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这个概念引起关注，既因为它是中国两千多年来治理国家和理解自己的关键，也因为对天下作为中国世界秩序模式的讨论在21世纪正再次流行起来。《天下体系》在中国的畅销是因为它赶上了一波有意以中国方式解决世界问题的兴趣浪潮，特别是对如何用传统的天下概念将看似矛盾的民族主义和普世主义话语结合起来的兴趣。
赵汀阳辩称，无序世界是一个概念问题，因此要形成一个有序世界就必须创造新的世界理念，以此引向一种新的世界结构。由于感到西方的概念（特别是那些来自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概念）令我们陷入困境，赵汀阳大胆提出，只有中国的“天下”概念才能正确地确立世界秩序。天下被认为是一种合法的世界秩序，截然不同于近代西方的帝国主义，它是用以解决世界问题的分析性和制度性框架。
天下具有三重意义上的含义。首先，它是作为地理意义上的世界，但是天下不仅仅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从真正“无外”的全球视角看待世界问题和世界秩序的方式。它要求我们从世界视角去思考世界，而不是从次级的国家或个人视角来思考世界。其次，天下概念强调“无外”，强调化敌为友，主张吸引他人而非征服他人。最后，天下是一种最大的秩序，作为世界制度的结构，它本身具备根本的合法性。西方人根据“个体、共同体和民族国家”这三个层次来组织政治生活，中国政治思想则以“天下、国家和家庭”这三个层次来看待政治生活。赵汀阳辩称，为了要理解世界，我们需要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无立场的思考。天下体系是对世界之病开出的一个自上而下的处方。
《天下体系》是一部雄心与暧昧并存的作品。中国学者指出，他的论点是基于对中国思想中的一些关键内容的不精确解读，这些内容如经更细致的考察则并不支持他的天下观。不过赵汀阳很清楚自己无意加入关于古代典籍的真实含义的一般性哲学争论，他的目标是为了探索中国思想解决当代问题的理论可能性从而“超越历史的限制”。
然而在他所讨论的关于天下体系的政治伦理中，却同样存在着对于西方观念的大量误解。第一，他将一个“道德”的中国与一个“不道德”的西方对立起来，认为“不道德”的西方所具有的个人主义思想体系以及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需要加以超越。因此，尽管他激烈批评西方思想使用绝对的二元概念，他自己却仍然在使用同样的分析框架。第二，他提出，用民主来代表世界利益不具合法性。理由在于，民主基于个人愿望，而个人愿望会被选举和调查所操纵。而且，民主虽然适用于国内政治，但不适用于世界范围。人民的公意需要有精英人物通过审时度势来测定。因此，判断人民所想的标准不是“自由”而是“秩序”。人民需要被包含在一个由精英指导的等级结构中。第三，赵汀阳提倡“皈依”而非“征服”。然而天下体系旨在化敌为友的等级文化关系遵循的仍然是另一种帝国暴力征服逻辑：化归。他所批评的每个帝国体系（选自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美利坚帝国（选自都有自己用以感召统治政权的乌托邦理想：罗马治下的和平、文明的使命、白人的重担、自由世界等等。因此，《天下体系》中所讨论的所有“西方”帝国同样可以辩称，它们是对世界最好的利他主义哲学事业的展示，这一事业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赵汀阳的“中华治下的和平”是否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呢？
尽管在20世纪初，帝制中国的等级世界体系被看做是一个麻烦，但现在有许多中国学者把它当做世界病症的解决之道。随着中华文化地位的上升，许多人感觉到爱国的中国人不仅有责任将中国的价值观、语言和文化推广到亚洲，而且还要推广到世界。因此，天下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试探性的工具，以理解中国精英如何看待世界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如此，则天下观的力量和影响并不必然来自于其论据，而是来自于它在公共知识分子、国家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关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上应扮演什么角色这一论辩的位置。
并非每个人都同意赵汀阳所提出的天下体系，实际上，中国国内的相关话题讨论、相关文章和国家政策都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与其见解不同，就此而言，他的观点影响力有限。但是根据规范的权力逻辑，他的观点具有间接影响，因为他已经能够设立议程，既而生成强有力的话语，框定人们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考。赵汀阳使用我们熟悉的词汇做到了这一点：对一般受众，他谈的是“为天下而牺牲”；对国际关系自由主义学者，他谈的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他讨论中国如何才能够拥有不同于西方的“世界观”；而对于中国的政治精英，他的观点则与中国的“和谐世界”外交政策产生共鸣。事实上，赵汀阳对上述每组人士的关键词汇都有不同理解，但他使用熟悉的语言使自己立于这些核心话语网络的中心，使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成为主流观点。通过这种方式，天下体系就成为中国所主张的规范性软实力的组成部分，这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
徐进/译
（选自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