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划时代的哲学创造，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大多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马克思哲学的同义语。不过，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最本质意义的诠释是纷然杂呈的。在其出类拔萃的思想相互竞争的历史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曾被阐发为“经济决定论”、“生产之镜”、“灵知主义”乃至“行动的神秘主义”。对我们来说，加诸马克思哲学身上的种种称号也许隐微地、甚或明显地与文本事实相关，却没有任何标识足以洞见马克思哲学的本质，这些给予人的标识，好听点说是含糊不清甚至晦涩费解，难听点说是没有直达事实本身。
事实足以表明，无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作何解释，人们实际上碰到了无法内在一致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之间关系的困难，人们甚至怀疑可否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统一的理论来谈论。这不过是说，在如下一些问题的理解上人们陷入了困境，这些问题可以用正反两个方面的方式提出。即在经济必然性范围内，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价值关怀，在“历史乃是一个有意义的进程”这个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依然保持着的基本信念范围内，如何理解马克思不是驳斥而是将其转换成一个更加以科学为导向的时代命题。在社会历史的客观进程范畴下，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如何理解人将首次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就马克思在人类自由史上的地位来说，如何理解马克思前期和后期著述存在着从“运用政治术语来谈论社会问题”到“运用经济术语解释政治”的转变？①在政治上，历史唯物主义将保证视经济的持续发展为政治的一项功能，如何理解这一发展并没有导致马克思让自由屈从于必然性？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内，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社会批判理论真正超越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里所谓“政治”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经济）？在根据必然性来思考资本主义没落的问题上，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没落不能被当作类似自然法则，只要时机一到，自己便会崩溃？在历史的永恒这一悖论形式中，如何理解资本存在的历史性与资本主义发展之普遍的文化意义？马克思从生产力或生产方式的辩证起源中生发出全部革命理论，如何理解它是使人类最美好的希望转化为现实的公理？这一公理是否如同后马克思思潮所认为的那样更像是理论性的？如此等等。
当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摆明上述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以及所包含着的理论原则显然还有待作出新的分析。它们之所以需要一个新的分析，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得更深刻了。以前，人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历史科学”，马克思除了使哲学向“历史科学”转型以外别无其他。可是，只要“历史科学”被人们局限于现代性历史观念的框架内来理解，那么，就可能遮暗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得到纠正：诸多马克思的评论者，如詹姆逊、阿伦特与所有那些已经重新发现重建政治哲学重要性甚至必要性的人们的观点，已经可以试图论证，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的独特问题自行遮蔽起来。这意味着他们大都就是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危机处境，必然与马克思政治哲学信誉问题相瓜葛，从而需要将老问题转换成新的提问方式。这同时也意味着近一个世纪，尤其近几十年来，西方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立场”或“政治趣味”的范围内，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挑战。如果从思想史上看，这些挑战的性质则可厘定在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范围内，以及在这一范围内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地位问题。在此，我们获得的结论是：马克思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一种“政治哲学”。
二
我们感觉到，那种“一种政治哲学的可能，需要绕过马克思”的看法理所当然地只是基于一个比较，即立足于柏拉图主义传统中的政治哲学跟马克思历史科学之间进行比较。在这一比较的范围之内，这种认识仍然是对的；但若马克思关系到“现代性”呢？也就是说，当我们把现代性危机及其解决的基本意涵充分地考虑在内时，它就站不住脚了，需要进一步澄明。我们不能以为，马克思“历史科学”的要义仅仅是局限于所谓历史领域规律的解释问题，实际上，问题的重要之处根本就不在这里。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是正确地把握了历史原则的“普遍科学”。如果人们不否认这一点，那么马克思哲学的独特性本身，恰恰存在于它与柏拉图—黑格尔形而上学看起来似乎是“同一”部分里的争执，在那里，才潜藏着马克思哲学与他们的哲学“本质上”的差别。这就很容易解释马克思被委身于“柏拉图式的政治理论家”的行列的诸多原因，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绝非偶然。因为，凡是在马克思名义下提到的独特性，归根到底被那些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引向这一立场的人归属于柏拉图主义内部的“种”的差异。但是，那样的话，马克思以什么名义来反对形而上学呢？
问题的关键是：柏拉图式的马克思政治哲学解释的语境源自何处？我们应该如何辨析这种语境中隐藏着的东西？让我们做一番探寻。
综观20世纪的政治哲学史，柏拉图式的马克思政治哲学解释源自何处的问题，其实首先就是：人们如何来看待马克思对历史的普遍规律性解释的政治哲学含义问题，亦即被发现的历史规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指导社会的变革的问题。20世纪政治哲学史默认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反应通常是柏拉图式的，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建立了可靠的社会变革的“规律”，它是对客观的、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现实的人类历史之规定。从各个方面说来，人们都认为，作为对历史的客观规定是通过一种概念王国等级制来实现的。马克思如同黑格尔那样，发展出了一套观念的哲学。从思想形式上讲，它把世界分裂为两极：其中所展示的历史唯物主义被一分为二，一部分是以论证客观历史规律为诉求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另一部分是以关于创造一个好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马克思就是从这两种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中得出结论，并且从一开始就避免把结论建立在现状如何或现状曾经如何的基础上，而使结论奠基于现实应该如何之上，这就是资本主义必将在历史过程中灭亡的信念。基于这个信念，在关于创造一个好社会的哲学中，马克思对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或实在与理念的差距不满。这一点就本身而言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根据社会理想批判社会现实。令马克思的反对者不解的是马克思的态度中的第二个方面：马克思相信，社会形态之所以不佳，可以归因于这个世界内在的拙劣结构——普遍的私有制。这个方面之所以不易为马克思的反对者所理解，因为他们认为，既定的社会存在秩序（无论从哪里去寻找它的起源）同样可以被看作为本来是好的。马克思之所以不愿意这么看，是因为他相信既定的存在秩序应该改造成为令人满意的完美秩序，目的论和价值论这两种成分，一起被内在化在他的世界历史观里面了。②换句话说，马克思对至善状态的陈述，总是植根于一种对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综合性解释。因此，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根源里，就如本雅明、罗蒂等人所冥想的：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计划是一分为二，一个是哲学计划，另一个是政治计划。我们看到，从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漫画式的评价之意义中，马克思的反对者可能会大致描绘出它的理论的结构特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中，生产力、经济基础、社会存在、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等概念为一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等概念为另一方，构成了客观／主观两极对立的概念等级王国。其中，前一方在价值上、逻辑上统治着后一方，占据支配地位。按照这样的看法，我们不能不相信，这看起来就是无可争辩的柏拉图式的哲学翻版！
不过，我们可以确认，这个思想形式必定作为对马克思历史科学所批判的曲解而存在——因为它必定意味着去复原被马克思历史科学所批判的形而上学，且这种复原越完美（如孪生子），我们就越不能分辨出它们之间的差异——但却清楚地证明，如果以往那种概念等级原则让马克思开创出了历史科学，且开掘出政治思考的证明性观念词汇，那么，我们如今要找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渊源不就得通过柏拉图主义找到柏拉图身上去吗？在指出这一点之后，可以试想，那些“意识形态”论说的最近的反对者，如卡尔·波普尔、迈克尔·奥克肖特以及其他政治哲学家，声称现代性的危机表现为：所有关于事物较好与较坏的政治思考本身，已经终结在变成解释人类行为或社会变革的“规律”的那种知识之中时，③他们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当他们遭遇真正的哲学问题时，例如，当他们感觉到由解释人类行为或社会变革的“规律”提供的知识不比任何其他的解释规律更能够证明某种“正确”或“不正确”的政治论说的时候，当他们曲意把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结构性特征比附成“柏拉图—黑格尔式”的时候，我们显而易见地看到了一种只有适合孔德的实证主义和适合于柏拉图主义，尤其适合于回忆说的情形，被挪用来阐释马克思历史科学。④因而，它所需要的只可能是把马克思历史科学指派给那些现成的概念、学说和符号，或者说，把历史唯物主义误解为用抽象的概念规定社会历史对象，看成这样一个观念，即人类有天赋的才能去找到增进物质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充分理由。尽管马克思有关要“颠倒辩证法”的隐喻可能有利于这种误解，但是如果我们以这种误解为真，那就犯了特大的错误。可是，对于马克思的反对者，这并不犯难。他们从僵化的历史唯物主义那里得到一把方便的钥匙，可以从物质生产出发观察历史，打入意识形态疑阵，毫不留情地给予揭露批判。事实上，人们谈论着20世纪假借马克思之名的“革命理论”，它只不过是在资本原则的范围内为克服“社会的故障”而炮制的“制度变迁”的权宜之计。举例来说，罗蒂所谓的“成为比马克思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最好的方式”，简单地说，就是要我们改变谈话方式，亦即要我们放弃对世界历史变迁的深层原因的理论探求，放弃推翻资本主义和祛除文化商品化，放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直至放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术语。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谈论饥饿、工资和解雇，谈论学校中存在的差别和每个师生获得医疗保健的渠道，如此等等。罗蒂以为，这种谈话方式的转变，意味着“保持真实的左派政治”，意味着“在谈论真实政治时满足于具体和平凡”，而且，现在不再有世界历史的浪漫主义幻想，左派政治学才是有价值的。⑤我们应该承认，罗蒂确实抓住了柏拉图—黑格尔的大写的思辨历史观的缺陷，但从其他方面看，它看似把握住了现实，却是马克思所说的被“现实抽象”力量所统治的哲学表达，在神秘的形式上，它恰似黑格尔的辩证法。这种具有辩证法的“神秘”形式的“革命理论”，其政治后果早已经清楚：它已经得到“消费主义”及其相应的生活方式的支持，而社会科学（包括“道德科学”、“历史科学”、“价值科学”和“政治科学”等等）正陷入把美国甚至当代西方社会的特征当作整个人类社会主要特征的危险。据说，马克思哲学危机的表现便存在于这样一宗事实中：把历史“局限在物质的范畴内，就只剩下消费的问题”。⑥而消费主义的反政治性，恰在于它对集体价值的冷漠。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意义上的马克思哲学是历史原因造成的，那么，毫不奇怪，马克思历史科学必然是以某种科学知识的方式和名义，搁置了对错问题或者好社会问题的解答，马克思何以还有可能深入到历史的本质呢？
在这里，我们要告诫：对马克思而言，对社会的科学理解的主要方法是历史的理解方法。然而，在领悟此点之前，我们必须赋予马克思的历史理解方法以效力。因为，今天的问题是，历史的理解方法，在抽象的经验论那里，事实上，已经被作为通过经验观察给予客体的描述方法。或者说，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它仅仅局限在事实或对事实之细节的判断上；在思辨哲学那里，则沦落为“想像的主体的想像的活动”。它们都无法赋予价值判断以效力。如果考虑到理解历史的任务在于改变世界这一实践要求，马克思绝不认为这两种历史的理解能够描绘出“能动的生活过程”。问题依然在于，唯有“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才为“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科学准备了空间，才为终止“意识空话”提供了道路，并“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⑦如果说“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那么“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了。⑧在这之后，马克思的理论伙伴恩格斯不厌其烦地强调，马克思历史观已经结束了历史领域中的哲学。换句话说，在形而上学传统的秘密揭穿之后，一种对所有历史时代均有效的哲学就变得不可能了。现在，虚有其名的终极真理终结了。终极真理的终结意味着，与终极真理一道的政治哲学所要求的普遍有效的价值评价方式终结了。
然而，以我的看法，如果只有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才需要哲学的拥抱，那么，马克思在那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又是什么身份呢？为什么马克思的时代与黑格尔的时代相比不太需要哲学？马克思又是在什么意义上拒绝建构哲学理论？马克思是不是把哲学包容在科学的名义之下了呢？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尽管不可避免地产生很多疑问，但在一点上存在广泛的共识：马克思拒绝把任何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规律强加给我们，但我们不可能摆脱哲学，只因为我们必须进行哲学思考方能做出对哲学的判断。因而，无论如何，“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真理，“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⑨因而，对马克思来说，一个学说包含越多“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那它就越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承认马克思的学说仍然是一种“哲学”（哲学意味着对真理的追求），尽管他没有承认自己是个哲学家。从表面上看，马克思哲学因为承认价值判断与知性范畴是历史可变的，因而至多只是断言了现实的物质生产条件决定了人们的生活的观点。不过，这个观点本身是属于哲学的。而如何去解答什么是最好社会的标准这一政治哲学问题，当然与马克思哲学有关系，虽然这个前提也许会给非现成的马克思哲学强加上一个僵化的框架。然而，要给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被资本主义异化了的无产阶级普遍而外在的生存关系一个批判基础的话，马克思的批判首先是以哲学方式公开宣布放弃哲学，其次是按照实践的方式改造世界，从而改造哲学化的心灵或自我意识。
三
在解读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诉求及其历史基础问题时，我们会看到，马克思把获得美好的生活和健全的社会知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等范畴，不仅对我们理解社会现实作出了贡献，而且也为确立“正确的生活方式”发挥了效力。在这个意义上，可靠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常常更多地被用来表示为分析或验证“正确”的政治思考之奠基的社会秩序和准则等含义。但不幸的是，在现代党派性语境中，对所谓“历史规律”或“历史的客观性”所作的政治哲学说明，实际上被错认为一种信仰的哲学表达。
众所周知，20世纪政治哲学有一个重要的来源——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社会理论。对于韦伯来讲，判断（终极）价值的正确性，是个信仰问题。他说，社会科学家不能够判断他们的考察是否构建了一项与真有关的理性事业。这种看法是针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因为，在我们看来，韦伯的论旨只能放在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知识社会学是党派性的问题意识和关系中来把握。如果这种说法没错的话，马克思政治哲学于是就滋长了另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而且它还有助于激发政治的宗教行动。在我们看来，这些想像出来的观念，根源于人们无力决定什么与马克思政治哲学有关，什么与马克思政治哲学无关。
只要审视一下20世纪所提出的诸种政治和社会思潮，便可以看到，忽视马克思，只能有坏的政治哲学。事实上，正如迈尔所言，现在只存在着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且事实上也不存在除这两种思想之外的由其他思想支持的有活力的政治体制。但是，任何一个群体相信什么和做什么，与该群体将什么看成对错的问题以及对它的理解和辩护方式有关。自由民主政治可以说是将主人／奴隶辩证关系永恒化。它以私有制度的不可改变为固有的解释框架，使少数人享有真正的自由。在多数自由主义学说那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被看作是建立和维持一个良序社会的必要前提。马克思否认了这一个人主义乌托邦，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抽象的个人自由只是作为“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抽象的个人自由的终极保证只能是作为绝对精神的上帝。现在，除非明了人的社会本质，才可有效地确立正确的生活方式。我们看出，今天的自由主义只是反映了中产阶级的知性生活的理想。它伴随着这样的观点，即富有的人或富有的国家在道德上优于穷人或贫穷的国家。而共产主义将坚决撼动少数人（富人、特权者）与多数人（穷人、弱势者）阶级对抗的社会排序。目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虽然还没有在更广大的地带居于优势地位，但是它的解释力反而比其他政治原则更强势。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为了对共产主义这个“幽灵”进行围剿，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都联合起来了。⑩这个事实除了证明共产主义的真理之外，还证明共产主义的敌人别无选择。当然，共产主义是不可征服的，这绝不意味着只是对于一个采取革命的无产阶级立场的人来说，对于阶级斗争结局的主观意愿之无可怀疑，并先知般地宣告自己的胜利。我们可以说，如果这种立场的选择绝非只是让意志的野马任意践踏历史的界限，就必须由历史来判决。在这个意义上，有人会说，如果共产主义及其理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永远胜券在握，那么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看起来就得与神学结盟了。在西方知识界，很多人看到神学同历史唯物主义一样，以不同的方式给予从压迫与苦难中获得拯救的基本愿望以实践的指导。这里，我想举一个与此相关的例子，用来说明在已经发生了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历史唯物主义如何才能具有揭示社会历史现实的功能。20世纪20、30年代，深受乌托邦思想影响的本雅明认为，对共产主义的肯定，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拥有比马克思主义者所设想的正统阐释更大的解释力。本雅明的历史唯物主义要尝试建立一种实践的理论。对于本雅明来说，这就意味着把他思想中的神学维度调换成历史唯物主义术语。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赢得”历史性比赛胜利的必要条件。虽然本雅明对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回归，超越哲学而回归神学的判断是成问题的，但是他确实很正确地看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历史唯物主义“将要获胜”须重新改写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统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仍然有待大量的哲学思考。
四
就此而言，本文的目的是，为重新思考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向度提供一些哲学分析。除了上述看法之外，我还应再简略地说明，为什么选择政治哲学向度作为一个反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问题。简单地说，它是在一个特定背景下写成的。这个背景就是二战后的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和国内马克思哲学当代性讨论的语境——其研究路径多局限于：或与海德格尔等当代哲学家的对话，或专注于文本解读，或被置放进从斯密、李嘉图到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方法论的发展线索之中。在这个背景中，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几乎没有给政治哲学向度留有空间，马克思的终极目的论的整个始末也被删除，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被转变为历史社会学。甚至就连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理论也被看成是当今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对于这个背景来说，没有何种“政治制度”更偏好这类问题，因为，什么是美好、应然的生活方式，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它并非哲学家（如海德格尔）来解答的问题。如果我们非常极端地看待这些论断，那么，一个充分的反驳就形成。佩里·安德森提出一个论点，他为这个论点所做的论证是有真正根据的。他认为，“自上向下看的历史”，其重要性不亚于“自下向上看的历史”：“实际上，没有前者，后者最终只是片面的历史（即使是较重要的一面）”。今天，当“自下向上看历史”已经被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者谈得烂熟，而且在过去的理解中产生了重大成果，仍有必要重新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提升到政治层面。(11)换句话说，历史唯物主义固然要强调生产条件决定人的生活的具体特征，后者作为“上层建筑”建立在更实在的物质条件基础上，然而，当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时，他们的强调不能成为一种纯粹的修辞学矫饰或姿态。关注人生活的问题、存在的价值问题、人的美好、应然的生活形式问题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因此，建立于物质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也存在是好是坏的问题。在这一情形中，我们不得不承认，从传统上讲，历史唯物主义曾经被作为试图借助改变哲学来实现哲学的理论规划工程，这实际上可以理解为用政治的方式处理哲学问题的向度。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