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年) 生活和工作的年代, 恰恰是自19世纪以来工业社会施加于人体的新的规范成熟时期。作为20 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 他在对这种新规范进行的独特考察过程中形成的权力- 知识( Power / Knowledge) 概念几乎盛行于一切学术领域。在技术哲学领域中, 尽管福柯远未如海德格尔( Heidegger) 那样受到重视, 但最近还是有人为考察福柯的学术思想提供了一种技术哲学视角[1]。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主要观点是, 福柯作为技术哲学家对现代技术问题采取了与海德格尔同样的现代性反思立场, 其不同仅仅在于海德格尔主要突出了对机械技术的本质追问, 福柯则主要关注对自我技术(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特别是社会技术的谱系学( Genealogy) 分析, 以此来为其没有边界的权力政治理论提供一种以“规训”( Discipline) 为主题的技术支撑系统[2- 3]。突出社会技术或自我技术的政治批判的确表明了福柯技术哲学思想的重要特点, 但福柯的权力- 知识关系所包含的技术概念是相当复杂和广泛的, 如果主要限于社会技术讨论福柯的技术哲学思想, 有可能忽视他对整个现代技术的政治批判及其伦理建构意义。本文试图为福柯的工作提供一种技术政治哲学维度的思考, 由此将表明: 福柯的权力- 知识概念涵盖了整个现代技术领域, 其从空间视角对现代技术的权力分析较之海德格尔更有特色, 至于他基于“生存美学”形成的未来技术伦理建构则使其技术哲学显然具有某种整体论意义。
1 从“权力- 知识”关系视角确定现代技术范畴
在《规训与惩罚》和《性经验史》中, 福柯追溯了构成欧洲文化的某些政府技艺、社会制度、知识形式和相关实践的兴起过程, 他称这种历史分析方法为谱系学。所谓谱系学是这样一种历史批判形式,即它可以用来诊断当前状态以达到不证自明的思辨功效。谱系学与传统编史学的不同在于, 它无需参照与空洞划一的历史事件描述相关的先验主体目的就能够说明知识、话语和客体领域的政治构成, 它不是根据个别人的意向和目标来解释历史运动而是考察特定主体形式历史生成的权力、知识和人体之间复杂而狡狤的关系网络。这种谱系学方法的一条主线是分析现代社会转型包含的权力本质和运行改造过程: 通常人们将权力看作是一种纯粹通过法律、禁忌和审查机制进行控制的否定或压制性力量, 这种司法渗透的权力概念源于前现代社会通过威慑或暴力解蔽对人口采取绝对控制的权威或职权实践, 但自17 世纪以来随着人口增长及其需求日益成为国家社会管理的关注焦点, 于是围绕“日常生活”管理开始形成了新的权力机制, 这就是权力- 知识之网( The Web of Power / Knowledge) 。福柯在这里拒绝那种认为只有在权力和利益缺场时知识才能存在和发展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观点,认为权力和知识直接相互关联, 权力创造知识, 知识诱导权力效应, 因此“‘权力- 知识关系’的分析不应建立在‘认识主体相对于权力体系是否自由’这一问题的基础上, 相反, 认识主体、认识对象和认识模态应该被视为权力- 知识的这些基本连带关系及其历史变化的众多效应”[4]29- 30。技术在这种权力与知识的复杂关系中自然成为关键要素或扮演重要角色。美国技术哲学家费恩伯格( Andrew Feenberg) 就此认为,“按照福柯, 权力- 知识是一种社会力量和张力之网, 每个人在其中都既被当作是主体又被认为是客体。这种网络围绕诸多技艺建构起来, 有些技艺物化在机器、建筑和其他设备中, 还有其他技艺则表现为并不强制或抑制个体而只是知道个体更有活力地使用自身身体的标准化行为形式”[5]。
福柯对权力- 知识关系的谱系学分析显然采取了一种整体论观点, 这与其所称传统“司法- 政治理论”( Juridical- political Theory) 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分立的二元论方法根本不同。自17 世纪以来, 这种司法- 政治理论一直把人类个体看作权力的源泉, 构造了权力从上向下流动的分层体系模式。依照这种模式, 政治哲学家们试图界定权威或主权( Sovereignty) 的性质, 并将其看作政治领袖进行政治控制的合法性来源。英国哲学家霍布斯( Thomas Hobbes) 于17 世纪在其《利维坦》一书中指出, 主权的维系就是权力的维系, 政治领袖依靠权力为国民提供保护, 国民的义务则在于维系政治领袖权威或国家主权。福柯认为, 霍布斯把“主权的映象”( Image of Sovereignty) 看作权力的源泉虽然可以确立起政治领袖的权力地位, 但政治领袖参与多数人的日常生活的实际能力却相当有限。17 世纪的一个君主根本无法改变多数人的思想和日常活动, 传统司法- 政治理论有关主权概念的讨论正是由此进入了“较之操控人体及其行动更为广泛的控制地球及其产品的权力范围”[6]104。福柯在这里既看到了权力的最重要方面并不在于强势个体对弱势个体的控制, 而是所有个体通过公认的组织行为形式对自身和他人的控制, 又注意到这种作为权力- 知识的组织行为形式可以扩大到整个现代技术范围, 或者说权力- 知识关系可以通过现代技术得到有效合理组织。
在权力- 知识概念中, 福柯当然对权力与技术做了区分。在他看来, 当“谈到权力的结构或者机制”时是指“某些人对别人施加权力”, 这与“那种运用于事物、并赋予我们以修正、使用、消费或消灭事物之能力的权力———一种直接源于身体或者以外界工具为中介的力量”是不同的[7]217。后者显然是指技术, 技术与权力当然有所区别, 但在人类实际行为中两者又难以完全分离开来, 这在后面还要着力来讨论。福柯所感兴趣的技术概念是希腊人所称的“Techne”( 技艺) 部分———“被意识目标控制的实践理性”, 他对现代“Technology”( 技术) 一词的批判在于人们脱离了希腊人“技艺”概念的广泛含义而将其限定为“纯技术, 木、火、电的技术”这样一个狭隘层面, 其实“统治也与技术有关: 对个人的统治、对精神的统治、对自我的统治、对家庭的统治、对儿童的统治等”[8]16- 17。在这种意义上讲, 福柯大量使用的“技艺”、“技能”、“力量”、“工艺”或“技术”这类概念显然包含2 个层次含义:( 1) 人用来操控自身的有组织行动方式( 直接源于身体) , 这是他特别重视的技术层面;( 2) 人用来操控自然的人工制品, 直接涉及自然因素。如果考虑到人是自然链条的一部分,再加上福柯坚决反对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观点, 即人工制品作为操控自然的手段或方法在伦理意义上是价值中立的, 那么人用来操控自然的所谓狭义现代技术实际上可以用于人操控自身。也就是说,福柯的“自我技术”这一概念决不单纯是社会技术,其技术指向实际上包含了狭义的现代技术或机械技术, 或说自我技术既包含社会技术也包括自然技术。他也许正是考虑到这一点, 才倾向于从自我技术层面考察现代权力的运行机制。可以印证的是,当代美国技术哲学家杜宾( Paul T. Durbin) 、费雷( F. Ferré) 和埃德( D. Ihde) 在各自类似于标准教科书的技术哲学著作中直接参照福柯的工作主要把技术看作一种人类活动[9- 11], 至于盖里( Jim Gerrie)则通过诸如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 、艾吕尔( Jacques Elull) 、埃德和尹尼斯( Harold Innis) 等技术哲学家, 对福柯有关权力和技术隐喻大量使用的学术工作进行了考察, 表明福柯权力- 知识概念包含了一种与任何技术或技艺相关的活动和话语在内的现代广义技术观[1]。事实上, 有关福柯模糊的权力概念也只能通过技术的隐喻才可以得到解释, 而从技术政治哲学角度考察福柯的工作自然也显得非常有意义。
2 全景敞视主义视野的技术情景化分析
福柯的权力- 知识概念的广泛含义表明, 他与海德格尔考察现代技术的区别显然不在于侧重于自我技术( 自我技术甚至包含机械技术) 还是机械技术, 而在于视角不同: 海德格尔主要立足时间维度, 福柯则从空间视角出发。海德格尔最早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把技术力量与现代人的“无根”或“无家可归”状态联系在一起开始追问现代技术的本质, 其视角正是基于传统与现代断裂、遗忘、忘在这类时间概念, 以后在《技术的追问》和《存在与时间》等论著中更是把技术一类的东西看作是与空间或位置无关的去情景化“世界点”( World- point) 。与此相反, 福柯的谱系学和考古学方法强调把“差异时间”( Heterochronies) 开放给“差异地点”( Heterotopias), 试图从空间视角表明权力作用于身体的现代技术形态。他按照这种谱系学方法当然考虑到空间的历史和空间与时间的交叉, 并特别提到了中世纪神圣地点与凡俗地点、围护地点与开放地点、城市地点与乡村地点等的层级性整体空间格局。但伽利略在观念上对无限开放空间的理性建构瓦解或打破了这种定位空间, 用空间延伸取代了情景化、地方化或本土化。不过在福柯看来, 伽利略的这种理论上的空间俗化并没有达到实际的空间俗化。相反, 日常的甚至理性生活的各种“差异地点”仍未被制度和实践摧毁, 诸如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家庭空间与社会空间、文化空间与实用空间、休闲空间与工作空间等仍为神圣化所滋养。当将这种空间概念与技术结合起来考察时, 福柯首先把目光投注到了建筑上, 认为建筑自18 世纪末期以来逐渐被列入到人口、健康与城市问题中, 变成了为达到某种经济- 政治目标的空间布置, 并把全景建筑或圆形监狱( Panopticon) 作为权力运作的理想空间模式。
按照福柯的观点, 所有权力关系都作用于人的身体( Bodies) , 但现代权力作用于身体的量级不同于前现代权力。现代权力不是把身体当作整体来对待, 而是从运动、姿势、态度和速度等机制上支配和掌握活动的身体: 身体不再是被遮蔽, 而是遭到仔细审查; 考问被对身体的规划和训练代替, 纯粹劳役为对身体活动进行高效率和生产率重构所取代。这样, 人的身体成了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塑造对象,在现代权力的具体策略中总是能够同时找到有关身体的新知识和新的权力技术运作方式。尽管权力和技术有着明显的区分, 但从这种权力量级变化中却无法将权力与技术完全分离开来, 因为在权力-知识之网的实际运作中, 权力和技术的相互作用总是发生在特定空间的“隔离区”( Block)———技术能力调整、交往策略和管理关系共同构成的规范协调系统。在这种“隔离区”中,“按照适当程式, 技术能力运用、交往游戏和权力关系彼此都能得到调整”[7]218- 219。福柯将这种隔离区称为具有更为宽泛含义的“规训”( Discipline) : 权力与技术发生作用的情景化空间。他正是由此将其权力- 知识关系讨论引向了现代监狱这类人类制度平台, 注意到现代监狱的重要特点在于“刽子手这种痛苦的直接制造者被一个技术人员大军所取代”[4]11- 12。在此基础上, 福柯把边沁的圆形监狱或全景建筑重释为一切权力- 知识关系的理想空间模式, 即所谓全景敞视主义( Panopticism) 。这种空间组织不仅包括诸如观察、质问、判断以及追踪、记录、汇编和保存先前观察和检查结果这类作为权力运作方式的监视技术, 也包括空间分割、封闭、名目分类、描述和解释及其相互结合的规范化管理和组织技术。通过这种全景敞视主义观点, 福柯不仅考察了学校、医院、收容所、军营、城市、居住区、临床医学等这类权力- 知识关系的空间组织, 而且也对现代技术形成和发展的大工厂内部的权力关系进行了透视。
福柯注意到18 世纪在军队管理方面已经采取了全景敞视模型的理想军营设计, 在这种空间设计中一切权力都通过严格监视来实施, 任何窥视都是权力整体运作一部分, 通道几何形状、帐篷数量和分布及入口方向、档案和士兵配置以及相互监视网络都有严格规定, 由于这些使一切变得明显可视的技术构造了行使权力的空间,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逃脱这一空间内部的权力运作。在他看来, 正如军营模式造成了封闭空间一样, 大工厂的形成也造就了新的工业空间控制。福柯看到在大工厂中权力作用于身体的现代规模变得日益细化: 最初只是指定人们去执行某项任务, 后来又从时间上来规定任务执行, 最后行动本身被分解成不同步骤。这种细化过程也出现在从中世纪工场到大工厂的“隔离区”转型的现代技术起源过程: 学徒最初需要经历很长时间并在可变的活动过程精通一门手艺或技能, 后来这种可变性为不同学习阶段所取代, 进入第2 阶段之前得先掌握第1 阶段内容, 紧接着借以把握每一阶段内容的训练程序又取代了学习阶段划分, 训练不再是模仿某个特定动作, 而是先练习各个“分解”部分, 然后再组合成统一的连贯整体, 这一整体又可以与类似方式的其他动作组合起来, 权力由此在技术意义上对身体进行了精心的建构。福柯之所以把大工厂纳入规训机构是因为其“金字塔形监视”较之全景建筑的环形监视更为有效, 它既能形成一个不断增加层次的连续网络并将各个层次散布在需要监视的整个平面上, 又能消除惰性力量对规训活动的制动或阻碍。大工厂遵循个人化分割原则,根据特定生产机制把工人分配在一个既能隔离又能组合的空间中, 使工人岗位分配、生产机制空间安排以及岗位活动结合成为一个整体, 从而使劳动过程显示出来, 使劳动能力( 如体力、敏捷性、熟练性和持久性) 被观察到并受到评估和计算。这样就可以监视工人出勤、表现和工作质量, 可以对工人进行比较并按其技能和速度加以分类, 就可以监督生产过程各个阶段。大工厂这种空间设计目的在于增大其生产功能, 即适应生产力的日益集中趋势“获取最大利益和消除各种不利因素( 如偷盗、怠工、骚乱和‘密谋’) , 保护生产资料和工具, 驾驭劳动力”[4]162。如果考虑到19 世纪末期产生并在20 世纪初发挥重要作用的泰勒制度( 如福特汽车生产管理的效率技术) , 那么福柯的这种描述就更有意义。也即是说, 工业社会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其关键在于对大工厂的技术空间设计, 即把生产阶段划分和个人化分割整合成为一种肉体- 机器系统, 发挥整体生产力功效。
在福柯看来, 各种规训策略和权力技术最初都源于工厂( 监狱、军营、学校和医院) 等空间中, 并可以溢出到外部世界进入这些空间以外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中。从福柯著作中可以看到规训策略和权力适合于描述家庭和社区的证据, 他也曾将全景敞视建筑比做对人进行规训的实验室, 但他却没有直接把实验室纳入规训机构或全景敞视空间。不过由于福柯把全景敞视主义看作是一种开放的解释理论, 而且自18 世纪以来大工厂中形成的权力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会影响到大学或专门研究机构的实验室这一特殊空间, 因此就技术哲学来说能否从全景敞视主义观点来看待实验室是一个拷问福柯理论的重要问题。在这方面, 劳斯( Joseph Rouse)将福柯的权力- 知识理论同实验室空间做了比较,认为“福柯在现代主体的规训建构的核心之处所发现的监视和检查技术( 甚至还有‘规范化’, 尽管它运用的手段不同) , 同样也出现在实验室对微观世界的建构和操作中”,“源自实验室的权力和知识的扩散, 也遵循福柯在规训的隔离区( 它们最为福柯所关注) 中发现的模式”[12]112。劳斯首先把实验室理解为一个权力关系空间: 建构性实验技术能够揭示更为精细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结构而使人对这些结构进行操纵和控制, 实验室的空间封闭和分割( 运用各种设备和技术把实验对象与实验室中其他事物隔离开来) 有利于形成诸如工作台、材料和设备清洁和放置、储藏、容器、工具安放和办公室或办公桌以及消毒区、温度控制区、减压区和辐射区等空间而使人能够监视和追踪实验对象以及记录或书写实验结果, 实验标准化对起科学实践起着规范化作用并成为不同科学家和科学群体交往的可靠判断基础, 通过这些途径迫使科学研究对象或被“遮蔽的事物”得以自我“告白”, 即生产出大量符号或新知识。实验室微观世界的这种建构和运用与福柯式的权力策略非常相似, 但这种相似性是否只是一种巧合仍然值得怀疑, 因为权力毕竟是一个主要涉及人际关系的政治概念, 而用隐喻方法谈论科学实践对自然的权力也许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劳斯于是转而把科学实践和科学成果看作是重构世界的强大政治力量, 因为正是特定科学概念和科学发现本身使世界顺从于各种科学创新, 即实验室活动的权力关系在其他情景中也能产生相应的政治效果。
在实验室之外, 科学实践及其成果通过权力关系影响人类活动显得异常复杂。也许纯粹科学成果的空间拓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对世界和自身活动的认识范围拓展, 但这里主要考虑的问题是科学知识权力效果的技术表达。在这个问题上, 劳斯从2 个方面展开讨论:( 1) 科学成果的空间转移;( 2) 实验室情景本身的空间拓展。就前一种情况来说, 新材料、新方法和新设备从实验室向外部转移实际上涉及到了诸多技术创新, 这些技术创新开创甚至赋予了人类展示自然力量的各种可能性, 并预先排除了其他可能的利用价值和合理性, 而其中包含的任何鼓励、保护、控制、利用和修正明显都是政治活动, 因此所谓科学成果转移在某种意义上表明了权力关系对技术创新的政治建构。但任何成功的成果转移或技术创新都需要诸如通用测量标准的维护和使用、实验室材料的提纯、隔离和利用以及所需机器和仪器的构建、维护和使用等必要条件, 这就进一步涉及到拓展实验室情景本身, 即要拓展诸如追踪、记录、编号和存档等实验室活动。劳斯当然承认这些不同实践在实验室中的运用与它们在其他空间中的运用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关系: 诸如书写、计数、记时、物质提纯和分离以及工业生产的玻璃吹制和金属加工等较早就发展起来, 至于大工厂等其他制度规训机构的诸多实践则不断丰富了实验室生活, 而实验室集中了人类诸多实践、技能和设备, 并赋予人类曾经使用的实践活动以崭新的含义( 如18 世纪法国大化学家拉瓦锡通过封闭和隔离燃烧过程, 使燃烧结果的收集和重量测定成为可能) 。无论如何, 科学成果转移到实验室之外必须要同周围环境相互结合起来, 才能取得技术创新成功。正是基于这一要求, 自19 世纪中期以来实验室情景便从私人空间( 17、18 世纪主要是科学家或医生的私人实验室) 拓展到了大学甚至整个工业界( 工业实验室) , 由于这种拓展的经济有效性到20世纪中期以后围绕大学或某些研究机构又逐步兴起了各种集中技术和人才力量的科学城或工业园区( 其中尤以美国加州“硅谷”最为著名) 。在这种广泛意义上讲, 劳斯表明“福柯把全景监狱看做是‘监禁社会’的隐含的模型, 而实验室则为可计算世界提供了一个类似的, 但却更充分、现实的模型”[12]250。这种现实模型表明, 按照实验室的微观世界提供的方式重构世界对人类自身施加了更为广泛、苛刻的系统限制。这种系统限制作为拓展实验室规训产生的权力效果, 其特征在于机械技术( 技术创新结果)与社会技术( 社会组织创新结果) 互动的复杂性和耦合性。复杂性是指两者之间的各种非线性关联( 如共通模式成分、物理接近度、信息来源和系统环境可变性等) , 这些关联是实验室微观世界空间拓展和扩张的必然结果, 如来源于实验室操作过程的核电厂、化工制造和产业化生物技术等都表现出了这种复杂性; 耦合性是指两者缺乏弹性的结合, 在实验室中建立起来的因果关联或标准化, 即研究过程的时序性和物质输入输出的精确管理和控制对工业生产提出严格要求。由于实验室微观世界的技术权力建构是把自然环境进行人工简化而控制并剥夺了自然的自我调节能力, 因此还需要对机械技术与社会技术之间互动的复杂性和耦合性进行重组。事实上, 自20 世纪中期以来, 限于生态环境和资源压力, 类似“绿色革命”、新能源开发、环境保护等技术进展都是这种复杂性和耦合性重组的重要表现。
沿着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线索, 从工厂到实验室和从实验室到工业区域及其一系列技术( 包括环保技术等) 拓展, 我们已经走得太远, 现在不得不回到福柯的自我技术概念上来。无论是实验室, 还是工厂或企业, 抑或是工业园区, 其实都是封闭和隔离的空间, 是受到监控和追踪的“隔离区”, 是被精心控制的操作空间。这种空间毫无疑问对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人进行限制, 因为对物质材料和过程的控制维持必须要以对人或身体的限制为基础, 只不过这种限制已经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甚至技术人员所内化, 并表现为诸如消除个体性、严紧性、耐劳性、效率性、商品化、市场认知性等, 它们对科学家和工程师甚至技术人员起着规训或控制作用。但工厂和实验室规训身体的限制绝不限于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 而是通过其技术和产品的空间拓展( 如科学知识和技术产品消费进入家庭等进入一切社会领域) 限制所有人的身体。正如福柯认为,最早出现于18 世纪中期的规训社会其指向直接在于提高社会生产力和效用, 各种纪律的发展“标志着属于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经济的基本技术出现了。权力机制不是被缩减, 而是被整合进出自内部的机构的生产效率中, 这种效率的增长及它的产物的效用中。各种纪律用‘温和- 生产- 利润’原则取代了支配权力经济学的‘征用- 暴力’原则。这些技术使得人们有可能调整复杂的人群和生产机构的繁衍”[4]245。这意味着用全景敞视主义可以围绕人类身体的生产性和实用性, 解释一切现代技术发展的规训或控制作用。
3 技术权力效应或“生物- 权力”的身体政治批判
对大工厂、实验室及其拓展的技术情景化描述表明, 权力对象似乎仅仅是人的被动的身体。对于这种情景化技术, 福柯主要是对那些使人类身体更具生产性和使用的技术实践感兴趣, 但他也认识到规训不可能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发挥作用。如果不是通过资本积累、组织和有效利用而对生产的物质力量进行重构和重组, 就不可能对人进行重构和组织, 从而使身体更具生产性。在这种重构中,现代技术显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福柯经常将农艺、工业技术、采矿、化学工业、蒸气机、鼓风炉、望远镜、透镜、显微镜等现代技术领域或手段作为隐喻来分析监视、惩罚等规训技术, 这表明现代技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规训技术。那么, 现代技术究竟会使人的身体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呢?在这一问题上, 福柯与海德格尔得出了几乎一致的结论: 在海德格尔那里, 现代技术是作为一种解蔽方式对自然进行考问并使其展现出自身的力量, 而人作为自然链条的一部分也因其求真求知意志而被纳入到这一解蔽过程, 人在这一解蔽过程中受到较之一般自然因素更为强烈的促逼或控制; 福柯则指出, 正如一般规训技术一样, 现代技术直接是用来考问人类的身体, 把人还原为机械的一部分, 把人控制在某种特定情景或空间中。
在福柯看来, 全景建筑是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模式, 正是这种社会理性导致现代科学技术和其他学科的兴起和发展。他认为“生物- 权力”( Biopower)的出现代表着欧洲文化对古典时代的贵族政治压制性权力类型的彻底变革, 它与适应工业化发展的现代民族- 国家( State- nations) 和生活相一致。所谓“生物- 权力”是使人体产生、增加和控制力量, 其作用在于指导、强迫和使生活多样化和有序发展。福柯指出这种转型同时在自笛卡尔( Descartes) 开始的“解剖学- 形而上学”( Anatomymetaphysics)领域和与军队、工厂、学校和医院相关的“技艺- 政治”( Techne- politics) 领域同时展开。两者虽有不同( 前者强调功能和解释, 后者涉及到服从和使用问题) , 但又有重合之处。拉美特利(
尽管福柯通过考察工厂、医院和学校以及人口统计学和性空间定位等讨论了“生物- 权力”的发展过程, 但从广义上讲这一概念实际上暗含了这样一层含义: 新技术正如意识形态一样试图通过其权力机械效应建构公民经验, 并变成最为接近于全景建筑的人体控制圣物或无意识压迫方式。如果这样的话, 信息技术自然首先成为阐释福柯理论的重要领域。新福柯主义的文化批判将“ 全景敞视社会”( Panoptic Society) 理解为“ 卡夫卡式城堡”或《1984》中的“奥维尔式社会”, 把监视社会理解为一种以上对下的政治现象, 其中政治寡头将新技术用作社会监视工具。莱昂( David Lyon) 讨论了许多数据收集机构利用互联网络对个体施加压力, 认为“监狱式社会确实是全景敞视的, 因为大量无形的观察家跟踪着人体的数码痕迹”[13]。安德森( Kristine J. Anderson) 考察了互联网络对网络之外的人的思维能力限制, 即网络社会的话语和规训问题[14]。温诺库尔( Mark Winokur) 则进一步注意到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作为后结构主义概念可以应用于对诸如电影、电视和互联网络等新技术本身的大众话语批判, 并认为这些新技术与全景建筑都是基于“塑造主体”或造就新客体的同样假定[15]。全景建筑的注视至少开始是单向的和虚拟的( 因为即使看管人缺场, 被监视者也会因为在这种空间中无法判断看管人是否存在而进行自我控制) , 电影、电视和互联网络作为人的生殖崇拜与全景建筑的相似性在于人对屏幕和显示器的注视方式, 即人在对屏幕和显示器的注视的同时屏幕和显示器也在监视着人自身。电影较之电视似乎在空间上更像全景建筑,电影观众被同等地集中到一间黑暗的戏院中, 屏幕影像投射构成中央注视对象, 并对观众发挥着意识形态控制作用; 电视虽然不像电影那样更类似全景建筑, 但电视公民仍然需要分配到某一房间, 受到意识形态的强制或控制。同样地, 互联网络在注视、空间、权威、总体和话语各个方面都同全景建筑相近。互联网络的硬件空间显然存在着中心和边缘的定位, 中心是指作为权威集中监视的服务器, 对作为边缘的网络用户或网民起到协调控制作用。当然互联网络作为以全球化控制为目标的一种技术政治策略还在不断地扩大着它的边缘, 如手机、数码相机、数码录像机等都是这样一种空间技术拓展。至于互联网络的软件空间则不仅拓展了诸如成年人聊天室、游戏地点、艺术论坛、色情地点以及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人种主义和宗教网站等网络亚文化, 而且还把网络作为整体发展了诸如Html 等规范化的网络规训话语。所有这些都表明, 互联网络推动了权力的总体配置, 并通过虚拟现实使人获得某种总体经验, 进而使人体在赛博空间中获得某种无意识控制。
但决不仅仅是互联网络, 而是一切新技术都会对人体产生间接的总体权力效应。这种对新技术的全景敞视主义判断其实并不限于对福柯理论的扩张性解释, 它实际上普遍地存在于当今许多优秀( 技术) 哲学家的热烈讨论中。正如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se) 确立的“单向度的人”的形象一样, 艾吕尔曾经担心一种技术一旦取得自治就会使人就范或被技术控制。在他看来, 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是人类自身变成机器或“ 半机械人”( Cyborgs), 人的生活受技术统治, 其社会生活完全碎片化而缺乏精神自主。与此相类似, 鲍德利亚德( J.Baudrillard) 确认了个体的半仿真分形:“我是人还是机器? 对这一问题至今莫衷一是: 我在现实中和主体意义上是人, 而在事实上和虚拟意义上又是机器”[16]。哈拉维( Donna Haraway) 观察到,“我们变成了狮头羊身, 变成了机器,和,有,机体的虚构的理论化杂种, 简言之, 我们变成了半机械人”[17]。“半机械人”这种东西与其说是一种人的自我设计, 还不如说是一种技术异化或权力规训的必然结果, 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技术狂、反讽、性虐待和失常。如果说“半机械人”是人们面对信息技术的广泛影响而产生的“敌托邦”( Dystopia) 的话, 那么似乎更加接近于福柯的生物- 权力概念的“半生物人”( Bioborgs)则是因为医学和生物技术( 尤其基因工程和克隆技术) 发展而幻想的另外一种“敌托邦”。“半生物人”是一种来自基因库的跨基因组合的狮头羊身, 这种描述好像是一种乌托邦虚构, 但却是现实的反映:转基因技术可以将分离出来的基因置入微生物中产生出酶和疫苗, 至于克隆技术更是可以复制各种各样的生命。遗传工程发展相当迅猛, 出现了同信息技术相结合的趋势。类似计算机辅助基因测序和遗传信息电子存储这类技术一旦得到广泛应用, 就会出现一种从二元数字符码到四元DNA 解码的技术转型。生命程序技术或者基因信息技术将打开一种多维空间, 利用DNS 这样一种多维时空结构的载体来存储信息将是一种安全的信息存储技术。但遗传工程通过克隆可能产生外部再生效应, 同一人格可以外化和分裂为不同的分形身体。同时, 遗传工程也提供了生物控制的可能性, 人类属性变成了可以在技术上随意操作的对象。这不仅可以形成新的优生和歧视形式( 如通过基因诊断可以确定是否为优生) , 而且也为控制人格提供了技术基础( 如基因识别、基因监视等) 。这种控制目前已经不再是科幻, 人类基因组计划已经基本上绘出人类基因图谱。但基因组图谱绘就在某种意义上也创造一种全景敞视空间, 它的空间拓展借助基因传播( 如转基因农作物) 可能会产生并不引人注目的生物变异,而这种生物变异又可能会直接限制人类自身发展。
4 “生存美学”作为技术的政治伦理建构向度
按照福柯理论, 现代技术可以被看成是权力-知识关系在诸如工厂、实验室等这类空间中进行运作的政治建构结果, 而现代技术在权力- 知识互动的空间中一旦产生就会对人的身体产生总体的权力控制效应, 并把人体造就成为类似“机械- 肉体”、“半机械人”或“半生物人”这样的新客体。这似乎表明现代技术的权力运作对象仅仅是温顺的肉体, 肉体似乎为现代技术所塑造, 自身毫无反抗能力。福柯显然不赞同这种看法, 他认为从来就不缺乏对抗, 正是因为有了对抗, 权力- 知识关系存在的各种空间及其拓展的整个社会空间才会发生诸多冲突。事实上, 18 世纪末期在规训技术( 如工厂机器系统等) 产生的同时就出现了工人运动; 19 世纪以后更是产生了普遍的对抗机器权力的鲁德运动; 20 世纪中期以来则又形成了直接针对工业扩张和经济技术发展的生态环保运动、女性主义和新鲁德运动, 正是这些运动或思潮刺激了新技术的进一步拓展, 但新技术无疑又会重新作为规训对人体进行某种控制, 从而形成了对抗的权力内化现象( 泰勒制可以看成这一现象的经典例证) 。在这种意义上讲,福柯主要关注的是为脱离规训的“自我自由”( Self Freedom) 而斗争, 他相信生存的唯一目的是成为“真正的自我”( True Self) 。但围绕福柯这一思想却存在2 点批判意见:( 1) 萨义德( Edward W. Said) 等认为如果相信福柯为实现真正自我必须要长期对抗社会规训的观点, 那么遵循任何社会规则( 包括使用新的技术) 都要屈从于社会规训( 包括新技术) ;( 2) 哈贝马斯( Jurgen Habermas) 、瓦尔策( Michael Walzer) 、鲁克斯( Steven Lukes) 、泰勒( Charles Taylor) 、詹姆逊( Fredric Jameson) 和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 等则认为福柯在解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斗争时根本无法给出斗争的目的或目标,他的“真正的自我”作为一种没有止境的关系网络缺乏任何导向意义。前一种批判表明了福柯的悲观主义, 按照福柯的观点人类永远无法脱离现代技术的控制藩篱; 后一种批判则说明了福柯的虚无主义, 按照福柯的观点人类不可能拥有客观真理和社会目标, 任何法律和技术一类的东西都没有必要存在。那么, 福柯是否对技术发展不抱有任何幻想呢?关于这一问题, 需要从福柯的“生存美学”( Aesthetics of Existence) 概念中寻找某些蛛丝马迹。
国内已经有人注意到福柯晚期思想的“生存美学”转向[18], 但这种美学对其权力思想的重要意义却还没有被人们充分注意到, 而这是思考权力与对抗关系的关键问题, 因为对抗作为权力的内化这一思想本身来自某种美学设想。在福柯的权力分析中,正是某种强调重叠或交迭( Fold) 的美学问题成了作为技术的权力与作为力量关系的权力两者的分水岭。在他看来, 一般权力作为开放的非命令性力量关系越来越消失在制度和控制性权力构成分析中, 而让位给了权力技术思维。这种分别可能使人们不必把对抗看作一种权力技术或作为技术的权力, 生存美学在这里具有重要的意义。福柯自己虽然并未对此提供什么见解, 但为了澄清美学、权力和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 齐亚雷克( Krzysztof Ziarek) 通过海德格尔有关技术与美学、技艺与时间之张力的论述解读了福柯的生存美学, 发现权力与对抗、权力作为技术与权力作为力量关系的差异分属于技艺与实践的双重经验之中[19]。在齐亚雷克看来, 海德格尔后期文本在对技术与实践的讨论中把非主观的经验看作是力量关系: 尽管技术经常与权力、座架、挑战、促逼、生成资源和计算密切相关, 但实践却意味着听任和放弃等。海德格尔的实践概念显然包含了诗学实践, 事实上从语源学上看“Poiesis”( 实践) 与“Poetry”( 诗) 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他以荷尔德林( Holderlin) 的“人诗意地栖居”这一诗句, 把人的身体置于渗透了现代技术的非诗性现实之外来推进美学实践, 因为“哪里有危险, 哪里也就有拯救”。这意味着某种诗性思维, 即如同诗学创作一样的展示经验的语言思维。按照这种语言的诗性思维, 可以把“物理学”( Physis) 看作是最高层次的诗学、实践和经验空间, 语言在这里可以被理解为物理学的“罗格斯”, 它表明物理学并不属于“自然主义”范畴, 而是自然界如期所然的升华和流露。由此出发, 可以从2 个方面来看待海德格尔与福柯的相近之处:( 1) 物理学作为事件的形态是世界的物化, 它是“自然的”, 它象征和表现为事物与人体之间的关系。在海德格尔那里, 人的身体由世界“此在”( Dasein) 的各种关系的开放背景形成, 身体出自这些关系的意义在于其各种事件和多重开放并置, 并作为物质世界的永恒实践逃离和消解自然与文化的差异。福柯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海德格尔的“此在”分析, 并就对抗规训身体的规范化实践的可能性做了探讨, 认为人的身体是一种多重展示系统, 为多种力量所构造, 而正是在这种多重力量展现中身体可以建构出对权力的对抗, 使那些展现变成不具有规训特征的物性力量, 尽管这种非规训方式的力量布置并不能脱离“生物- 权力”的技术空间组织框架。( 2) 物理学的诗性流露主要是一个力量问题, 是一种力量关系的分异、定位和执行。福柯虽然没有直接如海德格尔那样讨论诗学或实践与物理学的关系, 但在涉及到规范、权力和“自我美学”( the Aesthetics of the Self ) 的关系时, 仍然把诗看作是一种物性与意义相互耦合为力量关系的实践方式或负荷意义的物性力量。也就是说, 所谓诗性决不是对经验的物性和自然性的主观想象, 它的能指在于把存在构造成为各种物性形式和意义形式的力量关系, 而实践并不缺乏这样一种使力量同时发生“物质化”与“意义化”的相互约束的力量结晶或定位。
按照上面分析, 不能仅仅把福柯的“生存美学”看作是一种美学, 而应该看作是一种不同于“绝对命令”的“美学- 伦理学”( Aesthetic- ethics) 。同康德寻找适合个体的道德准则不同, 福柯强调的是个体通过确立自己的生存风格而寻求通向美好生活方式的伦理途径。福柯从古希腊那里发现了个体的生存伦理, 并试图发掘其当代意义。这种努力就是把道德从与社会的关系转向了与自身的关系, 把伦理实践与自由相连:“伦理, 如果不是自由实践、不是有意识的自由实践, 还能是什么呢?”[20]。福柯把美学与伦理学结合起来强调伦理实践, 其对技术发展的重要意义就在于, 要以人的生存质量提高为目标对技术进行一种崭新的政治伦理建构。如果接受这样一种推断, 显然就要把技术看作是一种非规训的“话语”或“符码”, 以便按照福柯的生存美学设定的生活“意义”来重塑或建构技术。这里的问题在于当前以控制、规训为主的技术符码意义已经内化于法人或政府的职业主义或权力文化规训之中, 生存美学的伦理实践只能诉诸符码阅读的文本应对。人们可以脱离普通读者的知觉满意来改变符码取悦方式而走向文本解释( 包括转译、文化背景重构等) 的迟延满意, 通过这种符码解释推动一种职业主义转型使规训技术的功利主义功能接近文学文本阅读的诗性语言学功能, 从而把技术文本的取悦性降低到零水准。只是围绕技术符码展开批判性对话, 必然还要面临知识产权、版权以及诸多法律法规等政治论争。但不管怎样, 以建构技术的能指系统来改造技术符码的工作方式仍然为人体从规训中解放出来提供了可能。
福柯曾经讨论过语言学术语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 16 世纪人们追问的问题是如何知道一个符号实际地指向了它的所指, 从17 世纪开始人们又开始反躬自问符号如何与其所指相联, 这表明正是在现代社会物与词已彼此分割开来。他从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只是随意得到关联这样一个“事实”, 寻找到了早于索绪尔( Saussure) 两个半世纪的语言学运动。也就是说, 启蒙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以意义可以操纵为前提的推动现代规训制度发展的话语运动。目前人类已经有了工业技术或自动化机器作为全景敞视的规训系统的深刻教训, 但还不知道诸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等作为模糊的全景敞视空间是否会以诸多政治和文化批判为前提来一次根本转变。也许可以以前现代的诗性意义为基础创造一种新古典技术的符码版本, 使包含美好生活的词或符码与其所指的物性或物化联系起来。对于技术变革来说, 这种认识至少表明脱离当代意义概念施加给人体的限制的解放是可能的。但在目前的语言学系统中, 人们习惯于以某种规范性程式来对技术进行某种政治和文化批判, 由此很容易形成解放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 从受压迫群体利益出发,试图确定什么东西助长了压迫, 什么东西抑制了压迫, 从而为对抗提供支持。本杰明( Walter Benjamin)在这方面提供了一种框定未来技术的伦理方法, 那就是群体伦理对抗,“仅当身体和映像在技术意义上相互贯通, 一切革命性张力才在人体意义上变成集体的内化, 一切集体的身体内化才能变成革命性自然流露, 使现实超越自身达到《共产党宣言》要求的高度或水准”[21]。表明技术是可以普遍重新预设的, 不是为了压制而是为了解放, 不是为了肉体- 机器二分而是为了提供身份认同的阈限空间。
但是, 福柯在自己对技术的政治哲学批判中显然反对任何普遍主义的程式化批判。他反对现代技术在构造驯顺的话语主体过程中发挥的监视或强制性作用和因此产生的压迫性, 其目的不是为现代权力的技术运作提供合法性或非法性, 而是试图激发有效的对抗, 以抵制在他看来具有压迫性的情景化技术或生物- 权力形式。在他看来, 解放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试图把自己定位在普遍的、不可逃脱的权力关系之外, 试图把自己的分析奠定在对普遍压迫结构之理解的基础之上, 并提供独立于为当下权力所扭曲的技术和知识, 但问题在于这种技术和知识不但没有带来解放, 反而强化了规范化的权力技术形式。其实, 福柯并不认为现代权力完全取代了早期司法权力, 后者仍然在运作并掩盖了微观社会关系的规训技术, 解放主义不过是为了让旧的压迫形式以新的技术面貌继续得到执行。正如劳斯指出的, 福柯的希望在于“复兴一种能够消解规范性的、理论性的政治批判, 一种体现了与规训权力的力量密切相伴随的‘地方性的、服从的知识’”[12]279。用福柯自己的话来说, 这种知识就是“谱系学”, 它“真正的任务是关注地方性的、不连续的、无正当资格的知识, 并以此来抗衡那种单一的理论体系, 这种体系以真的知识的名目出现, 以一种有关科学及其对象之构成的独断态度对前一种知识做出筛选、分层和排序”[6]83, 只有这样一种地方性对抗才有希望摆脱占据统治地位的权力技术控制。福柯并不打算发动一场真正体现人类性利益的正确斗争和满足于一种集体斗争, 而只是呼吁一种对“ 技科学”( Technosciences) 的政治参与, 并且无需利用政治哲学为其辩护。应该看到, 这种情况并不表明福柯是悲观主义或虚无主义的, 而只是在其激进的革命热情中显示出了他的某种保守主义倾向, 即技术变革只是应该从某种情景或空间进行局部的地方性试验开始, 这种地方性试验毫无疑问应该呈现出多样化形式, 而不必是宏大而普遍的技术符码意义大变移。
(原载《公共管理学报》2006年第3期。录入编辑：哲学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