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在从原始向理性的演进中，不像西方那样，定型为一个实体性的物质宇宙，而是定型为虚体性的气的宇宙。茫茫宇宙本质为气，气化流行而成物，物亡又回归宇宙之气。宋儒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对气的宇宙如是描述：“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

中国的理性化而又虚体化的气的宇宙是怎样产生的呢？学人从甲骨文中寻找气的初源，与气相关重要之字有三：一为于省吾、郭沫若等指出的，释为云气；二为晁福林、唐兰等指出的，乃食物的香气；三为，《说文》讲是地上的旗帜，黄鸿春认为，是《周礼·春官》“保章氏”“眡祲”讲的有征兆性的云物。

将三字放回远古氛围，三者皆为原始之灵的体现。后来演为气，在于本为“北极-极星-北斗”合一的北辰帝星，其对天地的影响通过北斗旋转发出。《淮南子·天文训》讲“北斗之神有雄雌”（阴阳）；《太平御览》卷22引徐整《长历》说：“北斗当昆仑，气注天下。”这一远古思想在《老子》中，以数的方式讲出：“道生一（北辰），一生二（雄雌），二生三（在字形上，北斗之与三相比，中横稍短，但大致相同，盖因在灵的阶段具有共通性），三生万物。”

“三生万物”与“气化万物”本质相同，透出后来的气的本质，和则强调天人之间的互动。字形甚多，有、、等。在天上，引出气候变化和吉凶的有征兆性的云物，如甲骨卜辞中的云、虹、隮、祲等；在地上，则为对这些征兆性气候有最快反应的中杆上的旗帜——（勿）是旗的飘带，用飘带指旗，是对征兆之（勿）的对应，体现的是天（云）地（旗）之间的气的互动。

立有旗之杆观天是远古思想的核心，在杆前祭祀放祭食以求上天，同样是远古思想的核心。《礼记·礼运》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即远古仪式中饮食的香气上升至天，进行天人心灵的互动。是由天上而地下，是由地下而天上。这样年年岁岁由天而地、由地而天的仪式，形成的正是天人互动的S形之圆。《鹖冠子·环流》：“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讲的是北斗（气）化天下形成四季循环的S形之圆。

在甲骨文中，（神）正是以虚体之S形呈现出来。当远古的虚体之灵和虚体之神在先秦被理性提升时，宗教性的灵和神就演进成了理性化的气，神灵主宰的宇宙就成了理性化的气的宇宙。由气而生的天人互动，在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理性化地表述为：“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

从理性化之后的气的宇宙回望过去，气，以一种非常复杂的方式在远古起源和演进：在虚体之灵阶段，与灵一体，作为灵的功能之一呈现出来；在实体之神阶段，神既是虚体灵气，又与实体形象紧密相连，成为形神合一之。

在理性阶段，灵虽然升级到理性，一方面，体现为人心内在理性化的微妙聪颖，包括本质性的性灵、心灵和功能性的灵妙、灵动、灵敏、灵活……另一方面，仍保有原初之时的宗教性内蕴，体现为木石花草禽蛇等聚天地之灵气而修成精怪。

神虽然升级到理性，一方面，体现为人心之主宰、理性化的形神之神，体现为天地的运动微妙，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神无方而易无体”（《周易·系辞》）；另一方面，仍保留原初之时的宗教性内蕴，体现为实体性的鬼神灵体系。

如果说，神和灵在理性化之后，兼有宗教和理性的面相，并且体现了在两者之间往返自如的中国特色；那么，气在理性化之后，就以理性一以贯之，即便在宗教领域，也是以理性的方式存在的，成为实体之神和实体之灵的内在之气。

因此，气成为中国思想的重要概念。

为什么中国的理性化定型在虚体的气的宇宙上呢？这就与气的宇宙同时形成的道的宇宙相关。道，既是作为万物之后的形上之道，也体现为万物生灭的运行之道，既体现为根本的形上之道，又体现为具体的万物之道。形上与运行，根本与具体，通过气，就很好地关联了起来。

在道与气的关联中，因具体情况可强调道，也可强调气。前者如汉代王符《潜夫论》：“道者，气之根也，气者道之使也。”后者如张载《正蒙·太和》：“由气化，有道之名。”总而言之，道的宇宙即气的宇宙。在由远古到理性的演进中，最终结果是，北辰的根本之，成为具有哲学意义的根本之“气”；上下互动的（勿），成了具有哲学意义的具体之物的“物”（赵诚编著《甲骨文简明词典》说：“勿即物色之物的初文”）。

中国哲学的物与西方哲学的thing，其差别在于，西方之thing的根本由物质构成，中国之物的根本由气构成，物内蕴着气。中国哲学讲物，简言之为“形气”，一是外在之形，二是内在之气。万物之气与宇宙之气的互通，是中国宇宙整体性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宇宙整体的重要特征。

中国哲学的气的宇宙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第一，气与中国宇宙的根本性。这是中国思想在理性化的演进中，把北极帝星虚化和存而不论的结果。实体之神阶段的北极帝星，在宗教层面成为牌位上的昊天上帝，在理性层面被称为太一、天一、天心。在对宇宙整体作表述时，则成为气本身。这样在理性讲述时，就可以避开太一，直接讲气。

东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曰：“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曰：“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气成为宇宙运动的原发点。因此，从理性的角度讲，中国的宇宙是一个气的宇宙。

它包括三点：其一，气是宇宙的根本。宇宙之气由天之中的北辰而出，气流天地四方，气化而生具体万物，形成了的气的宇宙。由之而来的是其二，气是具体之物的根本。万物因气而生，带气而存，无气而亡。气是具体之物能够产生，能够存在的根本。在这两点之后要强调的是三，作为宇宙根本和具体之物根本的气是虚体的。正如张载《正蒙·乾称篇》所讲：“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总而言之，宇宙万物看起来多种多样：春夏秋冬、风云雷雨、山河草木、飞禽走兽、君臣父子、夫妇朋友……无非乃一气所化。

第二，气决定着具体之物和宇宙整体的结构。气是虚体的，气化流行而成物，是气加上具体之物的形而形成事物。因此，具体之物的结构，是由形之实和气之虚两部分构成，是一个虚实合一的结构。同样，宇宙之气为虚，气化万物为实，宇宙也是一个虚实合一的宇宙。

第三，气决定着具体之物与宇宙整体的内在关联。在气的宇宙中，具体之物与宇宙整体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气的关系。具体事物由形气构成，但根本是气。事物的内在之气与宇宙整体之气是关联着，且每时每刻进行着互换交流，不可分割。

正是这种不能分割的关联，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西方式的形式逻辑——形式逻辑的基本原则在于，一类事物与他类事物可以在本质上区分进行认识；而中国的五行关联图表所示，一物既与本类事物相通，又与他类事物相连。比如，颜色的青，不仅与颜色的赤黄白黑相连，还关联着季节之春、方位之东、声音之角、味道之酸、情感之怒、内脏之肝、道德之仁……这一关联在理论上是通过虚体性的气而达到的。

也正是如此，中国古代没有产生出西方式的实验科学。实验科学的前提，是一事物可以与宇宙其他事物在本质上区分开来，找出内有的实体性物质。而在气的宇宙中，一旦把事物放进与整个世界分离开来的实验室中，事物断气，内在已亡，外在实体性物质研究再深，也是非本质的。这也是中医不重视人体解剖的原因，虽然中医也做人体解剖，但人死气亡，由解剖得出来的东西一定是非本质的。

第四，气成就了中国宇宙的整体性。由于具体之物的气与宇宙整体的气内在关联，人可以通过前者而认识到后者。孟子的“尽心知天”，庄子的“以天合天”，都建立在这一“通天下一气”（《庄子·知北游》）的基础之上。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尽心上》），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象山年谱》），同样建立在人之气与天之气的同一上。由气而来的宇宙的整体性，让中国哲人深深感到宇宙的可把握，因此对天人合一充满了文化的信心。

而西方的宇宙在本体论上被分为已知和未知两个部分，哲学让人知晓已知和未知的区分，科学则带着这一哲学认知，从各个具体领域一步步去认识未知，扩大已知。西方的宇宙整体，总是在一定科学知识基础上推断出来的假设整体，并在科学进步中不断变换面目。古代是亚里士多德和托密勒的宇宙，近代是哥白尼和牛顿的宇宙，现代是爱因斯坦型的宇宙……

相比之下，中国古人把西人的已知和未知转换为实体与虚体，并让虚体由气统帅。气是人既可以感知体悟，又可以从实践去把握的。通过“气”，中国古人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宇宙的整体性，并认为圣人已经把握了宇宙整体，贤者也可学圣人。这就是南朝宋宗炳《画山水序》中讲的“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

（原载《中国青年报》2019年/6月/24日/第0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