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在党和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而共同努力奋斗的特殊历史时期, 更加需要排除错误思想的干扰, 彰显社会主义的魅力, 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凝聚思想共识。“凝聚改革共识, 对于深化改革至关重要。没有广泛共识, 改革就难以顺利推进, 也难以取得全面成功。现在, 社会结构深刻变动, 利益格局深刻调整, 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任务艰巨。这就需要我们下功夫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 做好进一步统一思想的工作, 需要加强对改革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 及时回答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思想认识问题, 为推进改革营造良好社会环境。”[1]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巨大成功和西方发展模式与治理体系的弊端暴露, “普世价值”的理论谬误和实践失败更加清晰地呈现于世人面前。

一、“普世价值”理论基础的谬误和实践的失败

“普世价值”为何物?必须回答它的起源这个关键问题。“普世的概念最早是由基督教东、西两派为争夺在整个罗马帝国的影响力而提出和使用的, 他们主张教会是超国家、超民族、超阶级的普世实体。”[2]当前, 尽管各方解释存在差异, 但也形成较为普遍的共识, 西方国家宣扬的“普世价值”就是以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作为人类全部社会历史的绝对价值引领, 它超越阶级、民族、国家的界限,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度是第三世界国家制度选择的绝对样本。不难发现, “普世价值”即使在内容上由宗教伦理转变为启蒙价值, 但仍然改变不了为“欧洲中心”作理论辩护的本质。它强调价值的绝对性, 忽视社会发展动态性和制度选择多样性。

1.“普世价值”自我标榜“真理性”, 把“价值”打上“真理”的烙印, 割裂了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性

“普世价值”难以绕开的争论焦点就在于它能否恰到好处地反映全人类的价值追求和社会的发展趋势, 即能否做到价值和真理的统一。虽然“普世价值”在自己身上打上“真理”烙印并以“真理性”自居, 但在内容上却割裂了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 真理是事物内部规律的集中反映, 人的主观能动性必须服从、遵循和符合客观规律, 具有客观性和标准化的典型特征。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满足或意义, 偏重于物的效用性, “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3], 这就决定了价值关系的形成依赖于主体及其需要, 而主体极其需要则具有多元性和特殊性, 这就使得价值相对其客观性而言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主观性和非标准化。“西方宣扬和推行‘普世价值’的一个重要方式, 是将‘价值性知识’包装为‘真理性知识’, 进而试图垄断自由、民主、正义等的解释权。西方把他们的‘民主国家体系’和‘自由体制’视为全人类的共同追求, 因此其他国家和民族都要向西方看齐。”[4]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普世价值”宣扬者丝毫没有遮掩这种解释, 他公开宣称自由民主制度是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人类普遍史”, 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发展终点和最后的制度形态是自由民主制度。可见, “普世价值”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和西方民主制度只不过是人为化了的真理, 把价值打上真理的烙印使之具有真理的标准化, 而价值一旦标准化, 就必然要求价值的主体标准化, 那么作为价值承担者的人就失去了自由和主体性, 成为抽象而非现实的人, 如此一来, 真理和价值就失去了统一的根基。

2.“普世价值”鼓吹存在超越社会历史的价值观念, 割裂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统一的关系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里, 人类社会历史是一部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 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 任何社会意识都不可能超脱于社会历史并具有绝对的终极意义, 恩格斯在1895年回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关于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最终目标什么的提问中就明确指出, “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 ……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5]“普世价值”的魅惑性就在于它把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启蒙思想嫁接到自己身上, 并自我包装成启蒙思想的践行者和捍卫者, 以人类文明核心价值的描述者自居, 按照自己的需要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制度的选择给定真理性知识和划上规范性原则。 (虽然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为核心的启蒙思想开启了人类文明的价值追求, 但不可否认事实是, 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作为价值追求必须要与主体的需要相适应, 换言之, 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开启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方向, 然而其实现的形式、内容必须与不同的社会现实和条件相适应, 且必须以具体的社会历史发展动态为基础。历史唯物论已然明证, 所有的社会意识包括价值观念、哲学和社会制度的设计, 都以所处的时代作为依据并反映时代的要求, 由社会存在决定并反映社会存在。在此逻辑下的“普世价值”实践就与它所鼓吹的具有终极意义就相悖了, 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 相对于封建专制而言是先进和科学的, 但归根结底, 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只不过是资本和资产阶级的独有特权, 是资本剥削合法性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产物和完美的外衣。列宁精辟地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 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 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 对富人是天堂, 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6]可见, 发端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价值观念, 只能反映资本的要求和资产阶级的利益需要, 它不具备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方式和制度选择制定绝对性规范原则的资格。价值观念只能由多样性、动态化的社会存在的决定并反映它的要求。

3.“普世价值”对历史创造的条件性视而不见, 对历史的创造和发展强行开出“万能药方”

关于历史创造的观点, 历史唯物主义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过程已经明确, 人民创造历史是有条件而且是客观的, 不能刻意取消或忽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 但是第一, 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结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 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 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7]但是, “普世价值”关于历史创造的观点, 却对不同国家国情的特殊性和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视而不见, 它主要表现为:第一, 认定有超实体的价值存在, 对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历史条件性视而不见, 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作为制度样本、发展方向和价值目标, 强行给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选择开出“万能药方”, 忽视第三世界国家特殊的国情和文化的差异。第二, 认定“普世价值”具有先天优越性, 把“普世价值”看成人类文明的中心。在此理念下, 当它在全球范围扩张的时候, 通常都会忽视其他文明和传统, 或者恶意贬低其他文明和传统并给之贴上野蛮、落后的标签, 凡是“普世价值”不被接受或遭遇抵抗, 被贴上野蛮、落后标签的文明便遭到毁灭。

4.“普世价值”错误的理论导致其在实践上的失败

错误的理论必然导致实践的失败。在“普世价值”逻辑的指导下, 在中世纪, 罗马天主教皇发动十字军东征的军事活动, 战争不仅破坏当时的格局, 还引发基督教和穆斯林教之间世仇和对抗的后遗症。到近代, “西方中心主义”的殖民扩张和侵略又把伤痛与战争强加给广大亚非拉国家, 如今, 伤痛犹在,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频繁借口维护和推进“人权”和“民主”, 在全球范围内任意干涉他国内政和发动军事入侵战争, 涉及到我国的包括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组成联合国军入侵朝鲜、派军舰入侵台海, 近年来又多次无事生非指责我国人权问题。引发全球性问题诸如中东乱局、恐怖主义、环境问题、南北差距继续扩大等困扰着人类的发展。事实胜于雄辩, “普世价值”不仅不能反映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前途和共同利益, 而且还带给人类巨大灾难, 它以普世为名谋私利, 严重缺乏正义性和代表性。细究其因在于:第一, 在价值立场上, 它以维护特殊利益集团为根本, 忽视人类共同利益和命运的客观事实。第二, 在社会发展的思维上, 运用霸权主义排斥合作共赢, 忽视人类对和平与发展的渴望现实。第三, 关于国家现代化实现的方法, 采取渗透颠覆排斥协商共建, 忽视现代化选择和实现的多样性。“世界上最早最先进的自由民主制美国, 与其他民主制度相比, 承受着更为严重的政治衰败。”[8]

二、“普世价值”在我国的主要表现形式以及危害

由于自我标榜“真理性”和“规范性”, “普世价值”在国内一度被赋予极高的地位, 甚至有观点宣称它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创新的标准, “承认某一普世价值就意味着承认它具有相当于‘普遍真理’一样的效力, 就等于在某个价值问题上得到唯一正确的结论和权威标准, 任何人都应予遵从。”[9]假如仅从表面看, “普世价值”所宣扬的“自由、民主、人权”确实极具诱惑性, 但只要认真审视它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国际话语权解释这四个重要领域的表现, “普世价值”在本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利益诉求的反映。

1. 在经济领域, 极力主张“三化”作为审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标准, 以图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以“自由”作为市场机制的价值底色, 以“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制度构建的依据, “普世价值”在经济领域竭力主张完全的市场化、彻底的私有化和绝对的自由化作为审视经济建设的标准。他们认为, 市场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唯一手段, 绝对的自由竞争是财富创造和效率提升最有效的办法, 国家宏观调控是权力在市场的自我牟利和对经济运行的随意干涉, “自由的市场能够产生自发的秩序, 市场不会强制人, 效率和效益也都极高, 且带来合作。”[10]“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强化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 使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 官民矛盾激化, 甚至可能酝酿社会动荡。”[11]解决上述问题, 他们给出的答案是, “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有序地、公平地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12]假如按照此办法改革, 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根基将会被搞垮, 事实证明, 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并不可能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 反而还会引发严重的私人垄断寡头, 俄罗斯实践的失败已然明证。国家宏观调控的退出不仅无法解决腐败甚至社会动荡问题, 反而还会加重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 拉美国家的先例昭然存在。真正解决贫富差距和腐败问题的方案, 不是国有资产私有化, 也不是宏观调控的退出, 而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稳健推进。

2. 在政治制度领域, 盲目推崇“宪政”作为民主政治的唯一选择路径, 质疑人民民主专政

“普世价值”在我国有明确的政治指向, 即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是否具有永恒性和普世性及中国的民主政治的选择和发展方向是否要以西方所谓的“自由体制”和“民主国家体系”作为唯一路径选择。而所谓的“自由体制”和“民主国家体系”无非就是英国的“自由宪政”和美国的“民主宪政”两种模式, 当前“宪政”思潮在我国的传播无非也在论证西方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合理性, 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国家, 迎合资本在全球范围自由逐利。这种错误思潮要旗帜鲜明地反对, 栗战书同志《在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坚决抵制和反对鼓吹西方‘宪政’概念和模式的错误观点, 增强坚持走我们自己的宪法发展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13]

西方的宪政模式和我国的依宪治国有本质的区别。第一, 历史逻辑的不同。西方的宪政模式源于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夺权, 它论证和确定绝对忠诚于资本最大限度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 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以保护资本追求剩余价值作为核心;我国依宪治国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 人民和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并以宪法确定它执政的合法性, 党领导人民制定符合人民与党自身意志的宪法, 本质上始终都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第二, 理论逻辑不同。在资本逻辑下产生的“宪政”, 虽然也强调民主、自由、平等、人权, 但只是掌握着资本的少数人或利益集团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 它代表的是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中国的依宪治国, 它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作为基础, 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体现的是人民意志和党的主张的高度统一。第三, 实践的逻辑不同。分权和权力制衡是西方宪政的主要特征, 在此基础上演绎出“总统制”“两院制”“三权分立”“多党制”“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等制度设计, 但始终无法摆脱“金钱政治”“利益抉择”“制度内部矛盾无解”的固有难题;中国的依宪治国则以宪法为最高根本大法, 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 使民主的实现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 又有多样化的实践参与, 既有民主选举, 也有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既有民主投票, 也有民主协商, 在形式和内容上都确保民主享有的广泛性和真实性。

3. 在意识形态领域, 鼓吹启蒙价值, 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以图思想殖民

苏联解体之后, 为配合霸权主义在全世界范围的确立, “普世价值”的代表人物丹尼尔1贝尔、马丁·李普塞特、弗朗西斯·福山等, 鼓吹意识形态渐渐走到了消亡的终点, 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既是最后也是最高的人类意识形态, 自由、民主、人权等即将成为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观。在和平与发展 (现今世界, 和平与发展深入人心, 武力侵略千夫所指, 西方世界对外扩张策略更多地从征服战争转为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思想文化的殖民, 常见的办法是向外输出、传播和推销“普世价值”, 通过强加价值观和强行输出制度进以加紧文化殖民和精神控制的步伐。在我国, “普世价值”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针对目标就是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 削弱我们的文化自信, 最终攫取话语领导权和意识形态解释权。这一点, 西方的当政者和战略家并没有过多掩饰,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普世价值”的作用直言不讳:“意识形态是我国争夺的资源……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打了败仗, 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意义。在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竞争时, 我们有一副好牌。我们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在世界各地极有魅力。它们的力量在于它们并不规定人应该如何生活, 而只是认为个人与民族应能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14]

4. 在话语权解释领域, 企图曲解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为“普世价值”, 刻意模糊“普世”和“普遍”的界限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 既面临共同问题, 也有共同利益,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类共同的价值, 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普世价值”也承认人类面临共同的问题和存在共同的利益, 并以此来论证“普世价值”存在的合理性, 他们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 人类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同时也面临共同的生存危机, 比如环境问题、恐怖主义、局部地区战争等, 需要环保、和平、发展、民主、自由等作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价值引领。但假如不注意区别两者的分歧, 那么在话语权的解释领域, “共同价值”就会被曲解为“普世价值”。第一, 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分歧。“普世价值”借着对人类命运关注的名义谋求自己的利益优先, 比如迟迟不肯加入《京都协定书》, 拒绝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签字, 近期英法美非法对叙利亚军事打击等。“共同价值”则是以实际行动来践行对人类命运的真切关注, 比如“一带一路”的构建, 亚投行的设立, 自觉承担维和任务, 主张以政治而非战争方式解决危机。第二, 对实现人类利益方式的分歧。“普世价值”在本质上是“西方中心论”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行, 它往往采取独霸、排外、渗透和颠覆的方式实现利益。“共同价值”则是人类共同利益实现的中国方案, 它实现利益的方式共商、共建、共享, 关切彼此的利益和发展, 以合作达成共赢。第三, 各自发展前途的分歧。“普世价值”凭着话语权解释的优势地位, 把“价值性知识”包装成“真理性知识”, 割裂了价值和真理的统一性, 不仅被广泛质疑而且在实践上也陷入死胡同。“共同价值”既反映人类对自身命运发展的关注, 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使价值性和真理性得以统一。“共同价值”从2015年9月28日提出至2017年9月11日成为“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决议, 时隔不到两年。

三、祛魅“普世价值”, 根除其魅惑性存在的条件

“普世价值”的魅惑性就在于, 它的内容随着西方制度的变迁而发生变化, 并凭借强大的舆论优势和话语权的强大地位得以赋魅, 使之具有现代化路径选择和发展方向的解释权。而事实上, 现代化路径选择和发展方向终须以基本国情为基本依据, 托克维尔早已言明:“美国的联邦宪法, 好像能工巧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 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的艺术品。”[15]祛魅“普世价值”, 除了澄清其谬误所在, 还要根除它存在的思想基础、物质根基和话语解释权的核心价值。

1. 在思想文化上,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面对“普世价值”的大规模宣传、文化渗透和文化商品输出, 我们应该对其有清醒的认识。在思想建设上, 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牢牢把握住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立场揭示“普世价值”的虚伪性, 对西方国家所宣扬的“普世价值”模式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我们要虚心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 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 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16]在实践上, 第一, 主动把握时代发展趋势, 从现实国情出发, 扎根自身的历史文化底蕴, 解决好中华文化的“文化自我”这个现实问题, 构建包容、自信的文化体系。第二, 放眼世界, 以开放的胸怀和批判的态度借鉴、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 构建能够展示我们精神、思想和价值追求的话语体系, 讲清中国梦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 阐明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的和平发展理念。第三, 与时俱进, 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 始终用科学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坚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以物质文明的成就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进而提升全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和生命力的肯定和确信。

2. 正确处理社会矛盾, 增加社会主义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

当前“普世价值”之所以有生存的空间, 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部分群众缺乏批判性思维, 要么以顺从之心全盘接受外来文化, 要么以逆反心态全面否定我们的文化成果;二是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 释放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引起一些问题, 诸如贫富差距拉大、阶层固化、经济结构失衡、腐败以及道德滑坡等。这就在某种程度上为“普世价值”的滋生提供了温床。但无论是文化的还是利益的冲突, 都是非对抗性的, 只要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就不会变成敌我矛盾。第一, 以最大的诚意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思想一旦离开利益, 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7]政权兴亡的关键在于执政党是否始终坚定不移代表群众的利益, 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共同选择, 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实现和维护好人民的根本利益。第二, 大力推进文化建设以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反对和取缔具有“奶头乐”性质的文化活动和产品, 鼓励支持“正能量”“主旋律”的文化活动开展与文化产品的创造, 形成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撑。第三, 坚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平台, 夯实“四个自信”的物质基础, 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

3.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导, 建设合作共赢的新秩序

与排外封闭、渗透颠覆、一统独霸的“普世价值”形成鲜明对比,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精神和实践更加符合世界命运和发展的客观需要。第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符合世界各国对和平与安全的普遍需要。要和平, 不要战争是世界人民朴实的愿望, 与“普世价值”的大国霸权和结成军事同盟不同,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持结伴不结盟, 既不搞军备竞赛也不向外输出革命, 强调相互尊重主权, 平等协商解决分歧,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对人类的威胁, 建设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的人类世界。第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构建开放包容世界和促进共同繁荣的实践理念。虽然“普世价值”也把“自由、民主、平等”作为理论的核心, 但是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阐释的“共同价值”有着天壤之别。“普世价值”是以霸权主义为基础的殖民价值观, 强令他国归顺形成附庸关系是它的实践形式;“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阐释的“共同价值”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反殖民理念, 在实践中强调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谋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又兼顾他国的利益, 促进共同发展, 尊重他国的现代化路径选择、制度选择和文化多样性, 形成人类社会的共生关系。第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建设美丽宜居生态环境的科学方法论。建设美丽清洁的世界关系到人类自身的未来, 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人类自身的任何变革要取得预期的成果, 都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作为前提, 而不是把自然看成是征服的被动对象。美国作为“普世价值”秉承者代表, 一方面高喊“普世价值”, 另一方面又直接退出《巴黎协定》, 拒绝履行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责任。与此相反,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下的中国, 不仅积极推进《巴黎协定》后续落实, 也承担本国应有的责任, 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发展。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承诺, 中国争取到2020年实现碳强度降低40%～45%目标, 同时中国还将推动“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尽早投入运营, 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学习问答[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3:77.

[2]张维为.从国际政治实践看“普世价值”的多重困境[J].求是, 2013 (20) :59-61.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277.

[4]张艳涛.“普世价值”走向“共同价值”的凝练[J].人民论坛, 2017 (3) :120-12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628-629.

[6] 列宁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601.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696.

[8] [美]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M].毛俊杰.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443.

[9]李德顺.怎样看“普世价值”[J].哲学研究, 2001 (1) :3-10.

[10] 刘宇军.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8:398.

[11]吴敬琏.改革回归市场化才是正途[J].新经济导刊, 2012 (3) :8-9.

[12]秦晓.中国模式“特殊论”不可取[J].中国企业家, 2010 (16) :42-43.

[13] 战书在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8-03/30/content_2052732.htm.

[14][美]尼克松.1999, 不战而胜[M].王观声.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96.

[15][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186.

[16]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 2016-07-02.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286.

（原载《文山学院学报》 2019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