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理论言说都属于超个体的呼唤-响应运动，中国身体美学的建构也受惠于跨学派对话所造成的张力。以《身体美学导论》为例，在构思其基本框架的过程中，实践美学、生态美学、生活美学的基本命题经常回旋于我的脑海。从某种意义上讲，该书是与上述流派对话的产物，所要说出的恰恰是它们的未尽之言。由于这种内在关联，《身体美学导论》出版后引起了上述流派的关注。最近，新实践美学的代表性人物张玉能教授还与张弓教授合作撰写了《身体美学究竟应怎样建构——与王晓华教授商榷》①一文，提出了三个具有针对性的问题：身体美学的出发点是身体实践还是身体？其主干是实践本体论还是物质本体论？它最终落实为身体审美学还是感性学？上述问题虽然都涉及身体和实践的关系，但其中最关键的潜台词却是：美学建构的出发点应该是什么？是身体，还是实践？这是原初的问题，如何回答它决定了跨学派对话的走向。在展开自己的思路之前，我想首先重申身体美学的基本建构理路：从身体-主体概念出发，推动美学研究范式的全面转型。

从身体-主体出发：身体美学的建构原则

对于美学建构来说，出发点至关重要。它决定了研究者建构什么和如何建构。恰是由于设定了自己独特的出发点，实践美学、生态美学、生活美学才建构出了各具个性的理论话语。身体美学之所以能够迅速兴起，是因为它的出发点回到了人本身。

写作《身体美学导论》时，我明确提出“美学必须回归身体”这个主张：“如果人不外是有机体进化的产物，那么，他/她本质上就是肉身，精神不过是身体的功能-活动，审美的主体就只能是身体。”②身体-主体是该书中最重要的概念，是重建美学的理论原点。“身体是主体，此乃我们的基本逻辑前提：是身体在筹划、担当、展开生活的整个过程；没有身体，就没有生活；生活是身体的生活；所有思想、信仰、实践都源于身体、属于身体、回到身体。”③在身体-主体概念被提出之际，出发点的转变已经初露端倪：不是直接诉诸人的活动（实践）、状态（生活）、环境（生态），而是首先聚焦人之所是的身体主体。这是身体美学区别于实践美学、生态美学、生活美学的独特性所在，但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地方。由于“勾画出了从身体出发的美学知识体系”，我也因此“遭遇更大的挑战”。④

早在《身体美学导论》出版后不久，生态美学家程相占教授就曾撰文强调：“从身体一元论、身体主体性出发”，尽管体现了“令人极其敬佩的学术魄力”，但也会引发其他学派的质疑。⑤在《身体美学究竟应怎样建构》中，张玉能教授和张弓教授首先针对的就是出发点问题：“身体美学究竟应该从身体出发，还是从‘身体实践’出发呢？新实践美学认为，身体美学应该从身体的实践出发，而不是仅仅从身体出发。”⑥这种“出发点之争”虽然折射出不同学派的不同立场，但也涉及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如审美的诞生机制），故值得深入探讨。

从逻辑上讲，“从身体出发”与“从身体实践出发”是两种相容的表述，因为后者已经蕴含在前者之中。在《身体美学导论》中，这种逻辑已经获得了清晰的阐释：“与一般的有机体不同，人可以有意识地生产自己的‘生存手段’乃至‘物质生活’。在人这里，有机体的行动升格为实践。人不是‘用身体、在身体上、通过身体’进行实践。身体是实践的承担者。实践是身体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⑦能够实践是身体的主体性所在，有关身体-主体的言说总是牵连出实践范畴，因此，身体美学内蕴了实践话语。

那么，张玉能教授和张弓教授为何还要提出这个问题呢？他们给出的答案是：“如果仅仅是身体本身，就是一堆物质性的肉体的存在，没有也不可能有‘审美的主体’产生，同时也不可能把自己的身体作为审美对象和艺术对象来观照和欣赏。只有人类身体的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才使得人类成为了世界（自然和社会）中的主体和审美的主体。”⑧此段论述虽然不难理解，但却包含着一个逻辑难题：如果是实践使身体成为审美的主体，那么，实践的能力是如何获得的？它是否属于身体？如果不是，它究竟由谁承担？从上段文字看，张玉能教授和张弓教授承认实践是身体的活动。于是，循环论证出现了：实践使身体成为审美的主体，身体的存在又使实践变得可能。要走出这个逻辑困局，就必须确认实践对身体-主体的归属关系。只有将实践范畴还原到身体话语之中，它才能找到其来路和归宿。它是且只能是身体的活动。与实践范畴不同，身体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ύποκείμενον”（主体），是各种属性的承载者。⑨作为拥有生命的存在，它既属于有机体的群落，又具有超越自然生命的潜能，因而可以与各种存在者打交道。在承认这个事实后，我们可以援引包括进化叙事在内的各种文本，重现身体获得实践能力的历程，理论建构的前景则因此豁然开朗。由此可见，“从身体出发”这种表述要比“从身体的实践出发”更为周全。实践是身体的活动，但身体的活动并不因此等同于实践。它还能进行前实践活动（如本能性的动作）。后者不但是身体主体性的内在构成，而且牵连出身体与其他有机体的血缘关系。重构从前实践到实践的发展脉络，既有助于理解身体主体性的诞生机制，又有助于我们恰当地为人类定位。正因如此，从身体出发的美学，通达生态美学乃至后人类美学（如敞开身体-动物-机器的三元关系）。这正是身体美学所要彰显的逻辑进路。

实践不是独立的活动，以它为出发点的言说难以支撑起本体论层面的建构。相比于身体话语的明晰性，仅仅从实践出发可能带来根本性的理论风险：（1）它有可能把实践理解为一种悬空的活动；（2）在身体与实践的关系被遮蔽之后，实践的本体论前提也就成了问题；（3）随着这种趋势的展现，它必然会处于自我驳斥的窘境。或许是意识到了上述问题，张玉能教授和张弓教授使用了“身体实践”这样的表述，认为身体美学应该从“身体的实践”出发。这种对身体话语的接受是新实践美学的重要进展，意味着它已经在对话中进行了转型。不过，由于转型的动作不够彻底，新实践美学的身体话语因此也并不完善，甚至其中不乏自我矛盾之处。

譬如，“仅仅是身体本身，就是一堆物质性的肉体的存在”就是不确切的表述：其一，如果“身体本身”不具有审美能力，那么，这种能力岂不是来自非身体的存在？我们难道要再度援引灵魂话语？其二，“一堆物质性的肉体的存在”这种说法折射出对物质的不信任态度，而它显然会威胁实践美学的根基——倘若物质没有内在的结构-秩序-活力，实践又如何能获得诞生的机缘？假如实践的诞生机制都难以获得阐释，那么，从它出发的理论建构岂不是缺乏合法性？究其缘由，这种逻辑困境源于理论建构中的犹疑：两位论者虽然强调“从身体的实践出发”，但显然并不喜欢展示它对身体的归属关系；实践时常被当作一种超越身体的活动，而身体则往往处于被贬抑的位置。为了避免这样的错误重演，我们才不断强调美学建构应该从身体出发。

在确定了从身体出发这个建构原则之后，实践概念并没有被遗忘，而是获得了更加清晰的所指。作为出发点的身体是生产性的身体（productive body），是拥有属己世界的主体。它不仅“在世界之中”（being-in-the world），而且总已经在组建属于自己的世界。这种组建活动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实践。当我们强调“从身体出发”时，下面的结论水到渠成：美学研究不能遗忘身体的实践。如果说美学（感性学）应该落实为身体学，那么，身体学总是牵连出实践学。

对于身体-主体和实践的关系，《身体美学导论》进行过清晰的阐释：“在所抵达之处，身体-主体总是会组建属于自己的世界，而他对世界的原始评估、感受、体验、判断都隶属于他组建世界的生存实践，因此，通过领受身体-主体组建世界的具体机制和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和阐释审美发生的机缘。”⑩就此而言，我完全赞同张玉能教授和张弓教授对于实践的强调。事实上，中国身体美学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实践美学的奠基作用。正由于实践美学已经提供了强大的阐释框架，“从身体出发”的理论建构才能迅速成形。恰如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先生的身体美学植根于美国的实践主义传统（Pragmatism应该译为实践主义），中国的身体美学同样具有本土的实践美学背景。事实上，早在《西方生命美学局限研究》一书中，我就已经设想过身体美学的三个实践维度：“1.作为实践者的身体本身（身体作为美的源泉；身体自身的美；身体作为审美器官的生成）；2.身体的实践结构与它所联结的外部世界（实践结构的美；实践结构对象化而成的社会本体的美；与实践结构联结着的自然界的美）；3.内在性（作为实践的设计场所的精神、精神结构与世界结构的互相转换生成、精神的自我直观以及它们与美的发展的关系）。”⑪这三个维度的划分表达了重视身体的原初筹划，敞开了身体美学的基本框架。在这种表述中，实践美学的影响已经落实为具体的理论建构。

由此可见，从身体-主体出发可以具体化为从身体实践出发，但强调实践的建构并非总能回到身体-主体。先前实践美学的一个重要欠缺是将实践悬空化，甚至把它当作独立于身体的过程。当这种倾向发展到极端状态时，实践本身被直接当作活动的承担者：“人类社会实践在长期活动中，由于与多种多样的自然事物、规律、形式打交道，逐步地把它们抽取、概括、组织起来，成为能普遍适用、到处可用的性能、规律和形式，这时主体活动就具有了自由，成为合规律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体。”⑫这是李泽厚先生的表述，曾被许多人引用，但其中却蕴含着严重的逻辑错误：“按照这种表述，与事物打交道的主体就成了‘人类社会实践’。可是，‘人类社会实践’是一种活动，不是独立的主体，断言‘人类社会实践’与什么打交道显然说不通。”⑬正是由于意识到上述问题，张玉能教授所倡导的新实践美学引入了“身体”概念：“实践永远是离不开身体的，实践说到底就是身体的活动，离开了人的肉体存在就不可能有任何实践，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浅显事实。”⑭在《身体美学导论》出版后，他再次强调实践美学的身体维度：“实践美学在研究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中，内在地蕴含着身体美学的维度，因此应当包含他人（社会）、自然、自身三个主要方面。”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如今实践美学出现了身体转向。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进展，它也反过来证明了从身体-主体出发的必要性。

植根于物质本体论到身体主体论：身体美学的建构依据

确立了理论建构的出发点以后，下面的问题又会凸显：如果说身体-主体是身体美学的出发点，那么，它就必须展示自己的哲学基础或本体论根据。这也是张玉能教授和张弓教授着重强调的问题：身体美学的哲学基础是实践本体论还是物质本体论？这个问题具有跨学派对话的深厚背景，但答案并不难给出：（1）身体美学建构的前提之一是告别“机器中的幽灵”，解构轻视身体的二元论，因此，它必然坚持物质本体论（一元论）；（2）从逻辑的角度看，实践本体论即使存在，也仅仅是物质本体论的一个子集，故而“物质本体论还是实践本体论”这种说法本身就可商榷；（3）从物质本体论出发可以抵达实践本体论，反之则不然；（4）实践本体论这种命名可能引发悖论，甚至会陷入自我驳斥的困境。

在展开上述论点前，需要先进行必要的词源学梳理。本体论（ontology）这个术语源自希腊文中表述存在（being）的词（on），研究的对象是所有存在的事物（what exist）。⑯它所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存在者为何存在和如何存在。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前设，相关论述也应保持在相同的平面上。对于身体美学的建构来说，确认问题的层级非常重要：它要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就必须解构古老的灵魂神话，而这必然涉及对存在/非存在的思辨。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我选择了一元论图式亦即物质本体论。那么，它能否为身体美学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呢？张玉能教授和张弓教授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强调它是“一种直观唯物主义或者机械唯物主义本体论”，认为它无法为强调主体性的身体美学奠基。⑰此类断言依旧折射出两位学者对物质的不信任态度。然而，物质果真是一种惰性的存在吗？如果是，它就需要某些非物质的东西推动，世界就可以划分为两个领域——精神/物质。这正是二元论（dualism）的前设。根据后者所提供的图式，人又会被一分为二：主动的心灵/被动的身体。经过这样的迂回，就又回到了贬抑身体的老路。在张玉能教授的言说中，这种倾向已经显现出来：“一般说来，人的社会实践是指，人类的感性的，现实的，对象化的活动，也就是身体即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整体活动。”⑱此类表述恢复了肉体存在/精神存在的二分法。那么，如何界定二者的关系？是强调精神存在引导肉体存在吗？对于这个问题，他的表述不无矛盾意味：“就是人类的每一个个体的身体本身，它既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同时也是社会实践的客体；人们在改造自然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自己的身体。正是这种人类对自身身体的改造活动，才使得人的身体本身作为客体能够与人类主体发生审美关系，因而才会有研究这种人对自身身体的审美关系的身体美学。”⑲如果人类身体同时是主体-客体，那么，人类对身体的改造就是身体的自我改造，但张玉能教授却在具体表述中用“人类主体”置换了身体-主体，而相关的言说悄然滑向了对身体客体性的强调。这是一种下意识的理论位移，再次展示了贬抑身体的立场。由此可见，对物质的轻视必然通向低估身体的立场。要避免这种尴尬的结局，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坚持彻底的物质一元论。从诞生之日起，其话语就开始揭示物质的活力。在它所重构的世界图景中，物质生生不息，演变出大千世界。法国哲学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进行过精彩的总结：“从大理石到粪土，从粪土到植物界，从植物界到动物界，到肌肉”，实在者的链条存在着明显的过渡关系；正因为有了这种过渡，“物质因素逐渐产生的结果便是一个迟钝的生物、一个有感觉的生物、一个有思想的生物、一个解决岁差问题的生物、一个卓越的生物、一个奇妙的生物，一个衰老、萎缩、死去、消解而化为腐土的生物”⑳。这是物质的颂歌，也是身体主体性的宣言。沿着上述思路前行，接下来的选择便已水到渠成：“突出身体之维，将精神领受为身体的功能-活动。”㉑按照这种思路，贬抑身体的逻辑就会被彻底消除。由此可见，物质本体论（一元论）通向身体主体论，身体主体论则以物质本体论（一元论）为前提。

在确立物质本体论的地位之后，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如果存在实践本体论的话，那么，它必然从属于物质本体论。只有承认身体主体性，实践概念才能落到实处，而对身体主体性的言说属于物质本体论所提供的语境。这里的关键概念依然是身体主体性。它是物质本体论衍生出实践本体论的中介范畴。身体之所以能够确立为主体，是因为物质所普遍具有的生机。即使最简单的物质存在，也具有“生生”的能力，“生生之谓易”。使“生生”得以持续的力量并不存在于道、绝对精神、灵魂之中，相反，它内蕴于物体的结构之内。每个具有内在结构的物体要存在下去，就必须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结构越分化，物体组建世界的能力逐渐增强，而身体-主体就诞生于这个递进的链条。作为身体-主体的活动，实践也是这个物质链条的构成部分：（1）正是由于每个物体都具有组建世界的能力，实践才获得了诞生的因缘；（2）实践的出现意味着组建活动进入到了自觉层面；（3）作为实践主体的身体始终处于超人类的主体间际关系之中，需要协调不同层面的组建者（包括其他物种和正在崭露头角的智能机器）。在意识到上述事实后，有关实践的言说必然落实为身体话语，实践本体论则会回归物质本体论。

不过，上述归属关系并非不言自明，相反，它们经常被遗忘和遮蔽。当张玉能教授和张弓教授强调“只有实践本体论才能解决人类及其身体的产生根源问题”时，背离的倾向已经显现出来。“人类及其身体”这种表述暗示身体只是人类的拥有物，还存在着多于身体的东西，而后者可以代表人类出场。这多出的部分是什么？如果它是人的同义语，那么，身体岂不仅仅是附属性存在？实践又由谁来承担？沿着这个思路向下推演，一个悖谬就会显现：实践虽然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却变成了悬空的活动，因为承担它的身体被当作附属物。由于这个关键性的概念转换，社会实践就在想象中获得了独立的本体论地位：“正是以制造工具为标志的物质生产劳动造就了人类及其身体，因此，到目前为止无可辩驳的是，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就是人类及其身体存在的本原。”㉒主体不是身体，而是“物质生产劳动”或“社会实践”，后者造就了“人类及其身体”。于是，实践本体论就升格为实践本源论。这种升格虽然最大限度地弘扬了实践本体论，但也无可挽回地暴露了后者的逻辑欠缺：活动与其承担者被分离开来，实践本体论被当作以实践为本体的本体论研究。然而，实践只能是身体的实践，不具有独立的本体论地位。我们可以从实践的角度进行本体论建构，也可以从本体论的角度研究实践，却不能倡导以实践为本体的实践本体论。或许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不少实践美学的倡导者开始使用“实践存在论”这种表述。譬如，在《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一书中，朱立元先生就将实践理解为“人生在世”的基本方式：“实践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所谓人的存在，就是海德格尔的‘此在之世’，也就是‘人生在世’。”㉓被如此定位的实践不再是悬空的本体论范畴，而是回到了生活世界的哲学概念。这体现了实践美学界的内部反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词源学的角度看，本体论就是存在论，因而上述修辞学策略并不能完全救偏补弊。它还需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人生在世”中的“在”与何者相关？是抽象地谈论人的在世，还是回到在世的身体？显然，“人生在世”实为“身体在世”。只有敞开实践对身体-主体的归属关系，只有把实践本体论还原为物质本体论的子集，这个欠缺才会完全消除。

推动美学研究回归身体-主体：身体美学的建构目标

确立了以物质本体论为基础的身体-主体论之后，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回答张玉能教授和张弓教授提出的第三个问题：身体美学应该是身体审美学还是身体感性学？总的来说，这两个命名都不足以概括身体美学的建构目标。无论使用哪个定义（“感性学”“美的哲学”“艺术哲学”），当下美学研究都应该升格为身体学（也可以称为“身体话语”）。后者涵括了感性学、美的哲学（大体上相当张玉能教授和张弓教授所说的审美学）、艺术哲学，但又超越这三者，因而并不需要在身体审美学和身体感性学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它已经越过了认识论层面，涉及人作为身体性存在的自我塑造等生存论问题。

在如此为身体美学定位时，获得表达的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性的学术规划，更是对美学内在可能性的敞开。在美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之前，它已经蕴含着“身体话语”（discourse of the body）。甲骨文中的“美”字意指人戴着羊角起舞，展示了身体沟通天-地-人-神的动姿。希腊语里的“美”（kalón）虽然指事物能引起愉悦的属性，但相关言说同样并不局限于认识论层面。㉔譬如，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就曾强调“要仿效宇宙的运行方式”锻炼身体，创造合乎比例的“美的生物”。㉕美学正式得到命名之后，“身体话语”更是获得了被凸显的机缘：“当亚历山大·鲍姆嘉腾用aesthetica一词意指一个正式的哲学学科的时候，他的学科规划远远超出了今天的哲学美学所关注的问题：关于美的艺术和自然美的理论。”㉖aesthetica意指“与更崇高的概念思想领域相比照的全部知觉和感觉的区域”㉗，而后者与身体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看，在鲍姆嘉腾（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又译鲍姆嘉通）将美学定义为“感性认识的科学”㉘之际，一个新的理论地平线已经出现了，身体的形貌和动姿则因此若隐若现。在具体的论述中，这位“美学之父”不断强调感官的地位，认为它同样能把握世界。㉙甚至，当“思想同凭感官所能认识的思维对象的真”发生矛盾之际，鲍姆嘉腾暗示自己会站在感性一方。㉚对于他来说，“审美的真”与感性密切相关：“严格意义上的真实事物所具有的真，只是当其能被感官作为真来把握时，而且只有通过感觉印象、想象或通过同预见联系在一起的未来的图像来把握时，方始为审美的真。”㉛随着这种对感官作用的反复言说，身体也走上了理论的前台：没有身体，何来感官？又谈何感性学？从这个角度看，美学的诞生的确是身体反抗理论专制的结果，是身体显现自己的一种方式。对此，美国哲学家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的言说可谓切中肯綮：“鲍姆嘉腾将美学定义为感性认识的科学，认为它的目的是后者的完善。但是感觉当然属于身体并且深受身体条件的影响。我们的感性认识因此依赖于身体怎样感受和发挥功能，依赖身体的所欲、所行、所受。”㉜虽然这个线索在鲍姆嘉腾那里没有获得充分展开，但“感性认识的科学”依然内蕴了身体学。一旦感性学寻找自己的归属时，身体学就会显现出来。在鲍姆嘉腾本人的言说中，此中机制就已初露端倪。譬如，他强调审美训练的意义，认为阅读、写作、游戏都可以增强人的感性认识能力：“当孩子谈话、叙说之时，当他游戏，特别是当他自己发明游戏和做了小小的游戏指挥员之时，当他集中精力与伙伴一本正经地做游戏，并做得汗水淋漓之时，当他从事一切可能从事的事情时，当他看到、听到、读到自己能够以美的方式加以认识的对象时，……他就是在进行审美训练。”㉝在如此言说之际，他已经越过了认识论的领域，进入生存论层面：“美学不仅是一个理论事业，而且是一种规范性的实践——一种强调实际训练和锻炼的学科，其宗旨是实现有用的目标。”㉞与此同时，审美训练的深层效果也获得了言说——这就是身体的培育（cultivation of the body）：游戏所提高的不仅是认识能力，而且包括整个身体的敏感性、灵活度、力量。由此可见，在其萌芽阶段，美学（感性学）就已经显露出两个重要踪迹：其一，展示了它对身体学的归属关系；其二，相应的身体学表述已经越过传统审美学的领域，进入了自我塑造的层面。这正是其超越性所在。

在总结鲍姆嘉腾的美学理论时，舒斯特曼发现其中蕴含着两个分支：“第一个分支是个实践练习或训练项目”；“第二个则是完全理论性的”。㉟后来，在他建构身体美学时，鲍姆嘉腾理论中的第一个分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凸显，身体实践的意义得到揭示和强调：“实践的身体美学还包括严格的、反思的、身体的实践，旨在身体的自我改善（无论是表象性、经验性或实践性）。这一维度不仅在话语层面上谈论身体训练，而且包括系统性的实践。”㊱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身体学对审美学的超越，他才提出了一个学科建议：“身体美学可以暂时定义为：对一个人的身体——作为感觉-审美和创造性自我塑造的场所㊲——经验和作用的批判性和改善性的研究。”㊳此处的关键词有两个：感觉-审美的（sensory-aesthetic）和自我塑造（self-fashioning）。这二者都指向并回到处于中心的身体-主体：“身体(soma)指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感受的、感觉的、有意图的身体，而不是毫无生命和感觉的物理的身体……”㊴身体的自我塑造体现了身体自己的意图，属于身体关怀（somatic care）层面的实践，譬如通过训练、深呼吸、沉思来改善身体状况。相关理论话语被舒斯特曼定义为实践的身体美学（practical soma-esthetics），其所关注的不是说（saying）而是做（doing），是身体-主体如何在实践层面上进行自我关怀（self-care）。㊵这种实践可以改善“对感觉敏锐性、肌肉运动、经验性意识的身体美学”，强化对“诸如音乐、绘画、舞蹈的理解和创作”，增进“对我们行进和栖居于其中的自然与人工环境的欣赏”。㊶一句话，实践的身体美学能够提升人的“在世”体验。在如此言说时，舒斯特曼已经突破了“狭隘的美学学科的边界”㊷。不过，他的理论试验并不彻底：身体还时常被他定义为“媒介”（media）和“场所”（locus）,因而无法在其理论话语中展现其主体形貌。在涉及身心关系时，他经常“犹抱琵琶半遮面”。究其原因，舒斯特曼并未完全走出二元论的场域。譬如，在《实用主义的原则：身体、情感与行动》中，他的下列表述不无暧昧意味：“身体美学是跨学科的事业，源自身体的概念——活生生的、感受的、感觉的、有目的的身体，暗指身体与心灵的本质性联结。身体美学研究的是我们如何使用身体进行知觉、实践和自我风格化，生理学和社会如何塑造、控制身体的使用，以及如何改善或提供更好的身体意识和功能化形式，参与科学、道德、艺术、宗教、历史和其他学科。”㊸此处，“身体与心灵的本质性联结”这种表述可能通向对身体主体性的否定：如果存在一种可以与身体联结的心灵，那么，身体显然就不是自立的主体；它可以被心灵“使用”“控制”“塑造”。经过这样的后退，“实践的身体美学”就可能回到陈旧的心灵话语。在专著《生活即审美》中，舒斯特曼就曾说：“作为具有肉身的人类，行为只有通过身体来实现，因此我们的意志力量依赖于身体的功效。”㊹“具有肉身”这种说法显然假定了非肉身的主体，肉身则是主体支配的工具、行进的通道、栖居和活动的场所。

相比之下，《身体美学导论》中的理论建构走得更远。它坚定地从西方美学家止步的地方前行，反对任何形式的二元论，力图“建构出完全从身体出发的美学体系”㊺。落实到实践的身体美学层面，它力图实现更完整的理论规划：（1）不仅仅聚焦于感知领域，也不局限于个别的艺术实践，而是探索身体-主体组建世界的过程；（2）强调审美过程从属于身体组建世界的实践，后者源于身体而又回到身体-主体；（3）将审美-艺术活动理解为身体-主体自我创造的一种方式。经过以上层层递进的推论，感性学乃至艺术学最终升格为身体学。身体被如其所是地领受为实践的主体，这种升格意味着对认识论美学的彻底超越。就此而言，张玉能教授和张弓教授所担忧的局面非但没有出现，而且被完全克服了。恰如先前所述，它回到了组建世界的身体实践，其体量已经超越了感性学和审美学范畴。

那么，在超越了传统的感性学和审美学之后，身体美学何为？张玉能教授和张弓教授提议设立身体审美学：“如果把身体美学建构为‘身体审美学’，那么就可以比较全面地涵盖身体美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审美主体，也包括审美客体，还包括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审美创造和艺术创造，从而真正地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而且把作为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身体的艺术表现作为身体美学的中心研究对象。”㊻这是非常好的理论规划，但还不足以涵括身体美学所勾画出的理论蓝图。从承认身体主体性这一原初筹划出发，它不仅重新阐释了审美的发生学原理，而且研究人如何在组建世界活动中自我确立。在《身体实践与艺术》这一章中，我将艺术的使命归结为“世界成员的完善”，其中也包括身体-主体的自我创造。㊼由于将身体-主体界定为世界的成员，因此，它已经进入了更广义的主体间际关系（如身体-机器-动物的三元关系）之中，可以应对基因工程、机器人、纳米技术和神经植入技术所带来的考验，能够研究后人类语境中的身体塑造问题（包括如何在宇宙中安身立命）。这才是身体美学的终极目标。

结语

综上所述，从身体-主体性出发是《身体美学导论》所演绎的基本研究纲领。在它显现的视域中，身体-主体性首先体现为组建世界的活动。这种组建活动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实践。从这个角度看，身体美学与实践美学最终殊途同归。二者的区别在于研究的重点不同。实践美学聚焦于组建世界的过程，身体美学则强调实践的承担者是身体-主体。正如身体美学中蕴含着有关实践的言说，实践美学也会抵达身体美学。当这种内蕴-抵达关系被遮蔽时，理论建构的危机就会出现。如果说实践美学有可能遗忘身体-主体的话，那么，身体美学也并非总能敞开实践的踪迹。随着身体美学和实践美学开始进行直接对话，这种危险已经以互反性的方式被说出，被带到两种话语所交织出的澄明地带，被从双重的视角加以审视和反思。在由此产生的张力中，两种学派之间的主体间性已经悄然确立。对于由此产生的可能性，除了珍视，我们别无选择。

 

【注释】：

①⑥⑧⑰㉒㊻张玉能、张弓：《身体美学究竟应怎样建构——与王晓华教授商榷》，《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期。

②③⑦⑩㊺㊼王晓华：《身体美学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7页，第47页，第44页，第99页，第26页，第251—258页。

④方英敏：《关于身体美学的三种定位》，《学术研究》2018年第4期。

⑤程相占：《身体美学与审美理论知识的有效增长——评王晓华〈身体美学导论〉》，《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5期。

⑨Christopher Shields,“Soul As Subject In Aristotle’s De Anima,”Classical Quarterly,38(i).

⑪王晓华：《西方生命美学局限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⑫李泽厚：《美学四讲》，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78页。

⑬王晓华：《身体-主体的缺席与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共同欠缺》，《学术月刊》2011年第5期。

⑭⑱⑲张玉能：《实践转向与身体美学》，《湖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⑮李永杰：《身体美学拓展美学研究新视域》，《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9月29日。

⑯Simon Blackburn, 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69.

⑳狄德罗：《狄德罗哲学选集》，江天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8页。

㉑王晓华：《西方美学中的身体意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页。

㉓朱立元：《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9页。

㉔贝托·艾柯编著：《美的历史》，彭淮栋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39页。

㉕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0—341页。

㉖㉜㉞㉟㊳㊵㊶㊷ Richard Shusterman, Pragmatist Aesthetics: living Beauty, Rethinking Art, New York & London: Ro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0,p.264,p.265,p.264,p.265,p.267,p.277,p.278,p.278.

㉗Terry Eagleton,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s, Oxford : Blackwell Publishing,1990,p.13.

㉘㉙㉚㉛㉝鲍姆嘉腾：《美学》，简明、王晓旭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13页，第17页，第52—53页，第52页，第31—32页。

㊱㊴㊸理查德·舒斯特曼：《情感与行动：实用主义之道》，高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67页，第65页，第68页。

㊲原文为locus，也可译为“中心”。

㊹理查德·舒斯特曼：《生活即审美》，彭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7页。

 

(原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