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人、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不得不涉及到这种关系赖以成立的前提，这如同波普尔指出的：哲学批判“是指这样一种分析，其目的在于表明某些用来论证某一理论为真的主张的论据无效。”而科学批判“不是抨击科学理论的证明，而是抨击理论本身；不是抨击可表明理论为真的主张，而是抨击理论本身告诉我们的东西－－抨击它的内容或它的结果。”（纪树立编译：《科学知识进化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0页）
人、科学和自然哲学的关系，当然是在人的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人的活动，这些关系就无从谈起。但这并不意味着否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以为“月亮在没人看见时是不存在的。”如果将这种见解贯彻到底，只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人产生之前，产生人的条件是不存在的。于是，除非是神的奇迹，否则人是根本不可能出现、不可能存在的。非要坚持这种观点，又不借助奇迹，首先就得把自己的存在给否定掉。这也就告诫我们，我们不能不承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人、科学和自然哲学的关系是承认这种第一性基本前提下的在人的活动基础上的相互关系。
正如人对自然的认识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过程一样，人的概念、科学的概念、自然的概念和自然哲学的概念也是历史的、具体的。因此，人、科学和自然哲学的关系也是历史的具体的关系。
一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类生存和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研究自然哲学，也必须注意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劳动是维持生存的基础，因而是生活的基础。真正意义上的原始人的生活，最基本的就是劳动生活。而“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4页）正是劳动造成了“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同上，第158页）。这就是说，劳动的产生、工具的出现，标志了人从动物界分化出来，标志了人－－更确切的说原始人－－的出现。
人的起源、劳动的产生、工具的出现，就是这样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的（姑且不论语言、社会等因素）。机械的、线性的、单方面地看待这些问题，而不是有机的、非线性的、综合地来认识问题，都会觉得难以理解，以致只会把它当做一种悖论。劳动是人的劳动，人在劳动之先；劳动使人变成人，劳动在人之先；这实质上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循环关系（当然，这是更大的非平衡非线性的循环之网上的一个循环）。“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同上，第150页）人手制造出来工具，人是人工工具的原因；工具的制造使猿手成为人手，工具的制造是人的原因。这又是互为因果的循环关系。循环无非就是相互作用的表现。循环未形成之前，在先的是天然自然物和猿；循环一旦形成，人工自然物和人一起出现，不能再问何者在先，而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缺一不可的关系。
以制造工具为标志的劳动，使得劳动主体能够在自然界打上自己意志的印记，随着劳动的产生和发展，猿就逐渐完成了向人的转变，动物的智慧就逐渐完成了向人的智慧的提升。从最初本能地运用天然工具，进一步发展到最初是偶然地、然后成为经常地有意识地制造工具的过程，也就是从古猿的本能地适应自然的知识，进一步演进到起初是零散的、随后成为有条理的关于自然的知识的过程。这种所谓的有条理的知识，就是从最初的关于天然自然物性质的认识变成了可重复运用、可自觉制备人工自然物并可传给他人的知识。人们承认，第一件人工工具的诞生，正是人的技术发明的起点。其实，这也正是（原始）科学知识诞生的标志。时代的技术反映时代的科学，时代的科学也反映着时代的技术，这对于原始时代亦如此。随着有意识地制造工具的实现，有条理的关于自然知识的形成，也就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原始科学。“自从有了第一群制造工具的人，人类的历史就开始了，科学的历史也就开始了，科学史是和人类的历史同样久远的。”（仓孝和：《自然科学史简编》，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科学史家如是说。美国科学史家萨尔顿在1970年出版的八卷本《科学史》的第一卷的一开始就写道：“科学从何时何地开始？不管何时何地，当人们尝试着解决生活中的无数问题的时候，科学便开始了”。人的诞生和科学的起源，毕竟是同源同时的。
正如原始人还只是极其蒙昧的人一样，原始的科学也不过是极其蒙昧的科学。由这种原始的、零星的、个别的认识变成为有条理的、共有的认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过程的长短、时间的快慢并不能掩盖问题的本质。原始人的科学知识即原始人的关于自然的知识，尚未与技术发明分离开来，是和技术融为一体的。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知识是如此肤浅，简直难以称作科学知识，但是假如我们不想割断历史，那么我们就只能承认，我们今天关于自然的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恢宏的现代科学知识大厦，正是在这种原始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的。
二
人的诞生是以对地上的自然物的变革、在自然界打上自己意志的烙印为标志的。原始人面对地面上的河流山川、百花斗艳、百兽争雄，但同时也面对星辰日月、风雨雷电、暑去寒来。而且，我们决不能否认猿也已经知道了利用某些自然条件去顺应上述自然现象，纵然总体上这种顺应是本能的，但却无法否认其中也有能动的成份，也就是意味着已认识到某种关于自然规律的、因果的联系。劳动使猿变成人，人关于自然界有着某种规律、某种统一性的观念的萌芽，只能被合理地看作是对猿的观念的扬弃。
苏联旧石器时代专家谢苗诺夫认为：“直立猿人的劳动活动证明，他们已具有了对这个活动的任务和最终结果的抽象概念的认识。”（转引自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从打制石器对石料的选取，狩猎和采集对动植物的区分，……。没有劳动不包含科学，劳动是含有科学的劳动。理性知识萌芽、自然界有某种规律性联系观念的萌芽，也只能合理地在劳动对于生活的基本意义的基础上得到理解。
当某个原始人打制出第一把石器工具，并照同样的方法打制出第二把同样的或类似的石器工具时，他已经在把个别的、具体的认识向特殊的、可重复的认识推进；当他又进一步把这样的认识传播给群体、把这样的方法由适用于某一种天然物或某一类天然物进而推广其他种类、其他形状的天然物时，这就造成了认识最终向更一般的、更有普遍意义的方向过渡。这个过程，是原始科学知识向条理化、普遍化演进的过程。而这一切，同时又意味着对自然现象的并非完全直接的、全然感性的认识。换言之，这意味着对自然现象的直接认识的再认识。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也就是意味着萌发了原始的理性、原始的自然哲学，或说原始自然哲学就萌发于其中。
原始社会是人类开始在自然界打上自己活动的烙印的时代。但是，刚刚脱离自然母体的人类，只能抓住自然之母的直接馈赠，总体上与自然界混为一体。“世界万物和人们自己都处在一种感性的神秘互渗之中，这是原始人最初的世界观。”（杨适：《哲学的童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实际上，这还意味着，就这种蒙昧原始的世界观的本质而言，一切都是统一的，一切都是相联系的。当然，对这种同一的理解也要作为包含一定差异的同一来理解。
进一步的分化，特别是火的利用，推动了原始人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意识到自己有某种自由。尽管这种自由又是十分可怜的，但又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十分可怜的自由，他才对大千世界感到迷惑不解，以至觉得它威严可畏。这就决定了，原始人在特定领域内积累着经验知识的同时，又把自己意识到的本能或对本能的意识投射到整个自然界，作为对整个自然界的理解。既然人有了改变自己环境的自由，自然之神就更有塑造万物的自由。“神创世界”的幻想遍及世界各文明古国。古代两河流域的撒玛利亚人认为，“空气之神”安尼尔法力无边，创造了宇宙。中国古人则想象出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补天。这就是原始宗教自然观。
原始宗教自然观是在自然知识严重不足情况下对自然整体的把握，它已经有了一定的体系，这种体系的建立是借助人格化的神来实现的，体现的是原始人在人格化神的外衣下对世界统一性和终极因的追求。因此，原始宗教自然观已是一种特殊的原始自然哲学，毋宁称其为原始自然哲学的一个特殊形态。在这种原始自然哲学形态中，作为合理的自然知识部分和以此为基础的推论、幻想等等东西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其中合理的自然知识部分可以看作原始的理论自然科学知识。没有原始宗教自然观，没有这样的原始形态的自然哲学，后来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哲学－－古代自然哲学的诞生就是难以想象的，或者说其诞生反而成了不可思议的。精神之所有飞跃，只因为精神发展具有连续性；没有连续性的飞跃，只是神话的飞跃。
三
原始人在古代科学之先，原始自然哲学也在古代自然哲学之先。度过了约300万年漫长的原始时期，人类社会进入了阶级社会即奴隶社会时期，人类文明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科学发展也翻开了新的一页。在奴隶制下，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奴隶社会还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有十分重大意义的社会分工－－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分工。有了脑力劳动者，才有可能把结绳记事以及已出现的某些书写符号整理创造成文字。有了文字，种种知识包括科学知识才可能被记录下来，它们才可能摆脱“口传身授”阶段，科学也就可能以经验科学的形态从生产技术中分化出来。这时的科学，一般也就称之为古代科学。
与此相适应，人们对自然的思考也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对整个自然界作出最一般的概括的尝试就出现了，“水是万物的始基”、“阴阳八卦类万物之情”的命题提了出来。这些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人的认识开始超越完全拟人化的框架，把自己跟自然区别开来，也跟宗教神话区别开来。因而，它们就标志了自然哲学作为一种学问登上了人类文明史的历史舞台。哲学诞生了，最初的哲学也就是自然哲学。
不可否认，正如灵魂不死以及由此产生了对死者的崇拜是原始宗教进一步发展的产物，一个灵魂世界从此被创造出来，如果忘掉人类社会的自发组织、自我运动，忘掉了古代科学及其思想观念的经验起源，闲暇阶层也许会觉得社会文化包括科学是自己创造的，他们获得的前所未有的心灵自由使得他们感到支配一切、评价一切的自由，一个脱离了人的实践的人的精神世界就被创造出来。古代的贤哲们以石破惊天的命题概括了这种人的世界：“人是万物的尺度”。从此就有了自然哲学和人文哲学的对立。“人是万物的尺度”，实际上就消灭了自然哲学，只剩下了人的哲学或精神哲学。
从人和自然浑然一体到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把精神和物质对立起来，是认识上的一个进步，是知识得以继续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反过来说，如果不经过一个把人和自然关系、精神和物质关系的严重对立的时期，反而难有作为理性知识形态的自然科学的迅速进步；没有对理性的推崇，就难有理性的深刻进步。人的认识，其发展毕竟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
从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哲学的起点，我们已可以察觉到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之间的差异。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天人相通”的思想长期占有主导地位。人们通常认为，古代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思想基本上是混为一体的，那么，研究这种差异也就会有利于对于科学史上的“李约瑟难题”的研究。而对于自然哲学研究自身而言，不深入研究这种古代的差异，就难以理解今日的科学精神，从而就建立不起反映时代科学精神的自然哲学。
四
近代自然科学是在西方兴起的，虽然它的出现与时代天才人物的英名相联系，但它决非仅仅是少数几个时代天才的创造，也决非仅仅是思维的产物或智力结构的突变。它是伴随着工艺技术的进步、在恢复人的尊严的时代旋律中诞生的。
不过，以伽利略、牛顿为代表的经典科学，其精神实质却是一种与观测者无关的科学，也可以说是一种没有观测者的科学，从而也就是人尊严地站在科学之外的科学。两极相通，于是就有了如同“第一推动”或拉普拉斯妖那样的全能全知观测者的科学观，或是如同康德所说的“人为自然立法”的科学观。作为对这样的科学的响应，要么是作为科学文化的对立面高扬人文文化以至作为科学的对立面出现某种反科学，要么是把科学作为绝对真理而不加批判地全盘照搬。对自然的认识也或是培根的“纯客观观察”、洛克的“白板说”、……，或是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离开了时代科学实践，离开了时代科学直接获取的自然知识和造成的文化气氛，我们就难以深入了解时代哲学。
尽管自然科学从本质上是与宗教神学相对立的，哥白尼《天体运行论》成为向宗教神学宣战的檄文，预示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从服从宗教神学、作为神学仆人的状况下的解放，但就钟表世界暗示一个钟表匠上帝，基督上帝实际上被召响唤回来为世界的可理解性提供服务而言，甚至也可以说自然科学也是在与基督上帝的联盟中诞生的。事实上，近代科学初期，理论上卓有建树的科学家，如果不借助哲学思考，就要借助神学帮助。在亚·沃尔夫看来，牛顿就是一个借助神学帮助的典型例子。他指出：“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牛顿的绝对运动、空间和时间等概念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他受到莫尔和巴罗影响的神学观点的结果。……牛顿很清楚当用纯粹科学根据来捍卫它们时存在的种种困难。……他证明绝对空间和时间的根本理由是神学的，而不是科学的。”（《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周昌忠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56-758页）罗素说：“哲学……乃是介乎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页）历史地看，他的看法对于我们分析近代科学初期的思想观念，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但无论如何，近代科学的兴起，既标志着科学和哲学从神学中的解放，又标志着科学和哲学的分道扬镳，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走上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相对独立是一个过程，直至牛顿的时代，他的划时代科学巨著仍然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自然哲学仍然是自然科学的代名词。不过，我们知道，到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时期，近代自然哲学已发展到其顶峰。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是自然哲学的一次巨大流产，尽管其中在晦涩的字里行间不乏闪闪发光的东西，但是在总体上，它对自然科学的反动带来的是自然科学对它的反动，它对时代科学的抛弃博得的是时代科学对它的抛弃。古典自然哲学就这样无可奈何花落去，这对于今天我们的自然哲学的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不过自然哲学建立在时代自然科学成果的基础之上，只是停留在主观的、主体的领域或客观精神领域，仅仅凭借思辨去构想自然哲学体系，实在难免重蹈覆辙。
而且，经典科学实质上是关于事物存在的科学，随着对存在研究的深入，随着对零星知识综合时刻的到来，人们就会进一步认识到事物的演化，认识到事物的统一之中的发展。19世纪，真是一个进化的世纪，太阳系、地质和生物都在演化之中，哲学也有了正反合过程之中的自我发展，终于有了还自然本来面目的自然哲学的诞生，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主要为恩格斯所阐述的自然辩证法即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
五
进入20世纪的自然科学，又一次极大地改变了自然图景、自然观，改变着科学思维方式。
相对论的最基本前提是真空中光速不变这个经验事实；光垒的存在表明人只能嵌入世界之内来认识世界。量子观测过程的复杂性表明，科学认识主体被深深地卷入了认识过程之中。系统层次理论中人只是世界系统中的一个中间层次；系统演化理论表明，生命系统包括人，都只能是宏观存在物，这就决定了嵌入自然之中的人，对自然的认识必定始于宏观认识。总之，现代科学表现出对近代科学的反动，现代科学成为了与人的活动相联系的科学，科学理论成为了与人的活动相联系的理论，人成为了演化的自然之中的人。对科学的反思就离不开对人的反思，换言之，自然哲学成为了有人的活动的哲学。
施太格缪勒在其多卷本著作中指出这样一种趋势：“处于基础研究阶段的自然科学开始以经验的方法研究古老的哲学问题，并且为说明有关现象提出能经受经验检验的假说。”（《当代哲学主流》，下卷，商务印书馆，第463页）这是千真万确的。不过，文明史上早已如此，水是不是万物的始基早已由17世纪的化学作出了判断，火（能量）生成万物的命题由于热力学的进步在19世纪曾非常活跃，原子是不是“宇宙之砖”也由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物理学给出了决定性回答，……。早先的自然哲学命题成为了科学的课题是标志着自然哲学的衰落呢，抑或正是自然哲学的荣光和历史使命呢？历史的事实是，哲学命题变成为科学命题并未堵死自然哲学在这一领域依然活跃万分。其他领域的扩大，并不意味着自然哲学对本体论或自然观思考的终结。当心科学的发展会堵死自然哲学在这一领域的活动，既是正常的，又是不必要的。这不过是对自然哲学的挑战和新的要求，成为自然哲学向前发展的新的契机。如果说最一般的思维有至上与不至上的矛盾的话，那么科学的思维就更是如此了。前者最终由人的实践来解决，而后者既要由实践来解决，也要由最一般的思维来协助。
事实上，认为科学发展会堵死自然哲学在这一领域的活动的见解，首先就假定了科学没有理性的局限性，进而把关于现时代的对于自然的科学理解看作是关于自然认识的绝对理解。近代科学曾经似乎一度功德圆满，已经原则上穷极了自然真理，余下的只是进一步使之精确化而已。结果却是近代科学在自然的笑声中彻底暴露出自己的局限性。20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有不少科学家又谨慎地乐观起来，似乎我们离自然界的终极描述又相距不远了。有不少哲学家也说，思考自然界的联系和发展已经完全是自然科学的专利，哲学应该退出这一领域了，立足于科学基础的哲学反思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不过，暂且不论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科学理论或哪一门自然科学已经可以描述整个自然界、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动力学和热力学、存在和演化和桥梁依然在搭建之中，大爆炸宇宙学说中又不否认观测宇宙之外还可能游荡着宇宙泡，精神现象作为科学研究的领域仍处于其童年，如此等等。对于我们现在可能已接近发现最终的自然定律表示谨慎乐观的霍金也认为：“如果我们确实发现一种完整的理论，……我们大家，包括哲学家、科学家和只是普通的人，将能参加为什么我们和宇宙存在的问题的讨论。”（《时间史之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8页）自然界一再严肃地提示我们，它是不可穷尽的！伟大的头脑，总是会在反思自然上有所作为的。
另一方面，认为科学发展就中止了自然哲学对于自然的思考，却又把人的理性看得过于有局限了，即认为理性只能停留在科学水平，只能停留在思维之中。如果说前一个方面把科学捧到九重天上，后一个方面却又把理性打入了九层地下。理性如果只停留在科学之中，科学就可以取代理性了。理性如果只停留在思维之中，当然也是有局限性的，哥德尔定理的重要哲学含义之一也正在于此。但是，理性之所以能成为理性，就在于它要突破一切桎梏，它不仅要突破感性的桎梏，也要突破自身的桎梏，力图进入思维的彼岸。如何进入思维的彼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在我们看来，唯一真正可能的途径则是首先必须坚持生活的观点、实践的观点。而且，正是这样的观点，要求我们如同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92页）事实上，更严格地说，我们必须承认而不只是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
我们还要特别考虑到的是，当代知识的爆炸性进展，使得近代史上那种一个人既在科学诸多领域卓有建树，又在自然哲学、一般哲学诸多领域有突出贡献的“百科全书式全才”时代一去不复返了。20世纪的自然哲学虽然重新活跃起来，但其特点之一是，大科学家－－从爱因斯坦、玻尔、海森伯到玻恩，从莫诺、贝塔朗菲、维纳到普里戈金，等等，一时都成为了活跃的自然哲学家。相比之下，传统的职业哲学家中，自然哲学家反而显得少见。对于这种情况，一种观点认为是自然哲学的丧钟，意味着自然哲学的消亡。而另一种观点看来，恰恰相反，首先是科学家不再恐惧“形而上学”，科学家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并非都是科学思考，往往同时也是哲学思考或自觉不自觉地进行哲学思考。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研究自然哲学，就不能不使得那些进行了深刻自然哲学思考的科学家在自然哲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是很重要的地位。其次，这样的局面还表明自然哲学研究的难度更大了，意味着对自然哲学研究者知识结构的新要求，意味着分工合作进行研究的迫切性。其实，当代科学的全面进展，即是深度的也是广度的，仅就自然这一概念而言，也已不再仅仅是指天然自然了，例如黄楠森和赵光武就指出自然的六个层次：未知自然、初知自然、初至自然、人化自然、人工自然和人体自然("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人和自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1987年，北京）。
自然哲学既要立足于科学，又要超越科学，而且必须是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之中来研究自然。自然哲学既然是以自然其中包括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反思对象，就不能不利用科学知识。不立足于科学，自然哲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我们的确不知道，离开了自然科学，人们将如何获得作为自然哲学素材的关于自然的知识以至关于精神（活动）的知识。不超越科学，要么只把自然科学的进展描述一番，就成了科学普及，要么就把自然哲学等同于科学，消灭于科学之中了。仅仅囿于科学普及就只能带来理性的贫困，也无法发现理性的局限，也就难以称之为自然哲学。而把自然哲学消灭于科学之中，若不说科学就是哲学，就只有说科学本身是不需要哲学思维的。反过来，哲学之超越科学，无非是对于科学思维的再思维，而且又致力于以这种再思维去影响科学思维。
近代科学，从研究存在的世界到研究世界的演化，经过二三百年，走过了一个圆圈，在这个圆圈上诞生了辩证自然观、辩证自然哲学，以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观点打破了自然界永恒不变的观点。20世纪中叶以来，从更深刻地研究存在到更深刻地研究演化，自然科学领域再一次出现了进化论高潮，观测宇宙在演化之中、基本粒子在生灭之中、复杂系统在自组织之中，……不过用了半个世纪，又形成了第二个圆圈。这对于我们研究自然哲学，进一步深刻理解存在和演化的关系以及发展演化的前提条件、内部机制、发展动因、组织形式、过程途径和发展螺旋，丰富和发展辩证自然观，以及从新的角度来重新审度和建设自然哲学，提出了时代的要求。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