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在我国常常被望文生义地将其理解为是既讲政治又讲经济的学科，或是被理解为是突出其政治性的学科。在大学乃至在中学，多年中将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课来教学，连“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也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专用词。这就更加重了这门学科的政治化色彩。有人对“政治”有自己的看法，将政治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于是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政治，而非科学。这里存在着误解，甚至偏见。
其实，政治经济学这个学科的名称，不是马克思的发明，马克思只是沿用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曾普遍使用过的这一名称。早在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就出版了名为《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的著作。这里所用的“政治”概念，与我们现在一般使用的政治一词的涵义不同，它是指国家范围或社会范围的意思。政治经济学，其原意是研究国家范围或社会范围的经济问题，突破了原来只局限于研究家庭经济或只作为某一学说的组成部分的格局。后来的许多经济学家把自己的有关经济学著作称之为政治经济学。例如，1817年出版了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79年出版了法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西斯蒙第在这部著作中讲：“我们是分别把对私人财产的管理称为家庭经济，把对国家财产的管理称为政治经济了”。1820年出版了英国庸俗经济学创始人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后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著作相继纷纷出版，如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纲要》、麦克库洛赫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等。目前流行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其实也是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还在西方经济学著作中，都曾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作为通用词使用过。加上“政治”一词并不表示把政治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目前，随着经济学科的发展，经济学分枝学科不断增多，于是，将政治经济学纳入理论经济学的范围，以与应用经济学、管理经济学科相区别。
我国高等学校开设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人就以为现在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是专属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在目前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有的经济学家想将“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其中有的是只想换个名称，似乎“经济学”更好听点，可淡化“政治”色彩。有的则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想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退出我国大学讲坛。这种想法和做法是不适当的。且不说，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规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比如日本，一些著名大学的经济学专业，也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经济学Ⅰ，把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学Ⅱ来开设。日本学者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包括《资本论》的研究很广泛和深入，成果很多。日本学者山口勇教授近年在东京发表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思想》，特意向中国提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和类似西方的矛盾的产生，为了科学地分析和克服这些矛盾，“就要加强对《资本论》的研究。《资本论》不只是社会科学的经典，还是逻辑学，劳动者阶级自觉的哲学。”欧美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在基本理论上反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经济学家，也不能不肯定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地位和理论生命力。如熊彼特说：大多数创作“经过一段时间，短的不过饭后一小时，长的达到一个时代，就完全湮没无闻了。有些却不……伟大这个词无疑适用于马克思的道理。……对于马克思理论来说，这种非难或甚至精确的反驳，由于不能致命的损毁它，只起了显示这个理论力量的作用。”〔1 〕罗宾逊批评正统派由于拒绝向马克思学习，“在很大程度上陷于荒唐可笑。”她认为：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模式，为研究储蓄和投资的问题，以及研究资本品的生产和消费品的需求之间的平衡，提供了一种极其简单而又不可缺少的研究方法”。〔2〕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 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正面评价可以引证很多。但只从上面引证的一些言论也可以看出，我国有的经济学家简单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似显得有些轻率。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不是让人们背诵的教义，也不能要求它提供我国改革与发展中所需要解决的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没有任何一位学者的著作可以做到这一点。它所提供的是观察与分析经济现象的世界观、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经济理论不是静止的、停滞的，而是不断前进和发展的。高等学校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既要传授马思主义创始人的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更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去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特点，特别是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制度完善等多方面的问题。要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变化，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国应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需要，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其内容已经有了很大的拓宽，并且吸收了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合理的部分。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不可能也没有理由被西方经济学所取代。现在，我国高校经济类学科已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给予西方经济学以应有的地位，难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包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倒没有地位甚至要取消其存在吗？这与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相容么？
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与发展，需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指导，而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又推动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与发展，其意义会远远超越中国的界限。这一点，连外国学者也看到了。日本学者伊藤诚在其新著《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一书中讲得很清楚：“随着逐步进行经济改革的成功，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对于苏联崩溃后的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各国以及解放斗争来说，其重要性明显增加了。看来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的过渡及其良好的经济业绩，对采取同样方针的波兰和匈牙利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复兴和重新掌权将产生重大影响。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从马克思学派的观点来看，也有进行充分研究和理论化的必要……”。对中国乃至对世界有意义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和现代化，而非经济学的全盘西方化。照搬照套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何况西方经济学有许多流派，它们相互批评、相互诘难，甚至相互否定。宣传西方经济学真理论、科学论，其本身就是非科学、非理性的。即使从表面逻辑来说，难道相互诘难和否定的西方经济学各流派都是正确与科学的吗？ 美国萨缪斯（Samuels）在《剑桥经济学杂志》1995年第19 卷发表《制度经济学的现状》，其中讲：制度主义者指出了“新古典主义在对纯粹市场的概念及其应用方面都是错误的。”新古典主义者“创造出了自发的、自由的市场独立地运作于人类行为的控制之外这样一种幻像。与此相反，制度主义者强调，市场经济本身就是社会控制的一个系统。”“制度主义者坚持认为，资源配置的最终决定因素不是某种抽象的市场机制，而是制度，特别是权力结构，后者构建了市场，同时市场又对它产生影响。”显然，这种相互对立和否定的观点，不可能都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经济学不同流派中的合理部分。但如果认为这些相互对立的不同流派都是科学，对我国都具有普遍适用性，那不啻于一个人把市场上不同型号、不同性别的鞋子都买来供自己穿，未免显得荒唐可笑。
过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与党性”。我们也长期照讲不误。政治经济学的“党性”是什么？它具有哪个党的党性呢？我一直不清楚。我看没有必要再讲“政治经济学的党性”，但如果认为政治经济学没有和不应有阶级性，特别是认为西方经济学不存在意识形态和阶级性问题，对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普遍意义，那就违反事实了。当然无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并不是其所阐述的每个原理和规律以及其方法都有阶级性，否则就谈不上借鉴西方经济学了。但是，不能否认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特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理论，论证了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地主剥削农民的阶级关系。而西方庸俗经济学如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资本创造利润或利息，土地创造地租，劳动创造工资）则宣扬阶级利益和谐、各自凭生产要素创造自己的价值收入。尽管这种理论早在100 多年前就受到马克思的批判，但它由于代表资本主义的利益，总是在以不同的形式传播着，有的西方经济学家甚至赤裸裸地用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如现代西方经济学美国学派的创始人克拉克在其所著的《财富的分配》一书中明确地讲：资本主义社会有没有权利维持现状，以及它能不能照样地继续存在，都要看这个论点（指三位一体公式——引者）能否成立。”“工人阶级的福利情况，取决于他们收入的多寡。……如果他们创造的财富很少，但全部归他们所有，他们也许就不会想到革命。假使他们觉得他们生产了巨额财富而所得的仅仅是一部分，那么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就一定会变成革命者，全体工人也将都有革命的权利。许多人指责现在的社会制度，说它‘剥削劳动’。……如果这种说法被证实，那末，每一个正直的人都应当变成社会主义者”。“如果实际工资等于劳动的全部产物，利息等于资本的产物，利润等于调合工作的产物，那么财产就在它产生的时候得到保障了。”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家的立场、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是多么鲜明。
政治经济学是经济科学，不是政治学，但从它所表现的立场、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政治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人们认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识别政治方向和理论是非，具有重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也表现出它的政治意义，这是与科学性相统一的政治性。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好不要作为“政治课”来开设。那样，就会不断随着政治风向转，跟着政治气候变，一会儿讲“两条腿走路”，“土洋并举”、“纸老虎”；一会儿讲“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化”；一会儿讲限制和批判“资产阶级权利”、“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一会儿讲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一会儿又讲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一切弊端的根源，市场经济最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使政治经济学失去稳定性、独立性和科学性。就是说，应提高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科学性，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政治经济学应是经济专业的基础理论课。它应相对独立地进行探索、研究和创新。对非经济类专业，它应是理论课，而非政治课。政治课可以开别的有关课程，以突出党和国家的有关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等。
目前，政治经济学教材各地出版很多，水平参差不齐。但比起五、六十年代的同类教材来，应该说，总的水平是提高了。一是内容拓宽了；二是更贴近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贴近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现实；三是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的某些对我有用的成果。但是，目前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还需要有大的改革，需要大力创新，需要在体系结构上有新的突破。即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也需要有新的论证和新的发展。不能简单地复述100多年前讲过的话。 只有把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有生命力，才是现代经济学。在我国，特别应当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努力。
有的学者提出这样的意见：不应区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由是，（一）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西方人，因而他们的经济学也应算作西方的。（二）“西方经济学”这个概念是从苏联搬来的，苏联是以自己划线，把自己西面的国家称作西方国家，因而把这些国家的经济学称作西方经济学，这不科学。应当用“现代经济学”取代“西方经济学”。我认为这种见解，道理难以成立。第一，“西方经济学”概念不是从苏联搬来的。苏联一直称之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我国过去也随之称作“资产阶级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为淡化“阶级”色彩，更好地介绍和借鉴当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学，便改称为“当代西方经济学”或“现代西方经济学”。或是把原称作“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全部学说和流派，统称为“西方经济学”。应根据我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这一历史事实来进行判断和论断。第二，“西方国家”、“西方经济学”、“西化”等概念，不是地域概念，它们是“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经济学”、“资本主义化”的同义语。所谓“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包括地处东方的日本在内，指的是经济发达的七个资本主义国家。第三，将资本主义国家称西方，将社会主义国家称东方，并不是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的专用语。美、英、日等国家，也是这样区分的。例如，美国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4版）第4页就讲：“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再度发现了市场具有产生快速技术进步和较高生活水平的力量。”可见，“西方”一词并不像有人断言的那样，是由苏联根据自己的地理位置划定的。第四，所谓“西方经济学”概念不科学，主张用“现代经济学”取代“西方经济学”概念云云，表面上看，似乎是要抹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实际上还是认为只有西方经济学才是科学，是对我国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学科。然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改革开放大业，究竟是应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即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还是应以派别林立、相互矛盾的西方经济学来指导？西方经济学没有为我国提供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没有提供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没有提供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没有提供我国怎样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没有提供我国怎样搞改革开放、建立经济特区的理论，没有提供怎样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理论，等等。只要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需要建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时代特点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在我国就会继续存在。我并不反对使用“现代经济学”概念，但现代经济学应包括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两者。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排斥借鉴和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合理的、对我有用的部分，包括其中的某些概念、原理及方法。要知道，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也还是来源于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继承与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不是在各个方面都绝对对立的。
（原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7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