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起，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合理关系一直是当代环境伦理研究的中心议题。值得反思的是，控制自然作为一种在西方哲学理性主义传统的观照下成长起来，并长期指导人们行为实践的思想观念，虽然曾为解放人类自身的被动地位、改变人类生存的发展环境以及推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造成了人对自然的冷漠与生态平衡的破坏。我们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近代以来出现的对自然的征服、控制欲望与行为，其内在的价值根源在于人对于自然的道德责任缺失、伦理规范失当。[1]因此，深刻反思日益严重的全球化生态危机，探寻人类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剖析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影响下控制自然的伦理价值困惑，科学构建尊重自然的生态伦理理论与方法。
一、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与控制自然的观念演进
从根本上讲，控制自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在每一历史时期人类都与自然进行争斗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可以说，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类就是通过“控制”周围环境，从自然对其有用性的观点来看待自然的。从远古到近现代，人类对待自然的基本状态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大不相同，但占统治地位的是既复杂又令人难以捉摸的控制(control)观念。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过古朴的一致、逐渐的对立和疏离，最终演变为人对自然肆无忌惮的掠夺。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始自古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这一理性主义传统主要经历了探寻理性、高扬理性和信仰理性三个发展阶段。与此相关，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探寻理性形成的素朴性控制
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们最初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有机体，一个赋有灵魂的东西。在他们看来，自然不仅是“活”的而且是有理智的，是自身有“心灵”的存在物，更是浸透或充满着“心灵”的运动物体。他们把自然中“心灵”的存在视为自然界中规则或秩序的源泉，其对规则或秩序的重视，不仅在客观上尊重了自然的内在价值，也使自然科学成为可能，更改变了人类不能控制自然的事实——人们在改变自然秩序之前，总是要通过宗教仪式来安慰自然的“精神”。
泰勒斯被公认为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他的自然哲学主张从宇宙整体的角度去思考自然界的问题，试图“在现象千变万化的背后应如何思考统一的、永恒不变的存在”[2](P189)。之后的赫拉克利特等人也认为，理性是自然界固有的，理性是构成世界的无穷元素之一。由此可见，古希腊哲学伊始就带有强烈的理性主义色彩。正是这种主张，即世界拥有一个理性结构的信念，对控制自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受种种因素制约，当时的哲学家们难以认识到生态自然的真实存在，因而他们不把自然中的生态关系当作知识，也不看作是知识的对象。知识的对象被认为是持久的、永恒的和不变的；相反，生态学的关系与非持久的、暂时的和处于连续变化中的客体相关。也就是说，生活在小亚细亚的哲学家们不可能以任何系统的方式从生态学的视角思考问题。“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被人们描绘为渴望地等待自己的死亡，以便他最终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力量从感觉世界的烦恼和扭曲中解放出来。古希腊人对理性的这种偏好和信赖，以及对感官的蔑视和忽略，使得哲学推理的结果不可能接近自然世界中真实的生态关系和过程。”[3](P29)柏拉图的认识论主张，知识只能从辩证推理和对形式的沉思中获得，而不可能从对自然世界的研究中获得。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事物是美丽的，因为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自然是不完善的，最多只是部分真实的。[4](P42)柏拉图的《对话篇》偶尔也表露出他对自然的极大欣赏，但他总的理念论的哲学世界观决定了他对自然采取一种非常忽视或蔑视的态度。总体上看，古希腊时期的人们忽视了亲身观察，也远离了对世界的生态学意识。
不仅如此，古希腊时期还形成了忽视复杂关系而喜好更为简单关系的习惯，这一习惯不仅导致了还原论的产生，也妨碍了生态观念的形成。还原论关注与复杂整体相分离的部分，对科学的发展无疑是重要的，但它决不适合于自然生态的研究与发展，因为生态关系是十分复杂的。这一时期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更曾排除了对未来后代的一切道德关怀，认为把后代纳入伦理思考会使决策过程变得太复杂。
从历史的角度看，抑制了合理的环境保护主义的哲学观点主要源于古希腊哲学对理性偏好的形而上学视野和简单性假设，这最终导致了应有的生态学没有得到及早的形成和发展，出现了人对自然的简单控制。
(二)高扬理性形成的征服性控制
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不仅继承了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将人们从古代对理性的探寻中释放出来，也用理性代替了神启。他们崇尚科学至上、理性至上，通过高扬理性，完成了人从“自然的奴隶”到“自然的主人”的转化。其理性主义精神的首要特征是尊重事实、注重经验，把对自然的观察实验视为真正的科学方法。这种在高扬理性中形成的对科学实验的热衷，不仅深化了人类理性主义的本质，也开启了通过科学实验对自然的征服性的控制史。
深入地看，实验理性的世界观是这种征服性控制的重要形成根源。在近代实验科学的鼻祖培根看来，仅仅依靠感官的直接感觉，还不能完全揭露“自然的奥秘”，要揭露自然的内在奥秘就必须借助于实验，因为“自然的奥秘也是在技术的干扰之下比在其自然活动时容易表现出来”[5](P333)。培根关于人统治自然的完整纲领最终就是通过揭示自然秘密的实验而完成的。作为理性主义方法先师的笛卡尔也认为，“借助于实践哲学，我们就可以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6](P36)。这样一来，一种信念在人们心中扎下根来：认识自然只有通过精细的观察和实验室控制等艰苦工作才能获得。当代德国哲学家、科学家冯·威撒克尔(C. F. von Weizsacker)以简明的方式概括了这种特点：“我们的科学思想只依靠行为，依靠成功的实验证明自身。做实验意味着对自然施展能力，那么最终证明科学思想正确性的是具有能力。”[7](PP. 77－78)于是，随着人类理性的不断高涨和利用自然力控制自然信心的不断提高，人类由此开始了对自然的征服性控制。
进一步分析，人对自然的征服性控制，还有其具体的价值根源。其一，在近代西方文明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是对权力的追求。这种对权力的追求是与他们的上帝观联系在一起的。当他们认为上帝的突出特征是绝对权力时，人作为具有上帝形象的存在也就应当在世界中表现出自己的这种绝对权力。这样，人立于自然之外、公开行使一种对自然界统治权的思想就成了统治西方文明价值观的一个突出特征。其二，如果说泰勒斯将自然视作宇宙动物的话，那么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则将自然视作宇宙机器。尽管二者在自然观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别，但他们都以不同的路径抑制了环境保护的思想。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像古希腊思想家一样，把自然界的秩序看作理智的一个表现。所不同的是，古希腊思想家认为这个理智就是自然本身的理智，而文艺复兴的思想家认为，理智是自然之外的某种东西——神的创造者和自然的统治者——的理智。这也是古希腊和文艺复兴自然科学之间一切差异的关键。
在工业化社会以后，所谓的改造自然实质上就变成了控制自然。17世纪的科学家支持对自然的进攻态度，鼓吹“掌握”和“管理”大地。他们自信地断言：人类完全可以自己占有或拥有自然；自然哲学的目标就是“以观察和实验扩大知识……以便了解自然，掌握、管理和利用它服务于人类生活”。[8]进而认为，人类可以根据造物主的意志，发现和操纵自然的奥秘，提高人的地位与尊严。这种观念直接导致了人们从关注自然的神奇转向了通过发明工具和仪器来控制自然。这样，通过实验，自然被控制、被分解，人开始处于对于自然异常主动的支配地位。
(三)信仰理性形成的掠夺性控制
经过17世纪的哲学发展，控制自然的观念明确获得了其现代形式，即一种保持着权威性而至今稳固不变的形式。这个因科学发现带来期望而变得十分迷人的时代终于找到了引导其发展的观念：“通过技艺和科学的进步实现对地球的统治。”[9](P71)人们在科学进步中形成了对理性的信仰，以至于“现代文明人唯一有力的信仰是对技术，对技术的威力及其无限发展的信仰”。人们从现代技术产生的控制自然的奇迹中感受着这种“新”的信仰，而技术因素对自然因素的彻底克服或不断胜利意味着文化的“退化”或“毁灭”。[10]对科学理性的信仰也正是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随着现代科学早期对理性的单独运用和对客观研究自然方法的探寻，科学开始把控制自然的非人的力量驱逐出自然领域，人不再“安慰”自然的精神，而使之成为物质财富的源泉和实验的对象。到近代西方工业现代化之时，理性主义已经登峰造极，人类也由此开始了对自然的掠夺性控制。
造成其掠夺性控制的价值根源表现为，通过科学与技术征服自然的观念，在17世纪以后日益成为不证自明的东西。现代世界的真实特点就是相信科学知识将来能够被人用来控制和开发自然进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虽然也有人质疑技术社会对自然的基本态度，指出“隐藏在干预和控制自然的行为之下的危险观念”，警告人们缺乏远见地用科技征服自然很可能会毁掉人类生存所必须的资源，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然而实际上控制自然的观念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当代社会都没有消失，只是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变换了方式，并凭借其威力常常变得更加强大。
综上所述，从古希腊到现代，人类在探寻理性、高扬理性和信仰理性中凸显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进程。这一过程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从理性的确立到理性的辉煌再到理性的黄昏，它不仅体现了人类理性在控制自然上的巨大威力，同样反映出了人类理性控制自然的伦理困惑。
二、控制自然的伦理困惑
控制自然的观念是现当代不容忽视的一种意识形态。现代性一再昭示人们：科学技术的进步、控制自然能力的增强与人类能力的增长是同步的。而历史实践的结果却不断印证着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断言：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一定给人类带来幸福。同样，工业文明的发展也存在诸多弊病。这样一来，如何探究控制自然所造成的价值困扰与道德困惑，就成为科学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
(一)科技进步观之道德价值困惑
单纯地从理性与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和控制自然，是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一个具体表现。应当肯定，发展科学技术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整体利益，控制与技术之间的直接关系也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展示人的力量，然而在理性主义高扬理性大旗追逐这一目标时，却违背了初衷，即科技理性并没有完全把人们引向幸福的乐园，相反还不断地造成了人类生存的危机与人类精神的困境。著名学者成中英曾简洁地概括了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特征。他认为，西方哲学以科学知识为本，用理性的方法建构了系统性的观念体系。虽然其对世界进行知识化、理性化的思考中必然会隐含一种价值前提，但是由于这种价值被动受制于知识，因此其必然具有片面性，而不能从整体上把握人的价值。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更加极端地指出，科学的历史如同所有人类观念的历史一样，是一部充满不负责任的幻想、执拗的念头和错误的历史。
客观地讲，近代以来的科学在形成和创立环境思想方面确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控制自然正是通过现代科学以及相伴的技术成就来实现的。但是，科技只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从根本上与以“善”的规范把握世界的伦理道德不同。在现实社会发展中，如何将科学的真、道德的善以及艺术的美融为一体、结合起来，虽然是一大难题，却应成为人类文明追求的价值目标。遗憾的是，在科技工具理性价值观的支配下，现代社会文明在“是否有好处”、“如何做得更快”的功利化与“是否值得做”、“如何做得更好”的正义观之间出现了严重失衡。这种失衡不仅是导致目前人类生存困境的重要原因，也是人类控制自然的伦理困惑所在。
现代科学技术有一个明显的悖谬之处：遵循着“最客观的科学规律”谋求发展，却导致了根本违背客观规律的后果——全球性的生态破坏。究其原因，一个重要的方面则因为长期以来的现代科学是高度分析的，是遵循还原论的方法论准则的，现代技术是征服性、扩张性的。[11](P210)现代科学精神逐渐偏离了以获得知识为目的的世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科学精神，越来越走向一种极端的功利主义。马克思在论述技术对于人类控制自然的后果时，曾非常精彩地指出：“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12](P775)
尽管西方科学精神缺乏对自然价值的尊重，但科学技术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对外部自然的控制。从一定意义讲，人类的活动，特别是人类的科学活动是由人们的价值观念体系作指导或主导的一种有目的、有意志的活动过程。科学精神内含的合理性也会被提升为社会的价值理念。这不仅说明科技发展对人类生存方式构成制约，也彰显了由此而发生的伦理变迁以及科学家社会责任感的加强。也许，“就在科学活动本身的核心之中有一种内在的道德要素。寻求真理的愿望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冲动，至少是包含着道德冲动。科学家试图发现真理的方式就给予它一种持久的道德训练。”[13](P212)因此，有学者指出：“西方社会价值理性直接诱导了科技理性的功利性特征，并使其得到片面发展，造成了社会的种种危机，因此，如何发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所内涵的价值理性的作用，对科技理性的发展进行有效的规约，从而使科技与人达到同步的发展，显得越来越重要。”[7](P126)事实上，科技发展并不仅仅能够帮助人们认识自然、把握世界，更能实现人类人文精神的张扬和人类伦理精神的提升。
(二)工业文明观之道德价值困惑
在控制自然思想的指导和支配下，近代以来的人类社会在实现突飞猛进的发展与工业文明的同时，却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科学合理的伦理价值诉求。受现代性价值观支配的传统发展模式关注如何发展(主要是经济增长)得更快，而忽视了什么样的发展才是更好的发展以及为了什么发展等基本价值问题。现代人类的生存危机正是这种发展观的结果，它最终导致了传统发展的伦理价值困惑。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发表了《增长的极限》，该报告指出了传统发展观的内在缺陷，认为人类困境并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在人的全球王国时代所特有的一种危机。所谓“人的全球王国时代”，是指人由地球上的许多生物中的一种变成地球上“主人”的时代。值得沉思的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解放了人，又超出了人的控制能力，甚至成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成了一种破坏力量。
分析传统发展观的弊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商品化、功利性的现代经济学强有力地参与了这种价值导向。纵观20世纪的全球化发展不难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就一直被托付给了经济增长。但这种托付在20世纪70年代受到了生态学家的挑战，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目标必须是可持续性的，否则，当达到增长极限时，整个人类将被卷入一场由可怕的经济破产而导致的生态灾难之中。因此，尽管当今人类面临着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最根本的是必须处理好经济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张力。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了经济学上，人们论证的一直是如何增加生产、交换、消费和服务。尽管经济学家们做出的论证差异很大，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却是惟一不变的主题，似乎现代化只有经济增长一个目标。其结果，生态的破坏就是不可避免的。对此，当代越来越多的环境伦理学者指出，要解决这种动态失衡，需要经济学与伦理学强有力的结合，需要对经济发展进行伦理规约。而对发展进行约束的根据或者说约束的价值取向就是一种伦理精神的体现。
可见，人类的科学进步与文明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曾经狂劲的现代性致使人们从未置身于生态的现实和价值观中，而单靠人类理性、科学技术和追求经济增长所实现的控制自然在伦理上注定是有严重缺失的。如果人类继续将自然看作是一个独立可控的、肆意主宰的系统，则会陷入难以挽回的生存困境。当前，要真正走出控制自然所带来的伦理困惑，关键在于彻底改变人对自然的观念，建构一种尊重自然的新的道德价值观。
三、从控制自然走向尊重自然
从对西方理性主义的深刻反省，到对控制自然观念的深层反思，充分体现了当前面对人类控制自然的严峻困境而应有的一种伦理觉醒——人们持有的“人是自然的主宰”的控制自然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反生态思想；控制自然观念带有巨大惯性。这样的现实决定了要走出控制自然所造成的生存困境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工程，需要世界各国协同起来才能实现从控制自然走向尊重自然。
(一)走出控制自然的价值迷误
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非常复杂，但近代以来的人类主要是以自然的征服者、主宰者和统治者的角色出现的。自然在人类历史语境中一直作为被人类控制、操纵的对象而存在，现代文明的整个进程就是人类运用科学技术和理性不断将自己从自然的束缚解放出来，获得对自然的绝对控制的历史。究其实质，技术和人的需要不断推动着人对自然的控制。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讲过，需要和才能使人能够不断地发现各种控制和利用自然的方法，人用自然做手段来战胜自然，人的聪敏的理智使他能够以自然为对象对抗威胁他的自然力量并使之失效，以此来保护和保存自己。然而，实际上，自然就其普遍性来讲是不能以这种方式被控制的，它也不会屈从于人的目的。的确，作为科学进步结果的控制自然和作为满足人类愿望增长的控制自然这两者存在密切关联，但科技进步并不必然导致对自然的良性控制。为此，应加强对科技发展的伦理价值导引，环境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需要由精神资源滋养的人性对人的欲望的克制、规约。
如前所述，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控制自然的历史，随着人类控制能力的增强与广度的扩张，人类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与心理满足，基于这种意识形态行为的最根本的目标，就是把全部自然作为满足人的欲望的材料加以享用和占有。在这一目标的实现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应用使人的欲望变本加厉——人对自然的控制成了一种盲目地、强烈地实现社会发展的动力，而自然也因此遭受惨重破坏。整个过程突出表现为伦理精神及其资源的严重缺失。实际上，“精神的资源是蕴藏于人的内心深处的资源，人类的开发行为似乎也已经到了‘向内转’的时候。只有‘精神性’的价值观念在民众中牢固确立，人类对地球掠夺性开发才有可能得到有效地控制，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才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的缓解。”[14](P19)这种精神资源不仅有助于克制人的过度欲望，也会规训西方理性朝着科学和合理的价值观的健康化发展。
(二)坚持尊重自然的伦理原则
很长时期内，对技术工具理性的疯狂信仰使人类在自然面前为所欲为、毫不畏惧。当世界性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化后，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思想家和社会各界强烈呼唤“尊重自然”！不仅如此，通过对控制自然所造成的困惑进行反思，进一步催生了体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全面反思传统价值观，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片面地、简单化地对人的价值的尊重。与此相应，传统意义上的伦理观也只是关乎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而自然只是一个被征服、被控制的工具对象。毫无疑问，现代性的价值观需要进一步完善。尊重自然的价值观(或称生态伦理观)，不仅强调要尊重人的价值和人类整体的利益，也要强调对自然以及其他生命体的伦理关怀，它试图建立一种新的伦理范式制约人类的行为，以解决人类控制自然的伦理困惑。正如法国思想家阿尔贝特·施伟泽所说：“过去的伦理学是不完整的，因为它认为伦理只涉及人对人的行为。实际上，伦理与人对所有存在于他的范围之内的生命的行为有关。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14](P9)因此，创立尊重自然的新伦理观无疑是人类伦理思想发展的重大进步。
伦理准则作为制约个人行为的基本规范，也是科学技术革新的一个基本前提，甚至于没有前者，后者还会自我毁灭。改变科学技术对于控制自然的不良影响力量，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发挥正当作用的重要条件，而且是建构尊重自然伦理观念的必要基础。严格说来，伦理道德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完全可以相协调的，而且每一方的价值实现在某种程度上都依赖于另一方的成果应用。因此，在科学合理性的发展过程中，应防止人对自然的各种不良倾向与行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人类的道德生活实质上是一种“善生活”或曰“好生活”，即过上道德生活是人类生活的内在目的之一，正是道德生活使人成为人。用道德的方式对待自然就成为人类生活实践的一种必然方式——道德是人的规定性和存在方式。这就要求人们，应在尊重自然、了解自然、尊重生命的基础上实施对自然的干预和治理，以期建立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进而应当树立这样的信念：善是保存和促进生命，恶是阻碍和毁灭生命。只有能够摆脱自己的偏见，抛弃对其他生命的疏远性，与周围的生命休戚与共，才是有道德的。也只有这样，人才是真正的人。可见，尊重自然的伦理价值观就是将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自然性置于伦理控制之下，实现对一切生命的敬重，彰显美好人性，这同时也是新的伦理观的起点。
总之，对控制自然带来的问题的解决有必要依靠道德的力量，将道德对象延伸到自然界，规范人类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与行为，将道德内容转向人的精神世界，实质性地根治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当然，人类在由控制自然走向尊重自然的转变中，绝不是要停止认知自然、利用自然以及对科技的运用、开发，而是要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将自然视为人类文明的根基，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合乎伦理的规范之下，从而建构起具有绿色文明的尊重自然的伦理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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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西北师大学报》2014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