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美国当代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以擅长描写美国中产阶级的婚姻家庭生活而闻名, 而在他众多的作品中, 读者和评论家往往能发现另外一个主题, 也就是他同样见长的宗教主题, 典型的厄普代克式人物除了受夫妻矛盾、婚外恋、性及家庭生活困扰外, 还会面临宗教信仰问题, 即因怀疑上帝存在失去信仰而感到苦闷、空虚, 或为了体现自身存在的价值而在不停地寻找新的信仰补偿物。在对宗教主题的处理方面, 作者在客观反映美国社会中确实存在的一些现象的同时, 也间接地表达了他本人对一些宗教问题, 如信仰、新教世俗化、新兴宗教和邪教等的看法。因此在研究厄氏的作品时, 必须对其宗教观做较为深入的了解, 同时, 还需要掌握一些基督教知识, 特别是与作家创作思想相关的一些神学理论, 此外, 对其他形式的宗教也应有一定的了解, 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厄普代克的创作动机, 才能恰如其分地对其作品进行分析和评论。
与厄普代克其他反映基督教主题的小说不同, 1989年出版的《S.》[1] 中涉及了东方宗教思想, 这样的写作主题的使用对他来说是惟一的一次, 在当代美国文学中也并不多见, 因此对该作品的分析和理解会进一步加强我们对厄普代克创作思想的认识, 对研究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也有着特殊的意义。
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 施夫 (Schiff) 等评论家将《S.》与厄氏的其他两部小说《全是星期天的一个月》 (A Month of Sundays) (1975) 及《罗杰教授的版本》 (Roger's Version) (1986) 并称为他的《红字》三部曲[2] , 而且将它们与《红字》进行比较, 原因是在这三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 作者有意识地使用了与霍桑的《红字》相同的主题, 而且在三部书中分别将《红字》中的三个主要人物海丝特·普琳 (Hester Prynne) 、亚瑟·狄梅斯迪尔 (Arthur Dimmesdale) 和罗杰·奇林沃思 (Roger Chillingworth) 的经历在现代的环境中加以重现。评论界针对这三部作品的评论褒贬不一, 其中对《S.》更是颇有微词, 女性主义评论家, 如鲁利 (Lurie) 认为在该书中厄氏实际上在刻意歪曲海丝特的正面形象, 并借此对当代女性与男权的斗争和对自由的追求进行了嘲讽[3] 。而本文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下此结论, 透过小说情节的表面, 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所隐含着的深刻寓意。在本文中笔者将从宗教研究的角度, 通过分析《S.》的宗教背景, 即新教世俗化过程及新兴宗教的产生, 结合其文本, 来揭示厄普代克的宗教观及他在书中刻画东方宗教的创作动机。
一、 新教世俗化与厄普代克的宗教观
《S.》所反映的时代背景与《红字》有很大的不同, 《红字》折射了清教即加尔文主义盛行的时期, 霍桑借此书揭露了清教的残酷和虚伪的本质, 而《S.》主人公所处时代中的新教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世纪后半叶的新教已经同美国社会和文化一道, 经历了世俗化过程。著名宗教社会学家哈维·寇克斯 (Harvey Cox) 等人将宗教世俗化界定为人从宗教和形而上学的庇护中解放出来, 也是人的注意力从来世转向此世[4] 。它包含着两个方面, 一是人类社会各个领域逐渐摆脱宗教的羁绊, 社会各种制度日益理性化;二是宗教本身为了适应社会的变化而对自己不断进行调节[5] 。在世俗化的新教各派的教义中, 上帝已不再是清教时代人类 “全能全知” 的精神主宰, 人类也不再匍匐在上帝的脚下, 将自己的命运任其摆布的奴仆。世俗化了的新教教会成员参与宗教的动机已与传统的动机大为不同, 忠于教会, 强烈希望从罪和地狱之火中获得拯救的美国人越来越少, 许多美国人之所以参与教会的活动是出于两个原因, 其一是为孩子提供道德教育和为家庭生活提供指南, 其二是因为这是其特定社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6] 。由此可以看出, 新教向信徒提供精神支撑和导向及道德规范的作用被大大地削弱了, 已经沦落为一种消费项目和个人风格的装饰品[7] 。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一步深化, 以及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的极端化, 作为构成美国总人口80%以上的中产阶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淡漠, 焦虑、空虚、怀旧、疏离的感觉及对死亡的恐惧成了许多人对生活的日常体验。
美国中产阶级的此种心态表明, 他们需要一种新的精神寄托和补偿物来慰藉自己空虚的心灵, 这为新兴宗教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使它们在传统教会薄弱的地方得以兴盛。由于新兴宗教声称拥有更为有效、更为可靠的宗教补偿物, 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由于过于世俗化而使其终极性的宗教补偿物丧失了效率和可信性的传统宗教。
笔者认为, 厄普代克在其许多作品中对信仰、新教世俗化及新兴宗教所表明的态度虽是间接的, 但是明确的, 那就是人传统上对上帝的信仰已经动摇, 但无论是世俗化的教会还是新兴宗教都无法提供替代这种信仰的对象。厄普代克的宗教观受克尔凯郭尔 (Kierkegaard) 、卡尔·巴特 (Karl Barthes) 及保罗·蒂利希 (Paul Tillich) 等神学哲学思想的影响, 认为信仰对一个人的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而他同时也承认传统新教中人对上帝的信仰由于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及以尼采为代表的无神论者思想的影响受到了极大的弱化和动摇, 不仅如此, 人甚至对上帝的存在都产生了怀疑。作为对这一状况的体现, 厄氏作品中的人物常常对上帝的存在提出疑问, 如兔子四部曲中兔子对上帝不愿拔掉浴缸的塞子而使其女免遭溺水身亡之命运始终耿耿于怀;《伊斯特维克的女巫们》 (The Witches of Eastwick) 中范·荷恩 (Darryl van Horne) 在教堂圣坛上用达尔文物种进化理论公开挑战上帝的创世说;《圣洁百合》中埃迪·威尔莫特因为上帝在其父克拉伦斯失去信仰时没有伸出仁爱之手而终生拒绝信仰, 这反映了厄普代克对当代宗教所面临的这一现实的无奈。而世俗化了的教会虽然维持住了光顾教堂人的数量, 牧师们也只能起到类似于社会工作者的作用, 无法在信仰问题上向人提供帮助, 无法针对他们对上帝的疑问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其结果是, 许多人心目中的上帝变成了对他们的功利主义追求大开绿灯的世俗化上帝。
二、《S.》中的教派
《S.》中所描述的教派的原型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期活跃在印度和美国的一个教派组织, 该教派创始人拉吉尼仕·钱得拉·莫汗 (Rajneesh Chandra Mohan) 在印度教的基础上结合佛教禅宗、道教、基督教、古希腊哲学和其他宗教的传统教义及现代心理学和新形式的心理疗法, 形成了一个新兴宗教。它的特点是通过一些活动如重体力劳作及随后的静思入定来帮助信徒们克服抑郁, 达到一种类似“四大皆空”的状态, 由此获得启迪。该教派在盛行时期曾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约20万信徒和600多个传教中心。从80年代中期开始, 该教派由于过分商业化, 过分强调性, 开始与美国主流宗教文化发生严重冲突, 同时, 教派的末世论及其教徒为影响大选结果而采取的投毒行为最终使教派走向衰亡[8]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 该教派有明显的邪教色彩。纽曼将《S.》中的所描写的教派与其在重要细节上做了比较, 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多共同之处[9] 。可以断言, 厄普代克的《S.》忠实地再现了拉吉尼仕教派。厄普代克在创作《S.》前曾对佛教和印度教的形式与思想和理念做了深入研究,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 他在书后附了对佛教及印度教术语非常详尽的解释, 显示出了他在东方宗教研究方面的造诣。
作者在自己的小说中刻画这样的一个新兴宗教教派的原因在于, 虽然东方宗教在世界性宗教中处于弱势地位, 但它有关尘世、轮回及四大皆空的思想对那些厌倦了对物质生活的追求, 试图寻找内心平静的美国人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厄普代克所描述的教派虽是多种宗教的聚合物, 在教义上却与小乘佛教有着较多的联系。小乘佛教对一些概念的理解, 如涅般木、轮回及对僧俗的戒律, 与我国民众信奉的大乘佛教相同或相似, 不同的是, 小乘佛教中信徒追随与崇拜的偶像是阿罗汉, 即已修成正果、脱离六道轮回的佛教徒, 与大乘佛教中的如来与菩萨相比, 更具亲合性、实在性和直观性。阿罗汉的责任是指引和帮助追随者通过苦行修炼, 早日涅般木并脱离轮回到达极乐世界。这样的宗教对缓解当代美国人由于失去有效信仰对象而产生的空虚感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和疏离应该有着一定的实际意义。
厄普代克在其诸多作品中控诉美国传统宗教的日益腐朽性的同时, 在《S.》中似乎要表明东方宗教与思想或许是美国宗教的前途[9] 。然而, 厄普代克创作本书的目的并非是向美国的读者介绍东方宗教思想, 只是借其形式来再一次表明自己对所有现行宗教普遍持有的怀疑态度。他选择拉吉尼仕的教派作为笔下新兴宗教的原型就是要说明, 因为不能避免世俗化的影响, 它不会也不能向寻找信仰支撑的美国人提供所需要的补偿物, 同时, 由于教派自身存在的弱点和先天不足, 最终注定会走向衰败和消亡, 从以下四方面的分析中我们便可得出这样的结论。
首先, 《S.》中东方宗教教派的创立是为了迎合一些寻求新型信仰补偿物的人的口味。自称出生于印度孟买并有着辛酸童年的教主阿罗汉实际上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亚美尼亚裔犹太人, 因此他深谙自己同胞的这一需求。为了吸引更多的信徒, 教派在美国各地开办瑜珈功训练班, 由此向习练者灌输该教思想, 培养潜在信徒。同时将传统东方宗教的教义和瑜珈功的一些理念进行了大的修改, 并引入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及现代心理疗法, 使之更容易被当代美国人接受。此外, 教派对女性表现得极其尊重, 提倡在性爱中女性占主导地位及强调女性性满足的重要性等, 这虽与轻视女性的传统印度教佛教教义相悖, 但它受到了女性信徒的欢迎。因此, 该教派就成为那些厌倦了拜金及功利主义生活方式并追求灵魂净化的人趋之若骛的膜拜对象, 像小说女主人公莎拉·沃斯 (Sarah Worth) 那样的新加入者往往会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虽然教派聚集地生活艰苦, 但他们自认为真正实现了自我价值, 寻找到了内心的平静。然而, 新鲜感过后, 教派对教徒也就失去了吸引力, 因为它只不过是另一种模式、披着宗教外衣的世俗文化。
其次, 世俗化的教义在吸引众多信仰者的同时, 也影响了教派成员的纯洁性和稳定性。教派的追随者鱼龙混杂, 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 其中一些人来自富足的中产阶级家庭, 并且受过良好的教育, 但另外一些人中不乏吸毒者和无家可归者, 他们之间的交流无疑存在着巨大障碍。外面尘世中的恶习, 如偷盗、诈骗、吸毒、卖淫、贪污等在这块净土上也一一得见。成员参加教派的动机也有很大的不同, 其中, 以身为中产阶级人士的莎拉为例, 她虽然有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 但更深层次的目的却是以此举作为对其夫男权统治意识的报复手段。许多信徒们无法真正切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无法做到四大皆空, 莎拉虽然身在聚集地, 但还是不断地干涉她母亲和女儿的个人生活。因此, 教派中许多人和莎拉一样, 只是将聚集地当作临时避难所, 一旦外界的情况有所好转, 就会立刻回到以前的生活中去。
第三, 由于教义过于迎合信徒的需要及教主本身的原因, 教派不免会带有浓重的物欲色彩。纽曼认为, 与清教的自我克制恰恰相反, 阿罗汉的教派所提倡自我放纵[9] , 因此它与佛教的戒除七情六欲、通过苦行来积德行善而获得正果的理念和行为规范相去甚远。在要求追随者苦行的同时, 阿罗汉自己却佩戴着世界级名表, 并拥有多辆劳斯莱斯等品牌的高级轿车。他不但要求信徒提供捐助, 而且还以高价向他们出售印有其头像的水杯和T恤及传授瑜珈功的录像带等商品, 以赚取高额利润, 这使他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钱财。而莎拉虽然声称教派使她的精神生活得到了极大的充实, 使她获得了平静的心态, 但实际上她始终关注着与丈夫离婚后是否能得到自己希望得到的财产分额, 而且, 更出人意料的是, 莎拉还借掌管教派财务事宜之便鲸吞了教派大量资金, 最后在教派走向衰亡之际一逃了之。可以说, 该教派聚集地实际上是外部拜金社会的缩影, 而教主和教徒们始终都未能脱离物欲的控制。
第四, 《S.》中的教派作为一个新兴宗教, 与美国主流文化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碰撞和摩擦, 甚至矛盾和对抗。佛教徒聚集所在地区的媒体称之为对生活厌倦的雅皮士与社会规范格格不入的叛逆之徒的夏令营[1] ;当地居民对阿罗汉和他的教派也表示了强烈的憎恶, 认为聚集地的喷水池在肆意浪费当地有限的水资源, 其目的只是为了象征六道轮回, 他们称教徒为嬉皮士, 并四处宣扬阿罗汉本人在不停地吞噬着教徒的财产, 驱使他们做苦力, 给他们洗脑, 并使他们染上毒瘾[1] 。此外, 该教派在处理与当地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方面也存在着严重问题, 由于涉嫌在公众场合投毒、窝藏逃犯与非法移民、逃避纳税, 教派不断地遭到执法部门警告, 最终导致与政府的武力冲突, 教派由此分崩离析。
结语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厄普代克在他的小说《S.》中在表明这样的观点:信仰对人的生存至关重要, 但世俗化的教会不能给失去信仰而感到苦闷、空虚和彷徨的美国人提供任何有效的指引和帮助, 而带有东方宗教色彩的新兴宗教虽然在表面上似乎能为他们提供信仰的归宿, 但因其世俗化的本质, 最终使他们的愿望成为泡影。《S.》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红字》的现代版, 对一个作家来说, 以文学经典为原型进行创作是一个较为常见的做法, 对作品的分析也容易从原型分析的角度进行, 而在使用这一经典原型同时, 作者又使用了一个现代原型, 这不能不使读者对他的用意进行深思, 对他要表现的思想进行揣摩。在文学评论中, 人们过多地注意厄普代克作品的文学性, 常常会对其过多的情节和场景描写提出批评, 但他们往往忽略了他的宗教性, 而综观作者长达四十多年的写作生涯和他的四十余部作品, 我们可以看出, 厄普代克对宗教题材有着某种偏爱。因此, 为了透彻地理解他的作品, 领会其中的寓意, 读者和评论家都应从他的宗教观入手进行深入的研究, 才能找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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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