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传统的历史分期，古代哲学肇始于曾在公元前585年预言了日食的泰勒斯，成就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终结于公元529年查士丁尼关闭雅典学园。而中世纪哲学则通常指西欧的经院哲学，它以奥古斯丁和波埃修为先声，13世纪进入其黄金时期，在阿奎那的哲学体系中登峰造极，在邓·司各脱和奥康的威廉之后走向没落，15世纪中叶为文艺复兴学者所取代。这段历史绵延两千年，人物众多，研究文献浩如烟海，即便是近30年的研究成果，也可谓汗牛充栋，要在当前这样一篇短文中呈现其现状，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有鉴于此，本文并不打算按编年顺序，从前苏格拉底哲学到晚期经院哲学，逐次全面介绍相关研究成果，而将从原始文献的编辑整理和基本研究范式的转变两个方面，分别概述古代哲学研究和中世纪哲学研究的新进展和前沿问题。
首先，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哲学文本的传播依赖于手写传抄。因此，通过考订不同写本的异同来构建一个堪为研究基础的精确文本，亦即编订所谓的“批判本”(critical edition)，这一语文学的工作就构成当今古代和中世纪哲学研究的第一步。同时，新的手稿乃至新的哲学文本的发现也无疑会推动甚至颠覆已有的成见。而古代文献所使用的古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如今也只有少数专家能掌握。因此，较少为人所知的文本的翻译，以及经典文本的评注同样构成这一研究领域重要的学术生长点。新的哲学文本的发现和传播也推动哲学史家们重思旧有的、依赖相对有限的文本的研究范式；晚近的研究不仅拒绝将前文提及的历史分期视为理所当然，而且对于构成本学科研究基础的最基本概念提出质疑：“何谓古代哲学”、“什么是中世纪哲学”等概念的讨论已经成为近年研究的重要课题。在旧有的哲学史框架下，学者们广泛采用以古典语文学为基础的解释方法，与上述质疑相呼应，当代哲学史家也开始反思这些传统的解释手段。在后文的讨论中，我们将指明，在古代和中世纪哲学研究领域，借助分析的手段重构哲学史，同时坚持在历史语境中展开哲学分析，这一新的研究方法已经逐渐成为学界主流，开始产出丰硕成果。
一、古代哲学研究
1.古代哲学文本的编订与翻译
(1)新哲学文本的发现
近年来古代哲学文献的整理工作中，最令人兴奋的成就莫过于纸草卷轴的释读。其中，1962年发现于希腊马其顿地区的Derveni卷轴，约成书于公元前340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欧洲最古老的手抄本。由于纸莎草高度碳化，这一文本直到2006年才正式出版①。它以隐喻解经的方式对奥菲欧派的一首有关诸神诞生的诗作进行了详尽的哲学解读，有学者认为其内容可以追溯到早于该卷轴写成100年的安那克萨戈拉学圈。②在晚近的研究中，Michael Frede和Luc Brisson等古典学者已经注意到Derveni卷轴和柏拉图《法篇》以及和早期斯多葛派之间的相关性，特别是其中有关神圣理智和宇宙秩序(或正义)的内在关联。③毋庸置疑，Derveni卷轴对我们理解古希腊宗教哲学、宇宙论、自然哲学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信息。考虑到文本因为残缺而带来的释读困难以及现有版本的缺憾④，可以想见随着研究的深入，Derveni卷轴还将对我们的早期希腊哲学解读带来更大的冲击。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1999年正式出版的斯特拉斯堡纸草卷轴⑤，包含恩培多克勒的新残篇。依传统理解，恩培多克勒的著作由《论自然》和《净化》两部诗作构成，分别论述其自然哲学和宗教思考。而新发现的残篇同时包含两首诗作的相关内容，部分学者藉此断言，二者实为同一著作的不同部分，或者是同一部作品的不同标题，以此来解释现有残篇中前后不一致的哲学表述。当然，仍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坚持传统观点。相关的争论仍然在继续。⑥
最后还要提到的是早在1752年于意大利Herculaneum发现的大批纸草卷轴。它们因为维苏威火山的爆发而得以留存，但高度碳化及其严重残损的状态使得其中大部分内容近年来借助X光多层扫描的技术才得以问世。⑦Herculaneum卷轴绝大部分为伊壁鸠鲁派哲学家的著作，尤以公元前80年来到意大利的Philodemus的著作为代表。Philodemus著作的相继整理出版使得我们对伊壁鸠鲁学派的主张有了更直接的了解，尤其是其伦理学说，特别是有关情感的讨论在最近的研究中受到充分的重视。⑧
(2)现有文献的整理与翻译
古代哲学文献由于年代久远，以上提到的新材料的出现毕竟极为有限。古典学界的文献整理工作主要还在于重新编辑校订现有的抄本。这一工作几乎涉及所有的古代哲学家，限于篇幅，在此只能提及几个影响重大的多卷本系列。
在早期希腊哲学中，不能不提的是Serge Mouraviev编订的《赫拉克利特文献集》⑨，该系列收录所有现存的赫拉克利特残篇，古代和中世纪文献中的相关引述和证言，有关赫拉克利特生平的史料，以及编者本人对赫拉克利特语言特征的详尽分析和评注。自1999年以来已出版十卷，预期在10年内还将再出版十卷补完，这为全面了解这位晦涩的早期哲学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文本，历经数百年的学术积累，难有突破性的进展，值得一提的是Slings编订的《理想国》的新批判本及其校注，但更多涉及古典语言学的争论。⑩更重要的是这些经典文本的重新翻译和评注，其中，Luc Brisson主持的《柏拉图作品集》系列的每一册，都包括反映学界研究现状的导论、精准流畅的法文翻译、详尽深入的注释和参考书目。(11)Ernst Heitsch主编的《柏拉图著作翻译与评注》(12)和H. Flashar主编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德译》(13)两个系列评注更加详尽，其中，如Dorothea Frede注解的柏拉图《斐利布》，Michael Frede与Günter Patzig注解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已经成为经典。与此相当的是牛津出版的《克拉雷登亚里士多德丛书》(14)，它由著名牛津哲学家Austin创立，50年来致力于提供亚里士多德著作准确的英文翻译和详尽的哲学评注，很多已成为标准的英语读本和不可或缺的研究文献。
近30年来主要的文献研究成果更多集中在希腊化时期和古代晚期哲学文献的重新发掘，其原因将在下一节中阐述。这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Richard Sorabji于1987年启动的“古代评注者论亚里士多德”研究计划，它致力于首次用现代语言大规模地翻译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古代评注，暨今已出版70余种，还有约30种在准备之中。(15)虽然这些评注的希腊原文早在1909年已经编辑出版，但由于其语言的特殊性，长期以来只有少数专攻于此的学者能够利用这些材料。如所周知，现存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多为讲课笔记，并非为出版而作，其中多有语焉不详和前后矛盾之处，需要通过注解才能把握。这些评注的翻译出版对于了解亚里士多德主义从古代到中世纪的传承和发展极为关键。另一方面，这些评注者，除阿芙萝底亚的亚历山大之外，都是新柏拉图主义者，他们当时作注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调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主张间的对立，这为我们了解古代晚期哲学史的进展，特别是所谓的中期柏拉图主义和新亚里士多德派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文献，而且晚近的研究还表明，很多过去被认为是无名的伊斯兰思想家的著作实际上只是古代评注的翻译。除开这些思想史的重要价值之外，这些评注中还包含着与当代哲学论争相关的哲学论证，例如Philoponus对世界不可能永恒存在的反思，建立在其对“无限”这一概念的深刻理解之上。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Heinrich Drrie和Matthias Baltes主编的《古代的柏拉图主义》丛书，(16)自1987年以来已出版9种，它竭尽可能搜罗散佚于古代文献中的柏拉图派著作的残篇，或依年代或依主题加以详注，这为全面地重新考察柏拉图学说在古代知识生活中的重要性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此外，在法国学界，Luc Brisson和J.-F. Pradeau译注的《九章集》旨在取代Brehier的经典译本，因其校勘精当，翻译准确而被誉为近年古典学界最辉煌的成就之一。(17)
2.古代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1)研究领域的扩展
Sorabji等人的文献整理工作同时也推动了对后亚里士多德时期古代哲学的研究，以及对古代哲学研究对象的反思。举例言之，W. K. C. Guthrie完成于1982年的巨著《希腊哲学史》(18)，煌煌六卷，始于前苏格拉底，以柏拉图为核心，戛然止于亚里士多德，将传统的古代哲学史整体理解发挥到极致，这在今天的哲学史写作中是不可想象的。
法国学者Pierre Hadot质疑这种传统的柏拉图中心论历史观，指出，支持这一论断的是传统研究对于理论反思的过度强调，这种传统认为，古代哲学的核心就是形而上学和知识论。而在Hadot看来，这一研究传统是对“什么是古代哲学”这一问题的错乱年代的回答。在其发表于1995年的影响深远的著作《什么是古代哲学？》一书中，Hadot发展了其早年主张，强调古代哲学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对精神的训练；理论反思仅仅是人的生存的一种样态。(19)Hadot的论述从苏格拉底开始，将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讨论置于希腊化时代其他学派的语境中，并且强调了它们同古代晚期的新柏拉图主义和早期基督教教父哲学之间的连续性，同时突出了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实践哲学科目的重要性。
Hadot的主张一方面呈现了法国存在主义思潮在古代哲学研究中的影响，同时也充分印证了当代研究对希腊化时期和古代晚期哲学文本的关注。在法国，希腊化时期的哲学研究，除了Hadot有关马克·奥勒留的研究工作外(20)，还有Jacques Brunschwig对希腊化时期语言哲学和知识论的研究。(21)而在英美学界，在A. A. Long和D. Furley的开创性工作之后，近年的几个重要古典哲学教职的持有者都在这一研究领域做出重要贡献，其中包括D. Sedley, M. Frede, M. Burnyeat, J. Barnes和G. Striker等，他们的研究工作在1999年出版的《剑桥希腊化哲学史》中达至顶峰(22)。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希腊化时期的实践哲学，特别是有关情感及其治愈的有关讨论，成为晚近研究的重心，这当中，Matha Nussbaum和Richard Sorabji等人的工作功不可没。(23)
古代晚期，除了Sorabji的古代亚里士多德评注项目之外，法语学界对普罗提诺的研究也非常引人关注，除了前文提到的Luc Brisson和J.-F. Pradeau的译注本外，由Pierre Hadot开启的《普罗提诺著作集》系列(24)，以单行本的形式对普罗提诺《九章集》中的每一章重新翻译并且详加注解，暨今已出版十余种，所关注的问题不拘泥于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而且涉及普罗提诺对于灵魂的本性及其活动的反思，深入到对肉身中的灵魂身份的确认，以及对尘世伦理生活甚至是政治生活的探索等诸多为传统研究所轻视或忽略的层面。
(2)研究进路的转变
以上对文献工作的强调或许会给人这样的印象：古代哲学文本和其他类型的文本，如史诗或演讲词一样，对它的研究关键在于考订章句和梳理文字，哲学史家的工作相应地则在于借助语文学工具，准确地翻译和解释古人的观点。然而，二战以来的学术成就向我们表明，哲学史不仅仅是历史，而且是哲学实践自身的一种形式。这虽然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将古代的哲学论证直接搬到当下的哲学论争中来，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能够理解古代文本中所包含的哲学论证，这些历史文献就不能真正进入我们的哲学思考，也很难称作哲学文本。
上述基本研究取向的转变或许可以粗略地看作从历史的研究到哲学的研究的转变。在英语世界，分析哲学的发展一度使人们认为古代的哲学思考不包含任何有效的哲学论证，因此和当下的哲学反思毫无关联，这使得二战前的古代哲学史研究者多半麇集于古典系而不是哲学系。Gilbert Ryle的出现无疑对于扭转这一轻视历史的观点起了关键作用。早在1939年，Ryle就已经指出，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使用分析的方法来批评他自己的“形式理论”(或理念论)。(25)这篇文章被后人称为分析哲学进军古代哲学史的宣言。(M·巴门尼德语)(26)在战后的英美，分别以G. E. L. Owen和Gregory Vlastos为核心，在英语世界大学哲学系里涌现出一批不同于传统观念史或思想史的研究者，他们依托分析哲学在逻辑和语言分析上的成果，重新估价和反思古代文本中所包含的哲学论证的合法性和局限性。其中，备受当时学者关注的是柏拉图的晚期对话、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和形而上学，前文提到的《克拉雷登亚里士多德丛书》正是这一时期留下的一项重要遗产。学者们致力于探索，如何借助一定的分析工具，使古代的哲学成为当下哲学反思的思想资源。例如，受日常语言学派影响，学者们关注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分析，而功能主义的扩张则使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说成为一时学术讨论之焦点。同时，当代哲学中有关美德的讨论，显然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受益良多。
然而，正如论者所见，在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英美古代哲学界的学术兴趣发生明显的转移，例如前此提到的对希腊化时期和古代晚期哲学传统的关注，与此相应的是研究进路的调整。著名学者Michael Frede在其出版于1987年的论文集的序言中，检讨了古典哲学研究的不同方式，强调哲学史家不仅要指出古代哲学论证中的内在困难，而且应当致力于在历史的语境中澄清古代的哲学家们是否有，或者曾经有“好的理由”(good reason)去坚持我们今天看来漏洞百出的哲学观点和论证。正是基于此，Frede认为我们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一定要注意到，这些论述首先是对柏拉图“善的形式”学说的回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思想在希腊化时期乃至古代晚期对其他伦理学说如斯多葛和伊壁鸠鲁学派产生的影响。只有如此，哲学史文本的解读者才能认识到古代哲学家的主张(例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强调伦理学从属于政治学)不能和他们所身处的历史相剥离。(27)这也被有些论者称为古代哲学研究中新的“历史进路(historical approach)”。(28)这一新的哲学史观在Julia Annas等人创立于1983年的《牛津古代哲学研究》(Oxford Studies in Ancient Philosophy)中得到充分的发挥，该丛刊已经成长为反映当代英语世界古代哲学研究现状的权威刊物。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英美的古代哲学学者因此而抛弃此前引入分析哲学手段所取得的成就，不再强调精确有力地重构古人的哲学论证，而是在此前分析古代哲学文本的基础上，新一代哲学史家在从当代哲学立场出发进人古代文本时，具备了应有的审慎和自觉：我们不应当预设，古人关心的恰恰就是我们当下所面临的哲学问题，而应当在其历史语境中具体地考察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其解决方案的合理性。这一新的研究范式或许可以被称为“分析的历史进路”。
第一，我们看到，与前面提到的研究领域的扩展相应，新的研究范式强调，要在更广阔的图景中探讨古人的哲学体系。一个鲜明的例子是，70年代以来的亚里士多德研究对其生物学著作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新的研究强调必须在这一新的视野下去理解亚里士多德整个哲学的目的论框架，不能像过去那样，简单地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等同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构架。这一新倾向也颠覆了下述传统成见，即认为亚里士多德理论依赖于神圣理智的计划。同时，这一崭新的视域中也推进了我们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心理学和政治哲学的理解。(29)
第二，在具体的研究中，新的研究取向强调，不应当将个别论证从整个哲学文本及其历史传承中割裂开来，作单纯的概念分析，而应同时考虑其在整个叙事或论证框架中的作用。当然，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列奥·斯特劳斯学派及其同情者，如A·布鲁姆(Allan Bloom)、S·罗森(Stanley Rosen)、S·伯纳德特(Seth Benardete)等，他们特别强调对古代文本的写作策略的分析，尤其是柏拉图对话中所出现的不同性格的角色推进其思想展开的作用。他们认为，这些写作手段帮助柏拉图将其真实所想隐藏在晦涩难解的论证之中。因此，我们不应当去分析柏拉图对话中浅近的哲学论证，而应当从字里行间去追寻其隐晦的教诲。这一富有争议的解读方式与前述英美世界的分析传统针锋相对，但在晚近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在分析哲学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英美学者同样关注叙事方式对于理解柏拉图哲学论证的重要性，而同时拒绝将它和任何神秘的写作动机联系起来。例如Charles Kahn的《柏拉图与苏格拉底式对话》(30)，Christopher Rowe的《柏拉图与哲学写作的技艺》(31)。他们不仅关注所谓的早期对话，而且细致地研究对话的写作方式对于柏拉图自己的“形式理论”(或“理念论”)的影响。斯特劳斯学派尖锐的批评者Myles Burnyeat在其对《理想国》的重新解读中同样展现了对文本细节的高度敏感，明确地强调对话人物对于论证展开的重要性，强调将柏拉图的伦理和政治反思置于希腊文化和社会背景之中进行研究。(32)值得一提的是，在对《论灵魂》第二卷第五章的细致解读中，Burnyeat还强调，我们同样要反思亚里士多德的讲稿自身的论证顺序和单篇论证自身的完整性。(33)
第三，新的研究取向要求我们，应当尽可能避免将今人的观念和思考方式强加给古人。前面曾经提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亚里士多德的心灵哲学的功能主义解释一度流行，以Hilary Putnam和Martha Nussbaum为代表，并得到Richard Sorabji的强力支持。而同样是Myles Burnyeat在其广为流传的《亚里士多德的心灵哲学还可行吗？》一文以及随后的一系列论战文章中指出，亚里士多德的心灵哲学依赖于其物理学体系，而后者被证明是同近代科学原则相冲突的。同时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Burnyeat有力地证明了在亚里士多德哲学心理学中，感觉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用位移变化加以界定的生理过程，这决定了“新的功能主义心灵并不适合古老的亚里士多德身体。”(34)附带一提的是，Burnyeat和Sorabji有关这一论题的论战延续了30年，成为亚里士多德研究中的重大事件，Burnyeat的工作不仅深化了我们对这一论题的反思，而且敞开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说中是否包含近代的意识概念，意向性在灵魂活动中居于何种地位等等，这些新领域已经成为当下研究的热点。(35)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的历史进路”并不局限于英语世界，它同样在其他国家的古代哲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代表人物如德国的Christof Rapp、Dorothea Frede(现任教于美国)、Christoph Horn，法国的Jacques Brunschwig、André Lasks，荷兰的Jaap Mansfred，意大利的Maria Ioppolo、Carlo Natali，芬兰的Jaakko Hintikka(现任教于美国)和Simo Knuuttila等。最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提到的Michael Frede和Gisela Striker，曾在90年代分别执掌剑桥和牛津的古代哲学教席，而此二人均为德国学者Günter Patzig的博士生。
尽管借鉴分析哲学成果研究古代哲学在当下已成为主流力量，其他的研究进路在最近30年仍有所拓展，如前文提到的北美的斯特劳斯学派。而在欧洲大陆则有图宾根-米兰学派，该学派以研究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为核心，国内已有一定介绍，在此不再赘述。(36)而在法国，如前所见，古代哲学研究界对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情有独钟，这可以追溯到柏格森20世纪初期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其中对普罗提诺等新柏拉图派哲学家大加推崇，后有Emil Brehier，A.-M. J. Festugière等人的推动，在今日渐成气候。(37)同时，当代法国哲学家对相关文本兴趣浓厚，例如德里达论柏拉图的《斐德若》和《蒂迈欧》(38)，Jean-Luc Marion论伪狄奥尼索斯和奥古斯丁(39)等。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种思潮，是将哲学和其他学科一样视为雅典民主制的文化产物，通过对政治构建、宗教信仰等其它社会历史因素的思考来研究古代哲学的变迁，这无疑应当归功于法国学者Jean-Pierre Vernant和PierreVidal-Naquet等人在古典学研究中所带来的变革。(40)
二、中世纪哲学研究
1.中世纪哲学文本的编订与翻译
(1)现有文献的整理
与古代哲学文本往往残缺不全的状况不同，中世纪哲学研究从来不缺乏原始材料。不仅如安瑟尔谟、大阿尔伯特、阿奎那、司各脱和奥康的威廉等重要作家的著作得以相对完整的保留，即使像Alexander of Hales，Gilbert of Poitiers，Jean de
大阿尔伯特全集批判本始于1951年，由位于波恩的大阿尔伯特研究所编辑出版(41)，计划分40部出版，暨今完成尚不足20部，然而最近20年出版的著作，如物理学和形而上学评注、伪狄奥尼索斯著作评注等足以揭示大阿尔伯特思想的丰富性。
阿奎那的全集，即所谓“利奥版”则已有百余年历史，它的编辑出版标志着当代学术批判地考订中世纪抄本的开端。(42)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重要作品包括《论恶》、《论灵魂》、《论属灵受造物》、《亚里士多德〈论灵魂〉注》等，极大地推动了晚近有关阿奎那道德心理学的讨论。然而，尽管当代学者如E. Stump等人已经充分意识到传统所谓的神学论著对于理解阿奎那哲学的重要性，阿奎那的大部分圣经注释和他早年的《〈箴言集〉注》仍有待编订。
佛罗伦萨1985年开始编辑出版《罗马的吉莱斯著作全集》(Aegidii Romani Opera omnia)。在它的推动下，晚近的研究揭示出，传统解释将他视为阿奎那哲学体系的忠实学生，这并没有公正地展示出吉莱斯本体论学说和政治学说的丰富性和原创性。(43)
由鲁汶大学哲学所编辑出版的《根特的亨利全集》已出版17种，充分呈现出这位13世纪末期最重要的神学家在哲学思考上的原创性，特别是他为调和奥古斯丁传统和亚里士多德知识论及阿维森纳本体论原则的努力，颠覆了将其贬斥为保守神学家的传统解释。(44)
Timothy B. Noone编辑的五卷本邓·司各脱《哲学著作集》完成于2006年，使其重要的亚里士多德评注得以拥有更多的读者，而梵蒂冈主持的全集项目仍在进行中，大量司各脱讲课的笔记和学生记录仍未被编辑。(45)
由Philotheus Bhner奠基，完成于1988年的奥康的威廉《神学著作集》和《哲学著作集》，以及1997年英国出版的奥康的《政治著作集》，则为当下更全面和公正地理解这位中世纪晚期的哲学家铺平了道路，奥康的实践哲学也因此得到了其应有的重视。(46)
系列丛书方面，首先要提到的是比利时出版的《基督教文献集》(Corpus Christiannorum)，分拉丁、希腊和中世纪三个系列。其中，前二者收录教父时期的神哲学著作，至2008年已出版251卷，包括奥古斯丁、波埃修、尼撒的格列高里等深刻影响了经院哲学的古代晚期作家。中世纪系列也已出版251卷，收录阿伯拉尔、爱留金纳、Peter Damian和Hildegard of Bingen等中世纪基督教作家的著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J. Jeauneau 2003年编订的爱留金纳《论自然》，该书原稿经过多次修改，给文本编订带来极大的困难。Jeauneau的杰出工作，则为准确地再现这位爱尔兰作家的哲学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文本基础，在学界广受赞誉。(47)与此类似的还有维也纳的《教会拉丁作家集》(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48)
鲁汶大学哲学所1961年创办的“亚里士多德拉丁化”(Aristoteles Latinus)项目，暨今已编辑出版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拉丁著作的翻译25卷，为全面了解亚里士多德主义在中世纪的复苏和传播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此项目隶属国际学院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Academies)所支持的庞大计划《中世纪哲学文献》(Corpus Philosophorum Medii Aevi)。后者包括7个子项目，其中，Van Riet创立的“阿维森纳拉丁化”(Avicenna Latinus)项目，刊行阿维森纳著作的中世纪译本；科隆大学托马斯研究所主持的“阿维诺伊著作集”(Averrois Opera)项目，分阿拉伯、希伯来、拉丁三个系列编订阿维诺伊影响深远的亚里士多德评注；雅典学院主持的“拜占庭哲学文献”(Corpus Philosophorum Byzantinorum)，校订出版拜占庭哲学家的论著和亚里士多德评注等。(49)
最后需要提到的是西欧各国都有重要学者或机构创建系列丛书，主要刊行本国中世纪哲学家著作的批判本。例如，法国学者Gilson创立的《中世纪哲学文本》系列收录Jean de
(2)哲学文本的翻译
中世纪的哲学，无论在西欧还是在阿拉伯世界，由于受亚里士多德哲学论著的影响，呈现出经院化或者说职业化的发展趋势，形成一整套精细复杂的术语体系，再加上用多种古代语言写成，翻译对于当下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限于篇幅，只能举要言之。
首先是几部重要的译丛。Roland Teske主编的《中世纪哲学译丛》创建于1942年，已出版40余种。(56)最近的书目引人注目地收入苏亚雷兹的几部重要的形而上学著作，为这位经院哲学集大成者在晚近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哲学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提供了文本依据。而William of Auvergne的几部论著则第一次向英语世界生动地呈现出13世纪时，第一批基督教哲学家在面对亚里士多德哲学和阿拉伯哲学时的困惑与反思。而由Norman Kretzmann、Elonore Stump和John F. Wippel创立的《耶鲁中世纪哲学图书馆》，时间不长，书目不多，但是收录了阿奎那的《〈论灵魂〉评注》、奥康的威廉的《问答集》(Quodlibet)、阿维诺伊的《〈论灵魂〉长篇评注》等重量级著作。(57)此外，北美的方济各研究所在编辑司各脱和奥康著作集的批判本之外，还出版了十余种波纳文图拉的著作，数种由著名学者Allan Wolter主持翻译的司各脱论著。北美出版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系列是杨百翰大学出版社的《伊斯兰译丛》，始于1998年(58)，借鉴当代中世纪伊斯兰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提供原文批校本和精确的英语翻译，通常还附有严谨的学术导论和详尽的注释，这对于中世纪伊斯兰哲学研究进入主流视野功莫大焉。
在欧洲大陆，德国出版社Felix Meiner的《哲学图书馆》(Die Philosophische Bibliothek)，法国Vrin出版社的《中世纪哲学文本》(Textes Philosophiques du Moyen ge)和GF Flammarion出版社的《GF哲学》(GF Philosophie)系列都收录了一定数量的中世纪哲学文本的学术翻译，大多附有原文，而且注释详尽。其中，Flammarion近年出版的书目包括了阿维诺伊的著作三种，以及阿奎那反驳阿维诺伊的《论理智的独一性》，都由著名学者Alain de Libera作导论和详注，准确地反映当代学术的最新进展，堪称近年中世纪哲学著作翻译的典范。
具体到哲学家，我们看到，尽管近20年学界努力在向一般读者介绍一些缺乏知名度的重要作家，扩大阿伯拉尔、邓·司各脱、奥康等重量级哲学家的影响，但翻译工作的核心仍然集中在中世纪的两位核心人物上：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在法国，享有盛誉的《奥古斯丁图书馆》系列仍在继续刊行奥古斯丁著作的拉法对照详注本。(59)新近的书目包括7卷《〈约翰福音〉评注》，《驳摩尼教论〈创世纪〉》等圣经评注，集中了Goulven Madec、M.-F. Berrouard等法国最优秀的奥古斯丁研究者的工作。与之相似的是《托马斯·阿奎那著作集》系列(60)，译者包括J.-P. Torrell, S. Pinckaer等托马斯研究权威，这些确保了奥古斯丁和阿奎那法语翻译的领先地位。此外，罗马出版的《新奥古斯丁图书馆》，同样是双语系列，已经出版40余卷，几近完成。(61)而在英语世界，New City的《21世纪奥古斯丁著作译丛》系列致力于第一次用英文完整翻译奥古斯丁著作，已出版36种，与晚近英语世界奥古斯丁研究的复兴相呼应。(62)其中，Roland Teske翻译的书信系列和与裴拉基派论战系列，译文准确流畅，堪称典范。而由著名青年学者Robert Pasnau主编的《汉克特·阿奎那》系列丛书，则致力于提供阿奎那哲学论著精确、清晰、非经院化的学术翻译，已经出版的两种《阿奎那论人性》、《阿奎那论神性》均备受好评。(63)
2.什么是中世纪哲学？——中世纪哲学史书写范式的转变
与古代哲学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不同，中世纪哲学的合法性从来不是不言自明的。尽管，我们已经远离文艺复兴作家将这近千年历史贬斥为黑暗时期的主张，但是哲学和信仰在这一时期不同文化中紧密关联，这仍然要求哲学史家们回答这样的问题：什么是中世纪哲学？以下我们将按照年代顺序，扼要概述一个世纪以来对这一合法性问题的回答，以此呈现当代中世纪哲学研究范式的戏剧性转变，以及在当下并存的不同研究范式所关注的前沿问题及重要成果。
1879年，教皇利奥十三世发表通谕《永恒之父》，旨在复兴以阿奎那为核心的经院哲学，要求教会的研究机构开展对中世纪哲学的研究，形成了以阿奎那的亚里士多德体系为中心和制高点的历史解释框架。依据这一史学理论，阿奎那之前的数百年历史仅仅意味着为托马斯集大成的神哲学体系的漫长准备，而经院哲学在托马斯的短暂辉煌之后很快就走向衰落。其中，鲁汶大学哲学所的工作对20世纪欧洲和北美的中世纪哲学研究影响甚巨，其最杰出的代表是Maurice de Wulf。De Wulf的哲学史经过近半世纪6次再版，成为20世纪上半叶的经典。(64)在二战后，这一新经院哲学历史观在鲁汶哲学家Fernand Van Steenberghen的著作中得以延续，Van Steenberghen坚持认为经院哲学的统一性和理性与信仰的对立乃是中世纪哲学，特别是13世纪哲学的核心，在其再版于1991年的《十三世纪哲学》(La philosophie au ⅩⅢe Siècle)(65)中很少提及伊斯兰哲学家，而将巴黎神学院和人文学院有关世界永恒性和理智统一性的论争置于中心，只因为二者和基督教有关创世和灵魂不朽等信条直接冲突。这一新经院哲学的重要贡献通过它所建立的一系列研究丛书和杂志得以延续，包括德国的《中世纪哲学神学丛书》(Beitrge zu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und Theologie des Mittelalters)，比利时的《中世纪哲学家》(Philosophes Médiévaux)，法国的《托马斯主义图书馆》(Bibliothèque Thomiste)，《托马斯主义评论》(Revue Thomiste)，《托马斯主义》(Le Thomisme)和美国的《托马斯主义者》(The Thomist)等等。晚近的成果中，Jean-Pierre Torrell的阿奎那研究尤为引人注目，他的两卷本阿奎那导论史料翔实，堪称范本，虽以神学论题为主，但对澄清阿奎那著作编年和思想进展意义重大。(66)而EdouardHenri Wéber的论著则推动了有关13世纪人性学说的讨论。(67)
尽管法国学者Etienne Gilson本人的哲学思考或许可划入新托马斯主义范畴，但他对中世纪哲学的解释却不同于De Wulf和Van Steenberghen。在Gilson看来，由于基督信仰的引入，哲学的历史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与传统信念相反，Gilson认为基督信仰不仅不是哲学思考的可能障碍，而且是激发哲学思辨的新的要素，因为它使得经院哲学家们必须去面对希腊哲学日程中不曾包括的理论难题，特别是对于“存在”或“是”的形而上学反思。因此，中世纪哲学史的使命不在于将论证和信仰相剥离，揭示基督教神学中所隐藏的理性因素，而是要展现天启信仰如何成为哲学论证的有机要素以开创新的哲学形式。Gilson将这一崭新的哲学沉思称为基督教哲学，它始于教父哲学，同样在阿奎那哲学中达至顶峰，在其后随着唯信论(fideism)在奥康等作家中的兴起而衰亡。(68)Gilson的时代，尽管有Philotheus Bhner起而捍卫奥康等晚期中世纪哲学家，特别是方济各派经院学者的独特贡献，Gilson所确定的中世纪哲学史基本框架作为哲学史书写的范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而Gilson所创立的Vrin出版社和《中世纪教义史与文学史档案》杂志(Archives d'Histoire Doctrinale et Littéraire du Moyen ge)则影响至今。而在英语世界，Gilson在多伦多建立的“教皇中世纪研究所”(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aeval Studies)成为北美中世纪研究重镇。而Gilson的研究思路，在Ralph McInerny的众多有关托马斯主义的著作中得以扩展。(69)
1982年《剑桥中世纪晚期哲学史》的出版如宣言和模板一般，标志着一种新的中世纪哲学史研究路向在英语世界的成形。在英美哲学界，中世纪哲学长期以来被拒之于以分析哲学为主导的主流哲学之外。(70)直到20世纪60年代，Elisabeth Anscombe、Peter Geach和Anthony Kenny等哲学家才首次向分析哲学读者群揭示出亚里士多德-托马斯哲学论证的力量。与此同时，I. M. Bochenski和Kneale夫妇在其逻辑史研究中，纠正了长期以来忽视斯多葛派之后近代以前逻辑发展的偏见，充分地展示出中世纪逻辑在论证上的丰富性和原创性。而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了战后英语世界古代哲学研究中的哲学转向或者说分析转向。受此鼓舞，Norman Kretzmann在为《剑桥哲学史》所作的导论中宣称，他们将致力于使中世纪哲学的高度成就在当代(分析)哲学的语境中重生，使当代哲学的活动在理智上成为中世纪哲学的延续，如同它承继了古代哲学一样。这一分析的研究趋向额外关注中世纪哲学在语义学和逻辑上的进展，以及这些新成就在更广阔的论域如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等学科上的应用。在这一思路的推进下，中世纪逻辑学、语义学、自然哲学，以及晚近的心灵哲学得到前所未有的推进。与之相应，阿奎那哲学在中世纪的核心地位也为之撼动，而奥康及其年轻的同代人布里丹的逻辑学成就则被视为中世纪哲学成就的顶峰。同时，这一成就至少表面看来与理性和信仰的纷争无关。这一发现无疑要求我们重思基督教神学在中世纪哲学中的地位。对中世纪哲学的分析研究，在英国以Herbert McCabe、Anthony Kenny、Brian Davies为代表，在美国则主要是由Kretzmann及其弟子如Eleonore Stump、Marilyn McCord Adams推进。他们的研究仍然主要以阿奎那为中心，但更关心其哲学论证与当代讨论的相关性。例如阿奎那对自由决断的论述与当代有关自由意愿的争论等，这在Stump的巨著Aquinas中尤为突出。(71)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芬兰的中世纪哲学研究，Simo Knuuttila 1993年出版的《中世纪哲学的模态》(72)系统地呈现出中世纪对可能性的反思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进展，已成为了解中世纪模态逻辑的权威著述。这同时引导着Knuuttila考察奥古斯丁以来对于意愿及其自由的反思，他的学生Risto Saarinen对中世纪意志软弱性的研究开创了中世纪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73)Knuuttila近年兴趣转向古代和中世纪心灵哲学，他2001年开始主持的从柏拉图到康德的心灵哲学研究已经成果累累，(74)而他本人晚近有关中世纪情感问题的讨论，则第一次使相关的中世纪文本成为可供当代情感哲学利用的思想资源。(75)
上述三种研究进路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以欧洲基督教世界在中世纪的哲学成就为关注点，即使偶有论及阿维森纳等伊斯兰思想家，也仅仅是作为基督教哲学吸收希腊思想的源泉，而从不曾将同时期同样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新柏拉图派著作影响的其它哲学传统作为研究对象。这一倾向在20世纪最后十年的中世纪哲学史书写中得到明显地纠正。这一时期，阿维诺伊对中世纪西欧哲学的影响受到高度关注。根据法国学者Alain de Libera(76)和瑞士学者Ruedi Imbach等人的研究工作(77)，13世纪后半叶被称为“拉丁阿维诺伊主义者”人文学院教师已经显明，即使在中世纪，哲学仍然可以是一项区别于冥思天启教条的理智活动，它是一条同样能指向幸福生活的独立路径。这一将哲学作为生活方式的理解延续着古代哲人，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理想，它在13世纪末广为传播，首先影响了Siger of Brabant、Boethius of Dacia等大学知识分子。在1277年Tempier数次责难“拉丁阿维诺伊主义”的种种主张之后，这一思潮从巴黎的大学走向德国的多明我修会，形成所谓的“莱因神秘主义”运动，在爱克哈特这样的非职业化哲学家那里得到进一步推进。我们今天对这一思想史运动的了解，当然要归功于德国著名学者Kurt Flasch在爱克哈特、库萨的尼古拉斯研究上的杰出贡献。而在Flasch写于1987年的《中世纪哲学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Philosophie des Mittelalters)中，他明确地要求中世纪哲学史家应当重新反思中世纪哲学的研究对象和与之相关的研究方法。(78)这些研究成果同时激励着Alain de Libera在其1993年出版的《中世纪哲学》(La philosophie médiévale)一书中将视野从西欧基督教世界扩展到整个地中海地区，去考察当时哲学实践的具体方式，考察伊斯兰教、犹太教和拜占庭的思想家如何面对希腊哲学资源，如何应对新的文化语境。中世纪哲学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Gilson所说的基督教哲学，而是涉及四个不同的文化传统在这一时期的哲学活动。与此同时，研究的重心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形而上学和逻辑思想，而更多地围绕中世纪的实践哲学以及有关灵魂及其生存方式的反思。De Libera晚近的著作关注中世纪有关主体及个人同一性的讨论，他借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以及海德格尔有关存在的反思，在“存在的历史”中来考察主体性如何发源于古代晚期，而在阿奎那和波纳文图拉这样的中世纪哲学中得以建立，力图将近代有关主体性的反思置于其应有的历史语境之中。(79)而Flasch在其最新著作中则关注从古代晚期到近代的重要哲学论争，由此强调历史语境对于正确理解中世纪哲学的关键，尤其是必须注意到这些论争所体现出的中世纪哲学的多元性、断裂性和复杂性，以及其非线性的发展脉络。(80)
1997年德国埃尔福特召开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协会第十次大会，荷兰学者Jan A. Aertsen选择了“什么是中世纪哲学”作为大会论题。在会上，比利时学者Carlos Steel对De Libera上述解读提出质疑，认为人文学院学者对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独立研究并未反映中世纪哲学的本质，而且远远无法和阿奎那这样的神学家所作出的哲学贡献相比拟，而阿奎那有关哲学反思自身不可能确保幸福的论证，从根本上否认了P.Hadot和De Libera所坚持的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中世纪的可能性。(81)Jan Aertsen自己也同样致力于重建阿奎那哲学在中世纪的重要性，但并不认为中世纪哲学因此而不可能，而是强调中世纪哲学范式的根本转换：所有的理论知识必然包含着对第一原则的理解，而对第一原则，或所谓的“超验者”(the transcendentals)的理性反思则为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奠定了基础。(82)Aertsen的著作以阿奎那为例，充分呈现存在、太一、真、善、美在阿奎那形而上学乃至整个中世纪哲学中的重要性(83)。
在英语学界，John Inglis检讨19世纪以来的中世纪哲学史书写方式，批评了以理性和启示的二元对立为核心的传统中世纪哲学史观。(84)他强调，今日的中世纪哲学史仍然没有正确地对待伊斯兰、犹太和基督教三个一神论传统中的哲学形态与古典传统的关系，尤其未能深入地考察彼此间的相互渗透和拒斥。他因此倡导一种更加平衡的中世纪哲学史，而不要仅仅将犹太和伊斯兰传统作为拉丁思想的背景，如1998年出版的由John Marenbon主编的《劳特利奇中世纪哲学史》那样。(85)而Marenbon本人也一直在反思中世纪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在吸收了Kurt Flasch、Rudi Imbach和Alain de Libera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提出“历史的分析”(Historical Analysis)这一崭新的研究进路，与我们前面所提及的古代哲学研究中分析哲学背景学者的历史转向遥相呼应。(86)它强调，一方面我们需要借助近代哲学的工具来正确地理解中世纪哲学，以分析的方式澄清论证中的每一个细节；同时，我们又必须关注历史，不仅要关心中世纪哲学家们的个别论证正确与否，而且要解释这些论证是如何作为他们整个思想中的一个环节在其历史语境中得到展开的。这一新思路的硕果集中体现在Marenbon 2007年的新著《中世纪哲学：历史与哲学导论》中：一方面Marenbon追随De Libera考察中世纪四个不同的宗教文化传统，同Flasch一样探讨大学内外的不同哲学进程，另一方面，他又在历史叙事中穿插专题研究，依托分析哲学的进展，特别是逻辑手段，深入分析安瑟尔谟的本体论论证、上帝的永恒和预知等传统命题，捍卫中世纪文本之于当代哲学反思的相关性。这部杰作充分反映了近20年的学术进展，思考全面而深入，其权威性为“历史的分析”进路在未来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87)
以上学术史的回顾，限于篇幅和笔者学识，以勾勒晚近30年西方古代中世纪哲学研究的发展脉络为主，挂一漏万，有待就正于方家。国内虽然当前对古代和中世纪哲学文本的兴趣日浓，但或者鸿篇大论，失之于空疏，或者受一家之言左右，只关注古代中世纪少数哲学家作品的个别侧面，全面而扎实的独立研究寥寥无几，并且缺乏相应的研究机构或协会给予支持。而近邻日本，二战后就建立了自己的西洋古典学会、古代哲学研究会、柏拉图研究会、希腊哲学讨论班、教父研究会、中世哲学研究会，并且创办了国际刊物Didascalia，刊发古代晚期到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研究英文论文，涌现出加藤信郎(Shinro Kato)(88)、纳富信留(Noburu Notomi)(89)等优秀学者，特别在柏拉图研究领域作出独到贡献。对于中国有志于古代和中世纪哲学研究的学者，在当前条件下，可谓任重而道远。
（原载《世界哲学》2009年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