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她已经胜利走过了90周年的伟大历程。回顾我党这90年来极不平凡的历史，放眼世界各国政党发展的历史，探索党的发展规律特别是执政的规律，使我党更加自觉，更加成熟，是保证我党率领中国人民不断胜利前进的重要一环。
一、党的道德形象的好坏决定着党的政治生命的兴衰
总结我党90年来的历史经验，总结世界各国政党发展的历史教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这样一个基本的规律：党的道德形象的好坏决定着党的政治生命的兴衰。党的道德形象好，党的政治生命就兴盛；没有政权可以取得政权。党的道德形象不好，党的政治生命就衰落；有了政权也会丧失政权。
（一）党的政治生命的根本命脉是人民
自从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掀开了人类社会政治的新纪元：从专制制度走上了民主制度；
（二）良好的道德形象是民心所向的根基
既然人民是一个政党政治生命的根本命脉，是国家权力的真正来源。那么，取得民心就至关重要。在我国最早的经典《尚书》中就认识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民意即天意） “人无于水监，当于民鉴。”（尊重民意）孟子则进一步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5]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6]要得民心就必须施仁政，行王道。施仁政，行王道的根本，就是爱民、惠民、安民、保民。如果说，以往的民本思想，只是把人民当作工具，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牧民”，是为了保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所有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把自己当作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工具。正如邓小平所说：“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7]
然而，要做好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工具，不仅要靠法制，也不仅要讲利益，更要靠高尚的道德情操。因为法制是靠强制实施，它以权力和暴力为边界；只有在权力和暴力到达的地方，它才能发生作用。道德虽然离不开利益，甚至于是以一定利益为基础，但如果道德永远都被利益所驱使，那么，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利益只能引导人们关注利益得失，它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行为。道德是一种自律精神，是一种自愿自觉的行为，是一种信念和追求，它有着不是来自人外部而是来自于人自身的持久而巨大的力量。自古以来，真正能够流芳百世、受人景仰、万民拥戴的英雄豪杰，无不是德才兼备的人物。一个伟人，一个政党，只有树立起良好的道德形象，在广大民众中取得“道德信任”，树立起“道德威信”，才能得“民心”，也才能“得天下”和“安天下”。民心所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早在周公旦时就认识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8]周之所以代殷得天下，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周的先王“亦既用明德。”[9]孔子则明确地说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0]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11]华盛顿在第二任总统届满的《告别演说》中强调指出：“品行或道德是民主政府的必要的源泉。这条规则的确或多或少地对各种自由政府起支配作用，”[12]而政德之根本，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既是一个根本的政治立场问题，也是一个根本的政治道德问题。只有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必定得“民心”、“得天下”和“安天下”。
（三）崇高的道德形象是我党革命执政不断走上胜利的重要保证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章太炎曾说：“无道德者不能革命”，要革命，“则唯有道德者可以获胜。”[13]政德的核心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党正是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人民中树立起崇高的道德形象，从而使其立于不败之地。1921年我党刚刚成立时，人数不足百人，他们凭什么吸引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甘冒生命危险跟着他们的走。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反革命白色恐怖，千千万万个党员和工农群众倒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但是，他们没有被敌人的屠刀所吓倒，仍然义无反顾地参加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1934年底，中央红军开始了世界历史上最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战斗、饥饿、疾病、严寒等等的侵蚀，红军大量地伤亡，到长征结束时，从苏区突围的9万人剩下已不足3万人。然而，红军不仅没有被消灭，还胜利开辟了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中，我党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由弱变强，驱逐了曾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并在短短的三年解放战争中，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800万军队，建立了新中国。这是为什么？邓小平指出：“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精神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的乐观主义、排队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14]新中国成立60周年，全国评选出“李大钊”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雷锋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正是在我党我军中，拥有这样千千万万个具有崇高道德品德的先进人物，才使我党成为一个具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崇高道德形象的党，才使我军成为真正的“仁义之师、威武之师”，才使我党革命执政不断从胜利走上新的胜利。
相反，腐败堕落是政德的大敌，也是人民的大敌。无数的历史事实反复证明，腐败丧权、败德亡国具有必然性。在我国，第一个王朝夏桀王，贪财好色，荒淫无耻，残杀忠良，暴虐无道，人民痛恨地说：“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15]最后被商汤所灭。殷商纣王也由于荒淫无耻，暴虐无道；最后因商朝奴隶和平民在前方倒戈而灭亡。秦始皇虽统一中国，然焚书坑儒，严法酷刑，荒唐淫逸，引起民众强烈的不满，死后不久，群雄并起，被汉所灭。隋炀帝骄奢淫逸，冷酷残暴，各地纷纷暴发起义，最后被唐所取代。唐末几代君主均昏庸无能，骄奢淫逸，把一个强盛的唐朝给侵蚀一空，结果被义军叛徒朱全忠所灭。北宋徽宗钦宗昏庸无能，荒淫糜烂，被金兵所掳。南宋依旧昏庸无能，荒淫糜烂，残杀岳飞等著名爱国将领，最后也被元朝所灭。元顺帝昏庸而无耻，腐败无能，结果被明所灭。崇祯昏庸无能，亲小人而远君子，残杀忠良，朝廷腐败，被李闯王打入首都，只好吊死在景山的一棵树上。李闯王率义军攻入皇宫，众将领骄奢淫逸，争权夺利，很快就被清所灭。清末一代不如一代，慈禧太后把持朝政后，朝廷腐败日甚，屡被国外列强所欺，丧权辱国，终被辛亥革命所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无能，被人民所抛弃；而全国人民在我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在国外，法国路易•波拿巴以欺骗群众的方法，虽被选为总统，但他很快就暴露出自己复辟帝制，对内欺压百姓，对外疯狂扩张的丑恶面貌，结果巴黎爆发革命，路易•波拿巴被赶下了台。俄国沙皇政府昏庸无能，内压人民，外战失利，列宁与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推翻了沙皇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德国纳粹党、意大利法西斯党通过欺骗民众上台，但是他们残害百姓，实行种族灭绝政策，对外疯狂侵略扩张，结果被全世界的人民所唾弃。美国总统尼克松虽然能力出众，并打开了中美建交的大门，但因“水门事件”丑闻而被迫下台；民主党克林顿执政后虽推动了美国的经济政治发展，但在谋求连任时，终因性丑闻而败北，共和党重新上台执政。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共产党由于长期的腐败，遭到人民的痛恨，当苏联共产党被解散，红旗落地，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解体时，几乎没有任何反响。尔后，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崩溃。这一切都说明，任何政党政府腐败堕落，都必遭人民唾弃。
二、党的道德形象受损之社会历史根源
崇高的道德形象本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自从执政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党的道德形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揭示和分析这些冲击源，对于我党不断保持其崇高道德形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崇高的道德形象本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题中应有之义”
2007年党的十七大修改通过的新党章，在“总纲”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无疑，这样的党，必然具有崇高的道德形象。因为第一，这是由党的性质所决定。自从工业文明崛起以来，工人阶级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最具有革命性、先进性、组织纪律性和大公无私品质的阶级，而由这个阶级的先进分子构成的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然具有崇高的道德人格。第二，这是由党的思想指导所决定。我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颠扑不破的普遍真理，以这种先进思想文化武装起来的政党，必定有着崇高的道德境界。第三，这是由党的伟大理想所决定。我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一个政党的理想和信仰越崇高伟大，其前进的道德动力就越大，与其相应的道德意志也就越坚定。我党之所以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毫不动摇，坚定不移地闹革命，搞建设，就是靠着这种崇高理想和伟大信仰，靠着在这种崇高理想和伟大信仰支撑下的崇高道德精神，创造出了无数的人间奇迹。“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这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16]第四，这是由党的最高宗旨所决定。我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是党的力量源泉，是党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根本保证。“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17]
（二）党的道德形象严重受损之表象
我党的崇高道德形象，自从执政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目前，对党的道德形象发生严重侵蚀的，主要是两类现象：一是腐败现象；二是官僚主义现象。
腐败既可特指公共权力职能的蜕变，也可广义地包含着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败坏和作风堕落。因而，腐败现象可以分为“政治腐败”、“经济腐败”、“吏治腐败”、“思想腐败”、“作风腐败”。“政治腐败”主要是指党员干部在政治活动中为达到谋取私利的目的，“立党为私，执政为已”，进行不道德的活动和行为。主要表现为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玩弄权术，阴谋活动；打击报复，陷害好人；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压制民主，欺凌群众；作奸犯科，害党害国；等等。“经济腐败”主要是指党员干部利用权力出租，换取经济利益特别是金钱的腐败现象，大量出现在与经济活动及其有关的领域。主要表现有行贿受贿，贪污盗窃，挪用公款，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等等。“吏治腐败”主要是指党员干部利用权力在干部任免和用人上的腐败现象，大量出现在组织人事工作及其有关领域，主要表现有买官卖官，任人唯钱；跑官要官，任人唯亲；重才轻德，重青轻贤；专断独裁，欺上瞒下；黑箱操作，愚弄群众；等等。 “思想腐败”主要是指党员干部在思想上的蜕变，被西方反共反华势力进行的“西化”和“分化”俘虏，丧失和背离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伟大信念，放弃和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风腐败”主要是指党员干部在道德情操和生活作风上的蜕变。主要表现为利用权力玩弄异性，养情人、包二奶（爷）、通奸、卖淫嫖娼、性贿赂；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好逸恶劳，铺张浪费；吹牛拍马，不讲诚信等等。
官僚主义是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指明：“官僚主义的要害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做官当老爷。”毛泽东一生最痛恨官僚主义,他曾经形象地把官僚主义者比喻为“泥塑的神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座不动，十分无用”。1963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官僚主义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反对官僚主义，也就必须联系到反对这些主义。官僚主义具体表现有：一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二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三是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四是老爷式的官僚主义。五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六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七是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八是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九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十是懒汉式的官僚主义。十一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十二是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十三是特殊化的官僚主义。十四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十五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十六是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十七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十八是宗派性的官僚主义。十九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二十是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也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
（三）党的道德形象严重受损之根源
我党的道德形象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有着十分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其中主要一是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一些党员干部经不起执政的考验。我党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从农村到了城市后，地位变了，生活条件变了，思想道德作风也容易发生变化。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高瞻远瞩地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8]特别是我们长期的执政地位，常常会使许多党员干部忘乎所以，不知道自己的权力是怎么来的，不知道自己的权力是应当干什么的。他们容易学到执政的一般性，滋生官僚主义和傍大款的坏习气；而常常忘记了我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常常忘记了我党执政的特殊性——“为公立党，为民执政”，从而也常常忘记了人民，甚至于有意无意地站在与人民对立的立场上。二是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冲击，一些党员干部经不起市场经济的考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崛起，推动着中华民族振兴事业的迅猛发展。然而，无限求利性是市场经济的本性，它必然会造成货币崇拜和人的物化，滋生出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特别是商品交换原则泛化到政治领域，引发权钱交易，权力出租行为。而执政者首当其冲面对这种巨大的冲击，一些人往往经受不住这一严峻考验。三是全面对外开放西化的演变，一些党员干部经不起改革开放和外部环境的考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与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西方思想道德文化涌入国门。而西方文明已从工业文明进入到知识文明阶段，我国才正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度。文明进化的规律是，先发文明对后发文明有着巨大的解构、渗透和同化作用；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反共反华势力加紧了对我西化与分化攻势。在这种猛烈的攻势下，我们一些思想道德素质不高的党员干部被其逐渐演变过去。四是国人极端思维方式的影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小农经济汪洋大海的社会，从小农意识中产生的极端思维方式，不是肯定一切，就是否定一切。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中，人们在否定计划经济时代极左东西之时，也彻底地否定了计划经济时代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重视思想道德建设的好传统。于是见物不见人，重才轻德，重法否德等等新的极端现象又产生，使许多国人思想道德素质特别是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赶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五是受剥削阶级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腐败现象在本质上是剥削阶级的产物，官僚主义是封建主义的余毒。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剥削阶级和封建主义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和宗法观念根深蒂固，这些思想观念对人们会产生重大影响。周恩来于1963年指出，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 2000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上也指出：腐败现象，“官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官本位’意识，即‘以官为本’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一切为了做官，以为有了官位，就什么东西都有了。这种‘官本位’意识流传了几千年，至今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仍然有着很深的影响。”[19]
三、必须保持和完善党的良好道德形象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他多次告诫说，极少数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非常不利于恢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1982年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有关会议上，他严肃地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两个方面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20]为此，我们必须努力克服腐败与官僚主义现象，努力保持和完善党的良好道德形象。为此，目前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建设。
（一）加强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建设
保持和完善党的良好道德形象，必须坚决清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而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的滋生蔓延，讲到底，首先是因为党内民主不完善和民主政治体制不健全造成的。早在延安时期，民主人士
（二）加强党的思想道德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党）与以德治国（党）相结合
一个政党，是由一个个党员构成的，保持和完善党的良好道德形象，必须从提高每一个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入手。然而我党在比较长的一段时期里对此不重视，例如党校教育中，很多班次根本没有这样的教育内容与教育课程；许多省市级党校，连一个专门讲授这种课程与内
（三）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
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对于保持和完善党的良好道德形象是关键的一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目前重点应当做好：一是科学发展党员。近年来我们发展党员，往往盲目发展，重数量轻质量，重文凭轻操守。虽然我们是一个拥有七千多万党员的大党，但是在这么多党员中，究竟有多少个不仅是组织上入了党，而且在思想上也入了党的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24]我们的党员只有到达这种境界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们的党才真正有战斗力和凝聚力。同时，我们往往重发展而轻清退，许多混入党内的不合格党员，许多连普通百姓都不如的党员，却始终留在党内，得不到及时的清退与清除，从而动摇了我党对人民群众的向心力，吸引力，亲和力，凝聚力。二是做好任免干部工作。干部任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导向标。任用什么干部，人们就会向什么方向努力；而有时任用错了一个干部，就很可能对党的道德形象乃至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我党作为执政党，“党管干部”。因此，组织部门首先就必须过硬，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更不能假公济私，任人唯亲，任人唯利。干部任免必须由集体决定，不能由一把手说了算，更不能私下运作。要实行干部任免的公开化、透明化、民主化、程序化、法制化。三是加强党内监督。目前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监督成本过高，监督效益较低；向下监督较易，同级监督特别是向上监督很难；对一把手监督乏力，对集体腐败监督无力。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一是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二是应将纪检部门独立化，不受同级党委制约。三是要将监督法制化，加大监督的立法与制度化建设。
正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所指出：“全党必须牢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原载《岭南学刊》2011年第4期。录入编辑：红珊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