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者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认为“该书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对启蒙的辩证过程的解释，对人追求支配和统治自然的知识形式的批判，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神往，可以说是开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先河”①。但是在国外，许多学者将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追溯到威廉·莫里斯(1834-1896)，认为莫里斯是最早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先驱。例如，阿格尔认为：莫里斯属于“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②。德里克·沃尔(Derek Wall)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有着深层的根源。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间，威廉·莫里斯（诗人、设计家、小说家）明显构成了生态社会主义的英国学派。”③奥沙利文(O’Sullivan)认为：“莫里斯运用马克思主义向我们展现了如何摆脱某种社会邪恶。并且莫里斯所取得的成就绝不是偶然的，他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激进的环境主义者提供了基本的环境思想，对革命性的思想和环境主义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④佩珀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利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视野，特别是威廉·莫里斯，……是提倡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先驱者。”⑤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党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威廉·莫里斯的乌托邦社会主义。”⑥美国绿党的长期活跃分子瓦尔特·希斯比(Walt Contreras Sheasby)在《生态社会主义的根源和派别》一文中指出：生态社会主义的方法植根于威廉·莫里斯等理论家中⑦。福斯特认为：生活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特殊时期的莫里斯等社会主义者，对包括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资本主义社会诸多问题的看法，甚至比今天左派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生态学思想更加具有基础性。
那么，莫里斯到底是不是一位生态社会主义者？我们首先来看看他是如何分析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
一、莫里斯的生态情结
莫里斯是一位杰出的社会主义者，保尔·汉普顿(Paul Hampton)认为：“莫里斯是继马克思之后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⑧但是，莫里斯的生态思想同样重要，历史学家莫顿(A.L.Morton)在《威廉·莫里斯政治作品集》里说道：“为地球构建一个真正的、可以自我更新的生态基础，也许是人类面临的下一个巨大任务，这个任务资本主义是实现不了的，尽管对于社会主义来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威廉·莫里斯的深刻智慧可以为我们尝试实现它提供巨大的价值。”⑨
莫里斯自小就受到大自然的熏陶。他六岁的时候，全家搬到伍德福德府邸(Woodford Hall)，这是一处坐落于乡间的大别墅，邻近爱萍森林(Epping Forest)。莫里斯曾骑马穿越这美丽的森林，并惊叹于艾塞克斯河(Essex river)的美景。他20岁的时候去法国北部旅行，就感叹“搭乘令人作呕的、充满硫磺味道的、噪声极大的火车是一件可憎的事情”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他还积极投入保护自然环境和古建筑物的活动，参加了许多协会。他是公众保护协会(Commons Preservation Society)的成员，该协会的宗旨是应对伦敦公众因都市发展而出现的问题，并保障公众的休憩设施和场所。他还加入了其他一些环保组织，如克尔协会(Kyrle Society)，塞尔邦保护雀鸟、植物地方协会(Selborne League and the Plumage League)，制止滥用广告协会(Society for Checking the Abuses of Public Adevertising)等。1882年3月，莫里斯反对伦敦西南泉水公司(London and South Western Spring Water Company)在卡苏顿的掘井行为，因为这一行为将极大影响旺德尔河的水流。同年，他还反对海底铁路公司(Submarine Railway Company)建造海峡隧道的计划。晚年的莫里斯致力于乡村保护，在1891年出版的《在榆树下或对乡村的思考》中，他表达了对自然界深厚的感情。
莫里斯之所以有上述生态思想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行动，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布拉德利·麦克唐纳(Bradley J.Macdonald)认为，研究莫里斯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离不开研究其早期的艺术生涯，“莫里斯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他思考关于艺术本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别是在与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ism)和唯美主义(aestheticism)的密切联系中形成的”(11)。拉斐尔前派和唯美主义对莫里斯至关重要，它们使莫里斯的文学作品和墙纸设计中充满了自然主义的想象，使他认识到生活存在的首要理由在于美的创造，艺术的本质就是“美”，而且艺术的目标（也是“美”的目标）是与对地球的崇敬紧密相联系的。在克尔协会的一次会议上，莫里斯谈道：“如果人们看到你贪婪地追求财富或者怕失去商业利益，而不关心、不尊敬艺术赋予世界的最伟大礼物，也是艺术的生命源泉——地球之美，你难道可以指望人们相信你并且让你命令他们热爱艺术、培养艺术感吗？”(12)在另外的一次演讲中，莫里斯总结了扩展了的艺术和美的概念：“首要的是，我想让你们知道艺术这个词语必须超出那些以艺术作品形式存在的物质的东西，它不单单包括绘画和雕刻，还包括所有日用商品的形状和颜色，甚至是为耕地和牧场所安排的场所，以及对城镇和公路之类的管理；总之，要将艺术扩展至生活的所有方面。”(13)可见，在莫里斯眼里，追求艺术就是追求美，而追求艺术和美则包括对自然的尊敬。什么是美？莫里斯说：“人们所制造的一切东西都有一种形式，要么是美丽的，要么是丑陋的。如果它依循自然，就是美丽的，而且促进自然的发展；如果它违背自然，就是丑陋的，而且阻碍自然的发展。”(14)
此外，莫里斯还深受他的导师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的影响。拉斯金是一位作家和批评家，他反对工业化，认为工业化生产和劳动分工剥夺了人的创造性，不能创造出真正美的东西，而且还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环境污染就是其中之一。在《现代的制造业和设计》中，拉斯金就谈到他在一个工业城市郊外看到的景象：昔日的农舍变成了弃屋，清澈的小河变成了臭水沟，蓝色天空变成了硫磺色。多么触目惊心的景象啊！他大声疾呼人们改变现状，认为只要人们行动起来，就可以改善好环境，让昔日的家园重现美丽的面貌。
二、对资本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扭曲原因的分析
大自然的熏陶，参加环保协会，以及拉斐尔前派、唯美主义和拉斯金的影响，使莫里斯深切感受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但如果仅限于此，那他只能是一位普通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其实，在莫里斯的思想里，最重要的还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在于他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生态危机的原因，以及克服危机的对策。这些对我们充分认识莫里斯到底是不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先驱，是很有启发意义的。那么，莫里斯究竟是如何分析资本主义的呢？
恩格斯说过：“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15)通过劳动，人改变自然界，从自然界获取自身所需的资源；也正是通过劳动，自然界本身才能将其固有的财富转化为对人类有用的产品，所以，劳动成为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中介。要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要从分析劳动开始。莫里斯正是如此，劳动一词在莫里斯的许多作品里都频繁出现。
莫里斯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的劳动是不快乐的。为什么呢？这还得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下工人最主要的活动——劳动开始。莫里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技术的水平极高，为了尽量利用这种技术，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非常复杂的商品贸易体系，他称之为“世界市场”。这种体系一旦发挥作用，就会迫使工人去生产更多的商品，而不管人们是否需要。他指出：“一方面当然不能免除生产真正必需品的劳动，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创造了许多虚假的或者人为的必需品。在世界市场的严酷统治之下，这些虚假的或者人为的必需品对于人们来说，变得和维持生活的真正必需品同样重要。”(16)在这种商业贸易体系下，人们的劳动开始制造无用的东西，制造富于破坏性和毒素的东西，比如掺杂了杂质的食品和饮料。许多劳动都浪费了，这种浪费包括两方面：“由于富人购买超出他们合理消费的商品，他们购买到的其实是虚假的财富，这是一方面的浪费；而穷人却无法购买到他们值得制造的东西，这是另一方面的浪费。因此，资本家所提供的需求其实是一种虚假的需求。”(17)此外，这一贸易体系还生产大量的奢侈品，即“一大堆的虚伪财富，它们是竞争性商业所发明的东西”(18)。莫里斯同时又把这种贸易体系下的生产称作“廉价生产”，其特征就是“争取在任何一种物品的生产上花费尽可能少的劳动力，而同时又设法去生产尽可能多的物品”(19)。
在这样的商业贸易体系下，在“廉价生产”的驱使下，一切全都牺牲了：“工人在劳动中的快乐，他最起码的安适和必不可少的健康，他的衣、食、住、闲暇、娱乐、教育，——总而言之，他的全部生活，和商品的‘廉价生产’的可怕必要性比较起来，是一文不值的，而事实上生产出来的物品大部分都是完全不值得生产的。”(20)“作为公众，他被迫去购买商品，而且实物工资制还把那可怜的收入从他身上挤出去；作为生产者，他被迫去制造产品，从而失去了其生来就应当拥有的日常工作中的快乐。”(21)同时，原本是用来节省劳动力的机器，由于这种商业贸易体系和“廉价生产”的原因，却增加了劳动力的负担。同样，原本由于技术的提高可以生产出质量较高的产品，可事实并非如此，在资本主义社会，“最好的商品是一些普通的下等货，最坏的商品简直就是冒充货。……商品是做出来卖的，而不是做出来用的”(22)。所以，原本用来为人服务的商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却颠倒过来了，“不是商业为人而设，而是人为商业而设”(23)，劳动的快乐丧失殆尽就不言而喻了。但是，这种不快乐的劳动还不仅局限于本国，由于国内市场的饱和，资本主义国家还要用武力和欺骗手段去开拓国外市场，强迫当地人去购买他们不需要的商品，这样一来，当地人也不得不出卖自己，在毫无希望的劳作中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劳动的乐趣也丧失了。
这种不快乐的劳动构成了人们的生活状态，人们过的是奴隶般的生活，并进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这种生活老是把人类以外的一切有机物和无机物，也就是人们所谓的‘自然’，当做一种东西，而把人类当做另一种东西。具有这种观点的人当然会企图使‘自然’成为他们的奴隶，因为他们认为‘自然’是在他们以外的东西。”(24)也就是说，人与自然不是辩证统一的，而是主客二分的，人外在于自然，自然成为人类征服的对象。在这样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下，自然环境的破坏在所难免。莫里斯指出：“我们青青的田野和清洁的流泉，甚至我们所呼吸的空气，不是变成黄金（假若变成黄金，还可能使我们之中的某些人高兴一时），而是变成了垃圾；坦白地说，我们知道的很清楚，目前由于对资本的信仰，不仅没有改良的希望，而且事情逐年逐日地恶化。让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死了——被垃圾梗死。”(25)而且，在开拓海外市场的时候，为了推销过剩产品，资本不仅强迫当地人接受他们不需要的商品，而且还掠夺他们的天然资源，或者要求拿他们的天然产物来进行交换，从而破坏他们的生态环境。
劳动乐趣的丧失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这是莫里斯所处年代产生环境污染的直接原因。但在劳动乐趣丧失的背后，其深层原因何在呢？环境污染的根源何在呢？莫里斯将之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竞争性商业贸易和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他认为；商业在社会中占据了优势，就是一个罪恶，而且是严重的罪恶，它导致分配的不公，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以致贫富之间的对比太强大了，并且强化到了可怕的程度，因而在所有的文明国家里，尤其在英国，出现了一个值得惊骇的景象：两种人邻街邻户而居，有着同一的血统、同一的语言，至少在名义上也处于同一的法律下，可是一种人是文明的，另一种人是不文明的”(26)。而且富人在消费奢侈品的时候往往造成浪费，并造成环境污染，“它使绿地盖满了奴隶住的房屋，使花朵枯萎，使树木遭受有毒气体的侵害，使河流变成阴沟，使英国的大部分群众忘了绿地和花朵是什么样的，美丽的东西变成了豪华的酒店和低俗的戏院”(27)。因此，莫里斯批判资本主义所取得的进步只是商业资本的进步，但却是文明的衰退，这种衰退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人类丧失了与自然界的整体性与和谐性。
除了竞争性的商业贸易，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其实也是从商业贸易中衍生出来的东西，这就是利润。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寻求利润的最大化，使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让位于利润。上面提到的商业资本主义下造成的环境污染，其实莫里斯时代的维多利亚人也意识到了，但是在遇到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时，他们也不得不在利润最大化面前止步。所以，“是利润驱使人们蜂拥到巨大的、难以管理的大城镇，是利润驱使着人们聚集到没有花园和露天场所的地方，是利润使得人们失去了对整个地区充满含硫磺烟雾的警觉，是利润将美丽的河水变成污秽的阴沟，最好的情况是使所有人（除了富人）住在拥挤的房子里，而最糟糕的情况是陷入无处安身的可怜状态”(28)。莫里斯还举例说，
莫里斯把环境退化的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竞争性商业贸易和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成为他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个阶梯。
三、对策思考：社会主义与生态可持续性
如何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问题呢？莫里斯从劳动入手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退化，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也是从劳动问题入手的。既然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不快乐的劳动，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要重组劳动，使劳动快乐起来。为此，莫里斯阐述了什么样的劳动才是愉快的劳动，怎样才能获取愉快的劳动等问题。
莫里斯说，他要提出一个主张，这个主张一旦实行了，商业将被打垮，也就是说联合将代替竞争，社会秩序将代替个人主义的无政府状态。这一主张就是：工人应该从事什么样的劳动，或者说工人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他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做值得做的工作，做高兴做的工作；做工作的时候不能过分疲劳，也不能过分紧张。——这是正确而且必要的。”(30)也就是说，人们不能再生产那些没有用的东西，不能生产有害的东西，不能生产像奢侈品这样的虚伪财富。
那么，生产什么才是值得的呢？才有快乐呢？那就是生产艺术品。莫里斯认为，艺术品同奢侈品是不能共存的，如果要在时髦衣裳和艺术品之间作出选择，那就应该是艺术品，因为时髦衣裳毫无价值可言，甚至对于那些玩物丧志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而一件艺术品，只要不是太卑下，就会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不会对它产生厌倦。莫里斯这里所指的艺术品，不是只有富人才能享受到的艺术品，而是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艺术品，正如在他所设计的未来社会中，“艺术品”这个名称已经不存在了，因为艺术已经成为每一个生产者劳动的必然组成部分了。
为什么人们会在艺术品的生产中获得乐趣呢？因为生产艺术品是出于人的本能，这种本能就是希望把自己手里正在做的工作尽量做好，希望能够做出优良的产品。人们这样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心中似乎产生了一种对于美的渴望，力求将生产出来的物品加以装饰。同时，产品是根据需要制造的，“人们像为自己生产那样去为邻居们的需要进行生产，而不是为一个他们所不知道的，而且无法控制的抽象市场去制造商品。……所以制造出来的东西总是好的，总是完全适合需要的。不是真正有用的东西就不可能制造出来，我们只制造我们所需要的东西”(31)。这样，就慢慢有了工作的乐趣，而当意识到这种乐趣后，就加以培养，尽量享受这种乐趣，最终获得幸福。
所以，简单地说，愉快的劳动应当是生产值得生产的东西，根据需要进行生产，并且以美的标准来衡量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在莫里斯看来，美包括对自然的崇敬，所以说，要愉快地劳动，就应该对自然有崇敬之情。进而，莫里斯详细阐述了怎样才能获取愉快的劳动，这包括三个方面的要求(32)：
第一是要提供高尚而适宜的工作，要通过教育使人们获得工作的能力。另外，既然工作必须是值得做和高兴做的，那就必须为此目的而确保人们有一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使人们不致被迫去做无用的工作，或不感兴趣的工作。
第二是要有适当的环境，包括好的住所、宽阔的地面、普遍的整齐和美丽。好的住所意味着房子必须造得好，并且要卫生。宽阔的地面意味着城市里必须有充分的花园地带，不可在城市里消除田野和乡村的自然景致，甚至要留下荒野，不然，艺术将在我们当中消逝。普遍的整齐和美丽意味着不仅房屋要盖得高大舒适，而且还要适当地加以装饰；田野不仅要留下来用于耕种，而且它所遭到的破坏不能超过一个花园遭破坏的程度。比如，不准任何人仅仅为了谋利而砍伐树木，以免破坏风景；不准人们以任何借口用烟雾来使天空变得暗淡，也不准人们用乌七八糟的垃圾来弄脏河流或损坏地面。
第三是要提供闲暇时间。所有的人每天必须首先工作一定时间，然后就有权要求暂停工作，有权要求充足的闲暇时间以休息身心。一个人必须有时间从事严肃的个人思考，从事想象——甚至做梦，不然的话，人类将不可避免地降低品质。不能要求任何人做超额的事，否则，人们就将会不平等地发展。
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要求工人做的工作是无用的，并且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常常强迫工人长时间劳动，根本没有什么闲暇时间，在对工人进行剥削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源的损耗和环境的破坏。因此，上述要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根本无法实现，莫里斯由此转向了社会主义。他重点论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的变化，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生态可持续性。
在莫里斯看来，“真正的、完全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33)，这种社会主义总是意味着“条件平等”(equality of condition)，即人们为了自己的生活都能各尽所能，其生活应该属于他自己而不是别人，社会应该提供给每个人一切有利的条件实现之。莫里斯认为，在社会主义的“条件平等”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蕴(34)。
首先，劳动将变得合理和快乐，从而不会有大量的奢侈品生产。劳动将反映如下一些境况：由共同体决定生产有用的物品；有各种各样的工作可供每个人选择，允许每个人发展多种技能，确保每个人不陷入重复的、令人难以想象的苦活；机器将使人们免于做粗活。由于人们只生产有用的东西，也是人们真正需要的东西，这就会带来消费欲望的收缩和生活的简单化；劳动变快乐了，在劳动过程中就会产生劳动的欲望，这将逐渐取代机器的一些工作：“一切用手做起来觉得厌烦的工作，就用大加改进的机器，一切用手做起来有乐趣的工作，就不使用机器。”(35)因而，机器的使用将大大减少。毋庸置疑，在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将不会有大量奢侈品的生产，而是生产真正的“财富”，这种“财富就是自然赋予给我们的，就是通情达理的人类为了自身的合理使用、以自然所馈赠的礼物做原料所制造出来的东西”(36)。
其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了快乐的劳动，将带来对美的全新认识，包括对自然的尊敬。对自然的尊敬不仅是把自然当作一个抽象的存在物加以崇拜，还包括对自然的修复和持续保护，人类应该对地球的未来之美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他说：“我们作为文明的一部分应该对后代负责……我们每个人应该守护好自然资源……以免我们留给后代的财富少于父辈留给我们的。”(37)
四、结论：生态社会主义的先驱
能否说莫里斯是一位生态社会主义者并且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先驱呢？这就要看其思想是否切合生态社会主义的主题，以及是否成为后来的生态社会主义者的榜样，或者对他们思想的形成是否有促进作用。
至于榜样问题，正如文章开头所谈及的，许多当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他们都将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追溯到莫里斯，因此说莫里斯是他们的榜样未尝不可。关键的问题在于，莫里斯的思想是否切合生态社会主义的主题。
笔者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主题主要有三个：一是探究当今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二是论证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与可持续原则的内在相融性，三是如何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先驱，并不一定要对这三个主题都有所涉猎，只要对其中的基础性问题有深入的论述，那么，对后来的生态社会主义者都是有益的。莫里斯就是这样的先驱，他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论述较多的是第一个问题，即生态危机的根源问题，但这并不是说他对其他两个问题就没有涉及，事实上，只要对第一个问题进行深入考察，要得出第二个结论并探讨第三个问题是顺理成章的事。莫里斯对后两个主题也或多或少地谈及自己的看法。
莫里斯对生态危机(38)根源的分析与当今生态社会主义者是大体相同的，只是在分析的路径上不大一样。当今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有的从科学技术的批判开始，如马尔库塞、高兹，有的从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如莱斯。莫里斯跟他们不同，如前所述，他是从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开始的。但不管怎样，他们都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莫里斯能认识到这点，就在于他认清了资本的逻辑：只有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才能称为资本，资本就是以利润为导向，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这就要求生产最大化，而要生产最大化，就要消费最大化。在莫里斯的年代，生产最大化是通过强迫工人进行不必要的劳动来实现的，消费最大化是通过制造虚假的需求来实现的。莫里斯从分析劳动开始，揭示了工人劳动乐趣丧失的原因，就在于为了满足生产最大化而进行无用的劳动，生产无用的东西。生产最大化只是获取利润的前提，要使获取利润成为现实，就要求消费最大化，因此莫里斯不仅揭示了工人在劳动中乐趣的丧失，也揭示了资本家制造虚假需求（如奢侈品消费）或者直接采用暴力手段（如用武力征服殖民地）强迫消费者购买商品，从而达到消费最大化的事实。认清了资本的逻辑，也就认清了莫里斯时代环境污染的根源。因此，在生态危机根源的分析上，确实与当今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比较切合。
要解决环境问题，是选择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是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当今的生态社会主义者都认为，资本主义是不能解决生态危机的，比如佩珀就指出：“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使可持续的或‘绿色的’资本主义成为一个不可能的梦想，因而是一个骗局。”(39)最好的战略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莫里斯同样认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生态的可持续，正如上文所说，在莫里斯的年代，尽管人们也已意识到环境污染问题，但在利润最大化规律面前却不得不止步于此。莫里斯因此转向社会主义，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只不过他所认识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解决生态问题的原因，与当今生态社会主义者的分析是不同的。莫里斯的分析是从劳动问题入手，认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条件的平等”，而“条件的平等”将使劳动不再生产无用的东西，不再为了利润而劳动，不再是资本驱使下的被迫劳动，而是生产有用的东西，劳动将变得快乐起来，这就与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乐趣的丧失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莫里斯看来，既然社会主义可以克服劳动乐趣的丧失以及资本的逻辑这一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问题，那么社会主义也就可以解决因劳动乐趣丧失及资本的逻辑所引起的生态问题，从而论证了社会主义与生态可持续原则的内在相融性。
此外，在如何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上，莫里斯与当今的生态社会主义也有某些一致性。例如，在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上，同佩珀一样，莫里斯也认为工人阶级将成为代理人。1882年，莫里斯就希望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即“某些工业区的工人将采取罢工手段，迫使他们的老板去消费他们制造出来的烟雾”(40)。后来，他在《艺术：一个严肃的事情》里更加明确地表明了他的立场：“我已经关注了许多罢工，可以直言不讳地说我很同情这些罢工的。但是，当出现反对以烟雾来污染空气、以污秽来污染水源的严肃的工人罢工时，艺术事实上就有所突破了。”(41)
通过以上分析，说莫里斯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先驱并不为过。不仅如此，莫里斯还在以下几个方面同样表现出与当今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一致性。
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尽管莫里斯本人没有明确说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问题的分析，与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一致的。例如关于劳动乐趣的丧失，在马克思那里就是劳动同生产活动本身的异化，正如马克思所说：“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折磨、精神遭摧残。”(42)福斯特认为：“甚至在恩格斯还在世的时候，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设想和生态可持续性的密切联系，在莫里斯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的概念里就已经很明显了。莫里斯于1883年，也就是马克思逝世的那一年，第一次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然后他就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并且，他为了消除城乡之间的对立而主张人口的分散化，以及他对荒野的捍卫，对生产只是为了艺术或者实用而不是为了利润，都使人们记住了他对环境的分析。”(43)可见，莫里斯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
同时，莫里斯的一些论述与当今生态社会主义的若干命题也是一致的。比如，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为销售其商品不惜以武力开拓殖民地，拓展国外市场，在对当地人进行剥削的同时也掠夺当地的原材料，这与当今生态社会主义者（如福斯特）批判“生态帝国主义”的思想是一致的。再比如，他认为，制造的产品应该耐用，目的是使用而不是交换，这与当今生态社会主义者（如奥康纳）所提出的以使用价值代替交换价值、强调劳动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相比，可以说是先行了一步。
而在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描述上，他也同生态社会主义者有某些契合之处。比如，同阿格尔一样，尽管莫里斯没有直接提出要实行小规模生产，但他主张采用手工劳动进行生产，提倡人们过简单的生活，确有几分“小的就是美的”意蕴。再比如，同佩珀一样，莫里斯也主张实行共同体所有权，在1887年做的题为《垄断抑或劳动是如何被剥夺的》讲演中，他就提出：“原材料和生产工具必须为整个共同体所有，必须为每个人所用……不允许独占它们。”
综上所述，在对环境污染根源的分析上，在社会主义与生态可持续性关系的论述上，在如何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上，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对某些命题和未来社会的论述上，莫里斯早已先行一步，提出了与当代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相一致的观点。尽管我们不难看出，莫里斯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带有浓厚乌托邦色彩，但也不应忘记，即便是当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也难以摆脱不同程度的乌托邦色彩。
（原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