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冲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不过与此同时应当看到的是，由社会冲突理论所积极引发的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深入思考，最终不仅改变了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政治发展进程，甚至可以说也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的政治发展进程，因此从根本上说它又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具有极其深刻现实影响力的政治哲学思想。当然，尽管重视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的作用无疑是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紧密相联的，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将构建和谐社会思想更加全面地纳入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框架内加以解读，而且从整体上说本文恰是力求实现这种解读的一种尝试。
一、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及其发展
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曾经精辟地写道：马克思精心构造他的关于革命性的阶级冲突和社会变迁的模式时，向人们描绘了一副有关社会组织的画面，这至今还影响着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大部分。[1]由此可见，马克思围绕着阶级、阶级冲突和斗争，以及社会结构变革等展开的社会冲突理论已对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在乔纳森·特纳看来，现代社会理论受惠于马克思理论的一些命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社会系统中短缺资源的分配越不平等，系统中的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利益冲突就越大。（2）被统治者越是意识到他们自己真正的共同利益，他们就越有可能对现存的短缺资源分配模式的合理性产生怀疑。（3）社会系统中的被统治者越是意识到他们自身的共同利益，他们对短缺资源分配之合理性怀疑越大，他们就越有可能加入到公开反对统治者的斗争中去。（4）一个社会系统中被统治者群体成员的意识形态统一性程度越高，他们自己的政治领导机构又比较发达，这个社会中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就越有可能两极分化。（5）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越是两极分化，他们之间的冲突便越激烈。（6）此种冲突越是激烈，社会系统的结构变迁程度和短缺资源的再分配程度也越大。[2]
乔纳森·特纳较为全面地概括了马克思社会冲突理论的一些命题，这些命题也是现代西方社会理论不断加以引用的。但必须指出的是，乔纳森·特纳是从社会系统的短缺资源的分配开始的，在马克思那里，这种分配首先是生产资料的分配。也就是说，考察社会冲突的起点，应当是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占有还是失去的关系），因为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总是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而且受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制约。分配关系的不平等归根到底是由生产过程中人们的生产关系的不平等引起的，社会阶级的冲突与斗争最终原因在于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冲突。“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3]
很显然，马克思关于社会冲突作用的认识是具有思想突破性的，它使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以及社会革命等等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且也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之上，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最终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式创立了社会冲突论。当然，更进一步说，这一极富创造性的理论后来又经美国社会学家科塞的发展与完善，成为了现代分析学派冲突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956年科塞发表《社会冲突的功能》，具体而充分地探讨了冲突对整个社会发挥的功能，使冲突理论成为了社会学的一大重要流派。科塞的观点可以归纳为四个主要命题：
第一，社会冲突有正功能。在科塞看来，社会冲突不仅仅是起分裂作用的消极因素，它还能够增强特定社会关系或群体的适应能力，在群体或人际关系中承担一些决定性功能，当然也不否认它会导致特定社会结构的解体。群体之间的差别是通过冲突来形成的，冲突表现为社会的互动。显然，上述认识与毛泽东“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此之前的一些观点，如帕森斯把冲突看成“破坏性的、分裂性的、反功能的、是病态，等同于越轨行为、需要治疗的疾病”；伦德堡将冲突看成是“功能失调现象”；华尔纳强调“冲突的绝对消极含义”；累文的“关心如何避免冲突，而不是解决冲突”等等，强调的都是保存现有结构，在现有结构的框架内审视问题。
第二，冲突可以通过安全阀加以释放，特别是僵化社会更加需要这一点。科塞指出，积累起来的敌意和进攻性情绪不仅可以向敌意的原初对象发泄，也可以向替代目标发泄，因而替代目标就成为社会的安全阀。科塞还举出了狂欢节的决斗等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第三，对冲突的宽容和制度化，是社会系统重要的稳定机制。科塞认为，在对冲突不能制度化的社会结构里没有冲突或对冲突不能容忍，容易导致机能失调。社会冲突的广泛存在是社会分工、社会分层、利益分化的必然结果。分化产生了利益表达的需求，如果利益诉求的渠道不畅通，社会管理没有相应的变化和制度上的安排，就会使利益表达升级为利益冲突，利益冲突从忍受发展到反抗。僵化的社会体制如果不能容忍社会冲突，只会使社会敌意加以积累，甚至导致社会分裂。
第四，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社会结构对于社会稳定来说很重要。在科塞看来，“社会冲突是否有利于内部适应，取决于是在什么样的问题上发生冲突，以及冲突发生的社会结构。”[4]如果冲突针对的是社会关系赖以存在的基本价值观或根本利益，那么这种冲突是危害社会稳定的；如果冲突针对的并非此类基本价值观或根本利益，那么这种冲突往往可以发挥积极功能。如果社会结构是僵化的、压制冲突的，而社会成员又以全部的方式参与社会关系，那么冲突往往是激烈的，往往会形成一个断裂带，危及社会结构；如果社会结构是开放的，社会成员是部分参与社会关系的，那么冲突往往是非破坏性的，不涉及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大量的冲突是相互交叉进行的，从而阻止了社会沿一个轴心发生根本性断裂。[5]
从有关冲突本质认识的角度来看，科塞的思想较之过去无疑是更加深入的。它不仅是对马克思思想的重大继承与发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马克思社会冲突理论的深刻性与深远性。尽管社会冲突毫无疑问是与破坏性紧密相联的，但是，从科塞的分析中我们却可以充分地看到，社会冲突不仅有正功能，而且还具有在一定程度上稳定社会的作用。
不过应当看到的是，马克思之所以提出社会冲突理论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马克思无视社会和谐的意义，而是在于，面对着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冲突与弊端，马克思并没有以消极的态度加以对待，而是积极主张这些冲突与弊端的存在是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未来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社会冲突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而且从根本上说也成为了其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冲突与弊端所提出来的一种更为积极与主动的政治行动方案。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主要兴起于社会学领域，但最终成就其思想伟业的却是政治哲学。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框架内的构建和谐社会思想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经了一个由革命的哲学向建设的哲学的转变过程，[6]所以，对于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哲学，我们在当今同样也应该看到这种重大转变过程的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它用以社会冲突理论作为思想基础的阶级斗争观点深入分析了社会政治生活，实现了政治哲学史上的重大变革，帮助无产阶级牢固树立了创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国家的理想与信心。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来说，当它努力实现由革命性转向建设性时，其中一个关键环节就在于必须尽力做到以正确而科学的态度对待构建和谐社会思想，这主要是因为，与革命性的理论以破坏社会旧有秩序为宗旨有着极大区别的是，建设性的理论必须以建立与巩固社会和谐作为其思想的主要出发点与落脚点。
总体说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框架出发，对于构建和谐社会重要思想的重要意义，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加以深入解读：
第一，促使人们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框架内重新思考和谐与冲突之间的内在关系。
原来过于突出地强调社会冲突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造成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体系中对于和谐作用的理解实际上呈现出弱化的趋势，甚至可以说和谐的作用已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忽略。当代法国著名政治哲学家雷蒙·阿隆曾经明确指出：“马克思的社会学是阶级斗争的社会学。它有几个基本论点：现时的社会是一个对抗性的社会，阶级是全部历史悲剧，特别是资本主义历史悲剧的主角。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它将导致革命，将标志着史前时期的结束和非对抗性社会的到来。”[7]在这段论述中，和谐作用在马克思那里受到弱化得到了一目了然的呈现。但是应当看到的是，伴随着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明确提出，和谐与冲突之间的内在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框架内得到全新的诠释，却成为了一种可能。过去，我们总是在社会冲突的前提下去承认社会和谐的意义，但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已经提出的情况下，我们的思想却可以有一个大的转向，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以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作为主旋律的情况下，去强调社会冲突的重要性，而不是相反。因为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才能得到稳步而健康的发展。否则，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成果往往会因社会冲突的频繁出现与肆意破坏，而付之东流。
第二，促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传统的以阶级斗争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思维习惯。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主要是围绕着阶级斗争而展开的，而且这也是它与其他政治哲学有着本质区别的主要表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那里，阶级斗争不仅被视为分析社会现象的重要前提，而且也被视为分析政治现象的重要前提。当然，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作为出发点去深入地解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重要意义时，我们首先必须认真关注的就应是它所引发的与阶级斗争相关的政治导向的重大转变。[8]
从本质上说，由于与阶级斗争存在着难以割裂的内在联系，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想实现由革命性向建设性转变的关键，就在于积极地冲破传统的阶级斗争思想对人们的政治观念的束缚，让人们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心态去正确、认真地对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紧紧围绕阶级斗争而展开的政治观念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新世界，但是，我们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却需要拥有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观念，因为和谐是立国之本。马克思曾经明确提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9]从这段论述中，我们既看到了马克思对于和谐社会的具体设想，即“真正的共同体”，同时也看到了他对于构建和谐社会重要性的强调，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每个个人才能真正在联合中获得自己的自由。
列宁指出：“必须尽可能经常地根据新的政治事变来检验以前通过的策略决议。这种检验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必要的——从理论上来说，是为了通过事实、通过经验来证实已经通过的决议是否正确和正确的程度如何，决议通过以后发生的政治事变要求我们对决议做哪些修改；从实践上来说，是为了真正学会贯彻这些决议，学会把它们看做应立即直接运用到实际中去的指示。”[10]很显然，列宁的这段话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是具有指导意义的。阶级斗争的政治观念引导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在今天，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们则必须努力调整我们以往的政治观念而向构建和谐社会方向上发展，因为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建设才能真正在可持续的、科学的发展道路上越走越好。
第三，促使人们将构建和谐社会明确定位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的应有内容。
无论从社会学角度还是政治哲学角度来看，和谐与冲突这对矛盾的难以调解性都是一种客观性的存在，这主要是因为围绕着和谐或冲突所展开的主题会是截然不同的：围绕着冲突所展开的主题是斗争、革命、质变、飞跃等等；围绕着和谐所展开的主题是妥协、改良、量变、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等。但是，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实际上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中增添了构建和谐社会这个新的建设维度，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将构建和谐社会确定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的应有内容。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革命是解放生产力与推动生产力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尽管和谐并不具有解放生产力的意义，但它却具有推动生产力的意义，并且也是社会的既有生产力能够得到维持与存续的重要保证。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第四，促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内含的共识、和谐与一体化思想完成了由潜在到外化的飞跃。
马克思对未来和谐社会的设想，就是我们今天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重要的认识基础。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我们不仅应该从中读出阶级斗争、人与人相互冲突等思想内容，而且也应读出对于共识、和谐和一体化的深刻认识。确切地说，构建和谐社会重要思想在当今的积极推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某种重大发展，同时也恰是我们实现更加全面地理解与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契机。就事实而言，尽管共识、和谐与一体化等思想已是包含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以强调冲突与斗争而著称的，因而这些思想内容实际上又是受到遮蔽的。所以，当构建和谐社会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被明确提出时，即使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也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方面，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内含的共识、和谐与一体化思想经历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反复推敲之后最终完成了由潜在到外化的飞跃；另一方面，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已在不断的发展中走向了全面。由此可见，尽管我们可以明确地将构建和谐社会思想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已有本质内容的外化，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坦言，它堪称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做出巨大贡献的伟大思想，因为它深刻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展史上首次以正面的态度与提法大力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性思想的积极问世。
（原载《哲学动态》，2008年第1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