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以降,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中国历史上逐渐形成了三教鼎立的文化格局。儒释道三大文化传统虽然呈鼎立之势,然而,三教鼎立并非水火不容的对峙,而是在竞争之中相互调和、相互融会,最终实现了多元文化的共生共荣。儒释道虽然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但是经过长期的交融,三教竞争关系逐渐减弱,三教融合成为三教关系发展的主旋律,“以佛修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三教互补关系成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宋元以后,三教之间的界限甚至已经变得不再泾渭分明。由此可见,儒释道三教实际上从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儒释道三教在相融共生、互补共荣的文化机制导引下,缔造出了一个非常稳定的文化结构。这种具有超强稳定性的文化结构,不仅是中国文化迥异于其他文化的显著特征,而且也是中华文明屡仆屡起、颠仆不倒的根本保障。也正是因为中国文化具有三教融合共生的文化机制,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才从来没有出现过西方世界那种极端惨烈的宗教战争。

毋庸讳言,三教关系并非一直都是那么和谐。在相互竞争中,也曾出现过一些较为激烈的冲突。像“三武一宗”灭佛,元世祖焚毁《道藏》之类压制佛道二教的极端事件,在历史上也时有所见。然而,究其根源,此类打击佛教和道教的事件其实都是出于政治、经济考量的政府行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同宗教之间相互迫害。因此,此类压制佛道二教的行为没有一次能够持久。此外,三教之间相互攻讦诋毁,甚至侵占或破坏对方宗教设施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但是这仅仅是一些带有情绪化的个体性的偶发冲突。其实在任何时代的三教竞争之中,都没有出现过彻底否定对方的情况。以道教为例,佛教显然是道教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夷夏论”和“化胡说”是道教攻击佛教最有力的论战理据。南朝道士顾欢作《夷夏论》斥佛教为夷狄之教,却也承认“佛号正真,道称正一。一归无死,真会无生。在名则反,在实则合。但无生之教赊,无死之化切,切法可以进谦弱,赊法可以退夸强”, (1) 认为佛道二教“名反实合”,各有千秋。汉桓帝延熹九年(166),襄楷在奏章中曾提到“老子入夷狄为浮屠”, (2) 可见在东汉时期就已出现“老子化胡说”。晋末道士王浮敷衍此说作《化胡经》,宣称佛教出自道教,以此抬高道教地位。为应对此说,佛教亦杜撰儒道二教皆出自佛教之说,如《清净法行经》即云:“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丘,光净菩萨彼称颜渊,摩诃迦叶彼称老子。” (3) 佛道二教围绕“化胡说”展开的论争,明显是一种缺乏理据的赌气式争辩,但是在互以对方出自本教的言说背后,其实暗含着三教同源的预设。这种以情绪化方式表达出的三教同源思想,也正是三教融合文化机制得以展开的前提。

三教竞争虽然在儒释道关系史上颇有影响,但是,三教融合共生才是三教关系发展的主流趋势。在三教融合共生的文化机制之下,道教不断进行着自我调适,以此处理与儒佛二教的关系,一方面促进了道教自身的发展,一方面促成了三教融合共生这一文化生态的形成。茅山道士陶弘景临终遗言,命人在他死后“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车马,道人道士并在门中,道人左,道士右”。 (4) 作为名动一世的道教领袖,陶弘景要求死后覆盖袈裟,并且葬礼中要有僧侣(道人)和道士,足见其兼宗佛教的宗教观念。其实,历代高道无不和陶弘景一样,对儒佛二教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主张调和三教,倡导三教同源、三教融合。例如宋代道士夏元鼎《三教归一图说》云:“三教等无差别,本来面目只是一个,但服色不同耳。” (5) 张伯端在《悟真篇》序言中说:“教虽分三,道乃归一。” (6) 金元时期全真道兴起后,三教归一更成为全真道最重要的理论主张。创教初期,王重阳便建立了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等五会传播全真道,宣传“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的思想,使全真道具足三教合一的性质,成为佛道融合的典型。 (7) 道教不仅在理论上主张三教同源、三教合一,而且在实践中也积极吸收儒释二教,从而不断促进道教自身的发展。

儒家学说源自三代文化,在文化渊源上居于正统,因而在“大传统”文化中长期居主流地位;尤其在意识形态领域,儒家文化所拥有的优势是佛道两家不可比拟的。就儒道关系而言,道教创立初期对儒家也有非议之处,如五斗米道经典《老子想尔注》释“孔德之容,唯道是从”为“后世不信道文,但上孔书,以为无上,道故名之,告后贤” (8) 便是一例。不过,这种反儒倾向在后世并没有被继承。相反,对儒学采取合作态度,积极吸收儒家文化中有利于道教发展的因素,才是道教协调儒道关系的基本策略。道教最核心的思想根源是神仙信仰,因此修炼成仙往往被视为道教信仰的终极追求。然而,当教团道教形成以后,个人修炼的重要性在道教理论中逐渐退居次要地位,济世度人的思想成为道教教团的重要主张。例如宣扬“仙道贵生,无量度人”思想的灵宝派就认为:“圣人传授经教,教于世人,使未闻者闻,未知者知,欲以此法桥普度一切人也。” (9) 这种“普度一切人”的济世思想,无疑受到了大乘佛教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也和儒家的入世治平思想有着深刻渊源。道教是一种成熟的伦理宗教,以求善为鹄的的宗教伦理是道教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儒家学说一样,道教也非常强调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准则。《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云:“与人君言,则惠于国;与人父言,则慈于子;与人师言,则爱于众;与人兄言,则悌于行;与人臣言,则忠于君;与人子言,则孝于亲。” (10) 《玄门报孝追荐仪》云:“三纲五常乃立人之大本”,“资事父以事君,则忠孝之义尽,取于治身而治国,则清净之化成。其在栖真者流,尤以报君为重”。 (1) 在唐宋以后,甚至还兴起了儒家色彩非常浓厚的以宣扬忠孝思想为中心的忠孝净明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道教伦理可以说是儒家伦理的道教化翻版。道教不仅几乎毫无保留地吸收了儒家的伦理思想,而且也很大程度地借鉴了儒家学说中的礼制文化,比如道教斋醮仪式中的“三献之礼”,就直接来源于儒家的祭祀礼仪。儒家的吉、凶、军、宾、嘉等五礼是中国古代礼制文化的核心,吉礼更享有国家祭祀的崇高地位。魏晋以降,早先主要流行于民间的道教逐步转向上层化发展路线,并被庙堂文化所接纳。随着地位的上升,道教开始积极跻身于国家祭祀文化之中。到唐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已成为国家祭祀大典的组成部分”, (2) 太清宫、太一宫、玉清昭应宫等皇家道观也被纳入国家祭祀体系,其斋醮仪式甚至被奉为大祀。道教在跻身于国家祭祀体系的同时,其宗教仪轨大量吸收了儒家祭祀礼仪的成分。这种情况甚至影响到域外国家,比如在高丽的国家祭祀体系中,道教斋醮就被定为吉礼小祀。道教斋醮在高丽被纳入吉礼,其实正是引进唐宋礼制文化的结果。 (3)

相较于儒道关系,佛道关系中的竞争性要略大一些。但是,佛道二教的相互吸收与融合仍然是佛道关系的主旋律,援佛入道是道教不断丰富并提升自我的重要手段。佛教产生的时间比道教早得多,在传入中国时佛教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因此,道教产生后在很多方面都借鉴吸收了佛教。比如,在早期道经的造作过程中,便多有模仿乃至因袭佛经之处;道教的宫观设施、组织形式、宗教仪式等方面,亦不乏借鉴佛教之处。又如,受“大道无形”思想的影响,早期道教是反对偶像崇拜的,因此称佛教为“像教”。但是,后世道教“设像立教”的形式与佛教却别无二致,其实正是受佛教影响使然。在宗教哲学方面,道教义理的思辨水平与佛教相比略为逊色,因此,道教也积极援引佛教哲学以提升自身的理论水平。例如道教重玄学就借鉴了佛教的中观哲学,道性论和佛教的佛性论之间也不无关系,全真道的思想和禅宗哲学也有着密切联系。

道教对儒佛二教的借鉴和吸收是为适应自身的发展而展开的,并非简单地援儒入道或援佛入道。这种对异己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实际上是以道教为基础,融会儒佛二教的文化再创造。通过这种文化再创造,道教一方面提升了自身的水平,获得了新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融通了理路不同的文化传统,促进了儒释道三教殊途同归的进程,增强了中国文化三教并立格局的稳定性。

【注释】

1 《南史》卷七十五《顾欢传》,第1877页。

2 《后汉书》卷三十下《襄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082页。

3 参见道安:《二教论》,《大正藏》,第52册,第140页。

4 《南史》卷七十六《陶弘景传》,第1900页。

5 夏元鼎:《黄帝阴符经讲义》卷四,《道藏》,北京:文物出版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第2册,第732页。

6 张伯端:《悟真篇序》,《紫阳真人悟真篇注疏》卷一,《道藏》,第2册,第914页。

7 陈兵:《道教之道》,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13页。

8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7页。

9 陆修静:《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道藏》,第9册,第824页。

10 《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道藏》,第6册,第887页。

11 《玄门报孝追荐仪》,《道藏》,第9册,第60页。

12 张泽洪:《道教斋醮科仪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第74页。

13 黄勇:《高丽斋醮研究》,韩国道教文化学会编:《道教文化研究》第46辑,2017年,第322-328页。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