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人对自然界的依赖与掌握表现为人同自然之间的双向适应关系的本质的统一，文化是其实现的方式。一方面，人要按人的方式实践地和观念地改造外部自然，变其为人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人要改造自身的自然，将自己塑造为社会的文化存在物和文化主体。从基础的意义上说，文化的历史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不断实现双向适应、不断完成本质的统一的过程。自觉地保护适合于人类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界及其再生能力，就是一种具有基础性意义的文化行为和文化建设。
1.在本原的意义上，如马克思所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是有生命力、自然力的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是作为欲望、作为天赋和潜能而存在于人身上的。正因为如此，人也必然是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是说，人作为自然存在物，需要存在于他之外的自然界作为他自己的对象。这种对象是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充实和表现自己的生命、力量与能动性所不可缺少的。
因此，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包含着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两重含义：一方面，人本身直接地是有生命、有肉体组织的感性的自然的存在物；另一方面，人在自身之外有自己所需要的自然界的存在（没有外部的自然界的存在，人也不可能是自然存在物）。这就决定了人本身对存在于自身之外的自然界有一种必然的对象性关系。现实的、感性的人不可能“转变为意识”（如在黑格尔的“现象学”中），也不可能“进化”为“纯有灵魂，不有体魄”的“灵人”（如在谭嗣同的“仁学”中），因而决不可能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及未来的发展中排除出去。无论人本身怎样“转变”或怎样“进化”，都不可能超脱自然（包括自身的自然和外部自然界的自然），因而也不可能摆脱由自身的自然所决定的对外部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
人，本来就是“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因此，人（和动物一样）靠自然界生活。 人必须参与自然界的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变换才能生活。无论是人的肉体生活，还是人的精神生活，都是同自然界相联系的。这种联系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也是一种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离开人同自然界的联系来谈人的存在、人的生活、人的发展，就是把人“转变”成在思维中想象的抽象的、非对象性的存在物，也就是“转变”成“非存在物”。
2.然而，人同自然界的联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自然关系”，而是“作为人的人”同自然界发生的属人的“为我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把自然界作为人自己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变为“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所谓“作为人的人”就是社会的人，因为“作为人的人”是由社会所“生产”的。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122页。）。所以，人在现实性上、在本质上是社会存在物。人同自然界的联系就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物即“作为人的人”同自然界所发生的“为我的”“人的关系”。
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性的存在并不是人所独有的存在形式，自然界的许多动物也是生活在群体中，它们也有“社会”，也是社会性的存在。诚然，自然界有不少动物是以群居的形式生活和活动，人们通常把这种动物群体叫做“动物社会”。但是，人的社会性的存在同动物的社会性的存在、人类社会同“动物社会”却有本质的区别。
动物的社会性是动物在适应自然的生活环境的过程中，通过自然选择和生物遗传所自然地形成的一种本能的群体的生活习性和行为习性，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规定性。动物以群体形式表现出来的生活习性和行为习性及由此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物种稳定性的动物群体，人们虽然称之为动物的社会性存在或动物社会，但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服从于自然生物学规律的自然现象和自然关系。
同动物的社会性存在和动物社会不同，人的社会性存在和人类社会，虽然在原始起源上有其自然史前提，但在其现实性上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自然规定性或自然本能的体现，而是由人自己有意识的活动所生产和创造的。人类社会是人的世界，是正常状态的人即“作为人的人”的生存条件。正是这种生存条件使人能够摆脱纯粹的自然动物状态而获得“作为人的人”的存在的正常状态。人类社会由于是由人自己有意识的活动所生产和创造的，因而具有扬弃自然状态的文化的性质和内涵。人类社会作为人的世界就是一个文化世界。人存在于社会中，也就是存在于一种文化中。因而人在社会中的全部生活和活动，也都具有文化的性质和内涵。人作为社会存在物，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存在物。但是，人只有作为社会存在物，才能成为文化存在物。而人的社会所普遍地具有的文化的性质和内涵，就把人类社会同自然界的所谓“动物社会”区别开来了。
在社会中，人既要使外部自然界的自然存在“人化”，又要使自己的自然存在成为人的，即成为具有文化的性质和内涵的人的存在。这表明，人是在社会中作为社会的文化存在物按人的方式同外部自然界发生关系的，而这种关系的展开又具有扬弃纯自然状态、创造文化的意义。
3.所谓“自然”，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是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依赖于人而客观地独立存在的本原的物质自然界。这是一个由物质的一切自然形态、一切自在事物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相互关系和运动变化所构成的整体系统，其中的一切现象均受自然规律制约。因此可以说，凡是无意识的、非人为的、不假于人之力而然者都是自然。在中国古代就有“不事而自然”、“无为而自然”的说法。在西方，人们通常也把没有受到人事干预而具有天然本性与本然面貌的事物或现象看做是自然的。亚里士多德把自然事物同人工技术制品加以区别；康德把自然（作用及其结果）同通过某一意图并把行为筑基于理性之上而产生的成品加以区别；达尔文把自然选择同人工选择加以区别（自然选择是无意识、无计划而完全受客观因果规律制约的）。与非人为性相联系，自然也指事物天生具有的天性、本性，即事物的自然属性。自然不仅仅是指存在于人之外的自然界的自然，人本身作为自然存在物也有自己的自然。人通过生物遗传方式所获得的有生命的肉体组织及其器官的构造和机能都是人自己的自然和自然属性。
所谓文化，在汉语中按字面意义讲就是文而化之。这里所谓文是“人文”的文，是人按人的方式对物（包括人）发生的作用及其所产生的结果，即指人事、人为、人化而与自然相区别。《后汉书·公孙瓒传论》有“舍诸天运，征乎人文”的说法，“人文”即是与自然（天运）相对而言的。所谓“文化”就是通过人事、人为，按人的方式使自然的对象化为属人的（“人化”），并形成人的世界即文化世界。《易·贲卦》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说法，天文时变属于自然，人文化成属于文化。文化还包括通过人事、人为（如教化、训练、学习、修养、锻炼等活动）对人自己的自然本性和本能行为进行有意识的改造和塑造，使之化为完善美好而合乎“文”。这就是对人自己的文而化之。荀子所提出的“化性起伪”命题，就是通过人为（伪）改造人自己原始质朴的自然本性，使人成为文化存在物。
在西方的一些语言中， “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 “cultura ”。cultura包含有土地耕作、栽培，对动植物的人工培养、 人工繁殖和养殖，即通过人的劳作对自然物进行加工改造、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意义。这种意义意味着（农牧时代）人的以人工技艺为基础的依赖自然、掌握自然的方式。cultura还具有对神灵的信仰、 崇拜和祭祀的意义。这种超自然的意义，实际上也是人依赖自然、掌握自然的一种方式——虚幻的宗教方式。关于人自身的教化、教养、陶冶、修养、修炼，使人脱离自然状态而成为文化的人，也是cultura 所包含的十分重要的意义。
可见，“文化”是一个包含着许多规定的综合、“杂多的统一”的具体范畴（我们不能抽掉文化本来具有的丰富含义，把文化仅看做是一个引申出来的抽象范畴）。这正反映了文化领域和文化内容的广泛性、丰富性和多样性。但文化总是与无意识的、非人为的、不假人力而然的自然现象不同，而是体现着和积淀着人的本质、能力与活动的自觉自为的“人化”过程及其结果，是属于“作为人的人”的生存和发展方式。
然而，文化决不是脱离自然、与自然无关的。人之有文化，当然是要使人的生存条件（包括生存的环境和生存的资料）及人本身的存在与行为摆脱单纯的自然状态，但这只能是对自然（外部自然和自身自然）的加工改造，是按人的方式和人的需要赋予自然以形式和意义，因而是人对自然的扬弃和提升。人来源于自然，文化也必然植根于自然。只有在自然的土壤和自然的对象性基础上，经过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和作为，方能生长出文化之树，开出文化之花，结出文化之果。文化是人通过自己自觉自为的活动所实现的人与自然的本质的统一。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和作为，自然是不可能自然地生成文化的；但如果没有自然或脱离自然，人的活动和作为就将“无所加”，也不可能创造出文化。可以说，文化是“作为人的人”处理自己同自然的关系以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普遍的正常方式。
4.人和动物一样，要依赖自然界才能生活。但是，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根本不同于动物对自然界的依赖。动物对自然界的依赖是通过单纯的生物适应来实现的。这种适应是片面的、狭隘的。因为动物只能凭借自然形成的机体器官的构造和机能来适应给定的自然环境。在一定物种范围内，只要给定的自然环境是稳定的，由个体所体现的物种行为方式和物种规定性，也世世代代是相同的。毫无疑问，动物赖以生活的自然环境是会变化的，而动物只能通过自己机体器官的构造和机能的变化来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性适应是否可能和是否成为现实，将或者导致动物的变种和新物种的产生，或者造成原有物种的生存危机甚至灭绝。由此可见，动物通过适应自然环境所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界的依赖，既受制于自身的自然，又受制于外部的自然，总之，没有超出自然生物学的范围和规定。
与动物不同，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是通过人对自然界的掌握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人对自然界的依赖实际上是依赖于人对自然界的掌握。在这种人对自然界的依赖与掌握的能动关系中，当然包含着人对自然界的适应，但这种适应超出了单纯的自然生物学适应范围，而是一种属人的具有文化的性质和内涵的适应。因为在这种适应中包含着文化的生产和创造。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文化是一种适应方式。就人对自然界的关系来说，文化作为一种适应方式，不同于以自然天成为基础的动物对自然环境的片面适应，而是以人工工艺为基础的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双向适应：一方面，人要使自己适应自然界，另一方面又要使自然界适应人；而且，人只有适应自然界，方能使自然界适应人，而人也只有使自然界适应人，才能更好、更广泛和更有效地适应自然界。这就是人对自然界的依赖与掌握相统一的辩证关系。
大家知道，就人的自然存在状态来说，人并不是最强者，他的自然装备和某些自然机能天生匮乏，所以人对自然环境的自然适应能力在很多方面不如动物。但是，人能够通过人工工艺来生产和制造各种工具和装备来武装自己，充实、强化和放大自己的功能，使自己不断完善，获得强大的适应能力——使自然界适应人，从而扩大人对自然界的适应。这就是人通过对自然界的掌握来实现对自然界的依赖的能动关系。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最能获得最多技艺的动物。人之所以能获得最多技艺，当然要以人的肉体器官的构造和机能（天赋、潜能、先天素质）为基础，但就人所获得的技艺的现实性来说，它们属于人工工艺。正是人工工艺形成了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的基础，形成了人的全部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生活的基础，形成了人的整个社会文化世界的基础。
马克思说：
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9—410 页注89。）
社会人通过人工工艺来能动地处理自己同自然界的关系，创造自己的人的正常生活条件，生产自己的丰富多彩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生活，从而使自己摆脱单纯的自然动物存在状态，而获得实现了人与自然的本质的统一的正常社会文化存在状态。这种社会文化存在状态，表现在一系列不同而又相关的领域。
5.在实践领域，人要把自然物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因为人在肉体上必须依赖自然界才能生活。但是，自然界不会自动地按照人的方式来满足人，人决心改变自然界，通过自己的活动按人的方式生产和创造能满足自己需要的对象。这种生产和创造，就其功能特征来说，是一种人工工艺活动，体现了真善美相统一的原则。因为人懂得按照任何一种事物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和创造，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自己的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而人也是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生产和创造的。这种体现真善美相统一的生产和创造，就是人与自然界的具有文化的性质和内涵的双向适应方式。
人为了使自然物成为人的生活的一部分，当然首先要适应自然物本身的性质和规律（这是自然物对人说来所具有的有用性的客观根据），以自然物的尺度来规定自己的对象性活动，在这个前提下，又根据人的需要并通过对象性活动把人的内在尺度运用到自然物中去，赋予自然物以能满足人的需要的形式和意义，把它们变为人的物质生产资料和物质生活资料，如工具、装置、装备、设施、衣着、食物、房屋等等。这些东西按人的方式把自然物所蕴含的对人的有用性能够有效地集中起来和发挥出来，并在相应的消费中使人的相应的需要得到满足。这就是它们所具有的适应人的需要的形式和意义。这种形式和意义在自然物中当然有自然的根据，但又是由人工工艺所生产和创造的。它们是人的历史性的本性、知识、能力、技艺、价值观念乃至社会习俗、生活习惯、生活时尚等等的对象性表现；它们体现了人的内在尺度，渗入了人文精神，是“人化了的自然”。所以，人实践地处理自己同自然界的关系的过程，就是一种物质文化的生产和创造过程，其结果就是物质文化产品的形成。
显然，面对着人类所生产和创造的形形色色的和丰富多彩的物质生产资料和物质生活资料，不能仅仅看做是一些感性的物质的东西。它们不同于单纯的自然物，而是凝结着、积淀着人的本性、知识、能力、价值观念乃至人们的社会习俗、生活习惯、生活时尚等人文因素。通过它们，可以发现和了解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历史条件下人同自然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变换方式，即人同自然界的双向适应方式或人对自然界的依赖与掌握方式。这种发现和了解就属于文化的范畴。
马克思说：
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
人通过劳动实践地对自然物进行加工改造，赋予它们以体现真善美相统一的丰富的形式和意义，从而产生极其丰富多彩的人化了的物质产品。它们都是人的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通过人的劳动实践地实现了的人与自然的本质的统一。毫无疑问，这是人类文化中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并且是具有广泛丰富性和真实普遍性的巨大部分。我们决不能把这一巨大部分从人类文化中排除出去，否则，人类文化就将失去其丰富的内容和真实的基础，并且对其他文化现象（如所谓精神、观念文化）的形成和存在也将无法揭示和理解。
6.在理论领域，人要把自然物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通过科学的工作形成关于自然的科学，使它们成为“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成为“人的精神的无机界”。科学工作是最能体现人的普遍性的理性活动，它是在对自然物的感性反映、获取信息的基础上，经过一系列由抽象到具体的理性思维，对信息材料进行多级加工，在思维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从而揭示事物的普遍性的本质和规律，以概念、判断、推理的思维形式建立关于自然的科学理论体系。
自然科学是以普遍性的理性思维形式理论地再现作为自然界事物的普遍性形式的可以验证的知识体系，是自然界事物的普遍性的规律在人的意识、思维中的存在方式，因而也是人对自然界的理论掌握方式。如果说规律是自然界中的普遍性的形式的话，那么自然科学则是自然界中的普遍性的形式在人的意识、思维中的理论表现。这样，自然界就在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自然规律的普遍性所涵盖的范围内理论地转化为人的意识、思维的一部分，人的意识、思维也具有了与这个范围相适应的普遍性；也因为这样，人的意识、思维就不仅超越自身感知思维器官的生理时—空界域，而且超越直观的此时此地的时—空界域，获得了可以观念地驰骋的时间空间。由此可见，在理论领域，人的普遍性既表现在人能够通过科学工作发现和掌握作为自然界普遍性形式的规律，又能因此而使自己具有并发展自己的普遍性。这就是人的理性思维的普遍性。
自然界是一个统一而又复杂的系统，是包含着无数层次不同和互相联系而又可以互相转化、互相过渡的具体物质形态系统。每一门具体的自然科学都有自己的对象和领域（它们都是一些相对独立的知识系统），因而它们所掌握的普遍性的规律也有其局限性。这样，自然界的统一的普遍性就好像被分割了。然而，人的理性思维的普遍性并不满足于分割地掌握自然界的普遍性。它能使自然科学在分析的基础上向综合发展，由关注实体向关注关系发展，被分割了的普遍性必将发展为综合的普遍性。不仅如此，人的理性思维的普遍性还在更高的层次上通过对自然科学的总结、概括，不断形成整体性的自然哲学。自然哲学是从具有更高普遍性的理论层次上对自然界普遍性的掌握方式，是自然界的普遍性在人的理性思维中的一种升华。
自然科学、自然哲学一经产生和形成，借助于具有社会普遍性的语言符号的表述，就成为社会成员可以普遍地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自然界的事物及其规律就在相应的范围内成为人的意识、思维的内容，从而使人的精神领域的本质力量得到增长和充实。同时，自然界也通过人所创获的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而达到“自我意识”（在人的意识、思维中，自然界扬弃了单纯的自在性）；人成了自然界的“自我意识”的载体、承担者。因此，真正的自然科学、自然哲学是人与自然界在人的意识、思维中观念地实现了的本质的统一，是人类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7.人有审美的需要。追求美、爱好美是“作为人的人”的一种普遍本性。艺术创造、艺术欣赏就是人追求美、爱好美的一种独特方式，也是人掌握自然的一种基本方式。人为了满足自己审美的需要，必须把自然物作为艺术的对象加以掌握，从自然物中抽引出美来。
首先，必须对自然物进行不同形式的艺术加工创造和艺术再加工再创造，把蕴含于自然物中的美的因素按照不同的艺术形式，从形、色、声等方面和谐地加以突出、集中，使之典型化，创造出丰富多彩的高于现实的艺术产品。这些艺术产品是人们可以通过艺术欣赏，按照审美需要来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毫无疑问，艺术产品的创造和欣赏，是人通过艺术活动用艺术的方式掌握自然所达到的人与自然的本质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人与自然都获得了一种充满艺术生命力的升华。
同时，自然界那些自然形成和产生的、不是由人创造或未经人力加工的事物，如自然的山、水、石头、植物、动物乃至蓝天白云、日月星辰、风雨冰雪等等，也是满足人的审美需要的对象。这些对象在形状、结构、色彩、光线、声音和它们的变化等方面，以奇特、对称、均衡、浓淡、明暗、刚柔、隐现、节律等自然有序的组合关系，形成丰富多彩、各有特色的自然景致，表现天然的完美和谐。这些具有自然美的景致，是自然的创造；但是，当它们作为人的审美对象而为人所欣赏的时候，就同人发生了一种本质的联系，因为它们具有了满足人的审美需要的意义。在一般情况下，当人置身于山青水秀、鸟语花香的自然美景中的时候，总有心旷神怡的感觉。此时，人与自然情景交融，人的情感渗入到自然美景中，自然美景渗入到人的情感中，这是人通过对自然美的欣赏在精神上所达到的一种天人一体的境界。
人通过对自然美的欣赏，不仅在情感、精神上得到美的享受和满足，而且还可以激发人的艺术想像力，激起人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人们在欣赏各种具有典型而又独特的形式的自然景物时，通过美好的联想和艺术的“蒸馏”，把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情感与生活意境同这些自然景物联系起来。那些本来是自然的非人为的事物，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物了，它们成了人的纯真感情和美好理想的对象化，成了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美丽的神话和传奇故事的形象画卷。总之，人的情感、理想一经同自然景物达到一种寄托性的统一，自然景物就不再是赤裸裸的自然状态，在其感性存在中渗透了一种看不见但可以从心灵上体验捕捉的人文精神，并且成为人的文化世界中极富感染力和魅力的一部分。
人对自然美的欣赏和自然美对人的艺术想象的启迪，能够促进和启发人的艺术创造与艺术欣赏能力。具有自然美的景物不仅是满足人的审美需要的对象，而且是人获得和增进艺术的本质力量的无字的感性的自然教科书。这里包含着人对自然界通过艺术的方式所实现的对象化和非对象化。这表明，艺术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体现了人与自然的本质的统一。
8.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人对自然界的依赖与掌握的双向适应关系的一种表现。在西方语言中，宗教一词本来有依赖、信赖、信仰和联系的意思。不过宗教所依赖、信赖、信仰而与之相联系的对象，是由人在头脑中想象出来的，因而是非现实的、虚幻的。然而，这种非现实的、虚幻的想象又有其现实的根源。由于人要依赖自然界才能生活，因而人对自然界有依赖性。基于对这种依赖性的感受和体验，必然在心理上形成一种稳定的依赖感。但是，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是通过人对自然界的掌握来实现的。人赖以生活的自然界的范围同人掌握自然界的能力、活动及其所及的范围是相关联的。自然界的存在和变化是无限的，而人只能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用实践的方式和理论的方式掌握自然界，其范围、层次、程度都是有限的。尽管实践的掌握和理论的掌握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积累性并不断扩展和深化，但不可能同自然界达到某种终极的一致。因此，自然界对人来说，有大量没有掌握或尚不能掌握的因素作为异己的力量在起作用。对于这种异己力量的作用，人们感受到一种不可依赖性并在心理上形成一种关于它们的不可依赖感，导致心理上的失落和不平衡状态。于是人们用一种拟人观来看待自然界的异己的因素和力量，以为这些因素和力量是由像人的灵魂一样的精灵来支配的，甚至认为一切感性的自然物都像人一样有灵魂，形成万物有灵的原始的自然宗教。在此基础上，拟人观进一步向神化升华，人们通过宗教的幻想建构起了超自然的宗教世界。
心理上的依赖感总是促使人们感到要有所依赖的。当人们感到对自然界异己的力量不能依赖时，便转向对超自然的宗教世界的信仰和依赖，祈求宗教世界的力量能够控制自然界的异己力量，使之按照人的良好意愿起作用。这实际上是在意识中祈望依赖宗教世界来实现对自然界的依赖。
恩格斯说：“宗教按其本质来说就是剥夺人和大自然的全部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把一部分恩典还给人和大自然。只要对彼岸幻影的信仰还很强烈很狂热，人就只能用这种迂回的办法取得一些内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7页。）宗教世界是虚幻的， 但宗教信徒对宗教世界的虔诚信仰却是一种真实的心理状态。人们通过对宗教世界的信仰所表现出来的对宗教世界的依赖，虽然不会产生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所具有的现实内容，却是人依赖和掌握自然界的一种迂回的方式，因而也迂回地反映了人对真善美相统一的理想境界的追求。
宗教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角度来说，宗教虽然具有超自然的性质，却也是人对自然界的一种通过虚构想象所表现出来的加工。这种加工当然是一种神化，但实际上是在想象中升华了的人化。如果人本身是一种绝对的不依赖于自然界的独立存在物，因而根本没有对自然界的关系，也就不会有宗教。但在这种情况下，人本身就成为神了。宗教作为人的一种意识形式，同人的心理上的依赖感是密切相关的。而人在心理上的依赖感，又首先来源于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性。所以宗教也以虚假的形式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本质的统一。
9.文化不仅要通过人对外部自然进行不同方式的加工改造，在实践领域和精神领域使之成为人的生活和活动的一部分，而且要通过人对自身的自然进行加工改造，使自身的自然存在成为“人的存在”。文化不仅是外部自然的“人化”，而且是人自身自然的“人化”。同时，人必须使自身自然“人化”，才能使自身之外的自然“人化”。文化本来就包括关于人自身的教化、教养、陶冶、修养，使人脱离单纯的自然状态，成为具有文化品质和文化创造能力的文化存在物的意义。荀子所提出的“化性起伪”，就是强调通过后天的人为努力来改造人的原始质朴的自然状态、自然本性，使人成为“文理隆盛”、具有社会文化属性的存在物。
荀子所谓“性”，是指人生而具有的自然状态、自然属性。他说：“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者，本始材朴也。”荀子所谓“伪”是指有意识的活动、人为及其结果，包括后天的学习、作为、经验积累及由此所形成的能力、品质、成规、习俗、制度等。他说：“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伪者，文理隆盛也。”荀子认为，“性”是“伪”的对象，没有“性”，“伪”就“无所加”。“伪”是对“性”的加工改造，使之美善文华；没有“伪”，“性”就“不能自美”。所以荀子在提出“性伪之分”的基础上，强调“性伪合”。荀子认为“性”可以“化”，而人之所以“起伪”就是为了“化性”，使人由“本始材朴”转化为“文理隆盛”。在荀子看来，人的“文理隆盛”的文化品质，是通过后天的人为努力，通过教化、学习，改造人的自然状态、自然本性的结果。应该说，荀子的“化性起伪”思想，实际上具有使人从单纯的自然存在物“化”为社会文化存在物的意义。
10.人为了满足自己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的需要， 必须在实践领域和观念领域用不同的方式掌握外部自然界。这些方式都是人的方式。因此，用这些方式掌握自然界，本质上都是文化的创造。但是，为了按人的方式掌握外部自然界，使之成为人的现实的生活的要素和基础，必须同时对人自身的自然进行加工改造，使自身的自然存在成为人的存在，首先要使自己的肉体器官成为能按人的方式掌握外部自然界的器官，而人本身也因此而成为能进行文化创造的主体。人作为文化创造的主体，自己首先必须是文化的载体、承担者，具有文化的素质和能力，并用文化来表现自己的生活，规范自己的行为。
就人自身的自然存在来说，其肉体器官的构造和机能，是具有能够不确定地按不同方式活动来掌握外部自然界的天赋、潜能和自然素质的。比如人手，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这是大自然给予人的能使用其他工具的工具；由于有了这个工具，就使人成为一切动物中最能获得最多技艺的动物。康德认为，在人手的结构、组织和细微的感觉中，表现出人的理性和利用事物的技术的或机械性的素质，这种素质能够不确定地适合于各种不同方式的活动。
但是，人体器官中潜在的体现理性的技术性或机械性素质，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以各种形式接受社会文化的训练，经受各种形式的实践的陶冶，才能发展为现实的理性，形成现实的技术性或机械性素质。从人的自然素质和潜能来说，具有形成各种技能、获得各种技艺的可能性。但这些技能、技艺并不是人的自然素质和潜能的自然体现，而只有在既有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经过后天的学习、训练和实践的陶冶，才能形成和获得。比如人手，必须通过学习、训练和实践的陶冶，才能形成和获得制造、使用工具和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与技能，方能习得和产生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创造艺术产品的才能与技艺。由于社会文化环境和后天积习的不同，人们的手所习得的技能与技艺也会有差别。
人的肉体感官潜在地具有丰富的感觉能力，能够形成丰富的感觉。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甚至把肉体感受看做是“人的惟一动力”，是“人的需要、感情、社会性、观念、判断、意志、行动的原则”。但是，人的现实的丰富的感受性或感觉，并不单纯是肉体感官自然机能的自然显现，而是同社会文化的熏陶密切相关的，只有已经产生的社会文化，才“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马克思说：“所以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6页。）
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的理性一般说来就表现在人能思维。而人之所以能思维就在于人有脑。人脑是人的思维器官，思维就是人脑的机能和属性。但是，人只有在现实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接受教育，经过学习，形成一定的思维定势和相应的理性思维能力，才能现实地思维。人脑虽然是思维的器官，但人脑进行思维活动的材料、形式、方式、方法以及语言，都不是人脑自然地固有的，而是作为社会文化的已有成果给予人的。人只有继承这些成果并把它们作为前提，才能展开自己的人的思维活动并产生新的思维成果，而人脑也才成为真正现实的思维器官。因此，只有存在于社会文化环境中并参与社会文化的活动（包括文化的生产和享受），人脑自然地具有的潜在的理性思维的机能和属性，方能实现出来并发展为现实的理性思维能力，使人脑真正成为进行思维活动、生产和创造思维成果的器官。即使人脑的自然生理构造和机能相同，由于人们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学习状况及所受社会文化熏陶和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情况不同，人们的思维也会不同。
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同人的语言能力是密切相关的。“说话”被看做是“理性的正常活动”（阿奎那语）。运用语言进行意识思维活动和社会交往活动，是作为社会文化存在物的人所特有的功能和活动方式，而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人之所以有语言和人之所以能运用语言，有其自然生理基础，但语言的产生和语言运用的实现，则是由人的社会的、文化的活动所决定的。
从人的肉体组织的自然生理构造来说，有适合于产生和运用语言的发音器官系统，在脑的神经组织构造中，有语言和运用语言思维的机能组织。但有了这样的自然生理基础，并不等于就能现实地产生语言和运用语言。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并不是这种自然生理基础的机能的自然表现。人只有生活和活动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和语言共同体中，方能形成和发展出现实的语言能力，方能习得语言，学会运用语言。
语言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自然声音组合。在有声语言中，声音作为符号是有意义的。有声语言就是由有意义的声音符号按照一定的语言规则组合成的。构成语言的声音符号的意义和组合规则，都不是语言的生理基础自然地固有的，而只能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和语言共同体中后天地习得。一个人如果脱离了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和语言共同体，就不但没有机会和条件学会语言，而且他的肉体组织中有关器官的语言机能也会丧失。由于语言本身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并且是一定社会文化的产物，虽然人们有相同的适合于语言行为的生理器官，但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和不同的语言共同体中的人，习得的语言能力和学会使用的语言也是不同的。
可见，就文化作为人的能力或本质力量来说，乃是人对自己的自然存在和自然本性进行加工、改造、充实、完善的结果，是人的后天活动同人自身自然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用荀子的话来说就是“性伪合”的结果。如果说，在人的自然存在和自然本性中具有按人的方式（如实践的、观念的等等）掌握自然界、创造文化的天赋、潜能或自然素质的话，那么，只有在已经产生的社会文化环境中通过后天的人为努力，存在于人身上的天赋、潜能或自然素质，方能转化为人的现实的文化能力或本质力量。
11.人总是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表现其有生命的存在的。 “作为人的人”是社会的文化存在物，为了能够在社会的文化环境中存在，人的行为必须同社会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的联系与关系相适应。因此，人必须改变、扬弃其本能的自然行为（兽性的动物式行为），使自己的行为成为受社会文化环境和社会的联系与关系制约的合乎人性或符合人的规定性的行为。
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当然具有本能的自然机能。但作为社会文化存在物的人，其行为并不是本能的动物式的自然机能的直接表现，而是在社会的相互作用、相互交往中通过学习、训练、熏陶而后天地形成的。人生活和活动于具有文化的性质和内涵的社会联系与社会关系之中，逐渐扬弃了单纯由本能的自然机能所制约的行为方式，形成了处理各种“人的关系”、符合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及与这些规范、准则相适应的行为方式。这些属人的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和相应的行为方式，体现在人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伦理及日常交往等等的动态关系中。与这些现实的动态关系相适应的行为，就是现实的符合人的规定性的行为，即具有文化的性质和内涵的行为。用荀子的话来说，这是“化性起伪”的结果，表现于人的行为符合“礼仪法度”而“归于善”。
甚至直接满足人的肉体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需要的吃、喝、性行为等等，也不是动物式的自然机能的直接表现，它们同人的其他活动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同广泛的社会文化生活联系在一起，因而也具有发展着的丰富而深刻的文化的性质和内涵。所以毫不奇怪，在人类的文化世界中，有关于吃喝的饮食文化和关于两性生活的性文化。因此，人的肉体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尽管基于人的自然机能，但又超越了单纯的动物式的自然状态，而按人的方式、人的规定“化”为了具有文化的性质和内涵并与其他相关文化领域相联系的人的行为。
人虽然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并且人的直接的自然存在也是科学和艺术的对象，但“作为人的人”在其本质的现实性上不是以赤裸裸的原始野性的自然状态存在的。不用说，人的自然存在是有匮乏性的，他对自然界的自然适应能力很脆弱。人必须在适合于自己需要的形式上实践地掌握自然物，用它们装备自己、充实自己，以弥补自身的自然匮乏，强化自己的适应能力。比如穿着衣服就有弥补人体自然匮乏的意义，但它同时是一种文化行为。人们用衣着、服饰来包装自己、文饰自己的自然存在（肉体），就使人具有了文化存在的气质。这正是作为社会文化存在物的人的正常存在状态的一种表现。
同时，即使是关于人的自然的身体本身，也不是任其自然的。人的自然的身体是他的人的身体，必须通过有意识的活动文而化之。其标志主要表现在为了保证人的身体的健康、健美，形成了系列的卫生保健、体育锻炼、修理美容等活动，对人的自然的身体进行加工治理。这种加工治理不属于自发的自然生命活动（但要适应自然的生命活动），而是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社会习俗与生活时尚的发展同人自身的自然相统一的文化行为。这表明，即使是人的身躯形体这种直接的自然存在，在其现实性上也不纯粹是原始的自然，而是渗透着文化的因素和性质的。
当然，人作为来源于动物界的自然存在物，其状态和行为不可能完全摆脱动物的野性。如恩格斯所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2页。）现实的人作为社会文化存在物，其状态和行为应该是合乎“人性”的。但在一定的条件下，人的潜在的“兽性”也可能现实地表现出来甚至压倒“人性”。然而，对社会的人来说，其“兽性”也是真正的人的“兽性”，甚至是用文化来掩盖、粉饰的“兽性”，而且还往往用文化的成果来施行“兽行”，发泄“兽性”。因此，我们不能不说，就是人的“兽行”，“兽性”也是渗透着文化的因素或经过文化的包装的。
12.应该指出， 人对自身自然的加工改造不是封闭性地孤立地进行的，而是同开放性地对外部自然的加工改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人在有意识地通过自身自然力的运动作用于身外的自然并改变外部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人通过对外部自然的加工改造和对自身自然的加工改造，一方面使自然界“人化”，成为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和人的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使人自己的自然的存在成为对他说来是他的人的存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体现着人与自然的本质的统一的“人的世界”——社会文化世界。在这个社会文化世界中，人们获得和发展了自己的文化能力或本质力量，在物质和精神的领域生产和创造了它们的对象性的存在，生产了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还相应地形成了作为社会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的规范化、稳定性的社会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社会伦常制度等等。它们都是实现人与自然的本质的统一的整体性的属人社会文化世界的组成部分。
13.总起来说，文化不是自然的过程和自然过程的结果， 而是人的创造活动及这种创造活动的产物，因而是通过人的创造活动而生成和存在的。但文化的生成和存在，决不是与自然无关或脱离自然的。事实上，文化是植根于由人的生存发展需要所决定的人与自然界之间双向适应的关系，植根于人为了满足生存发展需要所必需的实现人与自然界之间双向适应的能力，并表现为指向自然而对象性地发挥这种能力的多种活动及其结果，即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双向适应而对自然（包括人自身的自然）进行的加工改造。这是人类文化的普遍根源和普遍本质。人对自然的加工改造，实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双向适应，也就是对人的社会文化世界的生产与创造。在人的社会文化世界中也都有普遍地相似的构成因素和结构形态，如经济、政治、法律、道德、神话、宗教、艺术、哲学、知识（科学）、语言等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结构。
当然，由于具体的自然环境和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不同，人们加工改造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双向适应所采用的具体方式是不尽相同的；由此形成的具体的社会文化世界中的构成因素及其关系结构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各有特色的，从而产生了文化之民族的、地域的、历史的特殊性。
14.从文化的普遍根源、 普遍本质及普遍形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来看，文化是人类普遍必然的生存发展方式。人只有依赖与掌握自然界、实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双向适应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发展，而文化正是人依赖与掌握自然界、实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双向适应的根本方式（因此，文化具有人作为“类”的“为我性”）。人的生存和发展应该是持续的和可持续的，作为人的生存发展方式的文化当然也应该是持续的和可持续的，这意味着人与自然界之间有持续的和可持续的双向适应关系。自然界是人类持续和可持续地生存和发展的对象性基础，也是人类持续和可持续地生产和创造文化的对象性基础。毫无疑问，人是通过加工改造自然的活动而生产和创造“为我性”的文化，实现人同自然界之间的双向适应和本质的统一，以保证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但是，当人的活动不适应自然界的时候，就会产生和造成异己的反文化结果，既破坏文化生产和创造的自然对象性基础，又危及文化生产和创造的主体性基础，从而从根本上破坏人与自然界的双向适应关系和本质的统一。这样就会产生文化的危机和人类持续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从基础性的意义上说，文化的历史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不断实现双向适应、不断完成本质的统一的过程。一旦这种双向适应和本质的统一破裂了，文化也会中断。自然界是产生文化的土壤，是人类生产和创造文化的对象性基础。自然界本身是永恒的，是不会消灭的；但是向着人、利于人、能够滋生文化和成为人类生产和创造文化的对象性基础的自然界却是有限的，而历史上一些受人的活动的反文化结果破坏的局部自然界，还成了埋葬曾经存在过的文化的坟墓。
很显然，从自然与文化的关系来看，高度自觉地保护适合于人类持续和可持续地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界及其再生能力，是人们生产、创造和发展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现实地发挥这个题中应有之义，就是持续地实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双向适应和本质的统一的一种具体表现，因而是一种具有基础性意义的文化行为和文化建设。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0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