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受科学规律支配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上帝又能如何行动呢？上帝同自然界的因果过程的关系如何呢？基督教神学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必须以关于上帝的活动的观点和关于自然的观点为前提。这些问题的答案对阐述一种自然的神学（theology of nature）的理智任务非常重要。关于上帝同世界的关系的认识，对在面临威胁人类的危机时如何对待环境也具有实际意义。在基督教神学中，上帝观总是同自然观联系在一起。对上帝的认识总是同对上帝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联系在一起。
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自然观。中世纪自然观把希腊观念与《圣经》观念结合在一起。这反映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连续影响。牛顿时代的观点有所不同。20世纪的科学同牛顿时代自然观又大为不同。关于自然观的模式这一变化，见表一。关于上帝与自然的关系模式。见表二（〔1〕，pp.282—305）。
表一：变化着的自然观
中世纪 牛顿时代
固定的秩序 作为重新排列的变化
目的论的 决定论的
实体的 原子论的
等级制的、人类中心论的 归纳主义的
二元论的(精神/物质) 二元论的(心灵/肉体)
王国 机器
20世纪
进化的、历史的、突现的
规律与或然性,结构与开放性
关系的、生态的、相互依赖的
系统与整体、有机论的
多重层次的
共同体
表二：上帝与自然的关系的模式
古典的 统治者—王国 全能、全知、不变的主权
自然神论 钟表制造者—钟表 服从规律的世界的设计者
新托马斯主义 工匠—工具 通过次要原因起作用的第一因
量子力学 不确定事物的决定者 潜能的实现者
道(逻各斯) 说者—听者 信息传递者
神性放弃(Kenotic)* 父母—孩子 自愿的自限和脆弱性
语言分析 行动者—行为 作为上帝行动的世界中的事件
具体形象 人格—肉体 世界是上帝的肉体
过程思想 领导者—共同体 宇宙共同体的创造性参与者
*kenosis，指基督放弃神性。基督本有上帝形象，反虚已成为人的式样，又称“虚已说”。
《圣经》中包含了种类繁多的上帝模式。就上帝同世界的关系而言，上帝被描述为把秩序加在混沌之上的有目的的设计者，或制造人工制品的陶工或工匠，建筑楼房的设计师。此外，上帝是给予生命的灵，他在整个自然中起作用。他也是通过神圣的道（Word）表达意义和理性结构的传播者。上帝是君王和国王，既统治历史，也统治自然，以便达到预期的目的。就上帝同以色列民族的关系而言，上帝是把这一群体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的解放者，是按照公义和正义审判的法官，就上帝同个人的关系而言，上帝既是法官，也是细心的牧人，是宽恕子女的父亲和抚养子女的母亲。上帝也是拯救者，他带来新的整体性（wholeness）——包括群体、个人和自然在内的最终成全。
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代的神学，采取神圣主
这五种模式的提倡者都认为上帝不干预自然规律，也不填补本来由自然原因填补的自然秩序的空白。在上述每一种例证中，上帝都充当了完全不同于在自然内部相互作用的一个角色。所有这些作者都不提出作为一种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形式的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所有人都提出一些模式，其中根据其他理由（如在历史解释传统中的宗教经验）被承认的上帝，今天可以被认为是在自然中行动。这一方法被称为自然的神学，而不是自然神学。在自然的神学中，科学的具体发现对神学概念的重新阐述有极大的影响。所有这些设想都与科学证据一致，但又不是科学所要求的。
以上几种模式各有优劣利弊。
1.君主制模式（monarchical model）强调上帝的超在性、 权力和主权。这些属性与对神圣的神秘经验一致。这一模式已经存在于圣经中关于君主与君王的上帝观中。它同圣经三个主要故事的许多方面一致：创世故事的辉煌壮丽、出埃及与立约的拯救事件、基督复活的转化经验。科学的某些方面也同这一模式一致：大爆炸的惊人威力、宇宙的偶然性、时空的巨大连绵、自然的复杂秩序等。但是，古典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教义对这一模式的阐述遇到人类自由、罪恶和苦难的证据的反驳以及进化世界中或然性与新奇性的存在的反驳。
2.新托马斯主义的工人与工具（或双重动因）的模式（model of worker and tool）具有君主制模式的优点。 它以在完全不同阶段上起作用的主要因与次要因的观念来表述。某些科学家欢迎这一观念，因为它维持自然因果关系的完整性。上帝的正常作用同自然秩序同时发生，然而所有事件在神圣的计划中已间接地被预先决定。因而，包含在无所不能的概念中的全部困难仍然存在。此外，任何特殊的神圣能动性（基督身上的或人类生命的恩典中的）都是完全不同类型的超自然干预。创世与救赎是神圣活动的相反的方式而不是相同的方式。
3.作为非决定因素的决定者（determiner of indeterminacies）的上帝同量子理论中的大多数常见解释一致。这里，上帝并不插手取消自然规律，而是对自然中已经存在的各种潜能中的某一个加以实现。微观层次上的这一行动反过来会影响大规模事件（通过突变、神经中枢事件、或混沌系统）。如果上帝控制所有非决定性因素，那么这就包含着神圣决定论。它会遇到古典模式遇到过的相同的难题。如其不然，上帝只可以在宇宙历史中的转折点上解决某些非决定性因素。伊安·巴伯认为这一模式采纳了自然世界内部“基础—上层”（由下而上的）因果论，而这通常同还原论联系在一起。
4.作为信息传输者（communicator of information）的上帝， 是最有前途的模式。它建立在许多科学领域中（包括热力学、遗传密码、计算机科学、人类传播学）的信息的重要性上。在任何传播中携带的信息都取决于更大的解释和回应背景。神学对这一模式的使用得到《圣经》圣言（divine Word）或逻各斯的概念的支持。 上帝的行为可以作为自上而下的原因而发生，而不是作为自下而上的原因而发生。
5.上帝自愿自限的虚已模式（kenotic model）回答了对君主制模式的许多责难。这里的比喻是艺术家的创造活动与双亲的爱。爱总是意味着脆弱性、相互性和短暂性，而不是无动于衷、单向力量和不变的自足性（self—sufficiency）。上帝的自限允许人类自由和自然规律。 它使罪恶与苦难问题更容易解决。然而由于自限是自愿的，因而并不意味着上帝终极权力有任何固有的限制。这一观点同基督徒关于与上帝的和解的经验一致，也同《圣经》见证的许多特点一致，如以色列人接受立约的自由选择和耶稣接受十字架。它也适合于漫长而代价极高的进化历史模式。这对神学反思是有价值的贡献。它同过程神学的论断有许多共同之处。它的形而上学意义如果得到系统发展，就会更接近过程的观点。
6.作为行动者的上帝（God as agent）的模式，同《圣经》通过行为与意图来确认上帝的做法一致。使用这一模式的语言分析家区分科学语言与宗教语言的不同功能，但他们把二者绝对孤立起来，使之成为彻底独立的领域。原因与意图应当分开，但它们并非彼此毫无关系——不论是在人的行为中，还是在上帝的行为中。当神学家们谈到作为一种神圣活动的宇宙历史时，他们放弃了《圣经》关于特殊神圣能动性的认识。他们既破坏了神圣的自由，也破坏了人的自由。
7.作为上帝的身体的世界的模式（the world as God's body）强调神圣内在性。这在传统神学中是被忽视的。这一模式的支持者说，上帝同世界的关系甚至比人的心灵同他的肉体关系更密切，因为上帝直接地认识到所有存在物和所有行动着的东西。这一模式极大地刺激了生态责任感。心／身比喻可以被认为是社会比喻的一种形式，因为在过程思想中，人是由许多层次上的实体组成的一个社会，具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实体——心灵。伊安·巴伯认为宇宙有机论的形象并不完全承认上帝的自由和人类行动的自由，它也难以描绘上帝的超在性。
剑桥生物化学家皮考克（Arthur Peacocke）主要讨论了作为信息传递者的上帝模式。
在封闭的热力学系统中，熵是无序的尺度，它随时间而增加，并伴随着秩序和信息的丧失。在生物体内，DNA 对生长和活动着的有机体内特殊蛋白质的形成所需要的信息进行编码。进化史揭示了一种趋势：有机体对信息的收集、加工和作出回应的能力逐渐增加。在人类生命中，信息不仅可以通过基因，而且可以通过言谈、文学、艺术、音乐等文化形式代代相传。在计算机中，信息通过二进位制和数字系统进行编码，成为进行信息加工的电路的指令。
信息是被整理过的模式（DNA碱基、字母、音调、 二进位数字及其它可以组合的因素）。它是一个系统的许多可能的顺序和状态之一。当另一个系统（生物细胞、读者、听者、计算机）作出有选择的回应时，即当信息被编码、传递和解码时，信息便得到交换。消息的意义取决于一个更大的解释语境。它应当被理解为是动态的和相对的，而不是纯粹静态的，似乎消息已包含在句型自身中。
在无线电传输、计算机和生物系统中，两点之间信息的传递要求能量的有形输入和支出。但是，如果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包括微观层次上的无所不在），则信息的传递无须任何能量。此外，量子世界中已经存在的另外一种潜能的实现将会传递带来歧义的信息，而无须任何能量的有形输入和支出。
英国哲学家鲍金霍恩（John Polkinghorne）认为上帝的行为是“纯粹信息的输入”。在混沌理论中，极小能量的输入导致系统的巨变。鲍金霍恩提议，在想像上帝的行为时，我们可以把混沌理论加以推演，使之成为“零点能量”的极限例证。这与量子理论不同，因为在量子理论中，或此或彼的潜能之间事实上存在着零点能量差异，因而无须推演。他认为，上帝的行为是表示整体论模式的非能量的信息输入。上帝对混沌过程中存在的潜能进行选择，可以带来作为系统中较高层次的组织原理的新奇的结构和秩序类型。（〔2〕pp.77—78）
皮考克广泛讨论了在一个进化世界中的上帝模式问题。在古典模式中，他发现圣灵和逻各斯（logos）最适合于表达内在的神圣创造性。 他用了许多比喻来表示上帝与世界的关系。这些比喻大都涉及信息传递观念。上帝是信息的传递者，既通过基督的位格，也通过自然模型传递意义。皮考克也用许多极新颖的比喻，有些被系统地发展为模式。其中之一是把心／身关系作为上帝与世界关系的比喻。世界可以被看作是上帝的身体，上帝是世界的心灵。我们可以把宇宙历史看作表达意向的行动者的活动（〔3〕，pp.133—138）。这确实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模式，但这一比喻是否以心／身二元论为前提？世界是否像有机体的身体那样具有统一性的配合关系？心／身模式可以描绘世界上单个存在物的多元化和局部独立性吗？皮考克也简单提到孕妇在体内怀孩子这一模式。〔3〕这似乎一方面反映了母亲同其肉体的关系，另一方面， 也反映了她同出生后生长着的婴儿之间的关系的一定程度的统一性。巴伯赞成成长着的婴儿的比喻，他并建议，过程思想的社会模式可以保存上帝与个别生物的单个身份，同时承认他们的相互依赖性和关联性。
皮考克看到进化历史的不可预见性。他说，上帝像正在上演的舞蹈的动作设计者（在舞蹈中许多决定留待舞蹈家去完成），或一个未完成的交响乐的作曲者（他对一个题目和变奏曲进行试验、即时演奏和扩充）。皮考克还用其他比喻承认“或然性”的积极作用。或然性是上帝的雷达波束，它扫描存在于世界上每一个结构中的不可见的各种各样可能性。或然性是一条途径，可以探索物质的潜在形式。（〔3〕，p.95）上帝使世界质料具有创造性潜能，这些潜能是陆续释放出来的。这些潜能的实现只有当适当条件具备时才能发生。事件的发生不是根据事先做出的计划，而是具有不可预见的新颖性。上帝在一个包括连续创造的开放过程中进行实验和即时演奏。皮考克拒绝全能的观念。他谈到同时间一道受苦的上帝的自限性。
皮考克写道：“自然因果律创造性事件网本身是上帝的创造活动。”他认为自然过程本来就有创造性。这可以被解释为：上帝起初设计了一个由规律和或然性组成的体系，通过这个体系，较高形式的生命体系缓慢地出现。这将是一种高级自然神论。但皮考克也说上帝“是在一个他给予这些潜能的世界材料中并运用这些材料连续地进行创造的”。（〔4〕，p.66）即时演奏的舞蹈动作设计者或作曲家的比喻意味着同世界具有主动的、连续的关系。皮考克特别维护连续性创造的观念。但他并未提出系统的形而上学来描绘上帝与世界之间连续的相互作用。
皮考克还建议，上帝的意图是通过世界上的事件的模式进行传递的。我们可以把进化史看作表达意图但并不遵循任何预定计划的行动者的传达。此外，来自上帝的信息输入可以影响我们的记忆、想象和概念之间的联系，正如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大脑神经的活动一样。
上帝对世界施加自上而下的因果力量（top—down causality）。 皮考克把自然中的层次观念加以扩大，使之包含另一个层次。来自最高层次的上帝的行动对较低层次上的联系将会是一个边界条件或约束力，但并不违反较低层次的规律。边界条件不仅是空间的或时间的，而且也内在地是信息，它提供的附加规定是较低层次的规律所允许的，但并不由较低层次规律来决定。在人类中，上帝影响他们的最高级进化层次，即智力活动的层次，这会影响神经网或神经。在人类生命内部，神圣活动会受到自然层次的等级体系内部的影响。我们至少了解这些毗邻的层次之间的关系。
伊安·巴伯认为，皮考克使用自上而下因果性不大适合于神圣活动同非生命物质的关系。由于缺乏生物中才有的中介层次，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假定，在上帝（最高层次）与物质（最低层次）之间存在着直接影响。但他欢迎自上而下因果关系的设想，认为可以代替量子层次上自下而上的行动的因果关系或混沌系统中转折点自下而上的行动的因果性。
皮考克坚持基督是一个强大的赋有上帝特征的人。他对上帝的自我表现来说是独特的有效工具。在基督身上，上帝的目的比在自然与历史中别的地方得到更清楚的启示。《圣经》思想中的逻各斯类似于信息概念。在希腊思想中，逻各斯是普遍的理性原则，但《圣经》对它的使用却表达了希伯来人把道（Word）理解为创造性力量的看法。道，不论在创造中还是在救赎中，的确都被认为是信息从上帝向世界的传递。正如在遗传基因信息和人类语言中一样，信息的意义必须在较广阔的解释范围内才能看出。上帝传给人类的道（Word）保留了人类自由，因为它要求他们的回应。但伊安·巴伯认为，神圣的逻各斯不仅仅是非人格的信息的传播，因为它不能同不间断的个人关系分开。如果我们相信上帝的意图之一是创造爱与回应的人格，而不仅仅是聪明的信息处理者的话，则我们将会主要从人类生活而不是从遗传密码或计算机程序中得出关于信息传输的比喻。信息概念的价值在于它在许多不同层次上都适用。（〔1〕，p.315）
（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年0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