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
——致
陈启伟
放桐：
我很高兴有机会参加在上海召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教学改革”研讨 会。会开得很好，应当特别感谢承办此次会议并对会议作出最大贡献的复旦的同志们。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乃至马克思主义与整个西方哲学的 关系问题，在会上许多同志的发言很有启发、很有见地，都是值得我学习的。其实这是 个老问题了，至少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大家就一直在不断地讨论；我们过去也都写 过文章，说过许多话，但是总觉得问题似乎还没有穷究到底，话似乎还没有说透。下面 将一些想法写给你，算是学术“聊天”或学术“谈心”吧。This is a dialogue betwe en you and me，我可以随意议论，你也可以放手批评。
一
我国哲学界和苏联哲学界过去对现代西方哲学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师 法苏联的)，正如很多同志曾经指出过的，其基本的理论依据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斯 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学说。据此，现代西方哲学是帝国主义时代即资本主义的最后的 垂死的阶段的产物和反映，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已经完全腐朽、趋于全面反动、陷 入总危机的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已不可能提出任何有进步性的、有价值的、 合理的东西了，如：说实用主义是美国“金融帝国主义”的“市侩哲学”；说维也纳学 派的逻辑分析方法是秉承英美反动统治集团的意旨制造出来的；说尼采哲学否定一切传 统价值，使人道德沦丧，并从而为颂扬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开辟了道路；如此等等。
但是，彻底否定现代西方哲学的观念，事实上在更早的时候，即在19世纪下半叶马克 思、恩格斯在世之际就已经形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所知道的同时代的非马克思 主义的哲学家(有些哲学家如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主要著作在19世纪70—80年代已经问 世，马克思、恩格斯虽从未提及其名，但似已注意到其哲学倾向(注：弗·阿德勒认为 ：“恩格斯还不知道马赫”，列宁批评这个说法没有根据，说不能因为恩格斯“没有提 到”他的名字就断言恩格斯不知道，又说“至于从1876年起就编辑一份‘科学’哲学季 刊的阿芬那留斯，恩格斯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1页。))，大概除了一个费尔巴哈(不过他们已将费氏唯 物主义列入德国古典哲学的范畴)，几乎无不施以严厉的批判或予以轻蔑的嘲讽。对青 年黑格尔派和杜林的批判是大家熟知的例子。对其他一些哲学家和哲学流派虽无专著或 专文批驳评说，但亦皆贬斥无遗，往往一言以“毙”之。例如，恩格斯在谈到19世纪下 半叶德国哲学状况时说：“1848年这一年在德国什么都没有完成，只是在哲学领域中发 生了一个全面的倒退。……从此以后，在公众当中流行的一方面是叔本华的、后来甚至 是哈特曼的适合于庸人的浅薄思想，另一方面是福格特和毕希纳之流的庸俗的巡回传教 士的唯物主义。大学里有各式各样的折衷主义进行着竞争，它们只在一点上是一致的， 即它们都只是由已经过时的哲学的残渣杂凑而成。”(注：列宁认为，恩格斯说的“各 式各样的折衷主义”就包括了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参见列宁：《唯 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50—51页。)例如新康德主义就是丢弃了康德哲学中任何 积极的东西，而把“康德哲学中最不值得保存的那一部分”即“永远不可知的自在之物 ”的学说保存下来，造成了“现在盛行的理论思维的纷扰和混乱”(注：恩格斯：《自 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154页。)。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现在流 行在德国各大学中的”是“那些最鄙陋的庸俗哲学”(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154页。)。在英国也是这样，哲学家们除了重新拾取已然 过时的哲学残渣，再也提不出任何新的东西了，如果说“德国的新康德主义者企图复活 康德的观点”，那末“英国的不可知论者”则“企图复活休谟的观点”，由于“这两种 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被推翻”，要复活它们的“这种企图在科学上就是开倒车”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2页。)。对当时在法国 和其他国家流行的孔德的实证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十分鄙视，马克思斥之为“腐朽 的实证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6页。) ，而且明白表示：“我作为一个有党派的人，是同孔德主义势不两立的，而作为一个学 者，我对它的评价也很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第227—228页。)。恩格斯称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体系为“狭隘的庸人世界观”，其 中纵然“有许多天才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374页。)，那也是从他的老师圣西门那里抄来的。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崭新形态的哲学，作为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哲学，它的出现 和发展，不可能不与其他各种形式、各种派别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发生对立和冲突， 马克思主义要与之论辩并加以批判，是当然而且必要的。但是，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所批 判的各种哲学看做一堆充塞谬误、毫无价值而只待清扫的思想渣滓，那末这种批判就只 能是一种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时 代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亦即他们那个时代的现当代哲学之所以持一种简单的全盘否 定的态度，也是基于对19世纪下半叶欧洲社会历史进程和阶级斗争形势的一种分析。在 他们看来，自从无产阶级登上政治斗争的历史舞台，特别是1848年革命之后，资产阶级 的历史进步性已经完结，开始走向反动和没落，政治上是这样，意识形态上也是这样。 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已不可能有任何富有生气的创造了。恩格斯说：
随着1848年革命的爆发，“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领域。……但 是随着思辨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里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失 去了在德国的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的理论兴趣，失去了那种 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警都同样地热衷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 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254、225、254、250、249页。)
马克思也完全赞同这个说法，认为“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能力，已在 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 社1972年版，第211、213页。)。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1848年革命使“有教养的德 国”即德国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遭到的打击是如此之沉重，以至再也不可能在哲学理 论上拿出任何像样儿的货色来了。恩格斯有一句话说得很干脆：唯心主义“在1848年革 命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唯心主义当时已经智穷才竭”(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253—254、225、254、250、249页。)。这样，资产阶级的学者们除了抛弃 学术良心去充当官方意志的应声虫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之外又能做什么呢?这就是 恩格斯说的：
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 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不动脑筋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 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这种科学的官方代表都变成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的毫无掩饰 的思想家，但这已经是在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同工人阶级处于公开敌对地位的时代。(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254、225、254、250、249页。)
恩格斯的这段话不过是将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所作的评价推及 于哲学和其他各门社会科学。马克思说：
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指19世纪40年代英法工业资本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战 胜了土地贵族——引者注)。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 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 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 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 护士的坏心恶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1、2 13页。)
关于19世纪下半叶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及其他各门社会科学的状况如何，对 其各种哲学理论、经济学说等等应如何评价，我们不可能在这里作具体的研究和讨论。 对马克思、恩格斯上面这种说法我只是提出一点疑问，因为我觉得这种说法同他们一贯 坚持的对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似有相悖之处。例如，恩格斯说：
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 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 、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本质来处理了。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的人们的物质生活 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一思想过程的进行，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 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253—254、225、254、250、249页。)
恩格斯并且指出，哲学是“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 “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愈来愈混乱，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 模糊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254、225、254、250、249页。) 。既然如此，那么，又怎能设想到了19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的哲学竟然失掉了一般意识 形态的特性，不再以十分迂曲而间接的方式反映经济基础，而是变成了十分自觉、非常 直接地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进行论证的辩护论了呢?马克思也曾谈到，判定一种 思想或理论的阶级性质，并非指这个思想家、理论家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 利益，而是说他的思想“不能越出”某个阶级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在 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 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 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2页。)。这就是说，我们判定一种思想、理论的阶级归属 ，是就其客观上反映了、表现了某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言的，并不是说这个思想家本 身就心知肚明、自觉自愿地为这个阶级的利益辩护。所以，列宁在阐述马克思关于阶级 分析原则时，特别指出阶级分析不是“一种简单的论战手法”，揭露某种思想、理论的 阶级性质，其目的决不“只是说些特别恶毒的话”(注：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9页。)。
二
对与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说作如此简单的阶级 分析和如此简单的全盘否定，就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其他一切学说都是错误的、 荒谬的。这不免使人想起了曾被马克思痛斥过的拉萨尔的一句名言：“对它(工人阶级 ——引者注)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页。)。如果说拉萨尔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阶级 组织路线上的一种“左”的宗派主义倾向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无论在苏联还 是在中国，过去对所谓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科学学说一概视为反动谬论而彻底 否定的做法，则是在思想文化问题上的一种“左”的宗派主义倾向?这种“左”的倾向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长期存在，可以说时轻时重，时温时热，但始终没有根绝。苏 联十月革命初期“无产阶级文化派”(所谓“拉普”)的活动是这种“左”的倾向的第一 次大表演，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是其登峰造极。
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反对任何一种宗派主义的，包括思想文化问题上的“ 左”的宗派主义倾向。资产阶级学者有过这样一种论调，即“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某种‘ 有害的宗派’”，对此列宁坚决予以驳斥。他说：“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都十分清楚地 表明，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 一种故步自封、僵死不变的学说。”(注：《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第41页。)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列宁是从“世界文明发展”的角度，或者说是从人 类思想史、人类认识史的角度来考察问题的。在这样博大恢宏的历史视野中，马克思主 义同古今出现的其他各家各派的学说一样，都是世界文明发展的结果，都是人类思想史 、认识史的产物，套用一句黑格尔讲哲学史的话来说，每一种哲学都是“精神发展的全 部锁链里面的一环”(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8 页。)。黑格尔认为，整个哲学史、人类思想史的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圆圈” 式的，而这个大圆圈又是由许多小圆圈构成的，从而形成一个螺旋式的发展。列宁非常 赞赏黑格尔的这个思想，说这是“一个非常深刻而确切的比喻!!每一种思想 = 整个人 类思想发展的大圆圈(螺旋)上的一个圆圈”(注：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6 0年版，第271页。)。人类认识史的这种圆圈式或螺旋式的发展“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 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的整个哲学体系)”，即使是唯 心主义的学说，也并不是离开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道路的一种简单的谬误或“胡说”， 而是有其深刻的“认识论的根源”，即“片面地、夸大地”表现了“认识的某一个特征 、方面、部分”，或者说“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成分”，但是唯心主义 毕竟也是生长在“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花，尽管它是“一朵不结果实的 花”(注：列宁：《哲学笔记》，第411—412页。)。这样我们看到，列宁从人类认识发 展过程的辩证法指明和肯定了各种哲学学说(包括唯心主义)应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 (它们都是人类认识史的一个环节，都包含着这样那样认识现实的某种成分)，从而使马 克思主义与宗派主义完全区别开来。
宗派总是自我封闭、绝对排他的，总是唯我独尊、唯我独是的，凡不同于我者、有违 于我者，皆属异端，悉为谬论，必须大加挞伐，熄之灭之。这种狂妄的宗派主义的要求 是绝对违背人类思想史、认识史的发展规律的，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纵观两千余年的中外哲学史，无时不有各家各派哲学的论争，而每家每派都在论争中 提出自己的哲学思想，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在人类思想史上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任 何一种哲学体系，无论其思想如何博大精深，其影响如何震古烁今，都不可能包揽一切 真理，都不可能把其他一切哲学学说排斥净尽，扫荡无余，独霸哲学“武林”，成为“ 世界文明发展大道”上孤身无侣的独行客。
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派，不是宗派主义，就是因为它正如列宁所说的并不“故步自封” ，不把自己封闭在绝对自满自足的狭隘圈子里。马克思主义诚然要以革命的批判的精神 对待一切传统的观念，但是它不否认自己与以往人类思想文化成果的联系，“它并没有 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 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62页。)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一个“宗派”，就是这个意思。 在世界文明发展大道上，永远会有各种其他的学说，会有与马克思主义互为论争的对手 或曰论敌；马克思主义与之论辩，与之争衡，既有相互驳难和批判，亦必有相互渗透和 补充。马克思主义永远是而且只能是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 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这是人类思想史、认识史的辩证法，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辩证 法。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对思想文化问题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就是无视、否认、 反对这个辩证法的。苏联建国初期“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极左思潮甚嚣尘上，他们高唱 只靠无产阶级自己的力量去建设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文化，对“过去全部文化”即“资 产阶级世界的文化和封建主世界的文化”(注：波格丹诺夫：《论艺术遗产》，载《苏 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3页。)，必须“坚持住 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去防范，去批判。因为据说“当资产阶级变成反革命阶级 的时候，其全部科学就有变成对科学方法的全盘否定的危险”(注：斯切潘诺夫：《再 论胜利地进行争取文化的斗争的条件》，载同上书，第217页。)，就是说，资产阶级不 仅在政治上是反动的，而且其“科学”也会成为反科学的(这里说的是“全部科学”， 既包括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主要理论家波格丹诺夫(就 是列宁早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批判过的那个波格丹诺夫)说：“科学具有 阶级性。……这种性质不单是社会科学，而且是一切科学都具有的，甚至像数学或逻辑 学也都是这样”(注：波格丹诺夫：《科学和无产阶级》，载同上书，第91页。)。资产 阶级的社会科学、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都是有害的，有毒的，都是要不得的，就连当时 身为教育人民委员但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文化派”划不清界限的卢那察尔斯基也说： “几乎全部资产阶级文化，直至自然科学，都有包含毒素的嫌疑，单单是这一点，就迫 使我们有必要为了批判而用一种自己的标准与之对抗”(注：《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 ”论争资料》，第289、53、388页。)。在“无产阶级文化派”那里，所谓批判，实即 抛弃、破坏、摧毁。一个名叫基里洛夫的“拉普”诗人的一首题为《我们》的诗最为生 动、典型地表现了“无产阶级文化派”要悍然毁掉一切文化成果的疯狂心理。诗中写道 ：“我们狂热，我们好斗。我们如狂似醉。让人们对我们高喊：‘你们是刽子手，你们 扼杀美!’以我们明天的名义——我们要把拉斐尔烧成灰，把博物馆统统捣毁，把那艺 术之花踩得粉碎。”(注：《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第289、53、388页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并不是个别诗人或整个“拉普派”的狂热，而是在当时传播 得很广泛、其影响甚至侵入俄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的一股极左思潮，例如布哈林就明确主 张：“‘夺取’全部资产阶级文化，正如‘夺取’资产阶级国家一样，不摧毁它是不行 的”(注：《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第289、53、388页。)。
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思想和活动一直非常注意，在他为俄共中央起草的一些 决议、发表的一些演说、若干批示或书信中，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提出尖锐批 评，指出他们企图“臆造自己的特殊的文化，把自己关在与世隔绝的组织中”的做法“ 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并反复强调只有“吸收和改造”以往人类思 想和文化的成果，“去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典范、传统和成果”，才能创造和发展“真 正无产阶级的文化”(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362页；《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 的草稿》，载《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第11页。)。列宁夫人克鲁普斯 卡娅根据列宁的思想也多次撰文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言行，痛斥他们“鼓吹 自我孤立，故步自封”，“使自己同所有其他阶级对立”，“同一切非无产阶级的东西 隔离开来”，指出：“这一切都是宗派主义的，非无产阶级的，因此要同它们作斗争” (注：克鲁普斯卡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载《苏联“无产阶 级文化派”论争资料》，第204—205页。)。
在列宁和俄共中央的批判和干预下，“无产阶级文化派”在组织上逐渐解体，他们在 思想文化问题上掀起的这股极左宗派主义思潮也终于消散了，但是这股思潮的影响始终 没有彻底清除。如果说，在关于以往人类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的问题上，人们可以从列 宁那里找到明确而肯定的回答，那么在如何对待现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哲学、社会 科学、文学、艺术等等)的问题上，人们从列宁、斯大林关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走 向全面反动和腐朽的论断，则只能得出彻底否定的结论。苏联哲学界就一直是根据这个 结论来评价和对待现代西方哲学的。其实，列宁早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就 说过，资产阶级哲学教授虽然在物理、化学等具体科学的“专门领域内能够写出极有价 值的作品”，但是“一旦谈到哲学问题的时候，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 都不可相信”(注：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343页。)。(着重号是列宁 本人加的——引者注)。照此说法，我们只能把全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看作纯粹的 谬误、简单的胡说，而不能承认它们是人类思想史、认识史的一些环节，不能承认它们 也包含着(即使是片面地、夸大地、歪曲地)“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不能承认 它们也是生长在“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哪怕是“不结果实的”)花朵。这显 然并不符合列宁本人所深刻揭示的人类认识史的辩证法。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股极左的宗派主义思潮，“无产阶级 文化派”的影响远及苏联之外。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 设有“国际局”以进行国际方面的联络和宣传。“无产阶级文化派”在中国虽然没有建 立组织上的联系，但是思想上的影响是有的。在上世纪20—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 ，有些左翼作家自诩为“普罗”(无产阶级)文学家，唯我独革，唯我独左，连鲁迅和茅 盾都在他们讨伐之列。他们说鲁迅“对于普罗列塔利亚是一个罪恶的煽动家”，是“封 建余孽”，是“二重的反革命”；说茅盾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对于无产阶级是根本 反对的”。我觉得，在这种“左”得可爱亦复可怕的面孔中就可看出“拉普”的影子。 不过20世纪20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化派”这股极“左”思潮只是在半个世纪之后、在中 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才完全得到共鸣而大行其道。我们记忆犹新的那些口 号：“灭资兴无”、“破四旧”、“批封、资、修”等等以及“文革”期间“横扫一切 ”的种种暴举恶行，不就是昔日“无产阶级文化派”要否定和摧毁古今一切文化成果的 那种极“左”思想和理论的重演并付诸实践吗?当然，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是由“四人帮”所驱使、所推动的一场政治运动，绝不仅仅是如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 ”那样一股极“左”的思潮，其影响至大至深、至惨至烈，也绝非“无产阶级文化派” 所能望其项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政治背景，有其特殊的理论 依据(“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在一切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 等等)，但是就思想文化问题来说，“四人帮”并没有什么新的理论“创造”，其思想 渊源就在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那股极“左”思潮。追溯和探讨这两者的深刻的内在 联系，对于我们如何正确对待以往和现代的文化成果(包括古今西方哲学)也会有所教益 。
拉拉杂杂，竟写了几千字，信笔所至，未遑细作推究，错误之处，望直言指教。
陈启伟
（原载《学术月刊》(沪)2002年08期）
也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否定性评价
——致
刘放桐
启伟兄：
收到你的信很久了。尽管你说你的信只是你我之间的学术聊天，但你聊的是关于马克 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这样重大的问题，你谈的内容很系统，是一篇经过深 思熟虑的学术论文。我理应接过你提出的问题说一些想法。不巧当时我已办好赴美手续 ，只好暂时搁下。回国后我又一直忙于其他一些急待完成的工作，未能多顾及于此。你 在文章中对长期以来全盘否定现代西方哲学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的来龙去脉已作了 详尽的历史考察，对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反对任何一种宗派主义也作了相当深刻的理论 分析。一切尊重历史事实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人对你所谈的，大概不会有多大异 议。我觉得你的信中留下的主要问题是，究竟应怎样看待和合理解释你详为引述的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和哲学流派所作的那些否定性评价，而这，是我一 时难以回答的。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及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时大多作了否定性评价。过去，人们在 “左”的影响下对现代西方哲学作简单否定时，往往引此为理论根据。现在，当我们按 照马克思主义的求实原则克服“左”的倾向、对现代西方哲学重新作出评价时，究竟怎 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对它们所作的那些否定性论断?或者说，究竟怎样看待 他们理论上的严格的求实精神与他们对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基本上持否定性评价这种似 乎矛盾的现象呢?我想这是问题的主要所在。你的文章指出了他们提出那些否定性评价 是出于对所处时期欧洲社会历史进程和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但你对此未作具体论证。 我如果接过你的话题继续讲下去，势必要对他们提出这些评价的缘由和意义作出力所能 及的解释，这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都是非常严肃的工作。我对此虽有所思索，并初步形 成了一些想法，但总觉得不够成熟，担心说出来反而会产生负面影响，几次尝试动笔都 欲言犹止。
然而我又强烈感到，如果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合理解释，就难以对这两种哲学的关系 获得全面深刻的认识，更难以从根本上克服以往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简单否定态度。尽管 随着我国学界对“左”的倾向的批判以及对这两种哲学的研究近年来有重大进步，已很 少再有人全盘否定现代西方哲学，但究竟怎样看待两者的关系，哲学界的讨论尚未能深 入具体，当然也很难有广泛共识。例如，有些哲学家虽然肯定这两种哲学都是在批判继 承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必然有着密切联系，但在作具体 解释时，往往过多强调两者的对立，而较少肯定其统一。大家明确肯定马克思在哲学上 的革命变更，但不敢肯定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包含了重要进步。其所以如此， 原因当然是多样的，而担心对现代西方哲学明确作出肯定评价可能会与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的某些否定性评价发生冲突，担心由此被指责为背离马克思主义立场，显然是重要 原因之一。
正因为如此，能否做到以马克思主义的求实态度和发展眼光来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对同时代西方哲学所作的否定性评价的缘由和意义 ，就成了我们能否如实、深刻地认识现代西方哲学的实际所是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我认为，这当然需要从多方面加以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 面：第一，重新研究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关系 ，由此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实际所是作出体现马克思主义求实精神的客观、准确的评价； 第二，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什么条件下、出于什么原因对现代西方哲学作出否定性评 价，他们的这些评价与他们的学说本身在本质上是否一致?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没 有前一方面的研究作为基础，很难对后一方面作出正确解释；而后一方面的正确解释， 将会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前一方面问题的意义。
二
关于第一方面的问题，近年来我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如下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哲学思维方式(涉及哲学研究的前提、 基础、方法、目标、基本理论架构等)的一次新的重要转型，主要表现为多数哲学流派 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企图超越(不是简单否定和抛弃而只是超出)近代哲 学思维方式，后者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前提，以倡导和颂扬与信仰相对立的理性为旗 号和基础，以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 理论特征，以认识论的转向的实现为主要表现形式。由此，现代西方哲学家使哲学研究 在不同意义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 。他们企图以此摆脱近代哲学因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而陷入的独断论和怀疑论等困 境，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他们的哲学总的说来更能体现这一时期西方社 会各个方面发展的状况，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向现代，标志着 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而不能像过去那样仅仅将其简单归结为由唯物主义和 辩证法转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由进步转向反动。
第二，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变更是哲学史上最伟大的革命。马克思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 家更彻底、全面地超越了具有上述特征和倾向的近代哲学，而且最为明确地为西方哲学 的进一步发展指出了现实的道路。他不再企图从被绝对化的观念或脱离与人的牵涉的自 在自然界出发来构建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在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 前提下，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自然界是与人发生交互作用的 自然界，人是处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马克思由此进一步建立了他的唯物史观即历史 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哲学可以从不同角度，分别用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辩证 唯物主义等名称来表示，但它们的基本含义相同，即都是把社会实践观点当作其整个哲 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只有通过以物质资料的生产劳动为核心的社会实践，才能形 成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才能有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才能解决主客、心物等关 系问题；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 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社会实践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实现了对近代 哲学的超越。
第三，从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的种种片面性和局限性、建立一种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 实践以及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的哲学来说，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 与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向可谓殊途同归，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 但两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社会作用上都有原则区别。西方哲学家不可能把哲学的变更 与对西方资本主义的革命改造结合起来，他们的哲学必然在不同程度上与现实脱节，由 此必然存在各种不彻底性和片面性，陷入各种矛盾和危机。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 伟大导师，自觉地把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无产阶级的现实的革命要求有机地结合在一 起，从而克服了西方哲学家无法避免的种种不彻底性和片面性。马克思哲学既超越了西 方近代哲学，也超越了西方现代哲学。马克思不仅为哲学发展指出了崭新的方向，而且 通过建立这种哲学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因此马克思所开辟的哲学发展道路是当代 哲学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
上述观点在我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一书导论以及近几年发表的一些论文中分别作 了较为详细的论证。为了减少重复，此处仅作以上概述。我当然知道，我的这些观点， 特别是关于西方近现代哲学的转型意味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因而 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殊途同归的观点，与我国哲学界以往流行的观点有很大差 别，明确提出这些观点存在风险。既然我确信自己是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自己的研究， 是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为宗旨，对这种风险也就坦然了。
我提出这些观点经过了认真探索，力图使之有较充分的根据。我在研究西方各派哲学 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时非常注意它们的个性，但也注意它们的共性，即，将各派的特殊 具体理论加以分析，找出其中具有普遍性的倾向。我由此发现，尽管西方各派哲学从近 代到现代的转化都是通过曲折和漫长的道路实现的，而且都存在着各种片面性和不彻底 性(包括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等)，但它们在“语言的转向”、 “后形而上学的转向”、“生活和实践的转向”、“存在论的转向”、“生活世界的转 向”、“历史和人学的转向”、“后现代的转向”等等名目下实现的转向，都在不同程 度上超越了近代哲学那种绝对理性主义或抽象自然主义等界限，在不同意义上转向了人 的现实生活世界，使哲学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而这种转向在哲学发展的根本方向 上，与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所实现的哲学的革命变更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最近几十年 来，海德格尔、萨特、德里达、哈贝马斯、福柯等人不约而同地肯定马克思开辟了现代 西方哲学发展的道路，这不是偶然的，毋宁说是由于他们也认识到了许多现代西方哲学 家的新理论归根到底没有超越马克思的眼界。
由于有了对西方近现代哲学转化的上述新的认识，当我回过头来重新研读《关于费尔 巴哈的提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马 克思的著作时，我就觉得理解比过去要深刻和具体得多，特别是较有条件把马克思本人 的学说与后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名义下对它的误解和扭曲区分开来；由此对马克思 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意义就有了新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指引我更好地重新认识西方 哲学。
三
我对第二方面的问题的体会，与我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进展的 曲折历程的认识相一致，因此我想将两者结合起来讲。
你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否定性评价作了相当全面和具体的引述 。长期以来，这些评价被当作体现马克思主义对待现代西方哲学的态度的权威论断。这 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对本学科简单否定的倾向。你谈到的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无产阶级 文化派”和中国“文革”中的“四人帮”在这方面当然是登峰造极，不过在不同时期和 不同国家中，在持“正统”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这种倾向。由于 这种倾向已影响深远，要克服它，既要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摆脱 各种对它们的偏离或扭曲，更要重新探究经典作家对现代西方哲学作出否定性评价的历 史背景和本来意义(例如其具体所指)，避免把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特定范围内所作的 评论普遍化和绝对化。这些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要经历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左”的思潮的批判，大家越来越发觉以往对现代西方哲学的 全盘否定不符合其实际所是，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再三强调的求实原则，因 而纷纷要求作出重新评价，但具体评论时大家又深感问题较多、较复杂。原因是多方面 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人们难以很快摆脱沿用已久的理论框架和评价模式的影响，在认识 和评判现代西方哲学时，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纳入这种框架之下。他们依旧将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同时代的哲学流派所作的那些否定性评价引为权威论据，而较少考虑 经典作家作如此评价的特殊时代背景及因此造成的局限性，更不敢作出与之不同的评价 。这种状况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相当普遍，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自己就有过 这种经历。
上世纪70年代末我整理《现代西方哲学》书稿时，已接触了较多原始材料，开始感觉 到过去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简单否定有失于偏，因此有心把这部书编写得较客观些。1980 年开审稿会时，两位老前辈建议我着力把现代西方各派哲学本身的理论讲清，不要勉强 用马克思主义去批判。我自己也觉得生硬批判之不妥，但又强烈感到“左”的影响在当 时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还较严重，如果本书对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只作纯客观介绍，不作 批判，可能会被人指责为放弃和违背马克思主义，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为权宜之 计，我基本上采用了当时仍被普遍采用的批判模式，把所能找到的经典作家批判同时代 西方哲学的言论大多引用上了。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尽管本书 并未越出“左”的批判模式的界限，却仍一度被某些权威人士视为散布资产阶级精神污 染的典型。
不过，改革开放在我国毕竟已是主流。我国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在个案研究和克服“ 左”的倾向等方面在不断取得进步。越来越多的人不赞成对本学科予以简单否定，主张 至少应当肯定其中可能包含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以及许多知识材料。一些学者甚 至已开始设想，是否应当越出把现代西方哲学发展史归结为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反对唯心 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史这个流行已久的哲学思维模式的界限，在更宽广的基础上对现 代西方哲学重新作出评价。这当然需要对现代西方哲学及其各流派做扎实可信的个案研 究，更需要排除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扭曲，重新认识它的本来意义。尽管这样 做困难很多，但大家都在朝这方面努力，我个人也是如此。
我这些年一直关注、不断修订那本《现代西方哲学》。本书1981年初版的缺陷，除了 内容介绍不够全面准确外，最主要的是未能摆脱“左”的评价模式，而这也正是当时国 内本学科研究的主要缺陷。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作第一次修订起，我重点思考的就是 如何突破“左”的评价模式，贯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求实原则。
作为投石问路，我在1986年发表了《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这主要是考虑到实用 主义在我国哲学界长期以来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批判中屡遭冲击，被加上“帝国主义反动 哲学”、“主观唯心主义”、“市侩哲学”、“诡辩论”等坏名声。我个人对实用主义 作过较多研究，发觉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为了改变人们对它的偏见，我故意用了“不能 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帝国主义反动哲学”、“实用主义不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不 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市侩哲学”、“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诡辩论”作小标题。我估计 可能遭到批判，但我想任何批判总得根据事实，而我相信自己能根据有关实用主义的事 实来澄清是非；如果我能成功地澄清实用主义的是非，那对澄清其他流派的是非也会有 较大帮助。
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此文并未引来麻烦，反而得到了一些同行的赞许。这给了我很大鼓 舞，使我在1990年出版的修订本中对其他哲学流派也敢于抱较为客观和求实的态度，并 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旧有的理论框架和批判模式。例如，我已尝试不单以唯物、唯心为 各派哲学划界或定是非，而是尽可能对之作出具体分析；对于西方近现代哲学及其与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尽可能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尽管我还不敢、更确切地说还无多大 把握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那些否定性评价作出适当解释，但我已不再根据 他们在特定条件下的论断、而主要是根据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实际所是对其作出新的评 价。例如，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过的孔德等人的实证主义、叔本华等人的非理性主 义、朗格等人的新康德主义、列宁所批判过的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等流派，在某些方面 我都作了肯定。更主要的是，我已大体上肯定了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向现代是进步、不是 倒退。尽管由于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尚不充分，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自然不很明朗、透彻， 但专家和读者对我的工作的认可，鼓舞我朝这方面继续作出努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都取得了新的重大发 展。曾被教条化和僵化的研究框架虽未被完全冲破，但坚守这些旧理论框架者已是很少 了；对现代西方哲学作深入、具体的研究，已越来越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重视。他 们越来越多地将这方面的知识运用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 研究，可谓正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我个人一直力图顺乎这一潮流，甚至企图能起某种 推动作用。我关于这两种哲学关系的上述三个基本观点正是由此提出的。在《现代西方 哲学》修订本中，为了避免与流行的批判模式直接发生冲突，我对一些哲学流派所作的 新的评价往往还只能隐约地提出，而在2000年出版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中，我在导 论中就明确提出了要超越以往流行的理论框架和批判模式，并对上述三个基本观点有较 为集中的论述。
四
应当看到，即使在最近几年，研究这两种哲学的学者在谈论两者的关系时思想似乎还 未完全放开。尽管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已在大量借鉴现代西方哲学的优秀成果，他们 提出的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观点有的源于相关现代西方哲学，但有时却避免直接引述它 们，也避免触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否定性评价。而研究现代西方哲 学的学者早已不援引这些评价，同样也避免谈论其是非。存在这种现象的原因，现在主 要已不在于对这两种哲学缺乏了解，而更多地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顾忌。毕竟还有人 习惯于把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作的论断当作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据，把借鉴 现代西方哲学视为偏离马克思主义。为了避免争论，大家宁肯出言谨慎。这些年的经验 证明：避开争论，这两种哲学的研究仍可取得进步；在条件不具备时这种回避甚至是必 要的。“左”的倾向在我国的影响实在太深了，在思想文化方面提出的观念稍有“超前 ”，反而可能导致退步。
然而，回避争论毕竟只能是权宜之计。只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 那些否定性评价的缘由和是非没有得到适当解释，它们必然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和争论 ，而这必然会影响这两种哲学的关系问题的正确解决。只要是抱着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 义的目标，那对于一切与实际所是不符、与现实发展脱节的理论和论断，都应按照现实 发展的实际状况对它们加以纠正。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强调，不要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而应当作行动的指南。恩 格斯曾强调，不能把马克思的个别论点绝对化，因为马克思提出这些论点时“只是把它 们看作相对的，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才是正确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9—80页。)。列宁也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 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注：《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 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针对我国各个领域(包括政治思想领域)“左”的教条主 义仍然产生危害的状况，江泽民总书记特别指出：“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 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 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 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注：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 27页。)因此，如果说过去由于受到“左”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大家无法按照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导纠正一些不尽符合新的历史条件的论断，现在应当说已经具有这 样的条件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时代西方哲学作出否定性评价的时期大致是19世纪中下期。当时 正是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阶级矛盾已明显暴露并日益激化的时期，无产阶级已 由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同盟军发展成了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它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上升 为社会主要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关注的是如何动员和领导无 产阶级去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他们当时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腐 朽没落，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时期即将到来。1848年 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就是宣布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 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必将实现：“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它的 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3页。)。
正因为如此，在哲学和思想理论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关注的，同样是在批判继承以往 优秀哲学遗产的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非常自觉地与同时代 的一切资产阶级哲学理论(包括各种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理 论)严格划清界限，甚至与之针锋相对。《共产党宣言》和他们当时的其他论著都体现 了这种倾向，具体表现在他们无论是对孔德等人的实证主义思潮还是叔本华等人的非理 性主义哲学思潮，以及一切以继承休谟、康德、黑格尔等近代哲学的某些成分结构为特 征的同时代的哲学，一律采取坚决否定的态度。正像他们当时并未考虑这些国家的资产 阶级是否还能对现存社会作出某些有效的改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尚能推动社会进步一 样，他们同样没有去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是否还能够对陷入困境的西方 近代哲学作出某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造，是否还能够提出某些合理的思想、对西方资产 阶级的哲学的进步还能够作出某种贡献。出于资本主义行将灭亡的预计，这些问题实际 上处于他们的视野之外，更不会为他们所特别关注。总的说来，他们对同时代西方哲学 家的态度主要是着眼于这些哲学家及其理论与当时工人运动的关系，将哲学斗争直接服 从于当时的政治斗争。
例如，马克思曾多次提到并批判过孔德。他在
恩格斯把叔本华的哲学归结为1848年革命失败后德国资产阶级消沉颓废情绪在哲学上 的反映，是“适合于庸人的浅薄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467页。)。这里的批判同样只是一种从当时工人运动出发作出的政治批判 。至于叔本华对黑格尔等传统绝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以及一定程度上对人的精神活动中现 实具有的非理性方面的揭示及其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则被完全忽视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与他们同时代的各种哲学流派和思潮都是密切关注的，但从他们参 与并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起，他们观察这些哲学的着眼点就是其在这一斗争中所起 的作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对杜林的理论作了深入系统的批判，就是因为杜林当时 在“作为社会主义的行家，同时兼社会主义的改革家”的伪装下抛出了一个对工人运动 在各方面都将造成极大损害的体系，促使恩格斯不得不放下其他工作而给予回驳。马克 思和恩格斯都曾批判新康德主义者朗格，主要原因是朗格直接卷入了工人运动。他们批 判的主要是朗格的《工人运动》一书中所表述的观点，而较少涉及其他方面。至于一些 不直接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或对其不直接产生损害的哲学流派，他们大多未作 深入系统的研究，也未作系统的批判，即使批判也大多较为笼统，或者只涉及其中的个 别观点。总的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时代西方哲学流派的批判大多是、至少主要是 政治批判。其实，后来列宁也是如此，他之所以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并对 马赫主义作激烈批判，就是因为当时俄国的一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用马赫主义来 取代马克思主义，对当时的工人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关于如何评价列宁的这一批判 ，牵涉面较大，此处从略。
从维护无产阶级的思想统一、不受敌对阶级在哲学和社会思想上的消极影响来说，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他们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流派采取否定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倒 并不认为他们的这种态度同他们一贯坚持的对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相抵触， 相反我认为他们对当时哲学等意识形态状况的态度与他们对当时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分 析恰恰是一致的。如果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像他们当时分析的那样 不可能再存在下去了，那他们对当时的西方哲学等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怎么可能采取 肯定的态度呢!
五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论著中，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总的规律和总的趋势 的揭示以及由此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等论断完全正确，但尽管如 此，对于这个“灭亡”和“胜利”的过程究竟如何估计、特别是何时具体发生，他们当 时掌握的材料远非充分，由此所作出的判断颇难准确。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后来的演 变过程出乎他们当年的预计，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在继续发展。与之相适应，从 理论上体现这个社会发展的西方现当代哲学也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要复杂得 多。通过不断寻找新的方向和道路，它们同样能够在曲折中超越近代哲学，继续获得发 展甚至是重要的发展；而对于这种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去探讨。 也正因为如此，要合理解释他们对同时代西方哲学采取否定态度，关键就在于正确认识 19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及与之相适应的哲学意识形态发展所出现的特殊情况。
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危机的暴露以及它们在某些情况下的激化 ，的确显示了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趋势。当时各国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在不同程度上也 察觉到了这种趋势，有的人甚至已在惊呼“西方的没落”。为了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生 存和发展，他们纷纷寻找解救的办法，各种不触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而又试图对之作出 某些改造的理论和方案(包括倡导以发展科学技术和实行产业革命为特征的“新启蒙主 义”和各种类型的社会改良主义)先后出现。由于它们都不过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进行 的自我调节，与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相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之采取了批判态度。然 而从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看，应当承认它们在一定范围和时期内起了缓和资本主义的矛 盾、至少是延缓资本主义灭亡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方面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资本主义继 续有所发展，并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对资本主义后来尚具有一定活力的事实，恩格斯晚年就有所察觉。他肯定了他和马克 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必然灭亡的规律的正确性，但同时也 明确承认他们对资本主义有继续发展的潜力估计不足。例如他说，在1848年爆发欧洲资 产阶级革命那种情势下，“我们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 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 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 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 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 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 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 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 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9—510页。)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对资本主义社会不 断进行观察，注意研究它的新变化。例如，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股份公司，他们 立即对之作了研究，并指出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第520页。)。
与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进行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改造(自我调节)相适应，西方各国 资产阶级在哲学上也在进行着各种改革。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所发生的重大变更 、特别是我们上面谈到的西方哲学所实现的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正是这种改革的集中 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一时期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所发生的变更未作肯定，基本上采 取否定态度，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当时估计随着资本主义行将灭亡，资产阶级哲学也必 然失去进步意义，因而他们没有去考虑西方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自我调节而能在一定范围 内摆脱危机、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也没有去研究当时的资产阶级哲学家通过对陷入 矛盾和危机的近代哲学的批判和超越，可以为哲学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获得新的进步 。这当然意味着他们未能超越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复杂性所决定的时代的局限性。 上面提到恩格斯所说的“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这既适用于他们对当时西方资本 主义的估计，也适用于他们对当时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估计。
但是我们更应当看到，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也如在其 他方面一样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他们一直在关注资本主义发展所出现的新的情况，及 时调整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策略。上面谈到，恩格斯晚年看到了工人阶级斗争条 件的根本变化，肯定了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争取普选权的意义，并认为旧式的武 装起义过时(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6—518页。)。同样，他们也 一直关注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变化在哲学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例如恩格斯指出，随着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道德方面的进步，“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 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 ，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注：参见《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4卷，第419页。)
当然，资本主义在道德领域的变化只是从一个角度体现了其在哲学上的变化。19世纪 中后期西方哲学的变更尽管具有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更或转型的意义，但这种变更 和转型基本上是由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处于重重矛盾和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进行的， 它们在政治倾向上必然(至少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体现资产阶级反对无 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在哲学理论上也必然包含着深刻的矛盾和各种片面性。这种变更和 转型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充满着种种曲折(其中有时还包含着各种类型的倒退)的 过程。因此它们不仅不可能与马克思的革命哲学相提并论，甚至连它们本身也往往难以 清楚明白地表现出来，因而人们对之可以作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解释。实证主义、唯意 志论、新康德主义等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过的流派虽然已具有现代哲学的某些特征 ，但又仍然带有近代哲学的某些印记，人们完全可以据以将其列入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 范围。事实上，不仅马克思主义者从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角度出发对它们加以批判，在 它们内部也存在着各种斗争，彼此指责为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只有到了20世纪，西方 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化随着分析哲学和现象学思潮的兴起，才有其相对明确的形式， 而且即使是这些思潮，也仍然具有各种不彻底性。马克思主义者既要抱着求实的态度， 肯定它们对于近代哲学的进步、特别是对促进现代资本主义各个方面发展的意义，又要 揭示和批判它们存在的种种片面性和局限性，并由此更加确信：只有具有与时俱进品格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代表当代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
我上面的一些想法没有很好地回答你所提出的问题，只能说是我在这方面所作的一些 初步探索，其中很可能存在错误，很希望听到你的意见，更希望我们之间的讨论能引起 学界对这方面问题的重视，共同来求得正确的解决。
（原载《学术月刊》(沪)2002年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