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为标志，政治哲学研究在西方全面复兴。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在许多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同传统政治哲学相比，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变，在于从宏观政治哲学向微观政治哲学的范式转变。
所谓宏观政治是指国家制度的安排，国家权力的运作等宏观的、中心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而所谓微观政治是指内在于所有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层面的弥散化的、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在现代性的视域中，宏观政治主要表现为理性化的权力运作和制度安排，而微观政治既包括不同形式的知识权力，也包含自发的文化权力。
按上述区分，传统政治哲学，以及传统史学、社会学等，都以宏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为主导。它们主要以国家权力的运作、政治制度的安排，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正义、平等、自由、民主、法治、权威、权利、义务等基本政治概念为对象，而忽略社会生活其他层面的边缘化的权力结构和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微观控制机制，或者将这些微观权力视为被宏观权力决定的、微不足道的附属物。当代政治哲学中，虽然关于宏观权力的思考依旧是研究的主题，但是，我们看到了一种强有力的发展趋势。首先，福柯、德勒兹等人的后现代微观政治学开始了对微观政治现象和微观权力结构的自觉关注。其次，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强调的建立在各种政治因素连接基础上的领导权和多元的新社会运动，他们提出的社会主义策略显而易见属于围绕着领导权而展开的微观政治斗争。再次，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的总体史学理论和长时段理论，以及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生活史学派等，还有20世纪西方哲学界的生活世界理论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等等，都在方法论上自觉不自觉地揭示出微观政治的重要性。
对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宏观政治哲学和微观政治哲学的区分是相对的。提出微观政治哲学并非要彻底否定或完全取代宏观政治哲学的研究主题，而是要明确指出传统宏观政治哲学由于忽略了微观政治权力结构而存在的重大局限性。集中到一点，可以说，宏观政治哲学致力于对中心化的宏观权力的宏观的、普遍化的思考和理性建构，它由于否认或忽略了多元差异的、分散化的微观权力同宏观权力之间的多元互动机制，而把理性权力和宏观政治建构为历史的普遍的、决定性的力量。这种意义上的宏观政治哲学成为现代性危机的集中的理论表征。
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微观政治哲学范式的意义，充分认识微观政治现象或微观权力结构在人类社会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形成微观视域与宏观视域相结合的政治哲学形态。
首先应当对微观政治或微观权力在人类社会运行中的作用方式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应当说，在不同文明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微观权力的形态和作用都有很大的差异。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微观权力主要表现为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各种控制机制。这些控制机制既表现为政治权力，也表现为文化权力。随着人类社会的理性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在现代社会中，除了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日常生活权力之外，又产生了其他各种类型的微观权力结构，其中最为重要的体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宏观的、中心化的理性权力机制向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所有层面的渗透所形成的微观控制机制；二是随着公共领域的扩大、非政府组织的增加、新社会运动的兴起而产生的各种边缘化的微观权力结构。微观权力的基本作用有：其一，与宏观权力同构的微观权力；其二，阻碍宏观权力机制更新的微观权力；其三，反抗宏观政治霸权的微观权力。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简要概括微观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几个主要特征和理论要点。
首先，微观政治哲学通过拆除宏观政治和宏观权力的核心地位来解构各种普遍化的宏大叙事，把政治放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多元形态中加以考察和把握，形成多视角多维度的社会历史理论。
其次，微观政治哲学在政治现象和政治事物的视野，充分重视各种边缘的、微观的、多形态的、多元差异的政治权力的地位和作用，形成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政治理解模式。
再次，微观政治哲学通过各种微观权力机制的分析而深入到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由此凸显出政治和文化的关联，因此，微观政治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
建立微观视域同宏观视域相结合的社会历史理论，对于我们根据变化了的历史条件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对于坚持用马克思的方法论指导我们的理论创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当承认，每一时代的社会历史状况对于理论研究提出的任务都是不同的，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宏观尺度上人类社会变革和革命的问题，在他那里，尚不存在微观政治哲学的思考。但是，马克思毕生强调的具体化的方法论是我们的微观政治哲学得以确立的重要的理论依据。众所周知，马克思对思辨哲学范式的体系化特征深恶痛绝，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把“现实的生活生产”当做历史的基础，反对脱离日常生活的历史观。因此，即使在研究宏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现象时，马克思也明确反对那种从几条普遍的原理和观点出发，满足于思辨的逻辑推演的抽象化研究方法。例如，马克思在论述人的实践时，总是把它作为具体的、感性的活动，并揭示它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具体内涵；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时，其用意并非为人下一个定义，而是要表明，对人的认识必须涉及人的社会关系和生活世界的所有方面；马克思在揭示现代社会运动时，并非抽象地推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理，而是深入到劳动、价值、生产、交换、流通、工资、资本、地租、利润、价格、供给、需求、市场等社会经济运动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论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时强调，“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
因此，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地平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范式。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理性的危机而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生活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机制日益多元差异，非中心化的微观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构日益发展凸显的时代，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领地，显然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发展。进而，坚持以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方法论指导我们的微观政治哲学研究，还具有另一方面的意义。迄今为止，西方许多思想理论流派在微观政治学、微观政治哲学方法做了理论的和具体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但是，这些流派往往由于强调微观政治的意义而忽略甚至否认宏观政治的价值，具有片面性和极端性的特征。显然，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方法论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建立微观视域同宏观视域相结合的社会历史理论。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