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百花园，依旧是一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学者们从各自视角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个性鲜明的解读与阐释，有些论题以商榷、笔谈的形式在学界得到热烈交流与对话，并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这些成果一方面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资源，另一方面大大提升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程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地面向中国现代化实践提供了良好的指导理论基础。本文通过梳理2008年前后学界讨论最为热烈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问题的研究现状，力图较为全面、客观地呈现近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解读问题
在当今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的时代，社会生活面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如社会发展动力等原理都受到各种挑战与诘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保持活力，使其具有现代性意蕴，成为近年来学者们付诸极大热情的热点问题。从目前研究看，学者们基本上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历史唯物主义必须立足于我们的生活实践，并且根据生活实践的现实需要作出创新性的解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解读中，有两种明显的学术取向：一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经典原著的新解读，一种是赋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新的时代内涵。
在前一种学术取向中，学者们的宗旨是：尽可能真实地呈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哲学思想原初面貌。他们几乎都采取“以文本为本位”的研究方法，即，从经典作家文本的特定语境出发，尽可能排除研究者自身主观的影响，力求从原著引申出客观的结论。从研究的文本看，学者们都把眼光投向了学界公认的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原著解读上，如《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晚年笔记等等。有的学者认为，看似头绪众多、难以梳理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一个比较完整的逻辑结构，即从经济学入手，中心是共产主义问题，落脚在哲学①。他认为，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包含着一种大唯物史观思想。这种大唯物史观解释的不仅仅是社会历史，而且包括人和自然界的历史②。
从根本上说，这种文本解读的学术取向的意义在于，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经典原著的重新解读来诠释时代问题并挖掘马克思主义新的思想方法与理论，并力图在中国现实生活中加以运用，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对于文本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简单重复历史上的某种解释，也不能仅仅是增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方法的数量与品种，而必须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以现代的视角，来揭示历史唯物主义的深远内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研究不能作简单的梳理，而必须积极回应各方面的挑战，以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为中心，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价值。
第二种学术取向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进行的。大部分学者认为，文本研究是必须的，但是现实问题也是必须面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现实的生活，因此，单纯的文本研究与现实中的问题必须紧密结合起来，不能有所偏颇。从事这种学术取向的学者极多，观点与主张也存在一些差异，如，有的学者主张，必须在厘清问题的基础上掌握好方法，并有正确的解读目的才能实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解读。在解读时，应带着一定的问题，结合相关的文献或文本，清除一些不合理的附加，力图阐扬其当代价值，同时，应该积极思考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以及文本解读的作用及局限性等问题③。
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是一个时代性的课题，这种时代性的解读一方面要求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在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基础下注入时代的活力和我们现实实践的诉求，从而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从目前研究看，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解读正是遵行这两个方面要求向前发展的。随着我国建设实践的不断发展，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必定在现有解读的基础上更加深入与丰富。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为根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陆续发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解读势必出现新的良好局面。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问题
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问题的探讨呈现百家争鸣的态势，其研究重心已从单纯追问“是什么”的本体论式研究拓展到“如何呈现”的方法论问题研究。从目前研究成果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经历了一个由“单一化”向“多样性”的转变过程。学者们很大程度上借鉴西方哲学中的相关范式并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进行了认真的思索，极大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野，并形成了一些共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要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问题意识。
1.研究的维度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除以往强调的实践维度外，大致还有三种维度：
一是学术维度。这种维度所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首先应该是“学术化”，强调应该让学者们真正以学术的态度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来指导中国的现实生活。在这种维度中，学者们的主张也有所不同，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就包含着一种重要的学术向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在以社会现实为指归的前提下提出和实现自己的学术任务④。
同时，有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维度提出了质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出的“意识形态淡出、学术凸现”发展态势，背后隐藏着一股“反问题化”学术思潮。这种“反问题化”学术研究，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偏离了正常的轨迹，而且也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⑤。
二是整体性维度。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问题也是近年来不少学者热衷的话题。部分学者对于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划分成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提出质疑。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部分学者主张用整体性的维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将三个组成部分合为一体，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只有用整体的视角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如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无论是早期，还是中后期都是整体性的。要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⑥。
三是反思性的维度。从近年来的研究看，学者们普遍具有反思的精神，往往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理论问题质疑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反思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这种反思大致有两种思路。
一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本身进行反思，如有学者认为，应当从各种科学范式与哲学范式相互比较中探讨哲学范式的性质和特点，从而加强当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研究⑦。
一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进行反思。有学者认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缺乏一种为人立命、为时立言的神圣使命。要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准确捕捉当今“中国问题”，再把“中国问题”提升到哲学层面进行研究，进而提升出哲学理念、思想与思维方式，并以思想的方式影响现实⑧。
上述几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维度表明，近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学术性的厚度、整体性的广度以及反思性的深度上，较之先前的研究有着明显的起步，这也真正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性、可对话性以及时代性，而这些成果的取得已成为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性意义的重要前提。
2.研究的方法
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在各种研究维度下呈现出多种方法类型，大致说来，学者们的研究方法遵循着两个方向：一是“返本”，二是“开新”。
沿着“返本”这一方向，学者们所要探寻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意义和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并在“本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进行时代性的解读。一方面，部分学者仍然坚持传统研究方法，即“以马解马”的研究方法，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必须凸现传统方法的重要意义，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的文本解读。如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目前存在“经院化、贵族化”的趋势，为此必须加强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原著的研究⑨。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始终用“比较”的视野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比较是多方面的，既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又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经典作家的比较。从目前最新的成果看，强调最多的是“中西马”三者之间的对话和“西马”二者之间对话。如有的学者明确反对“中西马”哲学三者不可打通的观点，而强调，“中西马”哲学三者的对话完全可能实现，并认为，“中西马”哲学的对话是哲学“家族”内部不同形态的对话，这种比较和对话所要揭示的是整个人类的真理⑩。
客观上讲，传统研究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都具有较长的历史，也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资源，并且已经成为被学界普遍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长远看来，这两种方法在我们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仍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们仍然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可缺少的最基本的范式。当然，学界学者对这两种研究范式也有质疑之声。如对于“以马解马”范式，反对者认为，过分强调原始文本的权威性，容易导致封闭化和学院化，其实质是“本本主义”或“原教旨主义”(11)。另有反对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不能以对经典的解读为据。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一定要与基本理论的研究相配合，这样才有助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12)。而对于比较研究，最大的担心则是出现在“西马”之间的对话上，有些学者担心，“西马”对话可能导致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提并论，从而降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和指导地位。针对这一担心，有学者明确提出，在“西马”比较研究中，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仅不会导致相提并论，反而能更好地突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伟大意义(13)。
沿着“开新”这一方向，学者们试图打破以往的研究方法，力图在更大的空间中、以更新的视角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具有世界性哲学的魅力。在这一方向上，出场学的方法值得一提。
这种研究方法是针对“回到马克思”的主张提出来的，探索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问题。主张的学者认为，“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不可能仅仅通过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考订与解读研究来达到，要科学深刻理解马克思文本思想，必须穿越文本，深入其背后去把握历史语境、出场路径与文本形态的关联。此外，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意义，需要获得一种时代的视野，而时代视野来源于当代实践与当代对话。从总体上看，该研究方法强调在历史语境、出场路径与出场形态三者关联中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逻辑。这种方法试图从历史到当代的地平线转换出发，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地平线从“当年”到“当代”的发展，从而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总体逻辑(14)。从本质上说，这种研究方法看到了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而倡导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在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基础上，深入把握历史语境，对重大的现实问题进行实践反思，从而在理论与实践上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的出发点是为了更好更符合我们现代要求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适合时代的发展。研究范式的多样化已经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依旧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哲学，无论是在学理研究，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依旧是我们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同时，研究范式的多样化也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关注的领域正在扩大，其视阈更为宽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资源。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
近年来，由于科学发展观指导思想的提出以及我国社会转型期现实问题的凸现，使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极为关切，改变了过去仅从宏观领域研究的局面，而开始同时注重宏观领域和微观领域的研究，研究视角较之以前更为宽广。学者们除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外，还从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涵的同时，大力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亦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目前，除少数学者外，大多数学者都主张，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仍需明确区分二者，因为它们的内涵具有一定的差别。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涵的探讨中，学者们从多个视角进行了探讨，形成了各种主张。
一是结合论。大部分的学者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结合，但是在结合的范围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
二是内容论。一些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容入手，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包含指导“做事”的方法论和指导“做人”的人生观两个方面的中国化(15)。
三是实质论。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要求和实践活动，而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形态或理论成果，其实质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16)。
四是过程论。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思想文化融合的“自然”的社会历史过程(17)。
五是功能论。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是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哲学呈现，又是对“中、西、马”三种哲学形态双向互动的理性总结；既是对中华民族思想自我的理论重建，又是对世界文化一体化的哲学指引；既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合法性的当代确认，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同向建构(18)。
尽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涵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学术主张，但学者们都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几乎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需要，又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面对世界的种种进步与变化，我们必须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行不断总结，并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来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实际上，近年来，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发展情况，学者们已有不同的总结，提出了三阶段论、四阶段论、五阶段论、六阶段论等主张，同时，也在积极总结诸如毛泽东、邓小平、陈独秀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诸如李达、艾思奇、冯契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贡献。
2.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状况更好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融入中国民族的文化中，以便更好地指导中国建设实践。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讨的最焦点的问题，学界给予了极大的热情与关注，其成果也较为丰富。从目前研究现状上看，大致有两种选择：一是建构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宏观层面，二是吸取其他哲学体系甚至其他学科的合理思想，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微观层面。总的说来，这两个层面在根本上并不冲突，而且很多学者的理论对这两种层面都有所涉及，只是在理论建构的过程中，侧重点有所不同，有的侧重于宏观层面，有的侧重于微观层面，但是学者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侧重点，即中国现实生活。
从宏观上看，大部分学者主张，必须从多个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路径进行研究。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党的理论化路径和学术化路径，二者内涵不同、主体不同、具体指向不同及成果形态和功能不同。这样两条路径的解析，有助于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有助于拓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理论视野，有助于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学术和政治的关系(19)。有的学者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该走“立足现实实践的建设性理路”，将中国传统哲学的内敛型、精神修养型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的外张型、物质改造型实践结合；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规范型人学价值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升华型人学价值整合；将中国哲学中和谐型社会文化理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自由型社会文化理想结合，创造出新型的文化价值体系(20)。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成为中国文化的脊梁以及如何真正指引中国向前进。如何形成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理论创新的迫切需要，更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必须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以当代中国人民为真正主体，以中国文化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价值取向，并合理吸收借鉴西方哲学资源。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必然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以谦虚谨慎的学术态度务实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而不能抱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态度，更不能重蹈教条主义的错误。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学界讨论热烈。目前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如何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基本内容的探讨，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公共性、民主、自由、平等、正义等问题的研究上；三是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
1.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构建
当前中国哲学界对政治哲学表现出了集体关注和全面研究的态势，这对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有的学者认为，这标志着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获得了新的理论增长点，基本实现了“从真理到智慧的范式转变”，蕴涵着哲学重返智慧本根的重要契机。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动力并不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刺激，而是来自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全面转型，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问题凸显出来，成为新时期特别是新世纪中国学术研究的中心问题，从而政治哲学研究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前沿领域(21)。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兴起于世纪之交。有的学者认为，其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从主要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主要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实性政治哲学的转变。这一转变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是关于政治哲学一般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关于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和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兴起原因的阐释；第二个层面是关于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发展趋向的研究，如关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问题的研究；第三个层面是基于中国经验对于政治哲学中重要问题的研究，如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研究，关于政治哲学中理想性维度与现实性维度的关系问题的研究，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都有待于深化，目前已展现出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个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体系的前景(22)。
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注重理论的现实性，就要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因此，有必要探讨实践哲学的政治意蕴，这是深化实践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现代性语境中，“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的分裂与和解，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重大背景和主题。市民社会批判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本旨趣。“解放政治”与“社会政治制度的规范模式”是实践哲学政治意蕴的基本维度(23)。
在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论的研究中，存在着这样的倾向，即片面地发挥马克思的某些观点，从而忽略其理论的整体性。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理论是重要内容之一。针对这一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我们不能对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理论作片面地理解，而必须完整、准确的理解，必须在这一理论内部的不同思想酵素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24)
2.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
近年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探讨的基本内容有公共性问题、民主理论、自由观念、平等思想和正义理论。
关于民主理论的研究。马克思民主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将人作为社会的存在物。马克思的民主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劳动者的经济权利的真正实现，他要通过民主解决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民主是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的制度构造。马克思的终极关怀是通过民主实现人类解放、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在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之前的历史阶段，民主是目的；但是在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进程中，民主是手段。马克思的基本立场是，民主不可以超越社会制度和所有制基础，人类平等和自由不可能建立在私人财产权的基础上。人类平等和自由的实现领域更在物质生活领域，为了民主应该“要求完全能感触得到的物质条件”。(25)
关于平等问题的研究。在平等问题研究上，学者从当今的社会现实问题出发，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平等思想对于加强中国弱势群体权益保护的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平等是人类长期以来追求的崇高理想，一般指经济平等、政治平等、法律平等。马克思、恩格斯把平等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考量。他们多次明确指出，平等观念不是自古以来就作为真理而存在的，它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其产生“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平等是商品交换的必要条件。等价交换的主体是“天生平等的”，交换双方作为主体必须处在“同一规定中”，地位必须完全平等。马克思、恩格斯的平等观告诉我们，不平等的根源存在于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中。因此，解决当代中国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问题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发展放在第一位，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尽可能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26)。
关于正义问题的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分配不公，二是国有资产的非法流失。前一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自发调节机制与国家干预机制之间的协调失衡，后一个问题的根源则在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有矛盾。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家对市场行为的政治调控，但这一调控有其限度。在着力培育以非经济性社团为主体的社会中间结构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民社会的自我救治功能，将不仅有利于公平正义问题的解决，而且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结构转型(27)。在现代市民社会，正义的论域由政治生活领域转向经济生活领域，正义的首要性也由经济利益关系所取代。马克思深入到现代市民社会的经济利益关系之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和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实现了正义理论的人性维度和阶级维度的统一，沟通了政治哲学中的规范性和事实性之间的张力(28)。
3.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
近年来，随着对外学术交流的不断扩大，很多学者密切关注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动态，尤其重视对一些带有国际性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与回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对“普世价值”的探讨成为目前较为热点的议题。准确地说，普世价值研究是对20世纪90年代普适伦理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从目前学者研究的成果看，关于“普世价值”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普世价值”的内涵和本质等问题上。
关于“普世价值”的内涵方面，首先必须指明的是，除极少数学者外，大部分学者都把“普世价值”与“普适价值”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大部分学者是通过剖析“普适价值”所包含的内容来揭示其内涵的，如有学者认为，“普适价值”包括两层含义：第一，这种价值观念适用于所有的人，不管哪个阶级、哪个个人，都赞成并实践这种价值，即它具有普遍适用性；第二，这种价值观念适用于任何社会，不管哪种社会经济形态，都存在并适用这种价值，即它具有永恒性(29)。还有学者认为，普世价值并非就是西方价值。中国文化的很多方面同样体现了普世价值，如强烈的生态意识，开放性和包容性，强烈的和平意识等(30)。
关于“普世价值”的存在性方面。学者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认为“普世价值”有条件存在。如有学者认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分析方法，不存在抽象的“普世价值”，但是，我们也不一般地或抽象地否认在特定场合或条件下使用“普世价值”来表达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共识、国际共识。在全人类范围或全世界范围，人们在涉及全人类共同利益时，在应对自然灾害和全球问题给人类带来的困境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带有国际性或世界性的普遍共识：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方面人们会普遍地要求讲公德或共同遵守某种行为规范(31)。另有学者进一步区分了“普世价值”与“价值共识”，并认为，普世价值是一种以抽象人性论为依据、以绝对的普遍性为方法的唯心主义价值观。不存在抽象的绝对的普世价值，但是存在一定程度的、一定范围的价值共识。我们拒绝西方关于普世价值的话语霸权，但肯定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人权观念的历史进步性和可供借鉴的因素。我们要揭露西方“普世价值”的实质，应充分肯定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和通过国际合作与文化交流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问题上达到价值共识的可能性。不能因为人类可能具有的价值共识而陷入普世价值的政治陷阱，当然也不能因为反对西方普世价值论而拒绝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成果，否定人类的一定程度和范围的价值共识(32)。
另一种态度认为“普世价值”不可能存在。如有学者认为，在当今作为整体的世界还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所谓普世价值(33)。还有学者认为，在有阶级与宗教的社会里，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信仰者对具体的价值认同与评判有很大的差异，自然也就没有适用于一切时代与一切人的“普世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普世价值”或“普世价值”观其实是虚假的概念，是一个伪命题(34)。
关于普世价值的本质方面。学者们的意见趋于一致，即都认为，关于“普世价值”争论在政治层面上带有很强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必须高度警惕和重视在政治层面上宣扬抽象的“普世价值”。如有学者认为，把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纳入资本主义世界文明的轨道，是他们热衷传播“普世价值”的根本目的。通过“普世价值”干预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以期终结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权力结构，是这一讨论的核心，因而其在本质上是当代西方话语霸权及其价值渗透方式的表达。“普世价值”的错误在于：混淆了认识论价值与价值论价值、政治价值与人性价值、理想价值与空想价值、马克思不同语境中的话语价值。所以，“普世价值”论无论是马恩文本的引证，还是对其思想在当代西方民主制中实践的诠释，都是在根本曲解的前提下所为，不能视为是严肃的研究结论(35)。还有学者认为，鼓吹普世价值并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有着鲜明的政治目的。鼓吹普世价值的人，把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等封为“普世价值”，然后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指责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然后要求按照资本主义的标准改造中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成资本主义(36)。另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重视人类文明进步和文化交流中形成的以普通形式出现的“价值共识”，但拒绝西方中心论的普世价值观，特别要揭穿它的西化和分化的政治图谋，顶住其以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念作为普世价值而对发展中国家施加的政治压力和舆论攻势。拒绝普世价值，肯定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中的某些基本价值可以存在一定程度和范围的“共识”，坚持核心价值——这应该是我们对待有关普世价值问题争论的基本原则(37)。
关于“普世价值”的探讨既有纯学术层面的研究，也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政治层面上，我们必须认清某些所谓的学者企图按所谓的西方政治理念的“普世价值”来改造我国的政治制度的实质。在学术层面上，我们必须澄清“普世价值”问题上的是非，坚决制止“普世价值”思潮的泛滥。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原理来澄清各种迷惑性思潮，坚持社会主义建设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性。
五、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近年来，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有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终结的争论、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生态主义研究，此外，还有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些人物思想的探讨。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表现出多元化趋势，有后哲学、叙事学等新趋势。
1.30年研究回顾与总结
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如果
有学者注意到，30年来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经历了研究立场和研究主题的两大转型过程。研究立场方面，从批判的研究立场转向认同的研究立场；研究主题方面，从注重资料评介和流派研究转向个案研究和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当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图像却呈现出日益模糊的特征，体现在学术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理论性质、研究目的和意义等问题还难以形成共识(38)。
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难度，不仅仅在于通过阅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外文原著，了解他们的思想，更在于如何运用正确的判断标准，对这些思想的是非曲直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不在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观点的了解和理解上，而在于用什么样的理论标准，站在什么样的理论基点上，对其作出评判。理论标准和理论基点应当与时俱进。我们应当通过严格规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中、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对话和互动。
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二级学科确立，我们应该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作为准则，对该学科进行重新定位和进行新的分支学科划分，进一步推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分支学科可分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当代社会主义流派与思潮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这样的学科定位给我们的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
2.研究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我国学界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关注的主要问题有，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终结的争论、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生态主义研究、政治哲学研究、辩证法研究以及就一些人物的思想进行的探讨。
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后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转换。马克思—卢卡奇—拉克劳，是迄今为止激进政治思想史上三个最具典型意义的“主体位置”。卢卡奇因为改写曾经受到来自于正统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尖锐批评。直到如今，仍然可以听到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可以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激烈争辩。“后马克思主义”因为是对改写的改写，常常被认为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的颠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背离。简单的二元阶级对抗消失后，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分散的对抗形式。拉克劳式的“后马克思主义”正是探讨这些局部性的、零碎的、微观化的对抗如何在某种激进目标或想象的霸权接合下形成深化民主、改造社会的积极力量(39)。
关于生态主义的研究。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哲学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领域。其突出特点是，它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通过分析当代西方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制度根源，力图整合西方其他绿色政治思潮的理论主张，提出了以社会结构变革和环境道德价值观建构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政治战略，形成了以实现社会正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生态社会主义理想。分析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生态政治哲学上的理论运思过程，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深入了解当代西方的生态政治运动，具有重要的意义(40)。
高兹作为生态主义的代表人物，前些年对其研究缺乏，近来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41)。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方面，阿兰·利比兹(Alain Lip ietz)所提出的政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术界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利比兹看来，政治生态学是一种既不同于生态主义也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它一方面坚持把主导性的理论层面定位在对生产和消费过程的批判性研究方面，而不是像一般的生态主义那样把理论注意力移至自然界或环境的正义维度上面；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马克思思路中的很多观点必须结合新的形势加以发展，必须比马克思更加认真地考虑生态问题对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主义等观点所产生的理论效应。客观地说，利比兹的调节主义政治生态学(regulationist political ecology)中的确存在着许多可商榷之处。但应该承认，他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新语境中进行认真的理论探索；通过对其观点的研究，我们可以在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获得一定的经验教训(42)。
关于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新动向的关注。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表现出两个方向，即政治哲学和辩证法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苏东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渐衰落和最终解体，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特别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前途命运，开始引起英美马克思主义者的极大重视并迅速成为他们研究的主题。从他们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虽然他们都坚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优越并最终会取代资本主义，都认为应动员人民积极参加反对资本主义和创建社会主义的斗争，但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却存在明显的分歧，因而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研究方向。一个方向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科亨和罗默为代表，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就在于它更为平等，而这一点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中是缺乏论证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当今应转向政治哲学的研究，以求从道德的角度激励人们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另一种倾向以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伯特尔·奥尔曼和市场社会主义者詹姆斯·劳勒为代表，他们强调社会主义的实现具有历史必然性，它是资本主义制度自我否定的结果，它现今就已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仍在继续发展，当前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辩证法，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应加强对辩证法的研究和宣传(43)。
此外，一些人物的思想引起了学界的探讨。在汉娜·阿伦特的思想研究中，国人较多关注的是她对集权主义的批评，她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还需进一步研究(44)。罗莎·卢森堡在第二国际中的独特地位，她与列宁之间的历史论争，以及她的那些充满预见性和前瞻性的政治哲学思想，不仅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同时也激发了我们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45)。拉克劳、墨菲提出了一种以领导权为核心的激进民主策略，试图在迎合当代社会多样化发展的同时，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性。应当说，这一研究代表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方向：从文化批判转向“现实政治策略”的建构(46)。
3.研究新趋势
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是一个重要问题。随着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其研究路径呈现了多元化趋势，学者对其进行的思考也日渐深入。近年来主要探讨的研究路径有以下几种。
后哲学路径。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科学；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哲学。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因素，但同时也存在着片面性。马克思的理论本质上是现代社会的规范的批判理论，特点是立足于启蒙和现代性规范理想，从人类生存合理化的实践意图出发，批判地把握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内在矛盾，对现代性的命运和人类的前途进行批判的诊断。马克思的理论是后哲学的，它把哲学批判的实践关怀融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诊断及其对它的超越的政治构想之中，从而形成了一个既超越了传统哲学范式、又与之保持积极联系的社会理论纲领(47)。
结构主义和叙事学路径。从结构主义和叙事学的研究成果出发，把马克思的书写方式归纳为三种：即政治性书写、教程性书写、修辞性书写。革命领袖的强有力的政治性书写使得马克思在20世纪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和能量，特别表现为一种“行动的语言”。教程性书写数十年来处于封闭和凝固状态，与其表述的内容有关，也和它的表述方式直接相关。修辞性书写乃出于抵抗和愉悦的双重考虑，顽强地抵制人们将其思想通俗化的愿望。政治性书写和修辞性书写都提示我们，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48)。
从文本到文化的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其独有的理论话题和思想锋芒，自被译介到中国以来就一直受到国内学术界的特别青睐。国内学术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介研究，在新时期明显地起到了一种理论反思的助推器作用。从“实践唯物主义”的逻辑建构到“主体性问题”的理论突进，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学术争鸣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反思，无不投射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身影。“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历经二十余年渐进式的发展过程，积累了十分丰硕的思想理论成果，同时也凸现了不少制约深化研究的路径问题。但是我们以往的研究多是囫囵吞枣式地转述和评说，还无法真正做到细嚼慢咽式地分析和解读，因此研究的方法以及内容往往是大而化之和立足表面的，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显然还缺少进一步深究。因而，我们应加强对其理论逻辑的研究(49)。
六、评价与展望
上述介绍仅仅是选取了近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颇受关注的诸多问题中的一小部分，除此之外，唯物主义辩证法、经济哲学、生态哲学、文化哲学、发展哲学以及人学等等问题的探讨也在有声有色地进行着，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共同推动着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蓬勃发展。
总体说来，近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论是在基础理论、文本解读，还是在与西方哲学前沿问题交流与对话，以及中国建设实践的哲学反思等等问题上，都较之先前有着明显的进步，这也体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鲜活生命力。一方面，学者们研究视野不断扩大，积极寻求“中西马”三者对话，并时时关注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动向，及时向国内介绍西方哲学的最新动态与最新研究成果。学者们通过比较研究来整合与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断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新内涵，提出了许多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长足发展的新颖学术观点，这些有力地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价值，这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我国建设实践的紧密结合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不断深化，新的现实问题仍会不断涌现，而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除极大提高了学术水平外，还更加关注我国的现实问题，积极进行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大胆探索，学者们普遍以乐观的态度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并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和诠释我们社会主义发展中所出现的新课题，可以说，近几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现实生活”的哲学真精神。诚然，服务于中国生活实践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时代要求。
不可否认，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尽管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仍有一些需要不断完善与提高的方面。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倾向仍然是理论重于实践。尽管学界对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早已达成共识，并为之进行着不懈努力，但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上看，理论意义上的探讨仍然是我国学界的主要声音，而实践意义上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则相对逊色不少，这种局面除学者自身学科背景的原因外，还与学界的传统有关，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能力，不利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近年来，学者们普遍具有“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大都客观地进行着各自的学术研究，但是，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存在着过于重视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成果研究，而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研究，从目前态势看，学界似乎形成了一种热衷于“研究的研究”的怪圈，即执迷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研究，而不重视甚至完全放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解读，其研究话语也在很大程度上拘泥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而事实上，有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本身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并不是太高，且成果良莠不齐，这样就形成了部分学者“自言自语”的学术现象，并创造出了很多大众甚至学界听不懂的话语，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失去了我国自身独有的话语与特色，最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远离大众生活。这些现象显然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精神。
总之，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明显取得了新进展。今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除立足于目前研究的基础外，仍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原则，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的引导功能，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凸现“学术宽容”精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学术实践中，通过对丰富生动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分析研究与哲学反思，建立符合中国社会实践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6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