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欧洲以共同的价值理念，相似的制度架构，同源的宗教文化，一直作为天然的盟友在处理国内外事务方面认同配合，这种趋势在冷战期间由于面对苏联这个共同的意识形态敌人和军事威胁而加强。自冷战结束，尤其是小布什当政以来，美欧的关系却出现了裂痕，双方在涉及国内国际的许多问题上分歧日多，甚至在某些事件的处理上站在完全对立的两边。表面上看，苏联的突然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使美欧失去了共同的敌人似乎是双方渐行渐远的原因，实际上，透过表象我们会发现双方主导政治思潮——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对立才是真正的关键。
一、在社会契约之上前行：西方主流政治思潮的演进
政治哲学是探讨人类社会政治现象起源，反思既存政治关系和为政治发展提供价值指向的理论体系。自霍布斯和洛克以来，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一种政治伦理一直都是西方主导性的政治思潮，其间尽管发生了许多对自由主义主导地位的挑战，但这种挑战与其说是对自由主义的颠覆，毋宁说是对它的补充完善，因为从宏观着眼，这些挑战都发生在自由主义大传统的范围内。
西方关于国家起源的社会契约论决不像卢梭所设想的是曾在某个遥远黄金时代发生过的浪漫故事，而是由哲学为人类政治生活提供的一个逻辑推理，一种形而上的规范。这一理论在经验意义上揭示了一种历史的真实，即存在于权力与权利二者之间的至为深密的关系。这种关系曾长久地不为人知，以至历史付出了蒙昧的代价。因此，说契约论显示了在权力来源问题上自然法学派的卓越识见，恐未为偏颇。
按西方契约论的解释，权力不是人类文明进化中最原始的因素，无论从个体的发生还是从类的诞生上说，人们最先拥有的不是权力，而是作为万物之灵对自身生命以及对地球资源的占有资格。在逻辑上，人类不是被分配而是以生命的名义天然地拥有地球的一切资源，具有神圣性的无须论证的道德公设，权利概念则由此而派生。这一公设是人类正义的逻辑前提，一旦放弃，社会伦理系统就将崩塌。然而，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资源的稀缺、人类欲望的冲突和诸多偶然性使上述资格呈现为不确定，从而使后天的社会性分配成为不可避免。分配的客体主要是资源，而分配的能力不能由冲突着的自然权利来行使，需要一种以单方面支配性为特征的中立性能力。这种特殊的社会能力由社会成员对资源占有与处分资格的转让形成，它意味着在某种范围和程度上，社会成员不再由自己行使能力，而期待一个受托的公共人格，由此，公共权威产生了。因此，从公共权力的起源上来看，权力是为权利服务的，权力也必然以权利为行为边际，这也预设了个人的第一性，国家的第二性。
以上正是西方政治哲学所一直遵循的自由主义的大传统的逻辑，是西方社会作为现代化的先行者在发展过程中确立的一套价值理念和政治原则。按照约翰·格雷的观点，自由主义传统中各种变体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关于人与社会的确定概念具有独特的现代性”[1] (第2页)。具体来讲，格雷把自由主义的特征归纳为四点：它是个人主义的，主张个人对于任何社会集体之要求的道德优先性；它是平等主义的，赋予所有人以同等的道德地位，否认人们之间在道德价值上的差异与法律秩序或政治秩序的相关性；它是普遍主义的，肯定人类种属的道德统一性；它具有自我完善性，因为它认为所有社会制度与政治安排都是可以纠正和改善的。
按照自由主义的正统历史观，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思想与实践被视为自由主义的最早渊源，自由主义不过是对至少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的自由思想和唯信仰主义(antinomianism)的现代表达。[2] (第17页)根据《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The Blackwell Encyclopaedia of Political Science)“政治义务”条目的作者的意见，现代(16世纪以后)政治哲学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政治义务问题为核心的。该问题包括三个主要方面：我对谁负有政治义务；义务的范围；政治权威的起源。[3] (第413页)应该说，作为近代民族国家时期政治哲学主要代表的社会契约论正是围绕上述问题而展开的。如果说政治义务是社会契约论作为一种政治论证方式的论域和主题，那么自然权力则是这种论证的价值预设和前提。
被迈克尔·奥克肖特称为“意志的和人为的学说”[4] 的社会契约论作为自由主义的中心内容于17世纪第一次被系统阐述。托马斯·霍布斯被人所熟知的是他在《利维坦》中得出的结论：为了建立一个持久和平基础之上的人类社会，有必要在单一主权的控制下设置“一个绝对的和独裁的立法权”。[5] 但就《利维坦》一书所具有的跨时代意义而言，主要的并不是结论，而是论证的过程。在该书中，霍布斯奠定了今后几百年自由主义的思想原则：存在一个根本的自然权利和一个同样根本的法则，这一权利就是自由权，每个人都有使用自己的权利和按自己的意愿保卫自己本性的自由，法则就是每一个人只要有获得和平的希望时，就要力求和平，在不能平和时就可利用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全自己。在历史上第一次，人类的思想冲破古希腊的伟大传统和中世纪神学的迷雾，把视角转向了人类本身。
由于霍布斯非自由主义的结论，[1] (第18页)洛克被称为近代自由主义的第一人，正是在《政府论》下篇中，自由主义的核心要素才第一次具体化为一种连贯的智识传统。在该书中，洛克将当时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实践的特征和辉格党人的历史学传统理论化并包含在其“公民社会”概念中。在这个自由人的社会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们结合在一起没有共同的目标却能相互尊重他人的权利。随着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自由主义发展到了它的极盛时期。自由主义作为当时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具有的一般特点是：在政治领域，强调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反对财产公有，主张限制政府的权力，实行分权原则，反对对思想、言论、出版的控制，认为社会的目的是为了个人，国家应该为个人服务，而不是个人的利益服从国家的利益。在经济领域，主张给个人和企业以最大限度的自由信任，反对政府干涉私人经济活动，提倡“最小政府”，认为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在社会文化领域，主张宗教宽容，信仰自由，对各种思想流派的发展也持容忍态度。肇始于霍布斯、洛克的社会契约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的带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传奇色彩，在经过欧洲大陆的补充修正后，形成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大传统。
从历史发展来看，社会契约论的中心内容虽然在古代和封建社会思想中已经显露端倪，但它的全盛时期是1650——1800年间，以霍布斯的《利维坦》肇端，而以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法权论”告终。[1] (第26页)使以契约论为核心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黯然失色的一种重要力量就是功利自由主义。对以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者来说，功利主义意味着强调趋乐避苦的价值观，认为个人的目的是谋求个人幸福的最大化，社会的目的则是谋求社会幸福总量的最大化，也就是说，“除了作为一种个人道德之外，功利主义还试图将用以指导个人道德的价值观应用于整个政治和社会领域，成为‘管理众人之事’的道德约束和终极目标”[6]。从理论宗旨上来说，功利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精神，为人的主体性的确立提供了世俗化合理化的前提和基础。正像霍布豪斯对密尔的评价“他独自一人将新老自由主义之间的空隙连接了起来”[7] (第265页)一样，功利自由主义也上承古典自由主义，下启新自由主义。
二、新自由主义：欧洲社会的黏合剂
古典自由主义一直是西方社会的主流政治思潮，但进入20世纪后，其所提倡的不加限制的自由竞争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古典自由主义开始衰落，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发生了分化，新老自由主义理论家开始为“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而争论，并由此形成“新自由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之分。
在功利自由主义之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两分就构成了自由主义发展的不同内容。以赛亚·柏林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两分法是新老自由主义的自我想象及其对政治哲学史的解释的两个基本前提。在其代表作《两种自由概念》中柏林指出，自由概念有两种传统，一种是“消极的”自由，指个人能够免于外在干涉而径自行动的范围；一种是“积极的”自由，指个人实现自主行动的能力和程度。[8] (第196-226页)斯宾诺莎和康德在为宽容和有限政府辩护时，都采用了自律(autonomy)或个人自决的积极自由观，这种观点在密尔的《论自由》中也有体现。[9] (第89-101页)比柏林的积极自由观点更进一步的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积极自由。这种积极自由观认为自由的首要意义就是拥有为了实现最优良的生活而采取行动的资源和机会，如果某些资源、能力或才能是有效地达成自我实现所必需的，那么拥有这些资源就必须被当作是自由本身的构成部分。[1] (第82页)
虽然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都强调“自由”的重要价值，但两者对自由的认定不同。古典自由主义主张“消极自由”论，认为只有自己意志导致的行为结果才能最有利于个人幸福。新自由主义反对消极自由，主张积极自由，认为个人自由只有在社会、在集体中才能获得，约束与自由并不矛盾，要使自由成为一种人人共享的积极能力，就要有普遍的约束。由对自由含义的不同界定，导致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对政府作用的分歧。古典自由主义认为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主张“守夜人国家”。新自由主义认为应该扩大政府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作用，建设积极的福利国家，因为国家是实现自由的工具，国家体现着人类的“共同之善”，而积极的自由就是一种善的行为，只有在国家中，个人才能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随着格林等学者提出了公共福利和国家干预理论，一种以提倡国家干预社会经济并承担一系列社会职能为特征的新的政治学说(新自由主义)就产生了。
福利国家作为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体现，是二战以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建立起来的一种实现全国范围内普遍社会保障的国家体制。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法，一种经济运行方式，福利国家最大的贡献是发挥了使社会一体化的作用，增强了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的凝聚力，使福利国家成为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稳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缓冲器与助推器。
任何一种成熟的社会制度的诞生都需要两种必备的条件，一是其所以能在社会上存在所需要的现实环境，即社会基础；二是其所以能成为现实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10] (第53-54页)当今欧洲的福利国家架构除了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糅合中间道路等现代理论外，还有其现实基础。近代以来人类文明出现了奇特的景观：一方面是几个世纪来科技与经济的辉煌凯旋，一方面是在相当大程度上资源的非理性配置，财富与尊严在不恰当的权力运作之下制造了不必要的苦难。如果将现代化理解为物质与人文两个维度的统一价值，而不仅仅是由产值标示的奇迹，人们就有理由为上述图景感到沮丧。竞争导致垄断资本的恶性膨胀，不仅使广大劳动人民失去了工作，而且也使中小资产阶级破产，早期的不受任何干涉和约束的经济上的自由竞争制度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灾难。工业竞争过程中的产业结构性调整带来了工人的结构性失业，且社会化大生产瓦解了原有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保障体系，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去规避这些风险。另外工业化大大增加了政府的税源，这使政府代表国家加强对社会的管理与控制成为可能。“没有工业化对民族国家的作用和民族国家对工业化的反作用，也就不会有福利国家的发展”。[11] 相对于美国，欧洲是在战后的废墟上重建的，重建的惨痛经历使他们认识到稳定与合作的必要性，政府主导的重建的成功也使人民对政府产生了依赖，对混乱不稳定的过去极其恐惧、敏感，而且与清教传统占主导的美国不同，经历过中世纪的欧洲更加看重宗教文化中含有的包容成分，这些都为美欧选择不同的政治思潮打下了基础。
二战后西欧国家社会民主党相继执政，这些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施政中，坚持五点原则，即政治自由主义、混合经济、福利国家、凯恩斯经济学、平等信念，[12] (第3页)其核心是构建福利国家。
自那以来，西欧在福利国家的平台上，实现了超越工业革命的再现代化。战后西欧的再现代化，在生产力要素结构和生产关系构成两方面有机互动地实现了社会化整合，实现了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化，社会发展后现代化。除了经济上的功能之外，福利国家另一大贡献就是把社会凝聚在一起，使紧张的社会矛盾转化为社会共识，增加了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西欧各国的高福利是通过高税收来实现的，各国政府通过对不同收入阶层实行有差别的税收政策特别是累进税减少了由所有权所产生的分配不合理，缩小了贫富差别，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维护了社会的稳定，福利国家已成为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稳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缓冲器。
由于欧盟各国主导政治思潮，政治文化的趋同，国家利益的趋近，使得建构共有观念或知识并进而塑造单一国际社会行为体的身份归属成为可能。这些规范不仅对行为体具有因果性作用，更具有构成性影响，即规范不但能够因果性地规定行为体的外在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构成性”地影响行为体的内在认同。加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欧洲一体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欧洲尤其是欧盟各国在国际问题上也开始用一个声音说话，新自由主义在欧盟的共同外交上也得到了体现，是把各国凝聚在一起的黏合剂。这样，欧洲在安全模式、人权观念、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等许多方面不可避免地与新保守主义主导的美国发生意见分歧甚至对抗。
三、新保守主义：从美国主导思潮的边缘到中心
在自由主义发展的同时，与之相对相成，另一种政治哲学思潮——保守主义也发展起来。保守主义变种既多，又随着不同的历史和地理背景而具有不同的含义，因此，保守主义要坚决捍卫的原则和目标比任何一个其他的意识形态观念都更为模糊。
西方自近代以来，其政治传统是自由主义，但保守主义也一直存在。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明确的政治态度、政治哲学和政治运动，首先形成于欧洲，是在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产生的。保守主义的奠基者是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他在《法国革命论》一书中，提出了保守主义的基本原则。伯克指出，自由与法律秩序、伦理原则、个人尊严之间有着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孤立地强调自由只会导致少数人的特权和自由的毁灭。伯克对历史和传统极端尊重，他认为历史代表了一个人人都可以把握的本质——即经验，而这种长期积淀的经验就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传统，政治权利正是通过时间本身的推移来得到保证的。历史，即我们长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作某种事情的习惯，本身就是一种理性。本质上，保守主义的着眼点在于相信人类的生存以紧张状态为特征，政治活动可以使之缓和，但不能使之完全消失。所以，明智的做法是采取一些混和措施来减少这种紧张，而不是以理性的名义去创立宏大的乌托邦。
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一直都是西方社会的主要政治思想，表面上看，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经常发生冲突，似乎是完全相反的两大意识形态，但表面上的矛盾掩盖了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保守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保守自由的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的一种修正，一种限制，因为对传统与秩序的保守有可能是为了获致自由，而对自由的捍卫也往往要采取保守的形式。
当然，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还是不同的“主义”，不同的思想流派。保守主义不接受纯粹的个人主义对与历史传统无关的绝对抽象的、先验的个人权利的看法，更是反对将权利和经验及传统区分开来，它同样不同意功利主义把“社会幸福”当作检验各项制度与政策的最高尺度。
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思潮，保守主义必将影响到欧洲之外，因为欧美政治文化的同源，保守主义自然地从欧洲大陆传到了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种新型的保守主义开始登上美国政治的舞台并日益强劲，到80年代取得美国政治思潮的领导地位，这就是新保守主义。
从罗斯福“新政”到20世纪60年代，可以说美国的主流政治思潮一直是新自由主义。20世纪60年代，从肯尼迪到约翰逊，美国的自由主义政策走向高峰，同时它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这一时代的年轻人蔑视传统和权威，放纵情欲，积极参与“反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另外，二战后大量移民涌入美国，带来了不同于基督教传统的价值观。加之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加重政府的负担，造成效率的降低，国力的衰退，在与苏联的全球争霸中处于守势。所有这些都表明，新自由主义已经走进了困境。
对待这场自由主义的危机，自由主义阵营分裂了。一些人把“伟大社会”计划的失败归咎于政府投入的不足，甚至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提出怀疑。这些人支持、鼓动甚至亲自参与60年代的社会政治运动，后来成了所谓的“新左派”。与新左派相反，另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从不同的方向来反思自由主义，他们坚定维护美国的民主制度，坚决反对新左派的攻击，把社会动荡看作是对民主及自由的威胁。这一派人后来就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
与历史上的保守主义主要代表“圣经地带”的南方白人、中西部乡民和小镇居民不同，新保守主义代表受过高等教育的大都市中产阶级，且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犹太人或有犹太血统的人。首先被冠以“新保守主义”的是一批学者，他们控制着美国许多著名的期刊和杂志，比如欧文·克里斯托尔1985年创立的《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欧文的儿子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创办的《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另外还有《评论》(Commentary)、《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和《世界事务》(World Affairs)等。此外，一些思想库的成员及学界名人，如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罗伯特·卡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罗伯特·塔克尔，哈佛大学的亨廷顿等也被认为是新保守主义的成员。这些新保守主义者还控制或影响了许多企业资助的政策研究中心，如经济文化研究所、曼哈顿研究所、战略与国际研究所、传统基金会等，其中影响最大是企业研究所(A. F. I. )。这些人和机构不仅为新保守主义提供理论指导，在政治实践中对里根和小布什的竞选运动，尤其对他们执政后的决策也起到重要作用。
从知识源头上看，新保守主义者的世界观是人性的不完善、清教徒式的“选民”和“弃民”思想的组合物，同时带有很深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烙印，在承袭了欧洲的伦理思想的同时，更打上了鲜明的美国传统文化的烙印，认为自由优先于平等，免于政府的干预要比为民众提供福利重要得多。普遍认为，新保守主义的智识先行者之一就是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他在《自然法和历史》一书中，怀疑人的理性，强调传统的重要性。他认为，理性是软弱无力的。支配着国家的是意志，不是理性，而意志则是非理性的。人越相信理性，就愈走向虚无主义。他还认为，“当代抛弃了天赋权利〔即自然法〕导致了虚无主义。”最后，他告诫人们要注意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怀疑论所产生的后果。他认为，传统应在政治生活中起主要作用。[13]
新保守主义正是从施特劳斯哲学中得出，古希腊实行的民主代表了最高形式的文明，西方自由社会是人类所设想的最好的社会，为了使世界更美好，也为了世界对美国更安全，美国必须努力使整个世界民主化。而且，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与斯特劳斯的内在联系不仅体现在后者是前者的哲学基础，而且前者在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上也带着深深的斯特劳斯主义烙印。
另外，战后年代美国思想界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所有保守的历史分析都排斥了乐观主义的历史观；都一致认为，极权主义是现代自由主义的继承者或自由派失败的产物；都强调两个关键的转折点，即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都同意19世纪(所谓自由主义的世纪)萌始着20世纪的愚蠢行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许多保守的史学思想团体认为历史主要是知识(思想)的历史。几乎所有对西方世界衰落的论述，都不太注意“物质的”或“社会的”力量，而把思想说成是决定性的因素。思想曾产生了后果，“邪恶的思想”就会产生“邪恶的行为”。现代邪恶的东西产生的根源乃是思想的错误。[14] (第20页)新保守主义者决心要拯救西方世界的旧传统，企图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探索西方文明衰落的渊源。这些都为新保守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是新自由主义由产生、发展到全面支配美国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再走向衰落，最终陷入“滞胀”困境的年代。从80年代开始，认同民主党的选民开始减少，这导致了里根竞选成功，“新保守主义”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美国政府的执政理念。在新保守主义指导下，里根政府经济上奉行自由主义，实行供应学派政策，降低利率，削减福利；外交上增加国防预算，以实力为后盾与苏联抗衡。从结果来看，新保守主义的第一次实施取得了成功：经济在低通胀率下长达75个月(1982年10月-1988年12月)持续增长；外交上在与苏联争霸中取得有利态势，加强了其世界影响。
随着小布什2000年的上台，新保守主义迎来了新的春天，美国政府的政策也体现了强烈的新保守主义色彩。
四、家庭内部的争吵：美欧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发展
(一)美欧在国内政策上的不同
取得执政权后，小布什的口号之一就是“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在社会政治方面，政府首先号召人们要虔诚信奉新教，强调宗教、伦理道德在规范人们之间关系，正确引导个人生活方面的重要性，强调这才是获得同情心的根本。这种“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背后的逻辑思路是把新保守主义对人性的体察和对宗教的认同引申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由此出发，他们认为贫穷的根源在于个人内在的道德，而不是社会的和经济的，认为几十年来的福利制度严重侵蚀了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使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腐败，个人因此产生对政府的依赖性而缺少自立性。实行救济的主要手段是培训受救济者以工作技能而非物质帮助，否则将导致恶性循环，使被救济者因产生依赖性而懒惰。同时要使人们认识到，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而上帝的作用是无限的，宗教团体和其他社会团体应多介入社会事务，担负帮助、引导他人的责任。在教育改革上，在第一夫人劳拉的领导下实行“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计划，要求学校努力提高教学水平，政府将只把资金集中花在那些成功的学校上。
在经济上，小布什政府主张改革福利制度、医疗制度，减少税收，强调公民个人对自己负更大的责任，主张把钱还给纳税人，取消对自由企业的监管，实行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认为新自由主义强调消费的政策是“罪恶的”，强大经济的基础是生产而非消费。另外，即使是对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来说，在市场上也应该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
与美国对照，欧洲的对内政策显示了很强的新自由主义福利国家色彩。一方面，在大量通过国有企业生产产品和提供劳务，并使国家在社会再分配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运用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手段来重新调节收入分配等领域，欧洲国家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美国。另一方面，在社会职能上，欧洲国家力求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通过立法来保护劳动权利，规范作为“社会伙伴”的工会和雇主协会关于工资、福利待遇和其他劳动条件的“劳资协议”，以在分配领域保障职工的权益，教育上通过免费教育为所有人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奠定基础。
欧洲新自由主义的对内政策虽避免了美国贫富差距过大、政治分裂明显的恶果，但重视公平难免影响效率。近年来，福利国家模式正面临危机：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国际竞争力有所下降和官僚主义严重等问题，促使人们开始反思社会福利国家日趋暴露的弊端，探索它未来的发展前景。
(二)美欧在对外政策上的不同
大西洋两边所共同享有的价值观、自由观、民主观一直以来就是西方社会稳定、繁荣的基石，但小布什上台后，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分歧不仅表现在内政上，更表现在美欧双方对国际事务的不同处理上。
另外，冷战的结束对双方关系也带来很大影响。对美国来说，西欧国家由于丧失了曾经拥有的两大集团的对抗前沿地位因而战略地位已大大下降，而新近主权独立的中东欧国家成为了美国全球战略中越来越主要的棋子。这方面最极端的就是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2003年初“新老欧洲”的评论。[15]
对欧洲来说，冷战结束后，安全已不是其最关注的问题，以前在面对共同敌人时的同仇敌忾被美欧双方主导政治思潮的分歧所取代。欧盟凝聚力和自主意识日益增强，开始提出对“欧洲”而不是对“自由的西方”的利益诉求，重点转向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开始在国际上用“一个声音说话”，欧盟更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前南斯拉夫地区种族冲突特别是科索沃战争中吸取了教训——它必须拥有“清扫欧洲后院”的独立军事能力。这些必然与单边主义的美国中心的小布什外交政策发生碰撞，比如，美国单方面退出1972年与苏联签订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拒绝欧盟花极大努力促成的、旨在控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等，而2001年“9·
(三)美欧关系的未来
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巨大差异必然能从分别以其为主导思潮的欧盟和美国的内外政策上体现出来，加之冷战后尤其是“9·
依据建构主义的观点，身份变化和结构变化是一个互动的建构过程。一方面，结构具有定义行为体身份和利益的功能，结构变化意味着共有观念的转变；一方面，当行为体重新定义其身份和利益时，结构就会发生改变，“结构变化是附着于身份变化的”。[17] (第423-424页)如果说目前美欧之间出现了认同危机和集体身份的丧失，那么美欧各自利己身份的重新定位必将带来大西洋关系的结构重组。而未来的美欧关系的构架应是竞争、互补和合作并存的一种状态，由冷战时的特殊关系转变为“竞争性伙伴”的正常关系。比如，在分歧最严重的国际安全秩序方面，双方已达成共识，将逐步把北约从一个军事联盟改组为一个兼有政治协调和军事干预职能的国际安全组织，而欧盟将发展有限的军事行动能力，以参加欧洲地区或北约决定不参加的国际维和和人道干预活动。[18] (第59页)也就是说美欧未来的安全防务关系将建立在平等和相互补充的基础上，目的是建立一个既承认欧盟相对独立防务能力，又与美国领导的北约相互补充的新型“跨大西洋联盟”。
（原载《长江论坛》2007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