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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争鸣

【陆建华vs方勇】“新子学”断想——与方勇先生商榷

 

近年来,伴随着复兴诸子学的呼吁,建构新子学的呼声越来越高。可是,无论是从传统的子学的角度看,还是从冯友兰先生所言的子学的角度看,学术界所呼吁建构的所谓新子学也许一开始就背离了新子学。为此,我们觉得有必要从传统的子学以及冯友兰先生所言的子学的角度对这一建构新子学的呼声作出必要的回应。由于学术界最早提出建构新子学并且影响最大的学者是方勇先生,本文主要同方勇先生商榷。

我们先看传统的子学以及与其对应的经学之所指,同时,看看传统的子学之“子”与经学之“经”之所指。传统的子学,又称“诸子学”“诸子百家学”,“一指先秦至汉初诸子百家学术之总称。一指研究诸子思想的学问,内容包括对诸子及其著作的研究,佚子、佚书的研究,历代学者研究诸子的研究等。晋以后,诸子学的研究对象有所扩大,包括后世的著名哲学家在内”(严北溟:《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563页)。据此可知,传统的子学之“子”,一指先秦至汉初诸子,一指历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前者是狭义的,后者是广义的。与传统子学相对应的是经学,乃是指“历代训解和阐发儒家经书之学”(同上,第472页),与此对应的经学之“经”,初指先秦时期的儒家“六经”,后发展为儒家的“十三经”。

从传统的子学的定义来看,新子学可以说是“新子”之“学”,也即新的哲学家、思想家所建构的哲学与思想,或者说,新的哲学家、思想家的学问;也可以说是研究“新子”哲学、思想的学问。从传统的子学关于“子”的理解来看,“新子”就是指新的哲学家、思想家。当然,如果把新子学理解为“新”的“子学”,从传统的子学的定义来看,则可以指由“新子”所建构的“新”的“子”之“学”,其实质也是“新子”之“学”;也可以指研究“新”的“子”之“学”的学问,其实质也是研究“新子”哲学、思想的学问。由此可见,关于新子学是“新子”“学”,还是“新”“子学”的讨论,没有质的差别。无论在何种意义上,新子学都是奠基于“新子”之上的,不存在没有“新子”的新子学。

再看冯友兰先生的子学与经学以及与此对应的“子”与“经”之所指。冯友兰先生所谓的子学乃是指先秦至汉初诸子之学,相当于传统子学的第一层含义,即“先秦至汉初诸子百家学术之总称”。由此可知,其所谓的“子”也就是先秦至汉初诸子,相当于传统的子学之“子”中狭义的部分。冯友兰先生所谓的经学是对于“经”进行研究的学问,主要指的是从汉代到清代整个中国君主专制时期的哲学,传统的经学只是冯友兰先生所谓的经学中的一部分。而冯友兰先生所言的“经”包括“子”的著作、儒家的“经”,还包括被中国佛学家所注解、诠释的来自于古印度的佛经。在冯友兰先生看来,子学与经学在哲学建构意义上的质的区别在于,子学的建构“以我为主”,无所依傍,因而是“创构”;经学的建构“以我为辅”,“依傍”于“经”,因而是“重构”。

此外,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的新的哲学的诞生标志着“贞下起元”,这意味着“重新开始”,“创构”出新哲学。这么说,冯友兰先生所谓的中国的新的哲学应该就是具有子学特质的、新的子学也即新子学——“新子”无所依傍、所原创的哲学,而冯友兰先生心目中的“新子”,不仅是哲学家、思想家,其哲学、思想还要是“创构”的。

从传统的子学的角度来看,方勇先生所提倡建构的所谓新子学,属于子学范畴,并不“新”;从冯友兰先生关于子学、经学以及其所未明言的新子学的角度看,方勇先生所提倡建构的所谓新子学,属于冯友兰先生所言的经学范畴。

方勇先生在《光明日报》20121022日第14版发表论文《新子学构想》,率先提出构建新子学的设想。在该文的开头,方先生写道:“20124月,在上海召开的由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举办的‘先秦诸子暨《子藏》学术研讨会’上,我们提出了‘全面复兴诸子学’的口号。然而,诸子学如何全面复兴,及其在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中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仍值得探究。在此,我想以‘新子学’来概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新子学’概念的提出,根植于我们正在运作的《子藏》项目,是其转向子学义理研究领域合乎逻辑的自然延伸,更是建立在我们深观中西文化发展演变消息之后,对子学研究未来发展方向的慎重选择和前瞻性思考。”

剥除方先生这段文字中关于子学复兴的价值、子学研究未来发展方向以及中西文化发展趋势等的思考,仅就其关于新子学的提出与思考而言,方先生认为新子学是在对“子”的著作、子学文献整理的基础上“转向子学义理研究”的产物,代表着“子学研究未来发展方向”。这么说,意味着其子学是关于“子”的著作、子学文献进行整理的学问,其新子学其实就是对“子”之思想、子学义理进行研究、阐发的学问;这么说,意味着其子学之“子”是传统的子学之“子”,其新子学是没有“新子”的。

方先生这种关于子学的理解,既不同于传统的子学,也不同于冯友兰先生所言的子学。因为无论是传统的子学,还是冯友兰先生所言的子学,都侧重于哲学、思想的层面,而方先生所谓的子学则主要属于文献整理的层面。同样的,方先生这种关于新子学的理解,既不同于立足于传统的子学而引出的新子学,也不同于由冯友兰先生所言的子学而引出的新子学。因为无论是由传统的子学而引出的新子学,还是由冯友兰先生的子学而引出的新子学,都离不开“新子”。

由此可以看出,方先生这种关于“子学义理研究”的新子学,不但没有超出传统的子学范畴,反而只是传统子学的一个部分,相当于其中的“研究诸子思想的学问”,同时,显示了传统子学研究的特色。方先生这种新子学是对子学经典的阐释,依托、植根于子学而生成、发展,受制于“子”与子学,而不是冯友兰先生子学性质意义上的独创发明。从冯友兰先生的角度看,不论方先生心中的“子”、子学是什么,这种所谓的新子学都是阐释“经”的学问,或者说,都是经学性质的学问,其实质就是新时代的经学——当代的经学,与冯友兰先生所谓的历史上的历代经学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由此还可以看出,方先生的新子学是无“新子”之“学”,既没有由传统的子学而引出的新子学的“新子”,也没有由冯友兰先生的子学而引出的新子学的“新子”。方先生这种没有“新子”的新子学,注定是不“新”的。当然,方先生也许会说,他所谓的新子学不是指“新子”之学,而是指“新”的“子学”。其实,如上所言,二者是一回事。没有“新子”,哪来“新”的“子学”。

由上可知,方先生虽然没有明言“子”、子学、新子学是什么,我们通过分析还是可以看出,其所谓的由子学而推演出的新子学实质上就是传统子学意义上的子学、冯友兰先生经学意义上的经学。由于只有先弄清楚“子”、子学是什么,才能讲清楚新子学是什么,所以,方先生在提出新子学这个概念后,紧接着就讨论了“子”与子学:

“诸子之学”,“是以老子、孔子等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汲取王官之学的思想精华,并结合新的时代因素独立创造出来的子学系统”;“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在汲取王官之学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就诞生了第一代子学原典《老子》《论语》《墨子》。而到了战国中后期,在不断修编、诠释、发挥和吸收经学文本与子学原典的基础上,产生了更多学术文本,由此形成了第二代子学原典,如《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黄帝书等等。降至汉代,以陆贾、贾谊、刘安、扬雄等人著作为代表的第三代子学原典也相继产生”,魏晋以后,“又陆续产生了以何晏、王弼、周敦颐、二程、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人学说为代表的诸代子学(或准子学)著作”,其后,从明代到清代,一直到“五四”运动时期,皆有子学,“而在‘五四’之后,子学又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迸发出强劲的活力,为自身增添了诸多新内容”(方勇:《新子学构想》)。

基于以上,方先生认为,“所谓子学之‘子’并非传统目录学‘经、史、子、集’之‘子’,而应是思想史‘诸子百家’之‘子’”(同上)。

这里,方先生把子学也即“诸子之学”理解为“子学系统”,是不准确的,毕竟子学与“子学系统”是两个概念;方先生所谓“诸子之学”,“是以老子、孔子等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汲取王官之学的思想精华,并结合新的时代因素独立创造出来的子学系统”的说法,相当于传统的子学的第一层含义,即“指先秦至汉初诸子百家学术之总称”,也相当于冯友兰先生所言的子学;方先生又认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历代都有“子”和“子学原典”以及奠基于“子”和“子学原典”的子学,这种说法相当于传统的子学的第二层含义。不过,从方先生关于子学的具体论述来看,其所谓子学应主要指传统的子学的第二层含义。从冯友兰先生关于子学与经学的论述来看,方先生所谓的第一代子学与第二代子学才是子学,方先生所谓的第三代子学直至“五四”时期的子学都是经学。

这里,方先生认为其所谓的子学之“子”不同于经史子集中的“子”,虽然是对的,但是,似乎不需要多此一举,因为子学之“子”从来就是“诸子百家”之“子”,从来就不是经史子集之“子”。不过,在子学之“子”不是经史子集之“子”的层面上,方先生与冯友兰先生的观点倒是一致的。可是,方先生认为其所谓的“子”是“‘诸子百家’之‘子’”,这跟传统的子学之“子”是一样的,却又与冯友兰先生对“子”的理解不同。因为方先生所谓的子学之“子”指历代有创造性思想的哲学家、思想家,方先生所列举的历代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而冯友兰先生所谓子学之“子”指的是先秦至汉初的“诸子百家”之“子”。

方先生所谓的新子学究竟是什么?方先生在其论文《新子学构想》中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更没有作系统的论述,更多的是一种“呼吁”“设想”。在其论文《再论新子学》(《光明日报》201399日第15版)中,方先生尝试着给予界定。他说:“‘新子学’的概念,具有一般意义和深层意义两个不同的层面。从一般意义上说,‘新子学’主要是相对于‘旧子学’而言的。它一是要结合历史经验与当下学术理念,在正确界定‘子学’范畴的前提下,对诸子学资料进行全面的收集和整理,将无规则散见于各类序跋、笔记、札记、史籍、文集之中的有关资料,予以辨别整合,聚沙成丘;二是要依据现代学术规范,对原有的诸子文本进行更为深入的辑佚、钩沉、辑评、校勘、整合、注释和研究;三是要在上述基础上,阐发出诸子各家各派的精义,梳理出清晰的诸子学发展脉络,从而更好地推动‘百家争鸣’学术局面的出现。”“就深层意义而言,‘新子学’是对‘子学现象’的正视,更是对‘子学精神’的提炼。所谓‘子学现象’,就是指从晚周‘诸子百家’到近代‘新文化运动’时期,其间每有出现的多元性、整体性的学术文化发展现象。这种现象的生命力,主要表现为学者崇尚人格独立、精神自由,学派之间平等对话、相互争鸣。各家论说虽然不同,但都能直面现实以深究学理,不尚一统而贵多元共生,是谓‘子学精神’。”

方先生虽然试图从新子学的“一般意义”与“深层意义”两个层面全面而准确地界定新子学的含义,但是,从方先生的界定来看,依然没有界定清楚新子学的含义。方先生所谓“一般意义”层面的新子学,所谈的并不是新子学的含义,而是在谈新子学的“任务”、新子学的研究“范围”,也即新子学应做哪些方面的“事”,这与传统的子学的治学目标、为学“范围”没有任何质的区别。除了把关于诸子学资料、诸子文本的收集与整理纳入子学之中,作为其重要内容之外,不但没有越出传统的子学的“规限”,反而落入其“窠臼”。方先生所谓“深层意义”层面的新子学,所谈的也不是新子学的含义,似乎是在说新子学是正视“子学现象”、提炼“子学精神”的产物,又似乎是在说新子学的“任务”“使命”是正视“子学现象”、提炼“子学精神”。其实,讨论、研究“子学现象”与“子学精神”,乃是传统的子学与子学研究中应有之事,也不是新子学的事。顺便言之,方先生关于“子学精神”的论述出自于冯友兰先生关于子学特征的论述,并无新意。

这意味着方先生所倡导的新子学乃是子学研究的新发展而已,其实质就是传统的子学,只不过他试图用“新子学”这个词来呼吁人们对子学以及子学研究的重视;而方先生所言的子学总体上讲属于传统的子学、学术史层面的子学,虽然其对于子学有不同的说法。这么说,方先生的子学与新子学都还没有超出传统的子学的界域。而相比于冯友兰先生所言的子学、经学以及冯友兰先生所未明言的新子学,方先生的新子学只是冯友兰先生所言的经学。

总的来说,方先生关于新子学的构想意在推动子学研究走向深入,结合其主持的《子藏》项目来说,又是其从关于诸子文本的整理转向诸子思想研究的产物。遗憾的是,方先生误以为其关于子学义理、诸子思想的研究就是新子学。其理由可能是其关于子学义理、诸子思想的研究也即其子学研究有新意。

其实,新子学是建立在“新子”的基础上。有“新子”,才有关于“新子”的思想、学问;有“新子”,才有关于研究“新子”的学问。关于这一点,方先生也是意识到的,可惜的是,方先生囿于自己关于新子学的理解,始终没有予以正视、承认。在此我们不妨看看方先生所言:“要而言之,子学自其产生以来,凭借其开放性、生命力与进化势头,形成了不断诠释旧子学原典、吸收经学文本精华和创造新子学原典的传统,并在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着学术与社会现实的良性互动,进而促成其自身的不断发展。而‘新子学’正是子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性产物,同时,也是我们结合当前社会现实,对子学研究所作出的主动发展。”(方勇:《新子学构想》)

按照方先生此处的说法,子学的诞生来自于“子”所创造的“子学原典”,子学发展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历代的“子”不断地“创造新子学原典”,相应的,每一代“子”相对于前一代的“子”都是“新子”,每一代“子学原典”相对于前一代“子学原典”都是“新子学原典”,每一代子学相对于前一代子学都是新子学。在此意义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需要建构的新子学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子”所创造的“新子学原典”的基础上建构出来的。

这样,方先生所极力提倡的新子学却是“子学”范畴,方先生所不经意间论及的新子学则是真正的新子学。也正因为此,方先生最终又将新子学落实到“对子学研究所作出的主动发展”——从对于子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发展到对于子学思想、义理的研究,而如前所述,这些都属于“子学”。不得不说,这对于方先生来说是遗憾,也是“迷局”。而这“迷局”在方先生的《三论新子学》(《光明日报》2016328日第16版)等论文中仍未被破解,更是遗憾。

(来源:《光明日报》20180324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