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国学”之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概念之争，即这一概念内涵是什么；二是价值之争，即“国学”在当代社会有没有弘扬的必要。本文拟从这两个方面就当前的“国学”之争作一梳理与分析，以就正于方家。
一 “国学”概念的缘起与属性
对于“国学”概念，我们首先应该确定它的属性，然后给予符合其属性的界定，因为不同种属的概念，给予界定的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其次，要弄清这一概念的定义或命题是应当运用事实判断呢还是价值判断。而要确定这两点，追溯它的源委是基本路径。
众所周知，晚清民国之交的中国，在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下，历经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丧权辱国的灾难，正在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同时，西学东渐，西方思想文化如潮水般汹涌而来，从政府教育体制、学校教材与学科体系，到民间就学趋向，都弃“旧学”、“中学”而转向“西学”，中华传统学术文化有被遗弃而失传的危险，中华民族遭遇到了“三千年来一大变局”、空前的总体性危机。①面对这种形势，当时的贤达有识之士如梁启超、章太炎、邓实、黄节等，积极奔走，成立国学讲习会，创办国粹学报，提倡“国学”、宣传国粹。章太炎在《民报》所刊《国学讲习会序》中指出了这一点：“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②邓实于《国粹学报》发表《国学微论》、《国学通论》、《国学今论》、《古学复兴论》、《国学真论》、《国学无用辩》等多篇论文。指出：“中国自古以来，亡国之祸叠见，均国亡而学存。至于今日，则国未亡而学先亡。故近日国学之亡，较赢秦蒙古之祸尤酷……学亡则一国之政教礼俗均亡；政教礼俗均亡，则邦国不能独峙。……是则学亡之国，其国必亡，欲谋保国，必先保学。”③可见，忧虑中华传统学术文化泯灭失传是提倡“国学”的基本动机。
正因为如此，上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邓实、黄节等人最先提出并使用的国学概念就是指的中华固有学术文化。梁启超在其1902－1904年陆续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多次提到和使用“本国学问”“本国学术思想”，而于1904年发表的第八章《近世之学术》则明确将“本国学问”“本国学术思想”简化为“国学”：“吾更欲有一言：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以严氏与其他留学欧美之学僮相比较，其明效大验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④梁氏的思想是先通“国学”再“转输外学”，如严复所走之路，使中西学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使“外学”为我所用。章太炎一生倡导国学，虽然没有明确给予“国学”一个定义，但有两点可以充分表明他的国学观，一是《章氏国学讲习会简章》所示“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的宗旨；二是他在近三十年的国学讲演与研究中，实际上已经对传统国学体系进行了完整的归纳与总结，这便是他后来结集出版的《国学略说》体系，包括经学、小学、史学、子学、文学五大部分。可见，章氏以“国学”为本国固有的学问，与梁启超是一致的。早期倡导国学最有力的国粹派人物之一邓实给出的国学定义是：“国学者何？一国所自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⑤这段话中“所自有”三个字最为紧要，意为中国全部的自家特有的学术。遗憾的是当代学者引用邓实这句话时不是将“所”字漏掉，便是将“自”字阉割，导致其原意严重变形。这些学者对国学的理解，诚如马一浮所总结的那样：“今人以吾国固有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⑥新世纪以来，大陆学界对20世纪初“国学”概念的缘起也作了许多深入扎实的资料梳理和研究。如吴雁南《清末社会思潮》、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交往录》《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国学的历史》等大著和一些学者的论文，⑦充分论证了“国学”概念所指“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的内涵。此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的学者在强调“国学”时，没有任何排斥“西学”的意思，着眼的只是在全面接受西学时不要忘了本国学术体系而已。
时至新世纪，中国虽然主权在我、经济繁荣、民生大进、社会稳定，但在文化与教育体制、学科体系、学术观念“全面西化”的大格局下，随着百姓日用的现代化，特别是电脑、手机带来的西化网络的全面覆盖，连传统礼俗文化保存最为深厚的中国农村也被全面渗透，即使高校中以传统文献、传统学术为研究对象的“古”字头学科也在西化管理模式中无法全心静意研读传统经典，中华传统学术文化再一次面临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被遗弃、被取代而失传的危机。于是，有了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一卷的问世和随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的宣传；有了2004年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五位学者领头发表的《甲申文化宣言》，委婉地表达了对中华传统文化命运的“深感忧虑”，提出要弘扬国学、复兴中华文化；有了教育部“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课题“国学教育专项研究课题”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全国中小学实验教材》；有了“中华古籍善本再造工程”和全国古籍普查工作的全面展开；一句话，有了实实在在的新世纪“国学热”的兴起、诵读和研究传统经典的高潮。而其“国学”涵义很明显如同上世纪初一样，指的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而且同样没有任何抵制、反对西方现代学术文化的企图。
综上，无论是上世纪初，还是新世纪以来，中华传统学术文化在新的社会中逐渐式微、在新的学术体系中逐渐淡出，面临断裂、失传的危险，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共同的历史事实与时代背景。“国学”一名的频现、“国学”呼唤的雀起，正是在西学东渐、中学衰微的这种共同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是针对西学以及在西学影响下产生的中国新学而保护中国固有学术的反应；失去了“西学”“新学”作为参照系，“国学”便失去了提倡的必要、复兴的气候。这就决定了“国学”概念的内涵只能是“中国固有学术文化”，是对中华传统学术整体的一种形容、表达，是相对“西学”而言的“中学”、相对“新学”而言的“旧学”。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指的历史含义，不是某个人能够随意更新、扩大和建构的。其次，“国学”概念带有明显的历史性、实体性，不是纯学术纯哲学思维的产物，非现代科学概念，因而不能用现代科学概念或单一的学科概念来范围它、分析它，不能用纯学术创新思维来肆意演绎它，不能用现实社会和个人的价值观来观察这种历史事实、客观存在，⑧而应该使用事实判断的标准与方法来看待她。这应该成为我们理解和使用“国学”概念始终都不能忘记的前提条件、逻辑依据和理性基础。
二 新世纪有关“国学”概念的新认识
在新世纪“国学热”中，对“国学”概念的理解出现了一些标新立异的认识，原则上讲，这些认识是一种时代进步、学术创新，其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这些认识又是纯价值判断的产物，值得进一步的理性思考。
第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解，就是把“国学”或广义的“国学”等同于“中华传统文化”，又把狭义的“国学”等同于儒学、孔学。⑨即使是推崇章太炎国学观的一些学者，也都不自觉地错误理解其“国学”“国粹”“国故”概念，如孟琢先生在《章太炎的国学概念及其品格与精神》一文中称章太炎的“国学”概念指中国全部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学术，并列出章太炎先后所讲国学科目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制度学、内典学、宋明理学、玄学等。⑩这样含混论述的学者不在少数，一般社会人士这样理解的更多。
其实，这些学者心目中所理解的“传统文化”很大程度上是指学术文化，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真正从概念上把“国学”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有逻辑错误的。因为，“传统文化”这个概念理论上包括传统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顾名思义，无论“国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扩大到什么程度，它都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学术体系、知识体系，不可能指物质文化，否则，就不成其为“学”。所以，刘梦溪先生指出：国学与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即国学不等于传统文化，国学只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指的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我们谈学理的时候，不应该把国学和传统文化混淆起来或者等同起来。(11)其次，“传统文化”一词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早已为一般民众和学者所熟悉，如果把“国学”等同于“传统文化”，实质上等于“架空”了国学概念，从而导致“国学”概念与“传统文化”概念重复而不科学、不必要的误解。至于将“国学”同儒学画等号，下文再作讨论。
第二种就是所谓“大国学”“新国学”概念。季羡林先生于2007年指出：“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而中国文化是中国56个民族共同体创造的，这56个民族创造的文化都属于国学范围。而且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也都属于国学的范围。”(12)任继愈先生也说：“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有经、史、子、集才是国学，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也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13)张岱年先生以为：国学范围很广，往日的目录学将古籍分为四大类：经、史、子、集，这样的分类法到了今天已经过时了。今日看来，应更加上一类，即科学技术，可简称科技之学。这些都是国学的内容。(14)“不但今日以前的中国学术是国学，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也属于国学的范围。”(15)这些令人敬仰的学术泰斗几乎都把“国学”理解为当代“中国学术”“国家学术”而不是中国传统学术，都认为国学应该包括各民族文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等。王富仁先生于2005年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了15万字的《新国学论纲》长文，提出了他的“新国学”概念，认为新国学就是适应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需要提出来的，把“国学”理解为由民族语言和民族国家两个因素构成的学术整体。视中国文化为一个结构整体，是包括中国古代学术和中国现当代学术在内的中国学术的总称。“新国学强调的就是：政治、经济、文化是一个整体，谁也缺少不了谁。”王富仁最后指出：“我把参与中国社会整体的存在与发展的中国学术整体就视为我们的国学”。(16)但他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新国学”概念与体系。又如徐宏力先生指出：“‘新国学’特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展的传统文化学说。传统是基础，复兴是表象，发展是本质。”“新国学具有开放性”，“新国学具有实践性”，“新国学具有群众性”，“新国学具有科技性”，“新国学具有物质性”。(17)迂阔的无论证的价值判断一大堆，最后也没有说清楚“新国学”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所谓“大国学”、“新国学”概念是当前国学热衷相当流行的一种理解，两者本质上是一样的东西，即把中国古代与现当代的全部学术糅合在一起。这些学者几乎无一不是泛泛而谈的价值判断、抽象思维，几乎不做任何事实判断与可行性、可信度论证。其结论的误区是明显的：其一，如果把“国学”界定为中国当代全部的学术思想体系，完全背离“国学”概念原有的意涵，实质上等于偷换概念，从而扭转提倡“国学”所要努力的弘扬传统学术文化的大方向，这显然与清末民初和新世纪以来提倡国学、传承民族固有学术，以避免中华传统学术文化在当代全球化大潮中失传的时代背景与初衷是相违背的，也就达不到通过提倡“国学”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学术思想体系的目的。因为中国大陆当代学术文化体系中的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已经基本“史学化”，“史”味正浓，“学”味甚微，只有港、澳、台的“中国文学系”中尚保有其基本内涵。其二，这样的界定也不符合当代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一个国家的全部学术显然不需要也不可能再建立、再界定一个共同的学术概念，一个大到无所不包的学科既不需要建立也不可能存在，这是学术规律与常识。特别是在当今世界学术越来越一体化、信息化的情况下，更不可能把世界各国的当代学术思想体系“国有化”。试问，当今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把其全部学术用一个学科概念来界定、来范围？正因为如此，提出“大国学”“新国学”概念的学者，迄今都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内涵界定与学术体系；那些质疑“国学”必要性、科学性的人也正是从世界各国“国学”不可能成立这个角度来反驳中国“国学”概念的。其三，它更不符合中国当前学术实际情况。中国的当代学术体系完全仿自“西学”，与当代西方学术思想体系没有多大差别，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内涵，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新国学”提倡者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等现代文化史诸学科的建立”“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诸学科的学术贡献”“自然科学研究基础的巩固与加强”“外国文化的翻译和介绍”等文化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看作新中国当代学术体系有代表性的几个方面。(18)试问，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仅仅只是“文化史”和马克思主义传播两种体系？自然科学研究能算“一国之学”？揆诸事实，这些东西也是无法与现当代西方学术体系相区别的，而无法自别于西方学术的“国学”概念与体系是不能成立的，是没有存在意义的。其四，当代很多学者引用邓实的话来论证“国学”是指“一国所有之学”，这是一个极大误解。因为邓实的原话是“一国所自有之学”，(19)即一个国家所特有的学术学问，大陆学者在引用这句话时大多是相互转引，并未去核查原文，将“所自有”误成了“所有”或“自有”，一字之差，歧异甚大。持有大国学、新国学、国学即传统文化等认识的学者大多数很可能是因了这一字之误而受累。其五，如果把“大国学”“新国学”的涵义理解为用新的方法、新的材料，从新的角度去更全面更深入地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即“国学研究”，那么这个概念就等于把“国学”与“国学研究”合二为一，重新回到“国故学”的定位上，这既不符合提倡“国学”的初衷，也不符合现代学术规范，因为，作为研究体系的“国学”是没有大小之分的，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学”又是没有新旧之别的。当年毛子水、胡适等学者提出的“国故学”概念把中华传统文化“史学化”、“史料化”，严重降低和抽空了传统“国学”的丰富内涵与价值。(20)
第三种就是把“国学”理解为“古典学”，这是最近几年学界在争取国学成为国家教育体系中一级学科没有成功的情况下提出来用以代替“国学”的一种设想，出发点是非常好的。《光明日报》国学版曾于2010年10月18日以《国学＝中国古典学》为题刊载了朱汉民、林庆彰、姜广辉等几位学者的访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先生提出了这个设想。他认为：“国学”其实就是“中国古典学”。“这是一门从学术范式到知识构架、学理依据均不同于现有的文学、历史、哲学的独立学科，这是中国古典学得以确立的内在条件”，另一方面，“以中国古典学来定义原来的国学，国学具有了文化共享、知识共用的现代学科的要求，并能兼容国学、汉学，为中外学者所共用，这是国学能够具有现代学术视野，并能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外在条件”。(21)显然朱先生是从研究角度来看待“国学”的，类似于毛子水、胡适的“国故学”。
用“中国古典学”来代替“国学”，也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目前相当一批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将“国学”视为学科、为之争取一级学科的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国学”指的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所形成的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它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群学科！特别是在当前国家学科体系中的“一级学科”已降格在“学科门类”之下的格局中，将“国学”设为历史学、文学、哲学任一门类下的一级学科，都会严重扭曲“国学”的性质、局限其范围，从而不可能达到传承、弘扬中华传统学术的目的。而为了适应当代国家教育与科研系统学科分类的需要、为了在现行国家教育与科研体系中为“国学”谋得一席之地，而将“国学”缩小为一个一级学科，无异于“削足适履”和“文化自杀”。1921年北京大学通过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规划成立研究所，分国学、外国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四门。笔者以为这是最为有识的分科，说明“国学”应该在国家教育和科学研究体系中占有一个独立的门类，唯其如此，才能保证“国学”在现代学术体系中不被挤压，这才是我们学界应该致力的目标与方向。其次，如果把“国学”概念理解为“国学研究”，则是重新回到毛子水、胡适“国故学”、将国学研究“史学化”的老路上去，就正如一些反对者所言，现有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与社会学科足以包容这种研究，只需加重分量、转换方式即可，根本不需要另立“国学”之名。其三，西方古典学研究的是主体已经变换或中断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是一个疏离了西方现实的“学术体系”，与西方现实的制度、生活联系并不紧密。而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实际上是一个没有中断的体系，在中国当代的每一个角落里，传统学术思想文化都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它的潜在作用，中国民众几乎每个人都可能对传统国学知识略知一点，只不过“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已；即使是国学理论体系，也没有完全被取消，诸如历史文献整理、考据与义理研究、古史与古典文学的研究也还存在。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不管愿不愿承认，也不管是不是喜欢，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之中，并以自己的言谈行为显示着这个传统的或优或劣的特色。而国学作为固有文化传统深层的部分，已经渗进民众的心灵，直接间接地参与现代生活。”(22)一言以蔽之，传统国学一直“活”在中国当代社会，与中国当代社会的距离不足以用“古典”来衡量。如果用“古典学”来替代“国学”概念，必然会人为地拉大“国学”与当代民众的距离，从而严重削弱“国学”固有的意义与影响。其四，从学理上讲，一个新学科的成立要有一个积累的历史过程，指称中国古代国立学校的“国学”概念在中国已存在几千年，特指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体系的“国学”概念也已流行一个多世纪，现在尚且仍不能被人们接受。如果再提出一个新的“中国古典学”概念用以代替“国学”概念，将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将更加授人以柄，更不可能被接受。
第四种认识就是“自然国学”的提出。这是新世纪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院以刘长林先生为首的一批学者提出来的倡议。(23)这一倡议的出发点是好的，提醒人们重视中华传统学术文化中的自然科学技术因子，非常必要。但“国学”既然是指中华传统学术文化，即已经包括中华自己特有的科学技术思想与成就在内，如果另立“自然国学”之名，客观上会引起人们对“国学”概念专指中国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而不包括其自然科学技术的误解。事实上，也可能是因为新世纪以来某些质疑和反对“国学”的人，有意无意把“国学”等同于儒学、经学(下文将详述此题)，从而造成了人们对“国学”内涵只涉人文社会科学的偏狭理解。故笔者以为，中华传统学术文化中丰富的自然科学技术内涵应该在“国学”门类之下的分支学科中得到体现，如中国古已有之的历学、算学、地理学、医学、药学、阴阳五行学、炼丹学、营造法式等，表现的就是自然科学技术内容。
要之，笔者以为，从学术规范来讲，任何学科概念、学术名称，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要有历史积淀、历史传承性来作为事实判断的依据，不能凭空任意建构新学科、新概念；二是要使人能够顾名思义，即必须从名称一看而知其特有的学术内涵与外延，与其他学术名词能够区别开来。如果“国学”指的是六经之学，就与传统的“经学”概念不能相区别；如果指的是传统文化，就不能与既有的“传统文化”概念相区别；如果指“国故研究”，就背离了它原来的内涵，不能与西学、新学相区别。任何扩大和创新“国学”内涵的设想，任何把“西学”“新学”揉进“国学”的企图，任何把“国学”缩小为“儒学”或六经的理解，都是违背其产生背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没有历史依据的。
三 新世纪有关国学价值的争论
新世纪以来，还有一些学者对“国学”概念及“国学热”等问题表示了忧虑，提出了质疑，甚至给予了强烈批判，实质上还是怀疑“国学”的现代价值。其中最主要的几种观点约略如下：
第一种观点是一些学者坚持过去一百年对中华儒学的批判思维，利用蒋庆编选《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只选儒家经典的事实，抓住蒋庆、康晓光等少数学者端出的“儒化共产党”“儒家社会主义”“儒本马末”等较为偏激的见解，(24)和传统儒学同中国古代专制王权的紧密关系，以及“三纲五常”等备受诟病的儒学理念，把“儒学”“新儒学”同落后、保守、反动、倒退画等号，视为“封建糟粕”，又将“国学”同“儒学”“新儒学”画等号，从而判定为“过时的、倒退的伪学术”。这是新时期质疑、批判“国学”的学者所秉持的共同观点之一。(25)
笔者以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儒学不等于保守、反动，儒学的个别保守理念不等于儒学整体。何谓“儒学”？整体地看，儒学既是儒家学派解经之学，(26)有训诂考据一脉和义理演绎一脉；也是对西汉以后中华主流思想文化的统称，因为孔子所创儒家学派的宗旨就是传承中华先民在数千年生存斗争中创造的主体学术“王官之学”“经学”，也即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学，绝不仅仅是专制王权所依赖的“三纲五常”、“吃人”礼教等某些政治理念。所以才有宋代以后学校改称“儒学”之事，才有正史“儒林”之志，才有“硕学鸿儒”、“儒雅风流”之谓，如果“儒”仅是孔子所创一个学派，儒家思想仅是孔孟个人之学，怎么可能有如此影响、如此权威？儒学也不是空洞学理，还有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远不止过去一百年拿来反复批判的那几条说教。诸如“谦谦君子”、“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亲亲尊尊”、“礼尚往来”、“过犹不及”、“教学相长”、“博学慎思”、“温故知新”、“慎言语，节饮食”、“见贤思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居安思危”、“言必信，行必果”，等等，都是人们日常乐用而须臾不可离的儒学观念。其次，儒学不等于“新儒学”。“新儒学”是对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儒学发展形态的形容，有两汉之“新”、两宋之新、现当代之“新”，有海外新儒学，有大陆蒋庆、黄玉顺之类新儒学等，不可一概而论；正是每个时期的“新儒学”构成了中华儒学的发展，如果这些“新儒学”是“过时、倒退、反动、落后”的话，中华文明可能早就像汤因比所总结的其他文明一样停滞中断了，还能有中国的今天吗？其三，“儒学”“新儒学”不等于“国学”。无论将“国学”定义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还是包括现当代中国学术文化，她都是指中国文化的整体；就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而言，除了儒学，还有道家学说、佛教学说等；除了经史文哲，还有算学、律学、乐学、历学、地理学、医药学、戏曲学等。故“国学”与“儒学”“新儒学”始终都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其四，“学术无国界”与“学术具有世界性”是当前许多学者用来质疑、反对“国学”的理论依据。(27)殊不知，这是两个错误的判断，充其量只是学者们的美好愿望而已。因为学术实际上是有国界的，即使是学术成果的应用理论上应该具有世界性，而实际上也是受限制的。如果学术没有国界，就不会产生知识产权和专利，就不会出现“西学”“西方文化”“中学”“东方文化”等文化概念，就不会出现国与国之间的技术封锁、版权之争，所谓“学术乃天下公器”是指学术成果可以为天下共用，不是说一定要为天下共有。
第二种情况是有些学者认为传统与现代是不相容的，既然提倡现代化，就不能再强调传统；既然学习西方文化，就不能认同中华文化。把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对立起来，把西学与中学对立起来，将“传统学术文化”同中国历代专制王权和专制政治混为一谈，把振兴国学视为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回归，视为抗拒改革、复古倒退等。这些学者提出这些观点时，往往以学术权威的姿态，用浓厚的情绪化语言、尖刻词句直抒己见，几乎不做任何事实判断与学理论证。(28)
笔者以为这些学者的认识，也是有失偏颇的。首先，传统与现代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来看，现代文明无一不是从传统发展而来、与传统共生共荣的。欧洲文艺复兴正是从古希腊文化中寻找到人文的始祖，至今天主教、基督教都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国教；东亚、南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及中国的港澳台地区在接受西方现代文明与文化时，也没有与儒家传统文化决裂。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与民族能够脱离其传统而跳跃发展，这就如同人不能脱离其遗传基因而生、人类不能脱离地球而存一样。为什么作为中国人却反对认同中国文化，特别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反对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呢？这应该说是最令人悲哀的怪现象！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也都是在继承传统中逐渐累积而成的，不可能空穴来风地向虚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旨与核心价值观同样只有可能在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国学与西学融会贯通中形成。其次，这些学者咒骂“国学”保守、专制，抗拒进步与变革等等，实际上是把传统学术与传统专制政治混为一谈。要知道，鼓励进步、提倡变革、强调包容恰恰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精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新其德”，“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有容乃大”等等变革思想、(29)转化理念明白无误地保存在中华经典中、学术话语中，怎么能说中华传统学术文化是抗拒进步与变革呢？至于历代统治者的保守政治与专制王权，那是政治实践层面的东西，不能由传统学术文化来负全责。文化是人类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身份证、户口簿与血脉经络，如果中华传统学术文化抗拒进步与变革，中华民族不可能传承五千年，不可能发展壮大到今天。其三，说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完成时”的、“整体衰竭了生命力”的文化，说“国学”已被五四运动送进博物馆、“死去近百年”等，(30)更是罔顾事实的荒诞之论。因为“文化”是人类化物的结晶，与民族是共生共亡、相辅相成的，文化亡则民族亡，民族亡则文化亡；只要中华民族不亡，就没有任何理由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完成时”，“整体衰竭了生命力”，“已死去”。仅以这些学者口说笔写的汉字、汉语在中国、日本、韩国等世界各国十四五亿人的使用范围这一事实就足以驳其价值判断的荒谬，除非汉字、汉语在这些学者知识体系中不属于“文化”。
第三种观点就是有些学者以为中国原有的“国学”内容都可以纳入现有的学科体系，没有必要另立“门户”。担心如果再设“国学”，国学中的文史哲就可能与现有的“古”字头文史哲学科重复，因而质疑“国学”的必要性。
笔者以为，这种忧虑也是多余的。首先，国学是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体系，不是指当代对国学的研究体系。现有中国文史哲等学科充其量只是研究了“国学”的极少几个点，基本没有容纳“国学”真正的内涵。如作为传统国学核心内容的经学、子学，长期被排除在现有学术体系之外，没有得到整体研究；又如古代史学中的史体、史法，古代文学中的诗词韵律之学、文章之学，古代“小学”中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在当代中国史学、中国文学系科中早就中断了传授。其二，即使是指对“国学”的研究，中国大陆现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中国古代哲学、古代文学、古代史学等与“国学”中固有的文、史、哲内容差别也很大：现有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中古”文史哲学科是用现代西方学科体系、学术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史哲，其理论、其方法、其模式都是西化的。如其中国史学关注的是历史观、本体论、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发展规律、主观能动性、客观限定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历史学的功用等，它是从外部研究中国史，本质上是一种理性史学，以叙述历史过程、揭示历史发展的动力与规律为目的。而中国固有的史学本质上是一种“鉴戒”史学，是从内部来完整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与话语体系、理论与方法等，不太关注历史发展过程的完整描述和发展规律的揭示，而十分重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事件、人物、经验、教训对后世的影响与借鉴作用，既注意“通古今之变”，也关注“究天人之际”，因而十分重视史书的编撰、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叙述之法，即编纂史书的方法、尊重史实的原则、易于理解的表述体例等，特别注重叙事的方式与原则。如资治、鉴戒的史学思想、“寓论断于叙事”的叙史原则，编年体与纪传体、本末体相辅而成的史书体裁，据实书史的史学传统、断代为史的正史系列、正史与野史相表里的修史制度等等，其理论与方法，内容丰富，自成体系，“关系一国之兴亡”，与现代“历史学”之以科学态度求客观知识，大不相同。(31)又如中国古代的文学与现代的“文学”概念也大相径庭，特别是大陆各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中国古代本有的“文学”概念与体系大不一样，这一点只要看看台湾地区各大学保留中国传统文学内容的“中国文学系”课程设置便可明瞭，又如当代的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也只是在运用西方哲学范畴、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只有熊十力《新唯识论》、冯友兰《贞元六书》等极少数成果称得上是古学新论。
总之，新世纪以来，对“国学”概念及其价值提出质疑的学者，有几个共同特点：一是几乎不作任何周密严谨的逻辑论证和事实判断，单凭主观意识或过去一百年来已经习惯的“革命”理论对“国学”作出保守、过时、落后、倒退、反现代、伪科学等价值判决；二是几乎全都就“国学”“儒学”“经学”的弱点立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日用而不知”或数典而忘祖。其症结在于一些学者身处当代学术体系与方法之中，习惯于用现代西方一般性的科学概念、学科概念来抽象地看待“国学”，习惯于单纯运用价值判断来主观地界定与想象“国学”，而忽略了不管你喜不喜欢、承不承认，中华传统“国学”都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否则就无法解释一个没有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的中华民族在五千年不间断时空中是如何发展的。笔者以为，中华传统国学，从微观角度、个别部分来看有其糟粕，需要扬弃；但从宏观角度、整体来看是具有永恒生命力的，是中华民族生存至今的活水源头、命脉根系，绝不应该被否定、遭抛弃。如果从整体上否定、抛弃传统国学，就等于刨掉中华民族的根本，中华民族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老百姓对传统国学“日用而不知”不足为怪，学者特别是研究传统文化的学术权威与大师们对传统文化、传统国学“日用而不知”，则令人不禁唏嘘。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京)2013年第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