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文艺复兴以降, 西方世界经历了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启蒙运动的发轫, 人类的主体性地位逐步得以确立, 信仰之神乃至上帝在科学技术的耀眼光芒下一步步淡出人类的视线。尼采振聋发聩地宣告:上帝死了!人类理性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之下适时地登上了上帝原来的宝座。之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光芒四射, 人类劳动生产率节节攀升, 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多彩。在科技文明一路高歌猛进、人类智慧和信心无限膨胀的同时, 西方部分学者却忧心忡忡地指出, 在科技理性和工业文明的铁骑踏过之处, 呈现的是现代社会表面的繁荣, 作为这种繁荣的支撑者的自然界则是伤痕累累, 奄奄一息, 正日益走向死亡。以卡罗琳•麦莤特为代表的西方女性生态主义者痛心地指出, 继上帝死亡之后, 自然也正面临死亡, 甚至已经死亡。在卡罗琳•麦莤特看来, 自然是孕育人类的母亲, 如果自然死了, 作为整体的人类也就离消亡之日不远了。自然之死, 罪魁祸首不是别人, 正是自然母亲最灵智的子民———人类自身。因为人类对自身能力的盲目乐观, 对贪欲的不加控制, 使得自然母亲的资源消耗殆尽而疾病缠身, 逐步走上衰亡之路。她指出, 为了自然母亲的健康, 为了人类的未来, 是反思我们的所思所欲、所作所为, 回归正确自然观的时候了。
人类是自然界中最灵智的生物, 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产物。人类要进化和发展, 其前提是“在世之中”, 也就是必须先解决吃穿住行等生理问题。自然界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各种生活资料的提供者。自然界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状况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发展前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决定了自然界的各种生态系统能否健康维系并有序进化。在人类长达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经历了一系列转变。麦茜特通过对人类自然观的发展演变过程及人类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的趋势进行了深入论述, 提出只有回归到有机论自然观, 才能恢复自然界的活力, 还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
一生机盎然的自然:古代有机论自然观
卡洛琳•麦茜特认为, 在远古时期, 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有机的联系, 人是自然的产物, 自然则被看作是一位孕育众生的母亲。这个时期的人类, 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 都对自然母亲充满了敬畏和感恩之心。他们顺应自然规律, 靠山吃山, 依水喝水,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尽管随着科技的进步, 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断地发生了变化。人类不仅可以直接攫取自然界的各种资源, 还可以通过科技来创造更丰富的物质财富, 但这并不能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自然的基础性地位。正如薛勇民教授所说的:“从根本的意义而言, 自然才是财富的终极来源, 劳动或者科技只是充当转换角色和中介作用。”[1]人类与自然界中其他物种一起缓慢地进化着、发展着。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建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命运共同体, 自然界各种生物都按一定的规律绽放着自己的生命之光。自然界生物种类繁多, 呈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卡洛琳•麦茜特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有机论自然观图景。她说:“有机理论的核心是将自然, 尤其是地球与一位养育众生的母亲相等同。她是一位仁慈、善良的女性, 在一个设计好了的有序宇宙中提供人类所需的一切。”[2]2自然界是一个整体, 人类仅仅是这个整体中的一分子, 而不是这个整体的主宰者。麦茜特认为, 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文学作品中, 自然界是一个友善、无私奉献的母亲形象。这位宁静而善良的母亲一直慷慨无私地向人类奉献着自身的力量。在平静、繁荣的自然界中, 森林遍布地表, 小鸟清脆地鸣叫, 牛羊自在地奔跑, 人类辛勤地劳作, 一切都是那么地静谧和谐。
从人类站在自然界食物链金字塔的顶端到近代科学兴起前夕的文艺复兴的漫长时期, 有机论自然观都是人类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主流观念。麦茜特认为, 在文艺复兴时期, 人们的自然和社会观念与现代有着巨大的区别, 是基于人类与世界、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之间的密切联系与有机类比之上的, 带有强烈的有机论的特征。人类生存的环境是一种既相互竞争、又彼此依赖, 在依赖中生存、在竞争中发展的整体上不断进步和有序化的有机环境。人们认为, 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是有生命的个体, 生命周而复始, 生生不灭, 在其中, 我们没有确定的理论和方法来严格区分自然界中的生命物质与非生命物质。
然而这一切都已成为永远的追忆。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 近代科学从西方世界首先兴起,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麦茜特通过研究指出, 近代之后, 充满生机的、女性为大地中心的有机论的自然观被一种机械的自然观取代了, 在人们的心中, 自然界的形象也就变成了死寂的、被动的、无机的和受人类支配控制的对象世界。她认为, 这种局面的出现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麦茜特说:“我们业已失去的世界是有机的世界。从我们这个物种的朦胧起源时代开始, 人类为了生存, 就一直生活在与自然秩序的日常农耕的、直接的有机关联中。”[2]1可惜的是, 这种有机论自然观所展现的自然界已经远离我们而去, 想要回归这种良性的相互关系中是非常艰难的事。
麦茜特十分怀念大地被视为万物生灵共有母亲的时代, 这是人类与其他生命共存共荣,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工业时代。她认为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彼此尊重、相互依存的道德情感是自然母亲遭受巨大伤痛之后兴起的环保主义和环境伦理学的理论渊源和哲学基础。
二死气沉沉的自然:近代以来的机械论自然观
1543年, 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面世奏响了近代科学脱离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樊篱而大步前行的号角。科学不再是匍匐在上帝脚下苟延残喘的奴仆, 其耀眼光芒照亮了人间。技术也随后不断实现突破并运用于工业生产中, 劳动生产率急剧提高。科学技术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顿时伟岸起来。麦茜特指出, 近代以来西方科学与机器相结合的结果就是创造出来一种“新工具”和一种全新的研究体系, 它们将科学知识与物质生产行为结合起来, 创造出惊人的劳动生产率。培根喊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意味着人类对于认识自然、控制自然、改造自然充满了信心。而在远古时代, 人类与自然之间保持着一种互依互补的关系, 相对于神秘的强大的自然界来说, 人类自身的力量是非常渺小的。在不定期发生的自然灾难面前, 人类往往会感到无比畏惧, 从而对自然充满敬畏之心。
近代科学兴起之后, 这种状况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人类的内心变得强大起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一路高歌猛进, 自然科学各大学科门类相继建立并成熟, 各种技术进入生产过程并带来了西方世界的工业革命, 劳动生产率也大幅提升, 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领域不断扩张。科学和技术在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威力。这极大地提升了人类对征服自然和占有自然的信心和欲望。随着以牛顿经典物理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大厦的建立, 人们心中对自然的神秘感和敬畏之心逐渐消退, 自然界赤裸裸地呈现在人类面前, 各种资源任由人类无情攫取。正如李培超教授所说的:“人们开始坚信只要借助于科学技术的力量, 自然界的神秘性将不再存在, 人们对自然界的顶礼膜拜的原始文化心理将会彻底地改造。”[3]人类科学理性的不断膨胀和对生产生活资料需求的不断提高, 导致了科学和技术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科学成为人类文化的判官, 科学主义思潮开始盛行, 而自然则逐步在人类以科技为武装的各种行为中苟延残喘, 痛苦不堪。然而人类并不会因此放缓发展科学和征服自然的脚步。麦茜特指出, 在人类科学发展的道路上, 近代西方科学兴起以后, 科学家们断然不会在某个时间和地点停下讯问自然的步伐, 自然的秘密在科学技术的解剖刀下一览无余。人类也因此不再视自然为自己的衣食父母, 自然成为一个必须为人类“服役”的“奴隶”, 在技术的碾压下变得面目全非。有了科学技术这个强有力的工具, 人类认识、改造、征服自然的步伐大大加速。
其实人类非常清楚,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犹如人类文化中的车之双轮、鸟之双翼, 偏向任何一方面都将导致人类文化的不健康发展。科学最初的出现是源于人类对于自然界神秘现象的好奇和探索。因此揭示自然的秘密和规律是科学的一个重要功能。科学产生之后, 它的另一项功能逐渐显现出来, 即运用规律来开发自然、改造甚至征服自然, 使之为人类服务。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科学的第二种功能日益强大并被人们所重视。培根在《新大西岛》中, 描述了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未来, 花草树木和瓜果蔬菜可以改变生长的时间和空间, 提高其产量, 改变其颜色、口味、形状等各种性状。也就是说, 作为近代科学的倡导者之一, 培根认为人类发展的科学技术可以改变自然界本身, 使之更好地符合我们的需求。这种在当时有些异想天开的想法在生命科学和转基因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早已成了现实, 而且范围更广, 程度更深。然而, 科学给我们带来的并不仅仅是福祉, 它在给我们不断带来欣喜的同时, 也释放了魔鬼。查伦•斯普瑞特奈克指出, “在大量辉煌的向自然挑战的科学业绩深处, 新苦难的种子就埋藏其中, 现代历史已经显示了这一点”[4]。对科学技术的过分依赖, 对自然的过度索取, 带来的是机械论自然观。“而受机械思维观念的影响, 我们在实践过程中, 往往偏重个人利益, 忽视人和自然的整体利益;偏重个人眼前利益, 忽视个人与自然的长远利益, 最终使个人利益成为一切实践行为的中心, 自然及其他外在之物都成了满足个人利益追求的物质基础。”[5]
机械论自然观认为, 自然界不再是人类充满神秘感和敬畏心的母亲, 而是我们可以随时索取、随意改造的对象。这种局面的出现无疑与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及商业文明有着莫大的关系, 但其内在的理论根基是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当然, 这种思维方式也并非在近代才偶然出现, 它在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文明中早就已经埋下了种子。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区分存在与表象、真理与意见, 柏拉图“理念论”区分理论世界和感性世界, 这些理论在一定意义上都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进行了分离。这种分离到了中世纪表现为人与神的对立、精神与肉体的对立。但是这种主客二元的对立在科学技术彰显其巨大的威力时并未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不妥之处。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兴起, 人类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越来越彰显了主体性, 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情结随之产生。近代西方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一起为确立人类的主体性地位做了理论上的论证, 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逐渐占据了西方思想界的主流地位。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奠定了近代哲学家追求人类主体性的基调, 康德也喊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口号, 黑格尔认为世界是精神的, 最终统一于人这个主体。至此, 主客体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完全确立, 有机论自然观完全为机械自然观所取代, 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中心地位已完全确立。信心爆棚的人类以为自己已经走到了上帝的位置上, 认为只有人类才是绝对的主体, 才有资格得到伦理学的观照, 自然和其一切非人的事物都是客体、对象, 不具有价值和权利, 只配供人类利用和攫取, 整个自然都只是一个仅供人类攫取的对象世界。在经历了西方科技理性和工业文明的狂飙突进之后, 自然不再呈现生机勃勃的景象, 而是像遵循机械运动规律的钟表一样毫无生机, 冰冷无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成为绝对的具有内在价值和目的性的主体与毫无内在价值和权利的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的关系。
至此, 地球母亲的隐喻不再在人类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麦茜特认为, 有机论自然观的被取代带来了“自然之死”的结果, 有机论自然观视野下的自然是养育人类的伟大母亲, 这个崇高的形象在漫长的人类进化过程中对人类自身的行为有一种无形的约束力, 有效地阻止人类蔑视和亵渎自然。当科学技术的威力不断显现、人类自身的理性不断膨胀时, 自然不再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母体, 而沦落成了人类不断征服的对象。所以麦茜特认为, 继上帝死了之后, 自然界也死了, 这是麦茜特对人类机械论自然观发出的控诉。当机械论自然观不断扩张时, 人类科技理性不断为我们征服自然提供工具, 地球不再被视为孕育我们温文尔雅的仁爱的母亲, 而被视为吝啬的邪恶的继母, 是理应被我们蹂躏的对象。在科学和市场的联手凌辱之下, 她已奄奄一息, 正如麦茜特所说, 渐渐地“养育者地球变成了一个无生命的死气沉沉的物理系统, 这时它将失去作为一种规范性的强制因素的功能”[2]25。麦茜特伤心地指出, 原来有生气灵气的自然已然离我们远去, 它死了, 留给人类的是大堆僵死的无生命的钱。罗斯玛丽•帕特南•童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她说:“我们相互施暴, 也对自然施暴, 我们庆幸自己的利益得到保护。而与此同时, 我们每天都在地球上堆积垃圾, 这是我们生于其地将来还要归于其地的星球;这样, 我们杀害我们的兄弟姐妹, 其实也是杀害我们自己。”[6]
通过对西方近现代文明的考察, 麦茜特指出, 世界的灵魂死亡了, 自然精神被消灭了, 环境被人类肆无忌惮地剥夺和利用, 而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 根源在于有机论自然观的衰落和机械论自然观的崛起, 自然不再是生机勃勃的具有不确定性的人类安身立命之所, 而成了人类文明进程中可预测、可操作的利用对象。随着科技理性的张扬, 现代社会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现代人生活在钢筋水泥铸就的都市里, 一切都变得可预测、可操控。电灯光代替了七彩的阳光, 自来水代替了清澈的泉水, 盆栽代替了茂密的森林, 温顺的宠物代替了自然界中充满野性的动物。这些变化并未为我们减轻提供由机械论自然观带来的负面影响。相反, 当我们看到这些表象的另一面时也许就会感触更多:为过度攫取矿藏而导致地面的坍塌;为得到水电而拦河造坝导致的生态、水文变化与失衡;为实现工业化提高生产力而四处建厂、消耗能源资源并随意排放导致的水源、大气污染。人们感叹, 今天的我们已经吃不到安全的食物、喝不到清洁的水, 吸不到新鲜的空气, 听不到小鸟的鸣叫, 看不到蔚蓝的天空。这一切都是因为自然死了。自然死了, 人类作为自然孕育的灵智生物定然不能置身事外而不受影响。她指出, 在美国金州, “旅行者、殖民者、淘金者、小说家和科学家所说的历史开拓感带来了与时而温和、时而壮丽但往往是刺耳的自然的直觉活力, 自然本身就是戏剧中的一个演员”[7]XV。在人类长期不断增强的开拓下, 自然界已变得变化多端, 灾难重重。
麦茜特指出, 因为机械论自然观“将自然视为死的和消极的事物, 机械论将不得不担当起因为开发和控制自然界及其资源而带来的微妙的制裁。”[8]这种制裁是持久的, 也是令人痛心的。因此麦茜特强烈地呼吁人类回归有机论自然观。
三恢复生机的自然:有机论自然观的回归
面对伤痕累累的地球, 身处日益恶化的环境, 很多有识之士终于明白, 麦茜特所说的自然死了之后, 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离死亡也不远了的观点并非危言耸听, 而是正在步步逼近的现实。于是人类开始反思、觉醒, 积极应对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生态危机等全球性问题。
概观人类所做的努力, 可以总结为三个层面, 一是结合全球化的趋势, 在全人类的层面上制定相应的规范和法律, 限制资源能源的消耗和二氧化碳等的排放, 联合国定期举行的环境发展大会和世界气候大会等高峰会议, 对于提高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认识, 加强协调统一行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二是加强生态环保技术的研究与利用, 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西方工业化进程是建立在消耗大量资源和能源, 排放大量废水、废气、废渣, 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代价上的, 走的是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 地球的伤痛也主要是这一阶段形成的。现在各国政府和人民都已明白, 我们不能再走西方工业化的老路, 而只能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一方面尽可能发展和采用低能耗、低排放的绿色生产技术, 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示范区, 力保经济发展不再对地球母亲带来新的伤害;另一方面发展污染治理技术, 对业已形成的地球母亲的伤痕进行修复, 恢复其往日生机勃勃的景象;三是加强生态教育, 实现价值观念的更新和转变。清华大学卢风教授指出:“面对正在威胁着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 人类诚然要来一次生活观和价值观的彻底转变, 人类必须把自己的道德责任由人类共同体扩展到生物圈和整个地球生态系统。”[9]而要改变价值观念, 最终需要改变人类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认识, 实现向有机论自然观的回归, 构建一种生态哲学。麦茜特认为生态哲学作为一种自然哲学, 它是扎根于有机论自然观的, 它视宇宙为一个结构与功能有机统一的整体, 依靠其内部力量而发展演化。因此, 麦茜特特别强调通过改变价值观念、变更发展模式来应对当前的生态危机, 倡导关爱生命, 用人伦道德来善待自然, 视自然万物为兄弟姐妹,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麦茜特指出, 要回归有机论自然观, 首先就要遵守生态的相互依赖原则。人类和其他存在物一起构成了地球生存环境这个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 一切生命都拥有其不同等级的灵魂, 有其独特的价值和生存权利, 人类不再能够对其他生命和非生命物质随意发号施令, 随意占为己有, 而应与它们休戚与共、共荣共生。人类仅仅是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 一旦这个共同体灭亡了, 人类自身也将遭遇灭顶之灾。
其次, 恢复自然作为孕育万物生灵的母亲的隐喻, 重建对自然的敬畏之情。麦茜特接受新柏拉图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主张, 她主张, 地球是养育人类的母亲, 其他生物是人类的兄弟姐妹。它们都是有灵魂的, 人类不能随着自身能力的加强, 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肆意地伤害它们, 而应像爱护我们的家人一样友善地对待它们、保护它们。生态主义的主张就是要构建人与自然同甘共苦的共同体, 这样, “自然的基本的有机性质被保存了, 同时与万物有灵论者的世界相伴随的不可预见性被减小到最低限度。宇宙被归结为一种植物, 但又不是那样不可控制。”[2]266只有这样, 人类在不断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经济进步的同时, 对自然母亲存有敬畏之心, 有意识地维护自然母亲的健康和发展。
最后, 转变社会发展的观念, 坚持可持续发展, 保证自然的安全。因为, 伤痕累累的地球, 是一个“生病的地球, 更是一个“肯定腐烂了”的地球。要恢复地球的活力, 唯一的出路在于逆转主流价值观念, 改变经济增长模式, 一句话, 世界必须重新“倒转”。麦茜特认为, 西方近代科学兴起之后, 机械论自然观逐渐取代古代有机论自然观, 自然界被视为毫无生机的被动的任由人类攫取的对象, 人类在对大自然进行史无前例地开发和利用之后, 社会生产率空前提高。但自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她不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仓库。虽然自然本身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 但持续地过度地开发已经严重损害了她的修复功能, 如今她已是疾病缠身, 濒临死亡。如果继续保持竭泽而渔的发展模式, 人类的未来是灰暗的。因此, 麦茜特认为,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已经日渐疏远和对立。要改变这种局面, 恢复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 唯一的出路不是回到古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而是改变那种体制化的机械论直线进步的发展观, 坚持一种类似于前工业时期依赖和维护可再生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可持续发展。显然, 麦茜特在此并不是主张我们要牺牲今天进步的生产技术而重新回到刀耕火种的原始时代, 而是“意味着我们需要发展与自然界的环境相协调的技术, 而不是掠夺自然资源”[2]76。这种经济发展的模式绝非机械论自然观所能容纳, 而与一种非二元论的生态伦理学的主张相契合。
结语
虽然人类一直利用先进的科技寻找类似于地球的其他智慧星球, 然而时至今日, 地球仍是人类迄今所发现的唯一的能够创造并孕育生命的星球。由于人类的贪婪, 这个目前为止茫茫宇宙中唯一能发现的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璀璨星球已暗淡无光。麦茜特发出了警告:自然死了, 人类也即将死去。这犹如惊雷一般回响在人们的耳畔。
正如麦茜特所指出的, 今天的我们已经很少能够享受到蔚蓝的天空、清澈的河流、茂密的丛林、清新的空气、清脆的鸟鸣、成群的牛羊等大自然的馈赠了。虽然自然生态系统有其自身的稳定性和恢复能力, 但由于人类不加节制地索取, 大自然已不可逆转地走向衰亡, 人类的生存岌岌可危。我们只拥有一个地球, 她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是地球一切生命赖以生存的家。宇宙无穷大, 但目前为止我们只有一个适合居住的家。地球犹如一叶扁舟, 航行在浩渺深邃的宇宙中;人类同其他生物一样, 都是这叶扁舟中的乘客。如今这艘诺亚方舟伤痕累累, 四处漏水。人类应该团结起来, 同舟共济, 爱护、挽救这艘受伤的生命航船, 否则, 最终的结局只能是船沉人亡。向有机论自然观的回归, 恢复生机盎然的自然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麦茜特认为, 在古希腊罗马社会, “不可预见的自然灾害与混沌性之间的联系, 在其古老的哲学体系中可以找到根源”[10]。在这种有机论的自然观中, 人类臣服于强大的自然界, 自然处于自在的自我展开的状态。虽然人类的力量淹没于大自然的强力之中, 但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了相互依存、相互发展的良性循环关系。
工业化进程的完成使得西方世界实现了经济、科学文化整体上对东方的超越。麦茜特等生态主义者的呼吁和越来越严峻的现实使他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开始由工业文明时代迈向后工业文明时代。后工业文明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生态文明时代。我国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 可持续发展所蕴含的公平原则中包括代际公平与代间公平, 代际公平需要全人类一起努力, 代间公平需要西方社会予以理解和支持。我们当然不可能放弃工业化进程, 放弃发展的机会。但我们也不能走西方的老路而重蹈覆辙。我们要发展绿色产业, 建立起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模式。社会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的进步, 但我们不需要带来污染和破坏的技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技术, 是一种新型的技术, 一种与自然相融洽的、符合生态文明需要的技术。”[11]在我们不断发展社会经济、改善生活条件的同时, 我们必须牢记麦茜特充满忧心的警告, 重建敬畏自然母亲的生态信仰, 重拾保护自然的生态责任, 重现蔚蓝的天空、清新的空气、甘甜的清泉、茂密的丛林、欢快的鸟鸣、自在的牛羊。那时, 人与自然的关系会越来越亲密, 自然在人类的关照下会越来越有生机, 人类在良好的环境中会越来越幸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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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8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