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森斯对动机的研究在他转向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时变化很大，③但这不仅仅只是在变更对个体期望履行社会责任的解释，或许更在于他在分析社会冲突的行为特征时受象征主义的影响更大了。审视社会内在规范的功能领域，帕森斯必定指明了社会一体化的价值和规范来自于社会成员能够多方面地得到承认，他们之所以有责任或义务的内在动机，那是因为他们期望能够获得社会的承认，这是种相互尊重的行为规范。为此，帕森斯草就了这个艰难的计划，他原先只是将功能范畴区分为不同的价值模型，现在则理解为多元承认的分层体系；我印象中他的好多文章都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因为他热衷于研究的就是现代经济和法律体系，以及有稳定的相互承认关系的家庭体系。据我所知，帕森斯的理论是处于从韦伯经涂尔干返回黑格尔的非正统环节，当然他也希望能够像《法哲学原理》的作者那样，将现代社会秩序视为劳动分工的功能模型，进而将之理解为道德一体化的承认范畴。
值得关注的是，帕森斯通过对社会冲突的更彻底反思修正了此前他对现代社会的过于理想化的理解。从他1949年发表的关于马克思阶级斗争的文章④可以发现，他已经直觉到社会冲突会随着社会成员对承认需求的增长而日益严重化，冲突就来源于社会内的所有成员都期望得到多元化的尊重和承认；而社会的评价标准经常遭遇各方的怀疑和抵制，道德反抗与社会冲突就是要反对与其评价不符的社会规范，因为有些人因此遭受到了歧视，他们就必定要为争取到对自身有利的社会规范而抗争。帕森斯澄清了个体追求接纳其多元角色的动因，而抗争也成了其行动规范的特有部分。但可以肯定的是，帕森斯并未认识到为承认而斗争的具体原因；尽管如此，他对社会现实的诸多思考却是明确地指向社会内在的行动机制，因为社会成员所执着追求的就是更理想和更正义的承认规范。
如果认识清楚了帕森斯的这部分理论，就不会认为它是黑格尔承认理论的社会学版本。因为社会学意义上的承认概念规定社会成员都具备完成社会责任的动机，都能遵守相应的行为规范，也都能获得相应的社会尊重，因此在相应的社会功能范畴之内都能在已有的社会评价标准之下满意地履行各自的职责。而事实上在不同的社会功能之间反而会产生社会冲突，因为有些人会认为他们的贡献被某个社会规范所歧视，或者觉得他们根本就没有得到尊重的机会；而由此产生的“道德的反抗”，帕森斯认为其失望情绪会摧毁建立在承认基础之上的行为结构。社会冲突就是这种反抗的后果，黑格尔称之为“为承认而斗争”。
因此，我想根据这个“承认”概念总结出当代社会冲突的几个特征。摆在我面前的这幅图像是帕森斯在对当时高度发达的西方工业社会的描绘时所留下的，他认为规范冲突会产生于不同结构的交界部分，因为尊重受到创伤而产生的大量失望情绪会在其他结构中取得平衡(一)。接下来我将以这个规范冲突为背景以突出某些社会潮流，它们在20世纪最后30年里已经潜移默化地消解着已有的规则；承认规范的具体化与它同时代的去价值化和去符号化共同增长，以至于大部分人无法看清这种建立在规范之上的社会尊重形式是怎样形成的(二)。而我想将这种清晰呈现出来的后果称之为社会冲突的“野蛮化”，因为在行为准则中还没有令人满意和公正的规范，所以你很难想象出人会没有承认的欲求这种反常情况(三)。因而，这个“野蛮化”称谓显然是恰当地说明了在当代混乱的社会状况下亟须找到抗争的新形式。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帕森斯是如何分析他那“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规范的，在此我将他后来的研究也包含进来，以便从更宏观的视角对其做出概括；他的文章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够洞察出为争取社会承认所进行的斗争的潜在的冲突机制，而这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他所认可的当代社会的规范结构包括经济、议会民主、法律和家庭，其功能就在于满足社会成员对承认的期望，它们要体现普世价值，要用规范的方式让社会成员看到承认的具体形式。以上四个部分能够被理想地一体化，并用象征的方式将个体责任与社会认可关联起来。因此对帕森斯来说，通过制度秩序三方面相互承认而实现的社会整合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第一，个体角色遵从与社会承认之间建立起来的可理解的联系，必须建立在从普遍价值中引出的规范基础之上；第二，这种联系必须在普遍的承认媒介中被不断地建立起来；第三，相应的媒介能够在明显可以认识的、普遍化的象征中表达出来。而以上三个部分则构成了帕森斯分析社会冲突的要件。
帕森斯在他对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分析中，非常肯定地将现代法律阐述为极其完美的承认领域。现代法律是通过相互冲突的社会斗争来实现其道德的普世性，它涉及国家的实证性法律体系的具体群体，使得受到歧视的群体能从中得到平衡，因此这个体系中的相互尊重具有合法性，这显著地标志着主体权利得到了确认。⑤就此而言，现代法律体系具备相对有活力的相互关联的构架，主体能根据这个基本规范的普世性而被接纳进来，前提是他要学会尊重人的自由和平等原则；相互尊重的规范首先就是要平等，但它不能通过贬低社会等级的方式来实现，因为这样会引起社会的冲突与紧张，就会拒绝包容或者产生往往被我们忽视的歧视行为。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作为当代社会的第二个构架，情况则有所不同，帕森斯试图将它阐述为多元承认的合法秩序。经济构架的功能就在于可规范操作的社会承认，但它与法律构架的不同不仅在于内在的承认媒介，而且也在于根据个体能力的高低而产生的尊重的多寡，而这两个区别在帕森斯看来是易于在这个构架中走向冲突和紧张的。
帕森斯首先通过其构造规范的普遍化与区分化来塑造经济体系，通过该规范也发展了现代法律体系。⑥资本主义经济的市场中介体系总体上是通过给每个人带来与其相称的承认而具有激励作用的，承认的高低取决于个体在劳动分工中的贡献的多寡；业绩原则是帕森斯继平等原则之后所提的现代社会的第二个承认规范，它让每个首先是男性主体的成年人觉得有义务据其所能去完成社会分工。⑦不断细化的职业身份现在也要求普遍适用的规范原则，该原则要尽可能地抽象化和普遍化，以便所有的而非某个职业群体能够据此做出评价，每个人就能够劳有所得。帕森斯认为，在经济体系中按照等级支付酬金而保障对每个人的尊重，主要是通过收入高低来确定一定的地位归属。因而在这里，酬金就是个人获得公共承认的象征性手段，它能在现代法律构架中被接纳为“主体权利”。⑧
帕森斯的交互作用理论有更强的现实性，他并不否认在承认领域存在永久的冲突和紧张。他区分了在不同群体间产生潜在冲突的不同情况，只有每个人都享有均等的受教育权利，在经济体系中才能建立起充分有效的业绩原则，进而让每个人都能不拘一格地发挥自己的才干；但帕森斯认为对战后的教育改革过于乐观了，这种基本平等太不切实际，因为他看到在教育中是有阶层划分的，来自底层的孩子向来就遭受歧视与打击。⑨对他而言，这种出生的不平等是市场的业绩原则所主导的承认体系的重大障碍。帕森斯也同样怀疑“公正的竞争体系”的可能性。⑩随着职业分工的细化和个体就业范围的萎缩，使得他对建立“客观的”业绩原则的评判标准越发渺茫，该标准能准确地评定每个人并给予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承认；因而帕森斯认识到了经济体系中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它的平衡只是种表象，而实际上起作用的是人的因素。(11)总之，帕森斯做了经验上的推断，在经济承认领域，根据出生的不平等，以及根据业绩原则所获酬金的不稳定，社会冲突将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不会停止；这里有充分的理由鼓励不同的社会群体去讨论如何建立恰当的承认规范。
但帕森斯仍不相信，根据这些对经济体系的片面观察就能恰当地描绘出潜在的冲突；或许还有其他的社会体系，因为从平衡效用出发是能够找到由业绩竞争所产生的不稳定根源的。尽管这似乎引起了对现代平等的法律体系的平衡效用的思考，但帕森斯最终将他富有张力的分析集中在了现代家庭的承认领域：对这个社会团结最后的避难所进行效用评估就会发现，在经济体系中一再地遭受创伤的尊严要通过其他的承认形式来补偿。
那些从旧时代经过结构变迁过渡到当今工业资本主义的小家庭，对于帕森斯来说，也具有其稳定的多元承认规范；与法律—经济体系同样的是，这里的成员关系也要规范地调节，它要求在完成功能任务之后也能够回馈其以尊严。但与经济行为体系根据业绩原则对个体的贡献分等级评价不同，现代家庭首先是以严格的对称性去接受这种相互关系的：所有成员相互间都肩负着同等的“关照”，(12)只要他们规范地各司其职，这也预示着家庭内的分工职能。另一方面，法律体系中居主导的自然是平等规范，而家庭关系与之区别就在于随着威权与财产的结构不均而产生的承认信条：男人只能根据他在家庭之外的谋生本领来取得相应的收入，因此以前居于核心的稳固的尊重面临着更大的压力。这个以对称性的尊重为基础的承认机制的微观物理学更易倾向威权，帕森斯总算是点到要害，他澄清了家庭在经济体系中耻辱般地失去尊严后所需要的平衡。
帕森斯认为，男人在家庭里作为父亲的角色起到了非常强大的社会建构作用，就如同我们年轻时雅各·拉康(Jacques Lacan)所说的那般。这两位理论家间惊奇的相似是很好理解的，假如注意到他们都认为“父亲”并非是某种角色，而是社会一体化任务的象征性承载者。帕森斯这位相对高产的社会学家表明，父亲在家庭里的规范行为有如此多普遍的主体间可理解的社会含义，以至于能言及某种更普遍的象征物的构建：就如同现代法律体系的“主体权利”和资本主义经济业绩竞争的“酬金”，“父亲”同样体现了家庭的承认关系的超越个体可见的一体化规范。(13)父亲作为家长以如下方式来形成其具体的象征身份，他利用他的收入在孩子们中树立起了与其他社会组织等值的威权：孩子们在接受父亲这个特殊角色的同时，也逐步地接受经济体系的业绩规范和文明社会必需的平等规范，以至于家庭社会化的目的就是使之成为知晓规则的社会成员。
我们可以设想，那些具有平衡功能的家庭如同帕森斯所描述的那样，其含义就在于，父亲履行其象征角色的前提是其家庭内的其他成员给他的承认：父亲在职业和社会上所取得的成功给家庭带来了幸福，他就会从他孩子与妻子那得到比在家庭之外所能获得的更多得多的承认。(14)因此对帕森斯而言，甚至可以这样说，在工业资本主义里杜绝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几乎完全依赖于父亲这个象征符号的富有成效的制度化：只要男性成为一家之主，他们就有在家庭内行使该象征符号的机会，也将通过在此获得的承认来弥补在职业竞争中不可避免的歧视所引起的对尊重的缺失。现代法治国家的物质上的经济补偿，以及福利社会的人身保险都不能防止在经济体系中日益泛滥的社会冲突；其实帕森斯相信那种出于道德的愤慨可以通过职业男性在家庭内的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认同感来平息。这个平衡也是各种规范领域之间的和谐，与帕森斯时代的发达社会不同的是，它设定了社会承认的复杂的平衡体系的前提：简单地说，妇女们所能获得的社会尊重只能来自“与工作并无相关的”领域，即“美容、首饰和个人魅力”(15)这些穿衣打扮的东西，再有就是完成家务活，这样一来，那些在职业上受挫的男人们就能在规范的父亲符号中获得承认。这个没有很大的经验支撑的理论只能表明，帕森斯所勾勒的轮廓与21世纪初的社会承认机制还有很大的距离。
从今天的视角去看帕森斯所区分的承认范畴，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有很大改变。20世纪后三分之一时间内所进行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变革，逐渐地赋予法律、经济与家庭这三个分层体系各自以实际和规范的意义；那些50年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承认原则，现在则失去其社会公信力，只是有些时候还会被某些知识分子用来在媒体上娱乐大众。(16)帕森斯的研究表明了其一贯的立场，社会的发展并不会终止于某个阶段，社会的承认机制需要补偿其所遭受的创伤；他所面对的已不是在工业资本主义中由于业绩竞争而导致的阶层冲突，而是争取社会承认的崭新含义，与其相关的就是父亲的威权在家庭中的衰弱、女性在文明社会中遭受到的歧视以及对种族身份的接纳。(17)尤其是在家庭体系内，正如我们所见的那样，这种趋势尽管在帕森斯那里还是只言片语，可迄今为止依然存在；但这种认识还具有片面性，在这个宽广的变迁过程中，他没有预测到承认关系也有新的构架。我将概述他所谈到的那三个分层体系，然后探寻社会冲突的形式与内容有何变化。
(一)帕森斯注意到法律体系里的公民权有了总体上的变化，它让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权利并能参与到更多的领域中来；(18)现代社会里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这条路非常可行，它满足了他们受到承认的自由、分享与参与权的自尊，这种自尊包含在受国家保护的多元承认的个体自主意识里。但有两个或许并非与之相反、而且还是交织着的趋势没有包含在帕森斯这个相对乐观的预测中，它们变得越发隐秘，就是将平等的法律关系作为所有公民自尊的根源：对于文化精英为争取平等权所进行的信心满满的抗争，其公民权的积极的和强有力的意义已经持续式微，以至于它不再是多元尊重的象征，而是获取私人利益的工具。这种原本缓慢的变化近20年来变快了，尤其是在欧美，那些未受到国家充分保护的移民和避难者都在争取获得合法的接纳：当那些遭受排斥的人越清晰地认识到被社会所接纳会更幸福更安全时，他们就会越发地注意自身的不利处境并进行道德呼吁，因而那些一度被认为是承认源泉的东西越发明显地变成改变自身不利的受排斥者身份的纯粹工具。西方高度发达社会的法律体系所呈现出来的是连帕森斯都未曾预料的陌生图像：处于中心的是受法律很好地保护的大部分公民，但他们越来越少地觉得社会的包容是法律所要求的，而那些被排斥于社会之外的人则相反，他们越来越被忽视，不得不为得到合法的承认而抗争。当一些人还在持续地在法律体系之外去寻求自尊，而这些法律原本就应该给他们以最基本的社会承认形式时，另一些人则越来越怀疑自己已被某个圈子所接纳。
(二)帕森斯接下来分析的就是经济体系中的承认。劳动市场上的业务竞争有了结构调整，变得更能包容社会成员，职业身份的区分也在扩大，对资质的要求也在提高：根据他的观点，男性职业群体越来越需要接受更高的教育才能胜任这些工作。(19)但在此期间出现了许多与帕森斯估计的完全不同的反常现象，就是在经济行为中，个体还是有足够的空间与机会去获得自尊的。帕森斯不仅忽视了前面原本可以清晰认知到的信息，而且他没有看到随着角色的转变，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群体进入到劳动市场；他同样也没认识到在生产与服务行业，随着资本增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工作，而其准入条件是越来越低的。帕森斯所指出的几个趋势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应当将他所没有预料到的那些也补充进去，这样一来，经济体系里的多元承认的社会关系就会与他所预判的完全不同：那个争取职业认同和社会地位的有规范的业绩原则，已经转变为资本市场的短期效应原则，甚至发展为精神上的无知，社会劳动在对规范化与职业化的消除过程中，只需极少的准入资质，接着他们失去的就是受契约保护的可靠的收入来源，在经济低迷情况下，失业率还会持续攀升，以至于规范的业绩竞争渐渐地走下坡路了。但因这个趋势还未发展到将人们获得社会尊敬的职业期望逼入绝境，因而每个人也还能坦然迎接这日常的挑战，以便赢得自尊的机会；帕森斯认为职业上的成功是有意义的，而且不应该只是在经济领域内如此，更应扩大到其他的范围里去。
(三)帕森斯最后分析的是家庭体系中的承认，虽然有些预想变为现实，但由于时代条件所限，一些由于结构变迁所产生的变化并未被他所设想到。帕森斯预测认为过去几十年内家庭功能逐渐被情感角色所取代：家庭在经济与社会上的对外活动越多，就会越来越安心地把家庭成员的照料、教育和理财交给社会机构，因而他确信，家庭成员相互之间的情感需要就会越发地明显。(20)这种“纯粹的”多元的爱与关怀在帕森斯看来是理所当然的进步，而这首先体现在对儿童的保护上：由于对期望的压力变小了，就会形成协调的活动，每个人各自的需求都能得到关心，因而他们在家庭内就会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来对待。(21)但帕森斯并未对家庭“民主化”和教育做出准确的预测，情感的寄托也随着妇女对婚姻和家庭的理解而发生根本的改变：家庭主妇们已经把家务活交给了社会服务机构，这种解放让她们能够介入到劳动市场的最前沿，反而形成了某种崭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自主性，进而很好地参与符合自身性别特征的劳动分工。在帕森斯时代这个尚不明显的趋势，在此期间其势不可挡的转变也并未被完全忽视，随着传统家庭的劳动分工的消失，也一并改变了对传统自我的认知：这个紧密的、伦理支撑着的动机关联，50年前在性好感与婚姻、婚姻与同居、同居与生育之间就已经存在，而在此期间已被分解为好几个部分，因而现在只能谈的是“后现代”版本的家庭形式。(22)“家庭体系的去结构化”(Hartmut Tyrell)显然还没完成，帕森斯在其文章中甚至认为它还是社会的核心结构：父亲的象征功能并不取决于其特定的行为举止，而应当完成将社会的价值原则体现并贯彻于家庭内部的客观任务。即使一再强调应当对简单的社会化加以调节引导，但这种引导在今天已不再只从男性那、而越来越从女性那形成；但帕森斯也谈论过，家庭内的两性平衡关系会偏向有威权的一方，因而最终形成的只是原则上成立的平等对待的规范。考虑到家庭在职业劳动中所遭受的拒斥与病态的歧视，这种家庭内的权力转移所引起的后果不可忽视：男性作为父亲角色在家庭内部已经不能再获得更多的尊重，而这尊重原本就是对他们在职业劳动中不得不承受不公正对待而造成的承认缺失的补偿。帕森斯的分析也是以这个社会承认的缜密的平衡体系为基础的，但平衡还是被打破：男性已不再是“父亲”的象征，他们也因此无法获得更多的来自家庭之内的承认以弥补其在职业劳动中所遭遇的歧视。
今天这种结构化的承认体系与帕森斯所预料的完全不同。人们只能从更宏观的发展构架中才能看出这个新的状况，几乎可以认为，承认体系所承载的原则已经开始丧失它的意义：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将人群尽可能地分解为更多的部分，以便他们在经济与法律的体系内各就其位，如果偏离了其原先的位置，他们就会越来越被社会所抛弃，因为现有的原则已变得如此暗淡无光。但这幅粗略描绘的图像是完整的，如果能够做些补充，就是今天在家庭与经济体系之间所进行的承认转换模型已不再可能，这点帕森斯也已经指明：那些男性职业群体在职业竞争中所失去的承认越来越少能从家庭的承认剩余中获得补偿。最后，我所感兴趣的就是思考当代社会冲突状况的改变会引起怎样的后果；我想尝试着使用“野蛮化”这个概念来解释前面所关注的状况。
帕森斯更倾向于将社会冲突理解为仅仅是争论，它体现在公共场合对政治话题的辩论之中；或许这种争论能够反映出人们的道德倾向性，但由于它有这样那样的局限，因而几乎不可能找到现实抗争的具体途径。帕森斯认为社会冲突的产生是由于人们相信他们的公正合理的要求遭到了歧视或损害；一旦这种失望情绪超过了限度，并且能引起有同样遭遇的人的共鸣，那么他们就会联合起来，以增强自身要求的力量，或者对居主导的原则进行重新解释。尽管帕森斯说得没有这么明白，但他还是点出这种社会争论是种虽未能实现、但依然存在的“为承认而斗争”；从日常的人与人之间的磕磕碰碰到群体性的暴力事件，其中所暗含着的就是要建立公正有效的社会规范。这些社会冲突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出于经验上的道德愤怒，而不能恰当合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为承认而斗争通常也就表现为无休止的争论；并非每个诺言都能兑现，也并非每个承认都能争取到，但应当肯定存在着主体之间共同的行为规范。
帕森斯时代的为承认而斗争是通过不同领域间的区分与平衡而做到的；因为按照这种方式人们可以自如地行动，总会有相应圈子满足他的承认需求，因而他在社会上受到了充分的尊重，所以大规模的冲突也就不可能发生。可是，父亲的威权在家庭内部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合法性危机，而主体权利在法律之内也有被剥夺的危险；但这些内部的冲突不能跨越界限而演变为道德愤怒或公共冲突，因为公共的承认原则依然是每个人的最基本保障。从以上所知的情况出发，就可以深入思考：那些由失业、辍学与非法移民组成的底层社会，根本就无法得到法律保护或就业保障，而最糟糕的就是两者都无法兼顾；而那些日益增多的底层员工和单亲妈妈，虽然能获得那三个分层体系的承认，却极少能得到持久的尊重，因为业务上的繁忙导致其家庭关系日趋冷淡；因而只有越来越少的人能够充分地参与到法律、经济与家庭这三个分层体系之内，而没有一种承认是不需要经过社会而获得的，维护其承认的手段就是加强对其对手的反击。(23)但这个多元承认还没有引起深刻的变革，有越来越多的人不能从这个社会上获得尊严，而帕森斯的分析必定还是看到了，为承认而斗争已经僵化退缩在主体之内，社会群体由于社会的漠视已然没有了道德的愤怒，即使有愤怒，也只表现为冰冷无力的对拒绝的恐惧。而这些被压抑着的偶尔只是以公共形式表现出来的为争取尊严的抗争，究竟应当以什么样的承认形式被接受?
只要在历史上还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规范，那么争取在社会上的尊严就不会消失；但它失去了主体间相互理解的机会，而没有了可资利用的合法原则，因而不得不另谋出路。涂尔干所面对的社会状况就是公共的道德原则越来越不能给人们提供其多元承认的合法性，这种反常状态我们称之为社会病理学：那些被现有的承认体系所排斥的人，也意味着他们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让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尊严。来自底层社会的那种为承认而斗争在今天往往采取野蛮的方式以吸引公众的注意，进而补偿其已丧失的尊严：既然他们不被社会的规范所接纳，那么他们就只能用不规范的手段来迫使社会承认。如果为承认而斗争失去了其合法的象征意义，那么它所呈现的就会是一片社会乱象；今天有多少不可告人的对尊严的蔑视被媒体披露，而反动文化主导下的承认原则又是那样的极端和仇视社会，那些组成帮派团伙的青年人越来越借助暴力的手段以吸引社会的眼球。在某种情况下，这种为争取尊严的冲突也被错误地解读成为承认而斗争，但事实上它们缺少规范导向和道德根基；假如我们注意到帕森斯认为社会成员是需要引导着遵守其所信赖的承认形式，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必须弄清楚，当他们被规范的承认体系所排斥时，他们就必定要采取完全不同的手段来捍卫他们的尊严。
但不仅被排斥的社会阶层，其社会冲突的方式与帕森斯所分析的有很大区别；即使是或多或少被包含于今天已成立的承认范围之内的那些人，居主导的是某种野蛮化倾向，就是要将此前具有道德根基的争取尊严的斗争去除规范化。最近几十年来，新自由资本主义的鼓吹者们极力要更改法律与经济体系的含义，将其核心规范切割成一个个独立的竞争机会，从而失去其规范意义：主体权利正在失去与其相关的相互承认的意义，而变成某种防止自身地位遭受威胁的工具；权利的使用越来越少地是为了自由，而首先就在于利用合法的手段来满足人贪得无厌的本性。(24)业绩原则就是如此，它奠定了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尊严与地位的规范基础：以往市民阶层从道义上反抗不劳而获的贵族阶层，而工人运动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更好的酬劳和社会保障，近期的女权主义运动再次引起社会对家务劳动的关注，而这个以往还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承认原则现在则被如此重新解释，以至于它所尊重的不再是人的才能与实际贡献，而是短期的职业成就与收入的高低。(25)经济体系里的地位竞争，其道德意义所承载的基本底线已丧失殆尽，它不再是人们根据其劳动成就获取相应承认的社会担保，而是劳役底层社会的工具。对这个承认原则的语义变更意味着公民在使用权利时变得更加麻木，我们在此最好再比较下帕森斯所做的分析：在多元承认的良好机制里，每个人都有可能按照被普遍接受的规范获得相应的地位，但在今天的处境下要实现这种道德合法性已经不可能；现在所剩下的是人们只能利用非法的手段去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在今天的社会里会有这么多的不满情绪。
因此，我们应当注意到，社会冲突变得越来越野蛮，多元承认已经行不通了，其内在的对尊严的保护原则已经荡然无存；人们越来越被迫地使用妥协或非公开斗争的方式来获取生存的尊严，但这种仅存的主体间的承认也越来越少有人能够做到。因此，当今的社会冲突变得野蛮化了，其原因就在于为承认而斗争的道德根基在过去几十年内已经遭到严重摧毁，以至于这种斗争愈演愈烈地成为徒有其表的争论。
【注释】
①本文译自Verwilderungen des sozialen Konflikts.Anerkennungskmpfe zu Beginn des 21.Jahrhunderts.In:Axel Honneth/etc.(Hg.)Strukturwandel der Anerkennung.Paradoxien sozialer Integration in der Gegenwart,Frankfurt am Main:Campus 2013.
②帕森斯《经济行为的动机》，选自《社会理论文集》卢西特汉出版社1964年版，146页；同时参见帕森斯《社会阶层分析理论的动因》，选自《社会理论文集》卢西特汉出版社1964年版，184-185页。
③集中体现这个时期帕森斯转向弗洛伊德的动机概念，可以参考其1979年发表的《社会结构与人格》。
④参见帕森斯《当代社会理论中的社会阶层与阶层冲突》，选自《社会理论文集》，卢西特汉出版社1964年版，206-222页。
⑤参见帕森斯《当代社会系统》，优文塔出版社1972年版。
⑥参见帕森斯《当代社会系统》，优文塔出版社1972年版，100页及以下和124页及以下。
⑦参见帕森斯《经济行为的动机》，选自《社会理论文集》，卢西特汉出版社1964年版，144页及以下。
⑧关于酬金的作用，可以参见帕森斯《社会阶层分析理论的动因》，选自《社会理论文集》，卢西特汉出版社1964年版。
⑨参见帕森斯《当代社会系统》，优文塔出版社1972年版，120页及以下。
⑩参见帕森斯《当代社会理论中的社会阶层与阶层冲突》，选自《社会理论文集》，卢西特汉出版社1964年版，215页。
(11)参见帕森斯《当代社会理论中的社会阶层与阶层冲突》，选自《社会理论文集》，卢西特汉出版社1964年版，218页。
(12)参见帕森斯《社会阶层分析理论的动因》，选自《社会理论文集》，卢西特汉出版社1964年版，190页。
(13)参见帕森斯《父亲符号：一种心理分析与社会理论的评估》，选自《社会结构与人格》，法兰克福1979年版，46-72页。
(14)参见帕森斯《父亲符号：一种心理分析与社会理论的评估》，选自《社会结构与人格》，法兰克福1979年版，65页。
(15)参见帕森斯《社会阶层分析理论的动因》，选自《社会理论文集》，卢西特汉出版社1964年版，194页。
(16)翔实的记载可以参见波尔兹《家庭英雄》，芬克出版社2006年版。
(17)前两个趋势可以参见帕森斯《论性格与社会的相关性》，选自《社会结构与人格》，法兰克福1979年版，267页及以下；第三个趋势可以参见帕森斯《论西方工业社会结构中的攻击性根源与形式》，选自《社会理论文集》，卢西特汉出版社1964年版，248页及以下。
(18)参见帕森斯《当代社会系统》，优文塔出版社1972年版，118-119页。
(19)参见帕森斯《论性格与社会的相关性》，选自《社会结构与人格》，法兰克福1979年版，258-262页。
(20)参见帕森斯《论性格与社会的相关性》，选自《社会结构与人格》，法兰克福1979年版，267-273页。
(21)参见帕森斯《论性格与社会的相关性》，选自《社会结构与人格》，法兰克福1979年版，270-271页。
(22)参见吕舍尔、库尔特、弗朗茨与迈克尔编写的《“,后现代”家庭：过渡中的家庭策略与家庭政治》，康斯坦茨1990年版，对此我也尝试做过概览，参见霍耐特《家庭结构的变迁》，选自《分解：社会诊断的断面》，费舍尔出版社1994年版，90-99页。
(23)关于“胜者”“败者”与“旁观者”这三者的区分，参见奥菲《现代的“野蛮”：微型的自然状态?》，选自米勒与索夫纳编写的《现代性与野蛮性：二十世纪末的社会学诊断》，苏尔坎普出版社1996年版，258-289页。
(24)参见内克尔与德若各《工资与它的价格：市场社会中的业绩》，选自霍耐特编写的《从困倦中解放出来：当代资本主义的悖论》，坎普斯出版社2002年版，93-116页。
(25)参见津特《在威权化与规训化之间：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辩护》，选自霍耐特编写的《从困倦中解放出来：当代资本主义的悖论》，坎普斯出版社2002年版，117-139页。同时参见珈蓝德《控制的文化：当代的犯罪斗争与社会秩序》，坎普斯出版社2008年版，第七和第八章。
译者：翁少龙(1982—)
(原载《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