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学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过程中, 有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 即学界多年来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过程中似乎陷入了一种“批而不倒, 判而不死”的批判困境, 就如同“打地鼠”一般, 这种困境在于不论你怎么批判, 历史虚无主义总是会以各种新的形式显露出来, 给人一种“打不尽”的无力感。在主流学界对历史虚无主义批判了多年的前提下其为何还是层出不穷?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么?是我们用错了“批判的武器”?对此回答显然是否定的。那么, 可能的解释就是批判的效力或者说在批判的环节中出现了问题。历史虚无主义的成因是复杂多样的, 我们当然不会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 一劳永逸地解决历史虚无主义问题。但是, 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上述问题的理性思考。问题的根源或许是我们在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现实操作过程中, 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成为一个概念名词, 成为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某种标签。一言以蔽之就是没有真正发挥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效力。因此, 从这一角度而言, 进一步深化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批判仍有其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问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究竟该如何出场?其批判的现实路径又是什么?笔者认为,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 其精髓在于把历史人物和事件置于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加以考量, 唯有这样才能深入到事物本质的那一度。

一、“原子个人”与“现实的人”:价值中立的幻影

在目前学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中, 我们往往侧重于从历史虚无主义的具体表面形态加以批判, 并没有深入到历史虚无主义背后的人以及其背后所依存的社会生产关系那一度。历史虚无主义者并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原子个人”, 而是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个人”, 是处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中的人。只有看清楚这一点, 我们就不难理解历史虚无主义者为什么要走向历史的虚无。历史虚无主义者之所以披着学术研究的外衣, 以所谓科学的、中立的、客观的研究为幌子, 是因为其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他们自认为是一个孤立的“原子个人”。“原子个人”自然不受任何价值观念的束缚和左右, 每个人都是自主地、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问题的实际是现实社会中孤立的“原子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个人都是以社会形式而存在, 每个人都是“现实的个人”, 个人的言论绝非个人, 而是隐匿在社会生产关系矛盾背后的“阶级”或者说阶层。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0换言之, 就是他说的思想并非代表他个人, 而是代表一定的利益关系体, 在这一过程中他不是他, 他建构了虚无的历史, 但他本身也是被建构的, 他的思想也是被建构的。比如, 有的历史虚无主义者试图用现代化等所谓的“中性”概念来概括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 提出“告别革命”的历史叙事模式。不难理解, 如果把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描述成现代化的历史过程, 所谓的“侵华有功论”就会成为逻辑的必然。这一个结论很荒诞, 但是逻辑没有问题, 这是所谓“价值中立”立场分析的迷惑性所在。但问题就在于, “现代化”真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概念范畴吗?回答是否定的, 现代化本身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鲜明的价值立场, 它以反传统的面目出现, 在历史虚无主义者那里现代化不过是“西化”的代名词而已。恩格斯曾指出:“以往的全部历史, 除原始状态外, 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 一句话, 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2]739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具体地、历史地、辩证地看问题, 就是要把问题置身于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加以考察, 坚持阶级的分析方法。

历史虚无主义者倡导的所谓“价值中立”“超然的客观主义”只是虚幻的幻影, “历史学家不仅是重演过去的思想, 而且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之中重演它;因此在重演它时, 也就批判了它, 并形成了他自己对它的价值的判断”[3]303。历史研究者在对历史事实加以重演时, 他并不是心灵白板的空无状态, 而是“意识形态中之认识者”。所谓“意识形态中之认识者”是因为就认识主体而言, 其本身就是被意识形态所建构的。认识主体在认识历史客体的过程中, 总会以自己的“认识前结构”或“先入之见”对历史客体加以关照, 也正是在这一关照过程中价值因素实现了其自身或隐或现的“在场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你拒斥一种政治形态, 同时也意味着你倾向于另外的一种政治形态, 这中间根本不存在所谓中立的价值立场。历史虚无主义者反对阶级分析的方法, 以现代化的解释模式来描述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本身就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 那就是对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历史的否定, 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历史的否定。

二、价值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唯物史观的辩证统一

学术层面的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具有较大的迷惑性, 原因不仅仅在于其所宣称的价值中立的客观研究立场, 更在于其外在的形式合理性, 即披着逻辑严密的学术研究外衣, 基于真实的历史细节, 虚无了历史, 消解了历史。在此仅以某关于延安整风的论著为例来进行说明。按照历史学的解释观点, 从逻辑上该书似乎找到了一条解释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线索, 即其所预设的权力斗争史。在作者笔下, 毛泽东被描述成了一个醉心权力的政治功利主义者, 毛泽东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被“虚无”成勾心斗角的权力斗争史。正如有学者所言:“该书在写作中严格遵守学术规范, 做到了论有所据, 论从史出, 具有很强的学术性, 这是一本以学术研究的形式对延安整风的意义进行否定性评价的著作。”[4]207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事实, 并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但是, 问题可能出现在这种合理的解释何以可能?这种合理解释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这种合理解释的自身合理性又是什么?问题恰恰出在此处, 看似对历史事实符合逻辑的解释, 并不意味着解释本身的合理性。作者基于特定的价值预设, 运用高超的“蒙太奇”手法对历史事实加以符合价值预设的精心“剪裁”和“拼接”。这种看似严谨的符合逻辑的描述, 其背后仍是对历史事实的虚无, 其迷惑性在于其不是纯粹的捏造历史事实本身, 而是基于真实的历史细节虚构了历史, 消解了历史。披着学术研究外衣的历史虚无主义, 果真严实无缝, 无懈可击吗?回答自然是否定的。

首先, 部分历史并不是历史的全部。从纷繁复杂的历史史料中, 选取部分历史事实加以夸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尝试, 顶多只是儿戏, 甚至连儿戏都不是。正如列宁说的那样:“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 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 那么, 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 或者连儿戏也不如。”[5]364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并不仅仅是历史学中事件和人物的客观性记录, 更是认识历史的方法, 这一方法论要求我们把握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必然性。当然, 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并不是忽视历史细节, 而是历史的细节隐匿在了历史的必然性之中。历史唯物主义关照下的历史就如同用数码相机拍照, 历史事实就如同一个个小的像素, 一个个小的像素构成清晰的照片。但是, 问题在于再高清的数码照片如果放大到足够的倍数, 呈现在我们眼前全然不是之前我们所能见的高清的人物肖像, 而是一个个异常模糊的小方块。换言之, 历史人物和事件只有放在历史发展的整个脉络之中, 我们才能窥见其全貌, 如果陷入历史事实的细枝末节考究, 只会适得其反, 陷入历史经验主义的窠臼, 反而不能清晰洞见历史的全貌。从这一理解角度而言, 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本身就是闲置历史细节的, 是对历史主流的宏观把握和描述。毫无疑问, 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全貌是由一个个微小的“像素”所构成的, 但是历史人物和事件绝非“像素”本身, “像素”一经合成为对象性的历史“照片”即被赋予“质性”的存在意义。

其次, 历史分析理论的逻辑缺陷。把该书掂起来抖一抖, 弹去涂抹的“胭脂水粉”, 剩下的都是什么呢?其理论内核无非是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思想图式”研究方法, 可以说, 该书是在此方法论基础上的一次成功实践和运用。所谓“思想图式”, “它是一个思想的图象, 它不是历史实在或根本不是‘本来’的实在, 它也几乎不是作为实在应该当做样本而被分门别类地归在其中的图式而起作用的, 相反, 它具有纯粹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义。”[6]43更具体地说, “思想图式”研究方法就是把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植入一种预设的解释逻辑框架。毫无疑问, 这种思想图式并不是真实的, 只是一种符合逻辑的“乌托邦”设想。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思想图式”的历史研究方法颠倒了历史主客体之间的位置, 它不是从历史客体出发, 而是从认识主体的思想图式出发, 这一思想图式是先在的某种预设, 它并不是事实本身。可以说, “思想图式”的研究方法并没有真正解决历史的客观性与价值性之间的矛盾, 这一矛盾的最终解决则是在历史唯物主义那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要解决的正是这个矛盾, 它把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和历史评价的可变性合理地结合在一起, 力求评价越来越接近现实, 而不是无视事实的任意翻案。”[7]也就是说,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中实现了真正的历史客观性与价值性的辩证统一。

最后, 问题还在于, 基于片面的历史事实得出的结论不仅仅虚无了历史本身, 同时也虚无了历史背后的价值。正如有学者指出:“历史虚无主义对历史的否定更多地是体现在对历史价值及其合理性的否定。”[8]历史事实作为自在之物自然不可否定, 但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的关照下, 历史的价值合理性被无形消解。如上所述, 历史的“像素”一经合成历史的“照片”即被赋予“质性”的存在意义, 这种“质性”的存在意义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以价值合理性的形式发挥其价值效应。值得指出的是, 这里所谓的价值合理性并非马克斯·韦伯话语中与工具理性相对应的价值理性, 而是强调已经被赋予价值意义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在现实生活维度的价值意义本身。这种价值意义一旦被赋予便会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其积极健康的价值作用, 可以说, 对现存历史价值以及合理性的否定则是历史虚无主义实质性所在, 其最大的危害就在于消解了主流价值观, 导致了人们的思想混乱, 引发了社会的分裂。

三、从理论批判到社会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应有的维度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作为虚无主义在历史研究领域的集中表现, 其“分有”了虚无主义的全部属性和质性。要分析历史虚无主义问题, 还是得回溯到虚无主义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的逻辑消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走向了虚无的必然。不论我们把历史虚无主义界定为学术层面的还是政治层面的问题, 问题的根源则在于社会经济层面, 因此要真正做到彻底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仍然要回到对现实社会经济层面的分析, 把问题置于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加以考察。问题也许正在于此, 学界目前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主要是从理论和政治性层面加以批判, 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分析显然不够。

改革开放40年以来, 我们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这一成就的取得得益于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下实现了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融合, 实现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成功对接。但是我们也要理性认识和把握其内在的结构性矛盾, 即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比例的内在结构性张力。值得强调的是, 这一矛盾是既对立又统一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势就在于实现了两者的统一。私有制的发展在资本的逻辑之下实现了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的控制, 这是资本发展的必然逻辑和趋势。对此马克思是有充分认识的, 他说道:“没有任何绝对的价值, 因为对货币来说, 价值本身是相对的。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让渡的, 因为一切东西都可以为换取货币而让渡。没有任何东西是高尚的、神圣的等等, 因为一切东西都可以通过货币而占有。正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样, 在货币面前不存在‘不能估价、不能抵押或转让的’。”[9]252在资本的逻辑下, 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被货币“符码化”, 一切有价值的“质性”存在都将烟消云散。可以说, 资产阶级走向虚无是历史的必然, 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鲜明特质。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壮大, 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必然产生新的诉求, 这些诉求必然以各种方式呈现出来。反映到现实中就是消解一切有价值的神圣的东西;反映到政治层面, 就是非集权化, 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映到经济层面就是鼓吹私有化, 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反映到思想文化领域就是鼓吹思想多元化, 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元指导地位。回顾历史,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两次历史虚无主义的高潮, 一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一次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透过这一历史现象, 我们会发现这两次高潮都是发生在重大的历史变革时期, 而这背后所隐含的又都是社会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 这绝非偶然, 而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使然。改革开放40年来历史虚无主义这一错误思潮不断泛起的现实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结构性张力, 历史虚无主义仅仅是这一“张力关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延伸。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 如何处理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问题, 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现实课题。如何把握这两者的对立统一关系, 这是对我们党和政府在新时代的考验。在新的历史时期, 习近平多次强调在处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关系时要做到“两个毫不动摇”, 即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保护民营经济发展。可以说, “两个毫不动摇”的著名论断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上述矛盾的新的诠释和定位。我们有理由相信, 只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就会缺乏现实的社会经济基础, 其终将走入历史的垃圾堆中。

四、“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遏制历史虚无主义的路径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9在当前学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过程中, 在如何有效遏制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方面大致形成了3种思维模式:一是法制思维, 即通过法制建设切实有效遏制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二是学术思维, 即从理论的角度对历史虚无主义加以剖析;三是政治思维, 即从意识形态的高度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和危害加以批判。毋庸置疑, 这3种批判思维在现实中形成了对历史虚无主义批判的巨大“合力”, 在客观上也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在人民网调查中心对2017年国内思潮的调查中, 历史虚无主义的关注度和影响力排名明显下降, 这是一个好的趋势。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历史虚无主义这一错误思潮仍然高居十大榜单之中,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仍然存在。因此, 从这一意义而言, 遏制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工作仍然任重道远。在遏制历史虚无主义的路径方面, 我们应该坚持“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辩证统一, 以此来形成有效的批判“合力”。具体而言, 针对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网络环境中存在的捏造、歪曲、恶意攻击英雄人物等历史虚无主义言论我们应该坚决地采取法制手段, 通过加强网络监管等方式予以遏制。而针对学术层面的历史虚无主义, 则需要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批判的武器, 从理论层面加以批判。与此同时, 通过对民众唯物史观的不断培育, 让民众真正掌握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批判的武器”, 让理论变成批判的物质力量, 如此方能让历史虚无主义无处遁形。

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在现实层面大有市场, 原因是极其复杂的, 如民众的好奇心理、“感觉主义”“娱乐至死”、价值的多元化等等。但是, 如果我们拒绝这一表象的分析, 把问题引向深入, 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跟我们过去在从事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时片面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而很少关注其方法论研究、缺乏对其学习和推广不无关系。正如有学者指出:“缺少方法论, 不注重现实性, 那么, 与社会和人类实践结合最紧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就会变为抽象教条。应该承认, 长期以来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研究的不足, 是我们研究和讲授历史唯物主义的短板。”[10]因此, 从这一角度而言, 要想有效遏制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生和影响, 加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研究, 特别是加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宣传和教育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然而, 反观现实, 我们在当前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宣传和教育方面确有不少有待改进和提高的地方。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为例, 虽然近些年来我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过程中取得了很多成绩, 但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单单从教学而言,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偏重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学, 轻视、忽视, 甚至无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教育和训练。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民众缺乏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认识, 这是民众认识历史方法论的缺失。当然, 这其中也包括广大的历史学研究工作者, 对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而言在历史学研究工作中要自觉地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 学术研究无禁区, 但研究者的价值和立场有禁区。

值得强调的是, 对于部分历史虚无主义者而言, 由于他们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素养, 在研究历史过程中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走向了“虚无化”。对于这一部分历史虚无主义者我们应该加以区分, 在批判过程中亦要有针对性, 即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主义对历史经验主义加以批判, 而不宜盲目地不加以区分扣上意识形态的诸多标签, 如此则不免失之公允, 同时也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方法论原则。当然, 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中, 还有一部分虚无主义者则是“明知故犯”, 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理性问题, 其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一个大是大非的政治性问题。对于这一点, 当前学术界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过程中是有清晰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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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谈谈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问题---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陈先达[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4, (6) .

（原载《思想教育研究》2019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