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1998年9月，《丁光训文集》(中、英文本)同步出版，与丁主教已有半个世纪深交的陈泽民教授欣然撰文，向海内外读者介绍道：该书的出版是“中国神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中过半的文章涉及基督教神学，在一些带根本性的神学问题上，如《圣经》观、上帝观、基督论、人性论等，丁主教都提出了具有创造性、突破性的观点，也有选择地参考和吸收某些西方现代神学的理论，加以发挥，为我所用，这些都可以作为今后中国神学建设的指导。①

同年11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六届、中国基督教协会第四届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在山东济南召开(后被简称“济南会议”)，通过《关于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该《决议》被视为“中国教会神学思想建设的肇始”。②这次会议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一是，与会代表报到时都收到了“全国两会的一份厚礼”，这就是刚印好的《丁光训文集》③；二是，丁光训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圣经〉中上帝的启示和人对上帝启示的认识》的讲话，其核心内容就是阐发了他多年来不断思考的一个神学根本命题——“上帝就是爱”。

显而易见，上述“文集出版”与“会议召开”是有密切联系的，这二者均可谓“当代中国基督教会史上的重大事件”。如果把后者看成“瞬间的肇始”——拉开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教会神学思想建设的序幕，那么，前者便是“长期的准备”——积累了丁光训自“文革”结束后至神学思想建设启动前的主要思考。④这就意味着：若不全面研读前者，无法深入理解后者。因而，本文较之以往的研究更注重这两个重大事件的“历史联系”，旨在从中诠释丁光训为中国神学思想建设所探求的“逻辑思路”；此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以期裨益于海内外教界与学界对“中国教会及其神学思想建设处境化、本土化或中国化”的关注、讨论甚至争论。

二、处境意识：中国基督教该怎么办？

在中国教会有一句话耳熟能详：“神学是教会在思考”。这句话是否源自中国基督教界，或是否由丁光训率先提出来？笔者未做专门考察，但可以肯定，丁光训的神学思考就是如此——他并非“为了当神学家”、而是“为了中国教会”来投入思考的。诚如这样的评论：“丁主教是一个有很强使命感和事业心的人。作为教会领袖，他的一生，与中国教会的命运密切相连；他在不同时期的所思所想，反映了中国教会在不同时期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以及教会的回应。”⑤

那么，中国教会在改革开放之初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主要是什么呢？若从那时全面考察丁光训的中国神学建设思想，我们可以断定，他自始至终最关切的问题就是：中国基督教该怎么办？当然，这个问题并非他个人的看法，而是来自“中国教会的普遍关注”。因而，后来的研究者或论争者——无论教内人士还是教外学者，也无论身居国内还是远处海外，均需回眸那时的历史背景，方能真正认识到：为什么当年确有必要提出这一问题，为什么如今思考这一问题依然至关重要！

1980年10月6日，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在南京召开。那是“文革”结束而步入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基督教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丁光训在“开幕词”中甚为感慨：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已经好久没有开会了。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的4年时间、特别是在筹备这次会议的几个月里，全国很多教牧同工和信徒都在瞻望未来、都在思考和讨论：今后中国基督教该怎么办？大家深切地体会到，现在的确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前了，“中国基督教该怎么办”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由我们自己做出决定。丁光训接着提出了三点看法，供与会者一起讨论：“三自成就巨大”、“三自任务未了”、“教会不但要办，而且要办好”。今天看来，如下三段论述仍然值得人们深思：

基督教要在新中国存在下去，并为主作出见证来，光靠国家的宗教自由信仰政策还不够，还必须同中国人民有较多的共同语言，从一个洋的宗教变为中国自己的宗教。三自爱国运动是中国基督徒的爱国运动。它提倡中国基督徒发扬民族自尊心，热爱祖国，同祖国同胞走在一起，想在一起，投身祖国的事业。

今天，中国基督教……已经不是外国传教差会的附属物，而是中国一部分公民出于对基督的信仰和热爱而自己组合起来，带有中国特征的基督教。这个基督教不以欧美基督教为准则，但不是排外的。我们肯定基督教的国际性，但是我们中国基督教要摆脱它的殖民地性质，不做外国基督教的复制品，同祖国人民的事业不再游离、疏远以至对抗，而和祖国人民走在一起，植根于中国文化，形成一个中国的自我，一个中国的实体，才谈得上对世界基督教有所贡献。

三自从来不是为三自而三自的。三自爱国运动在发起之初所看到的远象，就是基督的一个治得很好，养得很好，传得很好的教会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主使我们看见，为要在中国把信徒们建立为主的身体，我们就必须效法使徒时代教会的榜样，服从神在《圣经》中的启发，吸取教会历史的优良传统和严重教训，让圣灵指引我们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的、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来。⑥

斗转星移，上述会议恰好20年过后，即在纪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50周年之际，丁光训又指出，这50年的历史可以大体划分为“三个连贯的阶段”：(1)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三自阶段”；(2)从1980年起，“办好教会阶段”；(3)三自50周年之际，“神学思想建设阶段”。据此划分，如果把前述几段重要论述看作丁光训在“第二阶段——办好教会阶段”的问题意识及其主要回应，下列引文则更发人深省地表明，他为什么要强调“三自运动的连贯性”，又是如何接着前一阶段来进而推动“中国教会的神学思考”的：

在努力办好教会的过程中，同工同道们必然开始自问也互问：什么叫“办好”？办好是不是一切恢复解放前或“文革”前的原状？是不是以别国教会为模式来办文明的教会？我们逐渐意识到，我国神学思想建设是办好我国教会的一个十分必要和根本的课题，是建设教会的一个重中之重……这样，我们给办好教会提出了最关键的任务——建设神学思想。我们三自爱国运动的五十年史也进入了它最高、最关键的阶段，就是第三阶段，神学思想建设的阶段……我们的前瞻和和远景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教会，它的神学思想是丰富的，不反理性的，比较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它能帮助信徒树立比较和谐和言之成理的信仰和见证。这样的神学将受到国人特别是知识界以及国际基督教的重视和倾听，他们将乐意于和我们平等对话和交流，不再轻视我们而说：“中国没有神学”。⑦

若能仔细研读上述引文，其中浓缩的一系列醒目的提法，诸如“一个十分必要和根本的课题”、“建设教会的重中之重”、“最关键的任务”、“最高、最关键的阶段”、“中国没有神学”等，可令读者切实感到中国神学思想建设之于“办好中国教会”的必要性、重要性与迫切性。为了充分印证这一基本论点，让我们再来回味《天风》杂志刊发的两篇短文里的相关说法，它们的发表时间也值得一提，前者发表于《丁光训文集》刚出版之后，后者则刊于三自5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时。

我们基督徒应该经常不断地进行神学思考。我们不是在真空里思索，乃是在与现实处境的碰撞中思索。经过与现实处境的碰撞，我们的神学观点不断受到挑战，从而不断地进行修正，得到提高，得到更新。

有的同工长期受到一些思想十分保守的传教士或神学教师的影响，喜欢说：我们不管神学不神学，不管思想不思想，我们只讲生命，只讲信仰，我们有圣经，有信仰，有生命就够了，我们不必管别的是与非。我想他们是错了。我们是人，有头脑。做基督徒，读圣经，我们不能不想圣经和信仰所带来的问题，我们不能不联系着现实世界对我们的信仰所发出的挑战和产生的冲击去想问题。人类中不可能存在不思想的人，也不可能存在不进行神学思考的教会，也不存在没有神学思想的基督徒。⑧

思想史的研究“首先要凭一手的史料说话”，关于丁光训的“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特别是一些神学论争问题的研究，无疑也应该如此。这便是笔者在这一部分的讨论中尤为注重丁光训本人的原初论述，且不惜篇幅来加以引用的主要理由。通过如此梳理原初观点，不但可以真实地再现丁光训致力于神学思考的特定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处境，且能从中发见与提炼出诸多可靠的线索、思路和要点等；笔者以为，像前列引文中的如下基本论点，显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研讨丁光训所倡导的中国神学思想建设：“基督教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必须同中国人民有共同语言，要发扬民族自尊心，热爱祖国，同祖国同胞走在一起”；“中国特征的基督教，不以欧美基督教为准则，不做外国基督教的复制品”；“我们肯定基督教的国际性，但中国基督教要植根于中国文化，形成一个中国的自我、中国的实体，才谈得上对世界基督教有所贡献”；“我们既要效法使徒时代教会，服从《圣经》的启示，又要吸取教会史上的优良传统和严重教训，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的、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等。下面，笔者就着眼于这些基本论点，重点考察两部分内容，即丁光训的“神学思考”与“道路选择”。

三、神学思考：从圣经观到教义观

提起丁光训的神学思考，“上帝就是爱”这个核心命题给人印象最深。因此，以往的研究者大多把丁光训的神学思想定性为“爱的神学”或“博爱的神学”⑨；与此同时，海内外研究者的不同理解及其争论也主要是就这一命题展开的。鉴此，笔者试将以往的研究深化一步，不再囿于这一命题本身的讨论，而是“还原其逻辑出发点与思路”，即从丁光训提出这一核心命题的神学前提——“上帝的启示与人的认识”出发，以求深入诠释他的整个“圣经观”与“教义观”。

1.上帝的启示与人的认识

通过系统研读《丁光训文集》，我们可以看到，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丁光训就开始重新思考“上帝之爱”这一关键问题了，例如他说：“基督的爱何等长、宽、高、深，得由世界无数信徒来领受、来见证。”“记载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至17节那里的一段经文启示我们有关基督对教会的期望和忧虑……但同时基督也担心教会可能失去起初的爱心。”⑩“文革”结束后，这一关键问题日渐成为丁光训的“神学思考焦点”，譬如他讲：“上帝是爱，我们只有在爱中，才能与宇宙至高无上的真体接触和接近，从而使我们自己与上帝的神性契合。”(11)而在该文集收入的其他大量文章里，则可谓贯穿着“上帝就是爱”的阐述。为什么要重新思考关键问题呢？在该文集一出版便召开的“济南会议”上，丁光训的发言就是从“上帝的启示与人的认识”说起的。

前面提到，此次重要会议及其《决议》被视为“中国教会神学思想建设的肇始”。丁光训在发言中一上来就指出：“《圣经》中上帝的启示是渐进的，不是一次完成的；而人对上帝的启示的认识，也不是一次完成的，也是渐进的逐步提高的”。(12)他接着解释，记于文字的《圣经》从最早的到最晚的部分，大概有一千多年。在这一千多年中，上帝多次多方纠正人的错误认识，引领人逐步地认识他的启示。上帝为什么不一次把他的话全部告诉我们呢？这是因为我们一时听不懂，听懂了也接受不了；我们每个人除了与生俱来的罪性和软弱，从小到老都带有许许多多先入为主、根深蒂固的观念、看法和想法，它们或来自本民族文化，或受祖宗、父母、老师、邻居、朋友、同事等的影响。我们知道，《旧约》里上帝早已多次多方晓瑜人们，他的关爱普及以色列之外的许多其他民族。可到《新约》时代，许多人仍旧听而不闻，一直坚持“上帝只是以色列的、只爱以色列人”。因此，上帝要纠正以色列人的不正确认识，需要的时间怎能不长呢？

经过上帝的长期启示和教导，上帝的爱普及一切民族这观点到底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最后，在《约翰一书》4章16节，我们终于读到“上帝就是爱”。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圣经》对上帝性格的启示达到了顶点，也可以认为，这也是人对上帝的认识达到了顶点。从《申命记》、《约书亚记》到《约翰一书》，中间的跨度有许多年。经过这么长时间，上帝认为人的长进已经达到那样一个程度，有一部分人可以担当得起“上帝就是爱”这样一个启示，他就通过《约翰一书》说出了这个简明的道理。换句话说，也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人类中才有一部分人能够理解、接受、担当得起“上帝就是爱”这样一个简明的上帝观。(13)

如果说基督教信仰旨在启示“神—人关系”(上帝与人的关系)，那么，古往今来的神学们便要不断反思“上帝的启示与人的认识”。如上所述，丁光训的神学思考也是从这一前提或基本问题出发的，他之所以要重新阐释“上帝就是爱”，并非只为提出一个命题，而是面对中国教会的现实问题、特别是“神学贫困”，通过重新理解经典、诠释教义，探索处境化、本土化或中国化的神学建设之路。正因如此，我们理应进一步把“上帝就是爱”这一核心命题，置于丁光训的圣经观与教义观来加以全面的分析。

2.“上帝之爱”与圣经观

《圣经》无疑是基督徒的信仰根据。丁光训着重阐释“上帝之爱”，就是要“树立正确的圣经观”，这可以说是他倡导中国神学思想建设的宗旨所在。关于这一宗旨，最值得参考的文献首推《中国基督徒怎样看待〈圣经〉》。该文原为丁主教1990年在“美国宗教学会和圣经学会联合年会”上发表的演讲。他坦诚地指出：中国教会摆脱西方教会的桎梏，并面对中国的现实，使我们在神学观点上非做出某些调整不可，这对中国基督徒的圣经观是有影响的。根据《金陵神学志》和《天风》刊发的文章，中国基督徒在过去40年、特别是近10年来特别关注“4个经文群”，即4类经文，其中第3类就是那些讲到“上帝的圣爱”的经文。这里特别值得留意的是，除了用来概括此类经文的“圣爱”，在下列二百多字的引文中不但反复强调“上帝的爱”，而且出现了“大爱、眷爱、深爱、爱的诫命”等一系列概念。(14)

这些经文导致我们认为，上帝的爱是上帝的最高属性。有些经文直接讲到上帝的大爱。例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约3：16)；“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约壹4：16)等等。在不少经文里，耶稣讲到上帝对宇宙万有的眷爱，包括野地里的百合花和空中的飞鸟(太6：26-29)。耶稣有些比喻，例如在《路加福音》第15章，用人间的关系来说明上帝对他失去了的孩子们的那种深爱。当耶稣提出爱的诫命的时候，他不仅是在那里给人际和平共处规定一条道德准则，他也是在告诉人们，爱正是上帝本身的性格，属于宇宙造化的本质。(15)

国际学界的“圣经诠释学”研究表明，整部《圣经》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文本形成过程。丁光训显然了解这方面的学术进展。所以，他在“济南会议”上指出：有人说“《圣经》内部是有发展的”，我们没有理由反对这一说法。“上帝就是爱”，“爱”不但是上帝的许多属性之一，而且是“第一属性”，这才是福音！《约翰福音》3章16节首先说“上帝爱世人”，进而才讲上帝差遣其独生子来世界完成他“道成肉身”的救法，把永生赐给一切信他的人。

上帝是宇宙中的爱者，他以一颗慈爱的心不断进行着创造和救赎。这一教导在我的灵性旅程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启示……这一启示观帮助我得到一个比较完整合理的圣经观。我愿与同工们思考：上帝观和其他观念在《圣经》内部是不是存在着发展？这见解是否能帮助我们较好地发掘《圣经》内在的宝藏？(16)

“济南会议”5年之后，丁光训又在“华东六省一市神学思想建设研讨会”上指出：今天可以说是“神学思想建设进入新阶段的一天”，我们要转入另一个命题，就是圣经观，因为在教会里有许多关于《圣经》的错误看法。例如，有人把《圣经》与“上帝的话”混为一谈，你一讲“上帝的话”，他立刻想到是指《圣经》；你一讲“圣经”二字，他立刻想到是指“上帝的话”。这其实是对《圣经》的误解。海外传教士到中国之初，就带来了这种误解，使中国信徒在这个问题上陷得很深。因此，不少信徒认为，《圣经》的每一段、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上帝的话”，都是绝对正确的。我们知道，《圣经》里最早的内容距今几乎有三千年了。《圣经》不完全是“上帝的话”，里面还有“人的话”，因为人是软弱的，人对“上帝的话”的理解，每每是有缺欠、有错误的。我们不妨看几处经文，它们像不像“上帝的话”？《申命记》3章7节所记载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上帝叮嘱他们怎么对待那里的原住民，就是住在迦南的非以色列老百姓。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到一个少数民族的地方，要把那里的男女老少统统杀死。经文记载，以色列人说：“我们杀了他们，没有留下一个，那是我们所夺去之所有的城市……”我们在念这段经文时是否可以想一想：这是不是“上帝的话”，上帝会这样残暴吗？假如认为《圣经》的每句话都是“上帝的话”，能站得住脚吗？

马丁·路德说过一句话，我希望大家把他这一句话深深映在脑子里，形成我们的圣经观。马丁·路德说“圣婴睡在马槽里，马槽里不但有圣婴，也有稻草。”……圣经自己没有说过整本圣经都是上帝的话。我们都是马丁·路德的后代，因此我们应该重视马丁·路德的这句话……圣经给人什么信息呢？我想厚厚的一本圣经，里面最重要的话，可以浓缩到5个字，这5个字在约翰一书4章8节，“上帝就是爱”，这是圣经对我们的启示。经过几千年的历史，上帝最要我们学习一个功课：“上帝就是爱”，今天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对于上帝就是爱，可能还没有学好……(17)

3.“上帝之爱”与教义观

“教义”是基督徒的思想与行为准则。丁光训一再强调“上帝之爱”，就是想纠正“偏颇的教义观”，这可以说是他推动中国神学思想建设的又一主旨要义。回顾一下，“信与不信”堪称中国神学思想建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主要争论所系。丁光训指出，在开展神学思想建设的前5年里，大家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信与不信”。这个问题的实在内容即在于，中国的基督徒一方面要加强自己的信仰，另一方面要与全国人民团结，不要因为别人不信就不同他们团结，我们与同胞是相亲相爱的关系，不是对立对抗的关系。比如，19世纪的外国传教士，为了叫中国老百姓参加教会，便把“天堂与地狱”跟“信与不信”连在一起，凡是信的都上天堂，不信的都下地狱，这就无形中威胁了老百姓，来信的人就多起来了。直到现在，很多牧师还是这么讲道。神学思想建设就是要我们基督教进行反思。因此，我们提出要“淡化因信称义”。大家想想，如果只因为“不信”，就把许多教外的优秀人物打入地狱；而许多不好的人因为算为“信的”，就能上天堂，这岂不颠倒是非吗？

如果再往前追溯，丁主教对此问题的全面思考主要见于《谈基督徒一个思想深处的问题》。他回顾道：作为一名主教、基督教全国两会的主席和会长，我常收到各地教会人员的来信。有些来信者表示，不问一个人道德如何，信者死后上天堂，不信者下地狱，并说这是上帝的“公义”，这一信念令他(她)们焦虑不安，但又不敢轻易谈论。丁主教则在全国五大宗教座谈会上专门把这一问题提出来讨论。他认为，“义”本来是一个伦理道德概念。我们从小就知道，人生在世应当行出“仁义”。但在犹太教那里，一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为了欺侮百姓，证实他们“不义”，给“义”定下了许多常人办不到的律例和规条，据知法利赛教派关于安息日的规定多达几千条。耶稣说：法利赛人“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他们自己“能说不能行”。保罗忠于耶稣，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中提出“因信称义”的道理，正是为了把人们从这些束缚中解放出来，让福音突破犹太教的框框，使基督教成为一个世界宗教。中世纪欧洲天主教也是束缚人的，把森严的教阶制度强加于人，并推行赎罪卷制度。为了抗击这种欺压百姓的制度，马丁·路德又一次高举“因信称义”的旗帜。

所以，从历史上看，保罗和马丁·路德这样的宗教先进人物提出因信称义，都是为了伸张正义，反对宗教当局的黑暗势力，纯洁宗教，简化宗教，为人民争取自由。可见因信称义原来有进步意义，它是一面解放人的旗帜，目的绝不是把人送进地狱。

基督教有许多教义，因信称义之外，有上帝是爱，有上帝永不停止的创造，有道成肉身，有基督复活更新万有，有圣灵降临赐人智慧，有登山宝训，有最大戒命就是爱上帝和爱人如己……(18)

总的来看，丁光训从“信与不信”这一关键问题入手，针对中国教会中较为突出的教义认识偏见，着重论述了如何正确理解“上帝之爱与罪、恩典、公义”等。这方面的论述大量见于《丁光训文集》和他的后期论著。限于本文篇幅，仅做如下论点举要。关于“上帝之爱与罪、恩典”，丁主教尖锐地指出：

长期以来，我们教会所讲的上帝的最高属性每每不是他的厚爱，而是他的权能、他令人生畏的统治一面。因信称义的教义被某些人歪曲了用来灌输一种畸形的上帝观：即上帝凭着他的怒气，给不信的男男女女定罪……他的爱只是向着信他的人。上帝已经抛弃了这世界，一切耳目所欣赏的美都出于撒旦，只不过他装作光明天使罢了，等等。传讲这一上帝观和世界观的结果是，使基督徒仇视教外的人，像约拿对待尼尼微人那样。(19)

丁主教对上述问题思考已久。早在1984年的一次讲演中，他就着眼于中国教会的社会、文化和神学处境等，提出了一个基本论点：“《新约》最伟大的词不是‘罪’而是‘恩’”。将近10年后，他的论证显得更为扼要：查看《罗马书》5章15-17节，保罗把“基督的恩典”与“亚当的堕落”做了对比，认为基督对人世的影响大大超过亚当。这段经文让我们受到莫大鼓舞，得到一种“解放的感觉”，“道成肉身”深深影响人们和宇宙的整个生活，没有哪一个领域不受基督恩典的影响。但是，基督徒常常把“罪”普遍化，而把“恩典”限于少数认信基督的人，这实在等于声言“道成肉身的影响还抵不上亚当堕落的影响”，这种看法是与“上帝是爱”不相容的！(20)

如何正确认识“上帝的公义”，是中国基督徒需要解决的另一个主要问题。系统研读丁光训的论著可见，每当中国神学思想建设的重要时刻，他几乎都要结合历史与现实，与大家一起探讨这个重要问题。例如，他在神学思想建设启动时指出：如果没有上帝的爱，上帝的其他属性，如圣洁、公义等等都无从谈起。如果只讲“圣洁”而不讲“爱”，就会把上帝看成“独善其身、不顾世人的”；如果只讲“公义”而不讲“爱”，就会赋予上帝“一个惩罚者的形象”，使基督教信仰充满恐惧，降低到一般民间信仰的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残杀犹太人。当时有人竟然说，犹太人杀害耶稣，罪有应得，还引用《旧约》里关于以色列人进攻迦南弱小民族的“圣战”作为根据。我国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时候，军民牺牲四千万，教会里也有人说，这是上帝对中国人的惩罚。我们要对这种人疾呼：上帝不是撒旦、不是法西斯！我们讲上帝的公义，一刻也不能忘掉应具首位的“上帝的慈爱”。(21)又如，他在神学思想建设已有5年时再次强调：如果真的认识了“上帝就是爱”，我们就不可能说，现在淮河发大水、以前长江发大水、从前日本占领中国大片土地等，都是上帝对中国人的惩罚。这样讲是很大的错误。今天我们中国基督徒要认识到，“上帝就是爱”是圣经信息中最集中的一个讲法。(22)若从丁主教的大量论述中精选一段，或许下列引文最有针对性，颇能表达他对“上帝之爱与公义”的深切理解：

上帝以他的大爱驾驭宇宙……爱是上帝的最高属性，超过其他一切属性，使其他一切属性都退居次位。我不说上帝的最高属性是他的公义。公义派生于爱，脱离了上帝的爱而大讲上帝的公义，必然导致一个畸形的宗教，这宗教把上帝看成一位赏善惩恶的主宰。一个人遭遇不幸，那是因为此人在某处得罪了上帝，触动了上帝的怒气。同样的，当此人进入顺境的时候，这是由于他因某事蒙受了上帝的喜悦。这样的一个避灾图利的基督教是功利主义的信仰，大大削弱了它同低级宗教的区别。(23)

四、道路抉择：一条适合中国的新路

如果按作品时序来研读《丁光训文集》以及后期论著，我们还可以发现，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即改革开放初期，丁光训就开始阐发“中国教会中国化”这一重要命题了。关于“中国教会中国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在这段时间里相继指出：

我们三十年来不遗余力地使中国教会中国化。对于耶稣基督在中国的教会来说，这是一个事关存亡的问题。很明显，只要中国人民认为基督教是一件西方的东西，我们就不可能期望人们承认耶稣基督为普世的绝对的主。同时，假如我们不珍惜本国的特征，那么我们对普世教会就必然无所贡献。

为了让我们中国的教会能给普世教会带去一些灵性财富，从而丰富普世教会对基督的崇拜和认识，我们的教会也不能一直总是其他教会海外传教地图上的一个小点，它总得成为真正中国的教会，进入国际教会之林……它应当中国化，就像澳大利亚教会澳大利亚化一样。

就教会而论，三自不过主张教会的中国化，主张它发展中国特点，正像英国的教会有英国的特点，美国的教会有美国的特点一样。(24)

在笔者看来，以上早期论述中有这样几个关键概念特别值得重视：“普世教会”、“本国特征”、“中国特点”、“真正的中国教会”。我们可以紧扣这几个关键概念的内在逻辑联系，围绕下述“三组问题意识”来深入梳理丁光训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主要论证。

1.普世教会与地方性、民族性和特殊性

这一组问题意识，是丁光训论证“中国教会中国化”的着眼点。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了如下看法：在有些圈子里，“让基督教取得本地或本民族色彩”的问题是不能谈论的，因为这会以“世俗的、政治的内容”破坏“基督教会的超国家性质”。其实，这个问题在第一代基督徒那里就出现了。那时基督教是犹太教中的一派，传福音的是犹太人，那些信主的“外邦人”是否必须归入犹太教呢？譬如，他们在接受基督教的同时，必须接受“割礼”吗？《使徒行传》15章所记载的耶路撒冷会议，其主题正是这个问题，并决定外邦基督徒不必遵守犹太教的律法习俗。这一决定对整个基督教史乃至世界史有重大影响。保罗关于“不是因守律法、而是因信称义”的教义，是大有解放作用的，即此后基督教不再作为犹太教的一派，而是自由地同其他文化进行对流，从而成为一个世界宗教。正如恩格斯、艾伦·查理逊等研究者指出：

传到外邦的基督教抛弃民族宗教及其礼仪，向一切人开放，不加限制，成为第一个世界宗教。——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

教会不是像一个斯多葛或伊壁鸠鲁的哲学学派，在一地的存在是很偶然的。公教会必然是一个地方性教会，是某一城市或某一国家的教会——地方性、民族性和特殊性，这些是普世教会的必要标志。——艾伦·查理逊：《〈新约〉神学导论》

上述问题一千几百年后在中国又发生了：由于基督教已成为“西方的宗教”，当一个中国人入教时，他是否也得像一个西方人呢？“中国化的基督教”能否算基督教呢？明末清初时，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比较尊重中国文化，愿意吸收若干中国东西，形成一个不完全相同于欧洲形态的中国基督教。这种做法在当时比较能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但在罗马教廷的压力下，一些后来的传教士以保卫“教会信仰的纯洁性”为名，对中国民族文化采取敌视态度，终致康熙皇帝下令，驱逐西方传教士。中国是一个很早就有民族觉醒的国家。19至20世纪发生的多次“反教运动”，与其说“反对基督教信息”，不如讲“反对一个为列强插手中国效劳的宗教”。这在中国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性问题。因此，许多中国基督教徒早就希望：中国教会能独立，基督教在中国能民族化。说到这里有一点值得反省，起源于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的基督教之所以能成为西方的宗教，是由于一些有远见的人们在神学、灵性和艺术等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尝试，敢于用西方文化条件为媒介来表达上帝的奇妙作为，从而使基督教获得了“西方的自我”。可叹的是，当基督教进入现代并传入世界其他地区的时候，其“西方自我”竟然成了桎梏，使基督徒难以认识与敬拜“普世的上帝”，同时也使那些受其他文化教养的人难以接受“西方人的基督”。由此可见，每当教会进入新的处境或新的时代，如果文化制约其发展，教会变革就势所难免。总之，丁主教是这样辨证地理解“普世性与特殊性”的：

可以说，任何地方或民族的教会都有两极性，它的普世性和它的特殊性。我们对两者都应当具有敏感……耶稣基督内涵的宝藏要全部开发出来，还得要让各个文化背景的基督徒都来投入才行。自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不是只有一座城门，在它的北面、南面、东面、西面各有三座城门，让基督徒和教会从四面八方来进入，大家带着各自特殊的灵性宝藏和看见，一起来进入基督的丰盛。教会的普世性就存在于众多地方教会的特殊性之中。地方教会就是教会的普世性和种种文化的特殊性相结合的所在。中国基督徒愿意自己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耶稣基督的教会形成一个自己的队伍，进入新耶路撒冷，而不是作为其他教会传教地图上的一个点。

一个教会只顾自己是不够的，也是不好的。普世教会向各个教会提供灵性滋养。一个教会如果意识不到它源于普世教会，不与普世教会发生联系，那么它的自我必定会枯竭。普世性与特殊性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丰富；在时间上贯穿历史，在空间上遍布世界的教会最终进入耶稣基督里的丰富。(25)

2.经典启示与伦理道德的神学建设路向

谈到“中国化的基督教”，丁光训一向强调：“我们要植根于中国的土壤”，“吸收中国民族文化”。(26)那么，如何做得到呢？他的主要答案就是：彰显上帝之爱，注重伦理道德。当然，如同其前述诸多论点，丁光训的这一主张也是“立论于经典理解”与“立足于中国国情”并举的。

在整本《圣经》里，从《旧约》到《新约》，高举伦理道德的经文极多极多。十条诫命中的六条讲的都是伦理道德。全部《箴言》都是“劝人伪善”的。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高举道德是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的优势之所在。中国是文明古国，是道德礼仪之邦。特别是对中国知识界来说，讲伦理道德比讲天堂地狱更令人欣赏，令人愿意听听宗教有以告人的消息。(27)

关于经典启示与中国国情相联系，丁光训在不同的场合发表过许多论述，笔者在此仅举两个例证。一是，丁光训与匡亚明一起研究妈祖文化现象。据丁主教回忆，他和匡校长步入老年后，都对妈祖文化现象深感兴趣。妈祖本来是一位聪明、善良的渔家姑娘，一千多年前生于福建莆田湄洲岛，她懂气象，遇到恶劣天气就提醒渔民。有一次，她顶着风雨，单独划小船出海呼喊渔民回岸，不意坠海牺牲，年仅28岁。于是，渔民就把她当作神来供奉，妈祖庙在台湾岛就有数百所。丁主教和匡校长认为，这一民间宗教文化现象很值得研究，妈祖崇拜虽然上千年了，但没有教义、神学和神职人员等，并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典型的宗教，这种民间信仰所突出的就是伦理道德，就是要大家做好人做好事。在匡校长的鼓励下，80多岁的丁主教亲赴湄洲岛参加了妈祖文化节，他解释道：我之所以想一窥究竟，就是因为“我国宗教如果都能走突出伦理道德的路向，岂不是同社会主义祖国更易相称的美事”！(28)

二是，丁主教在纪念吴耀宗先生时的思考。他在“基督教全国两会纪念吴耀宗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指出：我们的神学思想工作应当重视处境化，重视伦理道德，我们应当加强服务项目，激发基督徒的爱心和人道主义感情。基督教是一个讲究伦理道德的宗教，《圣经》里爱人之道和社会公义的内容占有极大的篇幅，我们要让伦理道德在神学建设中占有相当的重要地位。就我国基督教现状而言，神学处境化的起步点即在于，恢复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内容。今天教会里还存在一股贬低伦理道德的风气，认为谁探讨伦理道德，就是贬低福音，甚至利用“因信称义”来为个人的行为保险，无论好坏都无所谓。这太离谱了，滑进了“以信废行论”的异端。

加强(社会)服务和神学思想上的处境化和伦理化，是互为表里的，是行与信的统一，也是行与知的统一，是基督教信仰应有之义，是爱国信徒的愿望，也是教会在我国处境中更新自己和见证基督的需要。(29)

3.中国教会的特点与神学思想建设目的

中国教会及其神学思想建设，“要走出新路，一条适合中国的、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这是丁光训一向怀有的坚定信念。在他看来，这一新的道路取决于中国教会的普世性与特殊性、特别是中国教会的历史与现实处境。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丁光训就潜心于这一问题：中国教会是普世教会的一部分，但它属于哪一部分呢？按他的回答：中国教会既是“普世教会中的年轻部分”，又是“处于一个有几千年历史文化、现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部分”。约书亚说过：“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3：4)，这句话用在中国教会身上正合适，我们走的就是前人所没有走过的路。(30)

时至上世纪90年代，关于道路问题的成熟思考见于丁光训所著《怎样读圣经》(1995)的结语部分。中国基督教有两个特点：一是，过去处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极为落后的国家，是西方国家的传教区，没有做到自治、自养、自传；二是，今天处于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祖国。世界上同时具备这两个特点的教会，我们中国教会堪称“历史第一”。上帝把中国教会放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位，有其特殊的用意——“叫我们服侍主，要按心灵的新样，不按仪文的旧样。”(罗7：6)下述鲜明的论点一如前引10年前的文字，令人感到丁光训的问题意识与道路信念跃然纸上：

拿我们整个中国教会来说，今天的关键点在哪里？今天，主使我们看见，这一点就是教会的自我栽培，就是使基督的一个自治治得很好，自养养得很好，自传传得很好的教会，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为要在中国把信徒们建立为主的身体，我们就必须效法使徒时代的优良传统和严重教训，让圣灵指引我们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的、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来。(31)

恰逢中国神学思想建设启动5周年之际，丁光训与教会同工一起思考：中国神学思想建设的目的究竟何在？他明确地表示：我所希望目的很简单，我们中国基督教需要一个大的变化，我们要真正努力实现这样一个理想的中国教会：能够帮助我们中国教会里的信徒爱国爱教，都觉得做一个中国人很光荣；我们的神学思想要建设、要提高，使得我们中国的基督教变成“很有人性、讲道理、讲道德，为上帝所喜欢、也很喜欢‘爱的上帝’的教会”。这或许要经过几十年，也许要更久。但我们的目的不过如此：“就是要改造我们中国基督教，要把我们中国基督教改造成为一个顺应历史潮流、顺应广大人民的需要的基督教”。(32)

【注释】

①陈泽民：“前言”，《丁光训文集》，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②参见罗冠宗主编《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第二卷，1993-2006)，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07年版，第188页。

③前面提到的出版日期，是按该书版权页上的标注，但与实际出版日期不符。据陈泽民介绍，该文集是在会前一星期才出版的，可以说既十分及时又十分切题。参见陈泽民：《加强中国教会的神学建设——济南会议上的大会发言》，《金陵神学文选》(二，1993-2017)，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2017年版，第18页。

④据陈泽民说明，这本文集收入的80多篇文章，是经丁主教自己选编的，除5、6篇是较早写的，其余文章都是“文革”后的作品，大部分是第一次发表。参见《丁光训文集》“前言”，第2-3页。

⑤陈泽民：《加强中国教会的神学建设》，《金陵神学文选》(二)，第19页。

⑥丁光训：《回顾与展望》(1980年10月6日于南京在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上的开幕词)，《丁光训文集》，第295页、第297页、第301-302页。

⑦详见丁光训：《我怎么看这五十年？》《天风》2000年第8期，第4-5页。

⑧丁光训：《我这一时的神学思索》，《天风》1998年第12期；《三自爱国运动的发展与充实》，《天风》2000年第1期。

⑨关于这方面的论著，可以参看赵士林、段琦主编《基督教在中国——处境化的智慧》(下册)，第六章“丁光训博爱的神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卓新平：《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处境》，第五章之十三“丁光训论‘上帝是爱’的神学建设”，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

⑩这两句论述，依次参见丁光训：《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圣经〉研读示范》(1954)，《在布拉格伯利恒教堂的演讲》(1961)，《丁光训文集》，第160页、第128页。

(11)丁光训：《在美国纽约河滨教堂的演讲》(1979)，《丁光训文集》，第137页。

(12)丁光训：《〈圣经〉中上帝的启示和人对上帝启示的认识——在全国两会六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金陵神学文选》(二)，第5页。

(13)同上，第6-7页。

(14)笔者之所以刻意指出这种词汇现象，就是因为丁光训对“上帝之爱”这一范畴的丰富理解，颇有必要做一番专题考察，又如，在本文后面的引述里，他还用了“爱者、慈爱、厚爱”等词。

(15)丁光训：《中国基督徒怎样看待〈圣经〉》(1990年11月在美国宗教学会和圣经学会联合年会上的演讲)，《丁光训文集》，第84-85页。

(16)丁光训：《〈圣经〉中上帝的启示和人对上帝启示的认识》，《金陵神学文选》(二)，第8页。

(17)丁光训：《神学思想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天风》2003年第9期，第6页。

(18)以上两段引文，详见丁光训：《谈基督徒一个思想深处的问题》(1996年在五个宗教东北座谈会上的发言)，《丁光训文集》，第286、289页。

(19)丁光训：《中国基督徒怎样看待〈圣经〉》，《丁光训文集》，第85页。

(20)以上论点概括，详见丁光训：《中国的神学群众运动》，《一个中国基督徒的圣经观》，《丁光训文集》，第21-33页，第106-116页。

(21)详见丁光训：《〈圣经〉中上帝的启示和人对上帝启示的认识》，《金陵神学文选》(二)，第7-8页。

(22)参见丁光训：《神学思想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天风》2003年第9期，第6-7页。

(23)丁光训：《理解上帝的心》(1993年9月在美国好莱坞诸圣堂的演讲)，《丁光训文集》，第102页。

(24)以上三段论述，依次参见丁光训：《在世基联和日内瓦教会普世中心谈三子运动》(1983)，《在澳大利亚教会欢迎会上的演讲》(1984)，《三自为何必要？》(1984)，《丁光训文集》，第13-14页、第17页、第42-43页。这里顺便指出，在改革开放后发表的言论里，“基督教中国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丁光训在英国发表的一次讲演，参见《复活的真理》(1982年10月1日在伦敦兰伯宫的演讲)，《丁光训文集》，第8页。

(25)以上两段引文，依次参见丁光训：《三自为何必要？》和《我们正在怎么办好教会》，《丁光训文集》，第41-42页、第120页。

(26)这里加引号的3个重要提法，综合参见《丁光训文集》，第35页、第41页、第94页等。

(27)丁光训：《谈基督徒一个思想深处的问题》，《丁光训文集》，第288-289页。

(28)详见丁光训：《怀念匡校长》，《丁光训文集》，第500-501页。关于这个例证的详细讨论，可参见张志刚：《神学教育与宗教中国化——丁光训与匡亚明的故事及其启发》，《天风》2017年第8期。

(29)丁光训：《今天我们向吴耀宗先生学习什么？》，《金陵神学文选》(一)，第205页。

(30)参见丁光训：《走出一条新路来》(1988年6月26日在上海祝圣主教典礼上的讲话)，《丁光训文集》，第344页。

(31)丁光训：《怎样读圣经》，上海：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年重印版，第42页。

(32)参见丁光训：《神学思想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天风》2003年第9期，第7页。

（原载《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