事时曾感慨地写道：“（西道堂）实践着孔孟大同思想和伊斯兰早期穆斯林公社思想…….居然在中国荒芜的山区确实成功了和存在过一个乌托邦。这对于哲学和人类进步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后世只要有人类对公社思想的追求，西道堂的历史就会继续给他们以启示。”（张承志《科学的黄土与科学的金子》，《读书》1988年第4期）因此，对西道堂的研究，无论从研究中国伊斯兰文化的角度，还是人类社会生活演变史的过程来看，其意义都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西道堂研究的开端
西道堂进入人们的视野，并逐渐被外界所了解，最初是在西道堂创建40余年后的20世纪30年代。而且首先论及此事的并非是专业研究工作者，而是由新闻工作者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和现象报道出来的。幸运的是首先涉足西道堂的是后来成为中国新闻界一代名人的范长江，他的报道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受到重视，与其人在新闻界的影响力是分不开的，所以还应该说西道堂也是幸运的。在范长江之前，目前还没见到更有依据和说服力的有关研究西道堂的文字资料。对此原因，有一种观点认为，西道堂在创建后的40余年间不为世人所知，主要是地缘的偏僻、时代的局限和传媒的封闭性。其实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西道堂创建时的艰辛、历经的磨难和本身当时的影响力所限造成的。范长江作为向外界介绍西道堂的第一人，是在1935年8月走访西道堂的，尔后陆续在相关刊物上发表他在西北地区采访的观感。这些内容结集出版时定名为《中国的西北角》。在这本书中对西道堂的介绍，主要集中在西道堂的宗旨、经济、教育、婚姻等方面。如在谈到西道堂的教育时他写道：“该道堂重视教育，凡该教教民除受回民教育外，并注重国家教育，无论农商各界子弟，幼时均受小学教育。”对西道堂的婚姻，他笔下的记载是：“教民间的婚姻，无财聘，只先征求两性的同意，然后父母及介绍人呈明教主，请阿訇照清真教古礼诵经完婚。”但范长江对于西道堂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以一个新闻工作者敏锐地眼光，提出西道堂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生活实践堪称“新社会的模型”。他还独具慧眼地指出：“（西道堂）在哲学上、宗教上、社会活动上皆有值得重大注意之必要。”在其《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还对西道堂的其他方面也作了介绍。时隔两年后的1937年6月，我国近代以来杰出的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民俗学研究专家顾颉刚，受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委托，前往甘肃、青海、宁夏、绥远四省考察教育经费补助事宜，顺道考察了西道堂。顾颉刚考察西北的所得，于1940年起在他当时工作的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创办的《责善半月刊》上连载发表。他对西道堂的考察和认识，由此也被世人所知。后顾颉刚将其西北之行撰文整理成《西北考察日记》，于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油印200本分赠友人。1980年，日本学者小仓芳彦得到了油印本《西北考察日记》，即据此译成日文，并附加注释。1983年12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为纪念顾颉刚逝世3周年，以线装形式精印《西北考察日记》，分为上、中、下三卷刊行。1988年5月，甘肃人民出版社以《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的形式正式出版了包括《西北考察日记》、王树民的《陇游日记》等内容的《甘肃闻见记》，并做了认真的校勘，实为比较完整的版本。顾颉刚等对西道堂阐述的内容因此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被人们所了解。
作为著名学者的顾颉刚对西道堂的认识，较之新闻工作者出身的范长江的观感，更为实际和深刻，把握上也更为准确，涉及面也更广。在《西北考察日记》中顾颉刚多方面对西道堂进行了论述。对西道堂这个教派，他认为：“西道堂者，肇于马启西教主，回教中派别綦多，此一新派也”。（顾颉刚、王树民：《甘肃闻见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版。以下引文未见出处者均见此书。）马启西“学于戚旗店子范绳武，故通儒学，其教颇援儒入回”。顾颉刚到西道堂的时期，恰逢西道堂发展的全盛时期。当时在第三任教主马明仁的主持下，西道堂农、林、牧、商、学并举，其社会影响也与日俱增。顾颉刚笔下也记载了当时他对西道堂的感受：“民国初年，启西被戕，明仁继作，仗其毅力与团结力……信徒日多，事业日广，遂雄视于甘青间矣”。顾颉刚在西道堂期间，还亲眼目睹了纪念马启西殉难24周年的“尔埋里”活动，他说：“马前教主纪念会，参加者五六千人，远至临夏、西宁俱有至者，观其信仰之诚，为之赞叹不止。” 并欣然为纪念马启西题词：立教化民，为天下法；以身殉道，作百世师！对马启西一生及对后世的影响作了高度的评价。顾颉刚根据自己在西道堂的所见所闻和一个学者深邃的观察，在为西道堂新建清真寺题写的对联中，对西道堂在宗教的维系下共同生活的大家庭制所带来的新气象，作了精辟的总结，“说法遍士农工贾，无一夫不尽己诚，物与民胞奠基础； 立教在修齐治平，求万事皆当其用，公和国睦著功能。”在顾颉刚看来，西道堂顺应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根据所处地区的社会实际状况，在坚持和弘扬伊斯兰文化的前提下，发展经济教育，走共同致富的路，理顺与汉、藏等兄弟民族的关系，使自己得以长足的发展，无疑是利国利民的创举。在最早对西道堂进行介绍和研究的学者中，王树民是不得不注意的人物之一。虽然从事史学研究出身的他，名气与社会影响没有范长江、顾颉刚显赫，但就对西道堂的研究成果而言，他是最丰硕的。王树民陪同顾颉刚完成了西北考察之行，写出了《陇岷日记》、《洮州日记》、《夏河日记》和《河州日记》。著名社会学家李安宅为该游记写的“序”中就指出：将一切见闻如实地呈现于读者之前，这不但可以矫正史籍之失误，补充其不足，亦于一般游记捕风捉影之谈，一扫而空，厥功至伟。对《陇游日记》的学术和社会价值，李安宅评价也不低，他说：“有了亲身经验的记录作为时过境迁的历史，有了民众认识的供词作为分析史实的根据，沟通文化的对象，本书已算尽其能事了……研究历史，也要针对现实，抓住现实，一步一步，有已知溯未知，再后以史籍作参考，才不在故纸堆里打圈子，才有真发展。”《陇岷日记》中有关西道堂的阐述，也有比较高的研究参考价值。王树民对西道堂的认识较之顾颉刚更为全面和细致，对西道堂本身的显著特点几乎都有涉猎，有关这方面的内容，集中体现在《陇游日记》之二 “西道堂”一节中。对西道堂宗教思想的渊源，王树民写道：“（马启西）长而博览群书，独善金陵介廉之学，绝意于仕进……以演述刘氏学说，阐扬回教教义为宗旨。”明确指出了西道堂与刘智“以儒者之文阐明天方教义”的传承关系。对西道堂大家庭制的内涵，他在“游记”中谈到：“堂内教民完全平等，放弃一切经济财产等私有观念，抱共同信仰，营共同之生活。”对西道堂的发展史，他认为在马启西之后，由马明仁任教主期间，重整旧业，“建寺堂，办学校，牧农商，规模日具……其十数年来之发展实是惊人也。”在多方面了解和考察，并查阅相关资料后，王树民对西道堂整体作了评价。“西道堂如一独立大家庭或单位小社会，人民动息生活于其中，均为组织中之一员，彼此间更无尔我之别，而共赴于人生之最高目地。其原则颇可以‘理想社会之模型’……。”王树民当时的这些观察和感受，应该说是客观和真实的。1949年，王树民还在《西北世纪》杂志第4卷第8期中，旗帜鲜明的以“西道堂——新社会的模型”为标题，再次论述了西道堂。从西道堂早期研究者们的成果中不难看出，他们对西道堂的介绍、报道或研究，基本上是以西道堂当时存在的事实为依据和基础的，因而也是客观和公正的。对西道堂本身的特点的归纳具有相当的水平，为后人了解研究西道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为可贵的是让世人知晓了在西北一个不为人知的山沟里，在伊斯兰教的纽带下，存在着类似“穆斯林公社”这样的宗教社会团体，而且在伊斯兰教义和集体社会组织上都表现了融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为一体，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开拓了一条新路，是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上闪耀着的一个新亮点。
从1935年开始以范长江等介绍研究西道堂为开端，到1949年底，当时的一些报刊如《新亚细亚》、《新西北月刊》、《时论月刊》、《西北通讯》、《边政公论》、《西北论衡》、《边疆通讯》、《甘肃民国日报》、《新西北》等也曾发表过介绍和论述西道堂的文章。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早期的研究者们在西道堂只有数天的访问和考察时间，他们的观察只能是走马观花，无法也不可能对西道堂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因而在文字的表述上多表现为结论，而非过程，对西道堂深层次社会和宗教的原因关注不够，如西道堂何以形成有别于中国伊斯兰教其他派别的特点等。由于早期研究者们的非穆斯林出身，对伊斯兰教的了解有限，对宗教内容的阐述偏弱，也未能把刘智的“以儒诠经”思想为何能在西道堂 传播、扎根作出解释，对“大家庭组织”形成的宗教原因亦未能阐明。虽然这种要求对早期的研究者们未免苛刻，但就评述一个时期的研究特点而言，又不能不謷言。
二、西道堂研究的重新启动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近40年的时间内，西道堂的研究完全处于停顿状态，其主要原因是西道堂的蒙冤所致。只是在1964年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甘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的《临潭回族资料》中提及西道堂，但文字的表述中深深打上了当时社会背景的烙印。西道堂研究的重新启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1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组成的《宗教词典》编辑委员会共同撰写，由任继愈任主编的《宗教词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其中“西道堂”单列一条。条目中写道：“西道堂 亦称‘道堂派’、‘汉学派’，中国伊斯兰教教派。清末明初由马启西创立于甘肃临潭。以宣传刘智的学说为宗旨。有教主（道堂的最高裁决人）和拱北，以道堂名义集教众家财，集团经营商业。兼有哲合忍耶和老派的特点。该派有教主与门宦相似；但又主张实行互不隶属的教坊制，故一般认为不是门宦。”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由国家宗教学术研究权威部门编撰的大型词典中第一次列入“西道堂”条目。这说明在当时学术研究环境开始宽松的前提下，西道堂问题的研究重新进入学术界的视野中。1982年，西道堂研究出现重要的进展迹象，尤其是关连吉的《西道堂历史概述》和朱刚的《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信仰述评》，分别在《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3期）、《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发表后，对西道堂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西道堂历史概述》一文，从历史学的角度，就西道堂的历史背景和宗教思想、形成发展和组织特点、经济文化和宗教礼仪、政治倾向和历史影响等方面做了比较系统的探讨。该文是自有了西道堂研究以来，首次比较系统的对西道堂全方位进行评述的文章。《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信仰述评》一文着重于西道堂信仰方面的研究，全文从教门的创立、西道堂的宗旨和遵行、西道堂的教派所属等三个大的方面入手，就西道堂的创建、西道堂对五功的理论和遵行、西道堂所尊奉的经典、西道堂的宗教节日、西道堂的特殊礼仪等作了详尽的探讨。在此基础上文章对西道堂这一宗教派别得出的结论是：西道堂是在我国诸种门宦形成后出现的一个新门宦。它的创始者
三、西道堂研究的春天
20世纪90年代初期，西道堂研究进入全面推进的阶段。在研究领域、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深度和研究视野的开拓等方面出现新的进展。高占福在此期间连续发表《刘智宗教思想对西道堂教派的影响》（《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马明仁与西道堂经济的发展》（《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一期）等文章，就刘智宗教思想与西道堂的渊源关系、马明仁振兴西道堂的经济活动进行了评述。张世海在“临潭回族的历史与现状”（《甘肃民族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海杰在《西道堂与马启西》（《民族》1993年11月号）一文中，均对西道堂不同角度地作了探讨。1992年10月，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回族大词典》和1993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回族大辞典》中，也分别收入有关西道堂的条目12条和7条。在当时出版的《甘肃回族源流》、《临潭文史资料第五辑》、《百年见闻录》等著作中，也有专门论述西道堂的内容。这些成果的不断问世，预示着西道堂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94年、1995年是西道堂研究史上可以载入史册的年份。在这两年中，甘肃省民族研究所在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省宗教局的关怀下，并得到中共甘南州委和临潭县委的具体指导与帮助，组织并邀请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中东伊斯兰国家研究所、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江苏省委党校科研处等部门和科研单位及大学的有关领导和一批伊斯兰教研究的著名专家、学者，以及中青年研究骨干，对西道堂适应社会发展的实践，特别是探索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协调的问题，进行了专题学术考察与研究。这两次考察及其后从不同角度探讨西道堂历史与现状问题，及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调研报告与论文，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和学术界的关注。新华社在《国内动态清样》1995年第11期，以“伊斯兰教西道堂探索宗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标题，指出西道堂探索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努力，主要表现在：利用宗教教义鼓励教民勤劳致富、共同致富；通过经济纽带维护同周围藏族群众的团结；坚持普及教育，提高教民的文化素质；重视与党和政府的沟通。甘肃省委统战部召开了专门的研讨座谈会。1995年在天津举行的由中国宗教学会主办的全国“宗教与中国现代化学术讨论会”上，有关西道堂现状的调研报告在大会发言中受到好评。同年，在北京市举行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讨会上，参加考察西道堂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大学的有关同志作了专题大会发言，引起与会者很高的评价。这两次考察对西道堂如何适应社会发展的普遍意义和典型经验，对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西道堂的两次学术考察，学术界也给予积极的评价。高占福先后发表《甘肃伊斯兰教西道堂历史与现状调查——以伊斯兰教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为主》（《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对伊斯兰教西道堂的一次高层次学术活动》（《开拓》1994年第3-4期），秦惠彬发表《从西道堂看宗教如何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4期），黄夏年发表《西北学术考察印象记》（《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4期），优什尔发表《国内一批专家学者考察西道堂纪实》（《回族研究》1994年第3期），张世海发表《临夏、临潭宗教现状问题学术调研组考察活动综述》（《甘肃民族研究》1994年第3期），冯今源发表《立教化民两世吉庆——西道堂人的追求》（《民族团结》1995年第11期）、《访西道堂引起的几点思考》（《世界宗教文化》1995年第4期）凤翔发表《伊斯兰研究专家学者考察西道堂》（《甘南报》
四、结束语
西道堂创建至今已有110多年，对西道堂开展研究也有近70年的历史，但真正意义上比较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并研究西道堂，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9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迎来21世纪后，对西道堂的研究仍然在延续，而且很可能在近20年研究的基础上，出现一批多学科有份量的研究成果。这不仅是西道堂历史上曾存在过的类似“伊斯兰共产主义”式的大家庭生活制度仍吸引着人们的视线，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伊斯兰教的一个派别，在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方面的实践。与时俱进是中国各民族、各阶层、信教者或不信教者共同努力的方向，中国伊斯兰教各个派别的信奉者都面临着这种选择，宗教适应社会的变革而不断发生变化，是历史上宗教发展的客观规律。宗教能否适应社会的发展，做到自我调节、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并在探求宗教原有精神的传统信仰与现代社会进步中得以自身的延续，是宗教今后能否发展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在对西道堂的研究中，关注他们的发展走向是非常重要的，这同时也是西道堂今后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在。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切实感受不断变化中的社会和人们的活动走向，研究西道堂也概莫能外。西道堂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绩，但冷静的思考，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至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全面论述西道堂历史与现状的专著，对刘智宗教思想何以对西道堂产生影响的深层次原因，大家庭集体生活制度的社会意义与时代背景，西道堂适应社会发展的实践对中国穆斯林社会的作用，西道堂重视经济与教育发展的现实意义等方面重视不够，研究的水平也不高，甚至很少涉及。对西道堂的调研也多是浅层次的，或走马观花，或以点带面，或借题发挥，或游离于主题，华丽的文字包裹着苍白的内容……西道堂研究中的这些种种不利的现象，都是今后研究中必须注意克服的。走进西道堂，走进西道堂的教众，走进西道堂现在或将来的生活轨迹，是西道堂研究更上一层楼的必经之路。
（原载《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