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上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即一些最古老的哲学概念与问题往往具有永久的魅力。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就是这样一个讨论既久而常新的问题。在以往的哲学家那里，自然和历史是两个截然不同而各有其特征的世界。“自然”是必然王国，“历史”是自由王国，自然观和历史观之间总有一条鸿沟割裂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实现了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完成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以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为主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进行重新理解，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一、自然与历史：哲学思维的两大领域
哲学是一门很古老的学问。不管人们现今对哲学有多少种理解，哲学的原始意义——爱智慧，仍然是最适合其本义的理解。
自从人类产生以来，统一的物质世界就分裂为人与人以外的世界两个部分。哲学对整体世界的研究，也就是对人与世界（外部世界）关系的研究。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以后，就开始尝试运用自己的理性去理解周围的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历史。自然与历史自古以来就是哲学家们研究的两大领域，并由此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自然观与历史观。从广义上说，对宇宙的哲学探索构成自然观，对人生的哲学探索构成历史观。哲学作为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每个时代的哲学都与当时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恩格斯说：“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注：《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64页。）。在古代，哲学与人类的知识、智慧是同义的。 最初的哲学意味着知识的追求和智慧的萌发。人们开始哲理的探索，是为了寻求对宇宙自然进行合乎理性的解释。从泰勒斯开创的自然哲学到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从康德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其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学派，但自然哲学的志趣总的来说在于从整体上把握这个世界。从巴门尼德、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哲学经历了从本原论到本体论的转变。从存在、理念到实体范畴的深化，希腊哲学探讨“存在是什么”这一中心问题。在这种以本体论为主导的哲学中，一与多、一般与个别是其主要问题。认识论等其它问题，则从属于本体论问题。例如，柏拉图的理念论首先回答什么是真正的存在或本体的问题，然后才是共相与个别的关系及其认识的问题。从笛卡尔开始的近代哲学，将哲学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在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中，寻求“真理是什么”的问题，没有认识论作基础的本体论则是无效的。在这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升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经验论与唯理论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争论，“存在是什么”的问题逐步转化为“存在的意义”的问题。康德的哲学思路具有综合性的特征，他把认识能力分为感性、知性、理性，并由此出发对存在作了相应的规定：对应于感性、知性是现象界，对应于理性是本体界。康德在把认识论与本体论联系起来的同时，由于将本体推向认识过程所及的领域之外，事实上又隔离了二者的关系。知性与理性、现象与本体的分离，其实质也就是知识与智慧的分离。
古代的历史观起源于对人的哲学理解。与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方向不同，苏格拉底提出“人是什么”的问题，普罗泰哥拉斯提出“人为万物尺度”的命题。如果说自然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开创了科学主义的传统，那么，历史哲学则开创了人文主义的传统。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人类对自身历史的哲学理解，积淀在历史理性中。以哲学理性的眼光观察历史，可以透过纷繁杂乱的现象，把握其中本质的、具有规律性的东西。这是历史哲学的独特视角。从根本上说，哲学是探索宇宙人生的辩证运动。宇宙自然是无限的，而人生是有限的。从有限的人生探索无限的宇宙，这中间蕴含着哲学的真谛。个体和人类本质上都是历史的，人应当具有历史感。歌德有一句充满哲理的名言：“人生在世不就是为了化短暂为永恒吗？”面对浩渺而壮观的宇宙，人们往往抱着一种崇敬而恭谦的态度，使永恒感顿然而生。哲学探讨的问题大多是永恒的。人类的文明按其本质也是历史的。文明的进步程度与科学的发展成正比。自然科学是物质文明发展的催化剂，人文科学是精神文明发展的催化剂。爱因斯坦说：“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末，显然，哲学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19页。）
哲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最高的智慧。智慧是知识的力量的源泉。哲学的智慧具有寻根究底、追本溯源的性质。知识追求的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有限的东西，而智慧追求的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无限的东西。人能够从相对中把握绝对、从有限中揭示无限，这一过程即表现为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
在马克思的哲学中，“自然”概念具有多义性。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即对古代自然哲学进行了研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唯心论和机械论的自然观作了批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上对自然概念作了理论创造。在马克思看来，唯有“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 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 ）在《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中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整个《资本论》，就是研究这样一个复杂的自然历史过程。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1页。）恩格斯的这一论述虽然是在给唯物辩证法下定义，但在恩格斯看来，辩证法由于“突破了形式逻辑的狭隘眼界，所以它包含着更广的世界观的萌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4页。），所以从辩证法的本体论（即世界观）的意义上看， 这一定义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的一般规定。研究自然界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是自然观，研究人类社会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历史观，研究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是思维观。
二、自然观与历史观：哲学研究的两大问题
从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视角，反思当代哲学的主题，我们可以发现哲学研究新的生长点，得到一些新的启示。
启示之一，我们在哲学中应当加强和突出自然观即本体论的研究。
广义的自然观是一种自然哲学，也是一种本体论。而本体论、自然哲学、自然观的研究，正是我们多年来哲学研究中被忽视的一个薄弱环节。本体论作为一种超越具体事物、在具体事物之上的关于存在的最一般根据的理论，其研究的重要性首先涉及到关于什么是哲学的理解。
哲学关于不能为其它任何学科所取代的特殊功能到底是什么，与本体论问题的回答有关。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大多否定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命题和传统的哲学问题，力图使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同现代自然科学结合起来，以至都程度不同地具有这样一种倾向，即把哲学的功能规定为科学和宗教之间的中介物，是在知识与信仰之间编织某种统一性之网。
自然哲学在历史上一度代表着人类对自然的全部认识和反思。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沿革中，自然哲学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孕育和发展，推动着人们对自然界的整体把握和思辩探索，构成全部哲学的中心内容之一。有人以恩格斯曾经反对企图复活旧的自然哲学的倾向为由，对现时代自然哲学存在的可能性和意义表示怀疑。而实际上恩格斯所反对的，仅仅是旧自然哲学中的唯心主义的出发点和不顾事实任意地构造体系。恩格斯自己所从事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工作，也恰恰是一种马克思所称的自然哲学工作，一种立足于科学与历史的、“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的、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中心的自然哲学。
又如，关于辩证法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大多否定客观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对辩证法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提出质疑。有的人本主义学派则主张用“人学辩证法”或“实践辩证法”代替唯物辩证法。我们认为，“人学辩证法”或“实践辩证法”当然是要研究的，但这些研究不能脱离开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础。
关于哲学的精确性的问题，科学主义的一些流派由于特别注重逻辑与方法的问题，注重利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力图使哲学成为精确科学，这反映了一种把哲学变为实证科学的倾向。科学作为哲学的基础，哲学的命运从来都是同各门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哲学不能企望在脱离人类科学知识总体发展的条件下求得繁荣，但把哲学朝实证化的方向的种种努力也不会有成效。唯物主义自然观需要发展，但泛泛的罗列和堆砌现代科学成果并不是新的哲学概括。
现代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玻恩说：“科学不仅是技术的基础，同时也是健康哲学的来源。”（注：《我这一代的物理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75页。 ）“每个科学阶段都和当时的哲学体系有着相互影响，科学给哲学体系提供观测事实，同时从哲学中接受思想方法。”（注：《我这一代的物理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8页。）一些具有哲学头脑的自然科学家提出的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相互关系的观点，也说明了科学技术的成果只是哲学健康发展的来源，并不能直接成为哲学生长的血肉。这里的关键是哲学要消化、吸收自然科学成果中的理论精华，把自然科学发展中的哲学问题抽象出来，对现代科学提出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问题作深入的思考。
启示之二，我们在哲学中应当加强历史观的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当代哲学研究的主题，由认识论向历史观的转换已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在历史观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潮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是“经济决定论”，忽视了对人的研究，主张用“人学”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用“历史人学”代替“历史唯物论”。
从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研究中，我们得到这样的启示：唯物史观本身就是一种方法，即“唯物主义方法”。在以往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中，唯物主义的方法往往被理解为唯物史观的一种功能，而不是把方法视为唯物史观的本质规定。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本体论与社会方法论的统一。把握住这个统一，也就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生命线。
任何哲学体系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都有本体论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在马克思看来，即使“人的感觉、激情等等不仅是在〈狭隘〉意义上的人类学的规定，而且是真正本体论的本质（自然）肯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0页。 ），更不用说他的社会历史观具有其本体论的前提和本质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体论，以世界物质统一性为基础，从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的历史统一中，来把握整个世界的物质本质。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实质是将历史观真正奠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这就是列宁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时候，“所特别注意的是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的上层，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注：《列宁全集》第18卷，第345页。）
风靡当代西方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不管人们对它可以提出多少方面的责难，但“后现代”思潮对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认识论中心主义”的消解还是发人深思的，它实质上是以否定的方式重新提出了历史观的主题。无论是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还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利奥塔德的“合法化危机”思想，其中昭示我们的哲学主题已经不是现代西方哲学占支配地位的认识论或知识论问题，而是社会历史观的问题。弗·杰姆森认为，“后现代”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将是“新的历史感的崛起”（注：参见《后现代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3～84页。）。
启示之三，把握自然观与历史观两大哲学问题，有助于我们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结构。
当前，我国哲学界有一种“消解”本体论的倾向和一种过于强调“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物质世界对人的客观实在性、先在性、自在性及其对人的活动的制约性。从这一意义上说，本体论是哲学用以提升精神价值境界，培育道德自我人格，为人的有限存在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无限生命价值的根基。另一方面，真正的哲学还应当是人类文化精神的外显。文化所昭示的是人的世界和历史的最深层的东西，即人的生存模式或生存方式。在我们这样一个宗教意识并不浓厚的国家里，哲学本体论更应当担负起这种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功能。
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哲学是理解整个世界的一种理论，是以本体论的方式研究整个世界。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把人们所理解的“现实世界”归结为“自然界和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8页。）；在《反杜林论》中指出：“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页。）恩格斯的这些论述， 与马克思的其它观点相一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结构的一种总体性的看法。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把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铸成一整块钢铁，而认识论的反映论则处于其中介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它不仅是其整个体系的逻辑前提，而且是其中一以贯之的和不断深化的本质。
从哲学史上看，古代哲学的研究对象有一个从自然到历史的转变过程。自然哲学具有本体论即世界观的性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般反映，并从外在的自然中发现生活的根本意义。道德哲学则从人本身寻求安身立命之根本，宣称人要以人的方式生活，从而创造历史。
从哲理上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不仅有对象性的实践关系，而且还有认识关系、审美关系等等。人是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的统一。人们的意识中的非理性因素，直接受制于人的自然存在；而人们的意识中的理性因素，直接受制于人的社会存在。人类“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页。）。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一元论的体系，这也是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所坚持的一个哲学原则。人是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的。从生成本体的角度看，这就决定了人始终是“第二性”的东西。人的生命活动的第一个对象是自然界。就人有求于自然、有赖于自然而受制于自然而言，人是受动的自然存在物。但人的实践活动，能够打破自然加于自己的界限，因而人又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人的生命活动的这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构成自由的特征，并创造着有别于自然世界的人文世界，从而使自己成为社会存在物与历史存在物的统一。
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哲学追求的新境界
自然和历史是哲学思维的两大领域，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则是哲学思维追求的永恒主题。
从哲学史上说，康德哲学的意义通常被理解为完成了近代哲学主题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变。但是，康德的第四批判——“历史理性批判”，还开启了近代哲学从认识论向历史观的主题转换。
黑格尔哲学以其“宏大的历史感”和否定性辩证法使历史观的探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太阳下面没有新的东西”。在他看来，太阳下面所以没有新的东西，是因为凡在自然界中发生的变化，都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而历史作为精神的自我意识的运动和发展，才有新的东西发生。因此，黑格尔所制造的自然与历史的这种对立，实质上包含着他对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关系的独特理解，是为了说明人类的使命和单纯的自然事物的使命全然不同。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黑格尔还具有康德对自然界与自由界“划界”的影子。
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主宰历史的是世界精神。它在世界范围内运动，具有世界历史性。因此，在黑格尔那里，第一次形成“世界历史”的概念。不管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有多么荒唐可笑的成分，他的“世界历史”概念却是对以往历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狭隘民族观念和地域性观念的超越。
费尔巴哈把人和自然作为自己哲学的研究对象，但是，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却被他自然化了。他所看到的只是生物学上的“肉体的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而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 50页。）因此，费尔巴哈无法真正理解人与自然、自然与历史之间的真正关系。
马克思既反对黑格尔用“世界精神”来臆造世界历史，也反对费尔巴哈把唯物主义和历史完全脱离开来。在他看来，历史无非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马克思曾针对青年黑格尔分子鲍威尔把自然和历史对立起来，自然和历史好像“这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东西’，好像人们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提出“人和自然的统一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9页。）的问题。 马克思以“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的统一、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统一，完整地勾画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世界的全貌。
现代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之间的对立，从哲学的形态上反映了当代世界中自然与人类、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对立。这说明对宇宙自然的研究，如果离开了对人的哲学问题的解决，是毫无意义的；同样，对人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如果离开了对宇宙自然问题的解决，也是毫无结果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日益发展，也说明这两门科学本质上应是同一门科学。就像马克思早已指出的那样，“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当今世界都在关注的“全球问题”之一。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时人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中把自然界“人化”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同一趋势，反映了人在实践中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和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宇宙人生辩证运动的科学形态，既不是片面的关于宇宙自然问题的哲学，也不是片面的关于人的问题的哲学，而是全面的关于宇宙自然与人的相互关系问题的哲学。这样的哲学思考，就将从自然与人类、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抽象对立中超脱出来，无论是关于宇宙自然的本质或本性问题，还是关于人的本质或本性问题，都必须从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具体的历史的关系中得到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单纯从“自然”出发，也不是单纯从“人”出发，而是从“自然与人的关系”出发。这样的哲学，既不是自然哲学与人的哲学的简单相加，也不是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本主义思潮的相互补充，而是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溶为一体的、有着广阔的视野、坚实的科学基础、深沉的历史感、严密的科学性、面向未来的哲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方向。
在人类文明史上，哲学长期以来一直以科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之间的调解者的身份出现。哲学最重要的功能，是它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的教化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人类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以哲学的眼光瞻望：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脱离了动物界”，“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
（原载《求是学刊》1999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