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丹】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十五大热点问题

回首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激情岁月，它既是中国经济发展阔步前进的三十年，是我国国力渐次增强、社会和谐、民生跃升的三十年，也是中国经济伦理学由萌芽、形成到繁荣发展的三十年。在现实经济领域“致病”的吁求之下，在西方经济伦理学的学术影响之下，在伦理学研究由宏大走向细密的理论逻辑转向的过程中，中国经济伦理学应运而生并迅猛发展。

中国经济伦理学发展的轨迹主要分为萌芽期、形成期和繁荣期三个阶段①。三十年来，经济伦理学已经走进高校的课堂，受到各个层次学生的普遍欢迎。从论文、著作、教材的发表和出版，研究项目的确立，专业研究机构和专业学术研究队伍的形成，译介国外成果的涌现，日益频繁的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等方面看，经济伦理学研究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作为“显学之显学”的中国经济伦理学在过去的三十年有着长足的进步，逐渐确立了自己在伦理学谱系中的知识合法性地位，并成为伦理学研究中重要的学术增长点。概言之，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伦理学主要围绕十五大热点展开，本文试逐一加以述析。

一、十五大热点问题

1.关于经济伦理学学科的基本问题：概念、学科定位与研究内容

研究经济伦理学，首先需要澄明的是经济伦理学的知识合法性问题。因所基于的学科语境和理论旨趣的异质性，学者们对经济伦理学概念的争议尤大。以周中之教授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经济伦理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经济伦理学即企业伦理学，而广义的经济伦理学是一门研究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经济决策、经济行为的伦理合理性，并研究经济活动中的组织和个人的伦理规范的学科。而陆晓禾研究员认为，经济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经济价值与伦理价值、标准、要求的关系问题。王小锡教授在1993年的《经济伦理学论纲》一文中最早明确提出了“经济伦理学”的概念，并认为，“经济伦理学研究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善恶取向及其应该不应该的经济行为规定”，“应该从实践——精神的视角上把握经济运行过程与伦理道德的关联，以及经济伦理的内涵、作用、规则等”[1]。夏伟东教授则认为，经济伦理学是以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伦理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揭示经济活动中道德的形成、发展和发挥作用的规律，为社会和个人的经济行为确立道德价值准则和道德理想的科学[2]。

关于经济伦理学的学科性质问题，学界存在歧见。陆晓禾研究员认为，经济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而夏伟东教授则认为，经济伦理学是实践伦理学，但又不能纳入应用伦理学的范畴。王小锡教授认为，经济伦理学是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特性的学科。其实，分歧的关键在于对于应用伦理学的界定不同。[3]而关于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内容，周中之教授持宏观、中观和微观的“三层次说”。刘光明持“四环节说”。[4]夏伟东教授持“三层次和四个环节的统一说”。乔法荣和朱金瑞教授认为，应该是五环节（增加“科学技术”）和三层次说的结合。[5]上述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都具有历史局限性。随着实践的发展，经济伦理学研究的深化和专门化已经产生了爆炸性的学科知识效应。

2.关于经济与伦理、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有无关系及有何关系

斯密难题这一“千年难题”至今一直困扰着中国学界。虽说迄今为止学人大多体认到经济与伦理、经济与道德之关系犹如鸟之两翼，须臾不可或缺，但亦有少数经济学学者认为，经济与伦理、与道德不可公度、毫无关系。其典型代表樊纲教授认为，经济学家谈道德是“不务正业”[6]。与张扬“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路径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从亚当·斯密到边沁、密尔到康芒斯到哈耶克到罗尔斯等都认为经济学与伦理学应该而且能够合作，而一批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如乔治·布坎南、缪尔达尔、科斯、诺斯、阿玛蒂亚·森等国际级的理论家正因为其经济学中的伦理关怀而赢得世界性声誉。国内学界亦涌现出一批“讲道德”的经济学家，比如厉以宁（道德力量是市场经济中除了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之外的调节的“第三只手”）、许崇正、陈炳才、茅于轼、曾昭宁、韦森、汪丁丁等②。

而伦理学界的主要分歧不在于经济与伦理（道德）有无关系的问题上，而在于两者究竟有着何种关联，其主要观点有二：一是内生说；二是外灌说。从表面看来，两说似乎对立，思想方法实则相同（割裂经济与伦理道德之间的辩证关联）。万俊人教授认为，要从经济伦理的视角揭示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亦即它自身的内在价值尺度（或合道德性）与外在价值评价（或道德规范）[7]。而樊浩教授与此类似，认为尽管道德内生于经济，但道德却对经济过程有着批判性[8]。王小锡教授认为，经济说到底是个道德问题，经济离开道德就无法理解。“物质利益实现的本身，并不只是物质生活条件改善的经济目的，更重要的又是实现着人的完美性的伦理道德目的。”[9]

此外，学界共同呼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伦理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如罗国杰教授指出，“要密切联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并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方面面，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道德规范体系”[10]。葛晨虹教授认为，“道德建设对市场经济社会发展而言，是手段，又是目的，在此基础上来把握道德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地位”[11]。侯惠勤教授等则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特别是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为指导，达到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统一[12]。

3.关于经济伦理范畴研究的问题：经济伦理的范畴有哪些

马克思认为，任何科学的研究“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3]。因此，研究经济伦理就要深入研究其范畴，而范畴研究之最大特点只能靠科学的抽象力对现实经济生活进行合理抽象。章海山教授在《经济伦理范畴研究》一书中认为，经济伦理范畴及其体系的研究，应从市场经济的伦理定位切入，以“经济人”的抽象为基石，劳动和资本作为贯穿整个体系的一条主线，自由、公平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竞争、诚信则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根本保证，利益是整个体系的核心。他把经济人、劳动、资本、自由、公平、竞争、诚信、利益等六大范畴作为经济伦理学的核心范畴来研究[14]，这是国内首次较为系统地梳理经济伦理范畴的专题性研究，尽管尚存需要商榷之处，仍堪称一家之言。

4.关于道德的经济作用问题：有无道德资本与道德生产力

尽管学界关于道德对经济有无作用并无争议，不过，关于道德对经济过程和经济活动究竟有何作用、有多大作用以及如何发生作用，争论尤大。曾有观点认为，道德对经济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之作用，道德越发展，经济越凋零，反之亦然。与之相对照的是，王小锡教授却提出了道德生产力③、道德资本④理论这些富有原创性的理论。

首先，道德生产力概念是王小锡教授的一大理论创新。他认为，社会劳动生产力内含着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两方面，离开了精神因素，物质的东西只是“死的生产力”。科学的道德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且作为精神生产力的科学道德在作用于物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又起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作用。其次，他还对道德资本理论进行了系统且富有创造性的研究与阐发，在有关的系列文章及《道德资本论》一书中他认为，科学的道德就其功能来说，不仅要求人们不断完善自身，而且要求人们珍惜和完善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以理性生存样式不断创造和完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推动社会不断进步。这种功能应用到生产领域，必然会因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水平的提高，而形成一种不断进取的精神和人际间和谐协作的合力，并因此促使有形资产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和产生效益，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道德也是资本。

由于上述理论的原创性，自然引起了学界和商界的广泛关注或回应⑤。当然，其中亦有不同的声音。如有论者对道德生产力概念提出质疑，认为生产力内部结构要素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不是伦理道德关系，因此，道德生产力概念存在过分夸大了道德作用之嫌[15]。也有论者对于道德资本概念进行反驳，认为道德因素虽然在经济运行中确能促成资本增值，但其只是具备了资本的某些特点，而非资本实体[16]。当然，学界也存在只承认道德资本概念不承认道德生产力概念的观点。尽管如此，从王教授的上述理论中我们不难透视经济与伦理、经济与道德之关联以及道德的经济作用。

5.关于公有资本人格化的问题：有无合法性根据

张维迎教授从经济学的视角，认为“产权是社会道德的基础”。“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心者无信用。”[17]由此，所谓公有资本人格化是理论的幻想。而乔法荣教授却认为，公有资本人格化是作为个体的人对公有资本的命运和运行负责的一种特有机制，同资本家是私人资本的灵魂一样，它是公有资本的灵魂。并且，公有资本呈现一个链条结构，即从众多的所有者到所有者代表的代表人，再到经营管理者和全体员工，都必须对公有资本负责。这是公有资本要成为既有存量又有增量的优势资本的伦理道德需要。不难看出，争论的实质是以西方经济学的范式还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来进行诠释的问题。

6.关于经济信用和经济诚信的问题：诚信缺失的原因与诚信对经济有何作用

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资本，已经引起国际学界的关注。如福山认为诸如诚信一类的“社会美德”在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经济生活中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和效果[18]。同时，经济改革中诚信和信用问题的频出，已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关于信用和诚信，学界有的混用，而有的则加以严格区分。宋希仁教授仔细区分了信用与诚信两个概念，认为信用体现的是经济关系，诚信体现的是道德良心[19]。郭建新教授认为，“现代经济信用是经济伦理视阈中的一种关系实体”[20]。葛晨虹教授在区分伦理信用与信用伦理的基础上，指出从伦理信用入手来整治信用危机[21]。

而关于诚信缺失的原因，学界亦存歧见。张维迎教授认为，诚信问题的出现是由于过多的政府管制造成的。徐大建教授认为，诚信问题的缺失有制度的原因，也有非制度的因素。也有论者认为诚信问题的出现只是由于制度的问题。应该说，诚信缺失有多种原因，但是要进一步弄清其主要原因。诚信不仅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是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一种重要资源。正是在此意义上，以龙静云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指出，诚信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道德灵魂[22]。

7.关于经济正义和公平的问题：何谓经济正义及如何理解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关于经济正义范畴，学界远未达成一致。刘可风教授认为，经济正义是经济伦理学的核心范畴，它侧重于从制度、权利、整体而非个人德性、义务的角度把握人的经济行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大体上可以从四个角度把握经济正义：一是自主权利角度；二是合理分配角度；三是主体心态角度；四是人的本质角度[23]。张雄教授认为，经济正义主要涉及效率与公正问题，日常经济活动既平等又有效率即为“经济正义”；国际经济正义的中心话题是如何解决经济一体化和经济正义价值尺度的差异性问题[24]。也有论者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从人性或从经济制度和经济活动等视角来理解经济正义问题。

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学术争论，首先是关于公平（公正、正义）的概念问题，学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而关于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公平与效率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公平与效率并不矛盾。也有学者指出，从公平角度看，机会均等和一定程度的分配平等，可以构成一种最有效率的公平分配标准。也有学者认为，效率不是一个孤立概念，无法在搁置公平问题的前提下讨论效率问题。总之，公平与效率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具体实践中应该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学界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探讨。如韩庆祥教授认为，实现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的基础就是实行按能绩分配的分配方式[25]。而王锐生教授等认为，只顾追求效率，不顾单纯的市场竞争机制所必然带来的社会不公，就无法保持社会稳定，从而反过来会影响效率。这样，社会必须通过政府、法律和道德来对市场经济的结果进行调节。[26]

8.企业伦理：企业有何社会责任与道德是否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关于如何看待企业，有人持企业“伦理无涉论”。而王小锡教授则认为，企业既是经济实体，又是伦理实体，是经济性与道德性的合体。正如2008年温家宝总理面对三鹿毒奶事件时感言：“企业家要有道德。每个企业家都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每个企业都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合法经营与道德结合的企业，才是社会需要的企业。”[27]关于企业有何社会责任的问题有三派观点：一则是“利润优先论”，认为企业以“赚钱”为正业，对社会只有经济责任，其他责任都服从于经济责任或在经济责任之中；二是“伦理优先论”，认为企业具有法人地位与道德人格，其社会责任是除经济责任以外的责任，如企业对环保、政府和公众、顾客与雇员的责任等；三是“调和论”，主张从动态的社会系统来考察企业的社会责任。有论者则深化了对于企业责任的考虑，认为企业伦理责任包括三方面的基本问题，即谁负责任、负什么责任和对谁负责[28]。陈少锋教授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有四个方面：(1)企业最基本的道德法律和环境责任；(2)企业社会责任有普世标准，但也应根据国情做相应调整；(3)企业有与社会文化一致的责任；(4)应该把履行社会责任和期望企业做得更好的诉求结合起来。实际上，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关键是要在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不让企业承担过多责任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关于何者为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同学者的判断有着明显的异质性。学界主要存在的观点有：现代企业制度说、市场体制和市场政策环境说、资金说、科技说、企业文化说。如刘光明认为，企业理念是最终意义上的企业“第一核心竞争力”[29]。王志乐则认为，“先进的公司责任理念和高尚的公司道德标准是他们长期保持的核心竞争力之一”[30]。的确，这些界说都从不同视角强调了不同因素对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作用，各有一定道理，但其共同缺陷在于，都没有将道德放在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位置。而王小锡教授则明确指出，“道德是企业最终的核心竞争力”。欧阳润平教授的观点有些类似但乏明确，她认为，“道德实力是企业发展的根本竞争力”[31]。

9.产权伦理：产权是全部经济伦理的核心

产权伦理研究的焦点问题是产权与伦理的关系问题。经济学家们大多认为，产权制度是各种社会制度中最基本的制度。罗能生教授认为，产权关系是最基本的经济关系，产权理论是全部经济伦理的核心，是整个社会伦理的基础[32]。同样，张维迎教授坚信，许多看似道德的问题，实际上可以从产权制度上找到答案。还有论者也认为，伦理判断与评价的根本基础和现实前提只能是现实的经济利益关系和作为其集中体现的产权。产权不清、个体权益定位界限不明，实际上是导致当今伦理关系研究和建构乏力的决定性因素。[33]而有论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无论从道德的起源还是道德的保障方面来说，产权或产权制度都不是道德的基础，好的、有效的社会赏罚机制的构建才是让人们遵循道德的根本；而产权制度只是构成这个社会赏罚机制的众多制度之一。[34]

10.生态伦理与生态经济伦理：走进还是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生态经济伦理的核心

1994年，余谋昌教授发表了《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一文，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是“走出”还是“走进”人类中心主义的学术大讨论。学界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基本上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罪魁祸首是“人类中心主义”，因此应当“走出”或“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甘绍平教授反对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大自然权利派”，认为动物因为无道德不可能和人平起平坐，爱护动物不是什么道德行为[35]。曹孟勤教授主张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找寻人性的依据⑥。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区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前者当然应当摈弃；而后者的历史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们不是要“走出”而是必须“走进”人类中心主义。在此意义上，王海明教授认为，道德目的可以区分为道德的特殊的直接的目的和道德的终极目的[36]。总之，不管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都共同关注人类的前途命运，都以人类的利益和价值为终极诉求，就此来看，两者又都是“人类中心”的。

在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生态经济伦理逐渐成为近年来的新交叉性研究热点。关于以何种价值为皈依，学界存在争论。王泽应教授认为，生态经济伦理是反映人类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前沿伦理学和理想性伦理学[37]。刘湘溶教授则认为，生态伦理的利益基础应该奠立在人类的整体利益上[38]。向玉乔教授认为，生态经济伦理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的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以及人类利益与生态平衡的关系问题[39]。上述观点视角不同，结论自然相异，实际上，生态经济伦理的核心问题是多种利益之间的博弈，而非单一利益的纠缠。另外，李培超教授认为，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应是实现利益公正，它涉及四个方面的利益关系，即代内公正、代际公正、男女公正和人地公正[40]。

11.制度伦理：如何界定制度伦理

中国制度伦理研究成为新的学科增长点，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和借鉴有关。关于制度伦理，学界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如何界定“制度”。目前学界对于制度伦理内涵的理解，主要有五条思路：一是制度的伦理化的思路；二是伦理的制度化的思路；三是二者的综合；四是高兆明教授所认为的“制度伦理既不是什么‘制度的伦理化’，也不是什么‘伦理的制度化’，而是对制度的伦理分析”[41]；五是倪愫襄教授对制度伦理进行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赞同“从狭义的定义中去研究制度的伦理，而不是伦理的制度”[42]。另外，王海明教授则认为，所谓经济制度伦理，从内涵方面看，亦即社会的管理者、统治者、领导者对于人们的经济活动进行治理的伦理，也就是经营管理的伦理；从外延方面看，则主要是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伦理[43]。周中之教授则认为，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来看制度伦理问题，要加强经济制度的伦理评价，包括国际经济制度的伦理评价和国内制度伦理评价[44]。

12.分配伦理：如何进行分配

分配伦理学主要涉及四个层面：分配内容、分配客体、分配主体与分配程序。当代分配伦理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分配伦理理论，其中有代表性的理论有按照道德应得分配、分配正义和非模式化的分配正义等理论。关于如何进行分配即分配原则问题，杨建文等著的《分配伦理》进行了深度批判研究。何建华教授在《分配正义论》一书中从市场内分配正义与市场外分配正义相统一、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的原则出发，全面阐述了分配正义问题，提出了一个以市场逻辑为基础的分配正义问题。为了实现分配正义，有论者提出基本经济需求满足的原则，按劳动（贡献）分配的“应得”原则，在利益分配中实行“差别原则”[45]。葛晨虹教授提出“平等原则”、“对等原则”以及“补差原则”。此外，对于如何实现社会分配正义、保障分配原则的落实，学者们从市场竞争规则的公平性制度安排、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措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总体而论，尽管观点有些差别，但大体趋向于要重视公平问题的解决。

13.消费伦理：如何认识消费及如何进行消费

学界对于消费大体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消费是一种经济活动；一是认为消费是一种伦理活动。其实，消费本身既是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一种伦理活动。周中之教授认为，“要从道德价值、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统一中评价把握节约的内涵；在资源节约与拉动内需的互动中建设节约型社会”[46]。唐凯麟教授认为，消费的必要性和适度性应当从人的生产与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和状况来确定，而人的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则应当看其是否真正符合人的本性和有利于人的发展，是否体现相应的价值理性和人文关怀[47]。余培源教授认为，应当努力做到“生存消费保证、享受消费适度、发展消费引导”，倡导“理性消费、节约资源、美好生活”⑦。卢风教授认为，消费主义所诱导的贪婪的经济追求，乃违背自然生态规律[48]。应该说，上述对于消费的认识全面而辩证，但现实中究竟如何处理消费、节约和扩大内需的关系仍然是实践性的难题。

14.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伦理：全球经济伦理有无可能及如何构建

“全球伦理”，又译为“普遍伦理”、“普世伦理”、“普适伦理”或“世界伦理”。按照当代全球伦理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德国著名神学家孔汉斯的解释，全球伦理应当是“由所有宗教所肯定的、得到信徒和非信徒支持的、一种最低限度的共同的价值、标准和态度”[49]。对全球伦理大体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是认为全球伦理不可能，一是认为全球伦理可能。如万俊人教授认为，全球伦理是可能的。郭广银教授等也认为，全球化趋势是普遍伦理可能的外部条件，价值观趋同是普遍伦理可能的内部因素，“和而不同”是普遍伦理可能存在的形式[50]。而刘可风教授认为，由于现实的全球化进程带有强烈的西方伦理价值色彩，它不可能使人类普遍受惠。因此，目前所谈论的全球伦理缺乏现实的可能性[51]。

需要看到，对全球伦理的认识其实是发问方式存在问题，全球伦理是一个现实也是一个趋势，不是说全球伦理可能与否，而是说全球伦理“在什么意义上”是可能的。何怀宏教授的观点虽然谈的是全球伦理实际上涉及全球经济伦理，并指出如何实现的可能性。他指出，在具体地维护全球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尊重多元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自主发展，保持彼此间的宽容和理解、合作与交流，在发现和发展现实条件的基础上，采取“内生”而不是“外推”的方式，通过增加实际的共同点来促进“人类共主体”形态的形成，这是目前形成、维护和扩大人类普遍价值的根本途径[52]。而乔洪武教授则认为，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经济活动，不仅以一定的经济伦理作支撑，并要求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各方遵循其经济伦理原则和规范；经济自由和经济平等是经济全球化时代构筑世界经济伦理规范的两大基石[53]。

15.“中西马”经济伦理思想史研究：体系构建与重点研究的并重⑧

在伦理学分支学科中，迄今唯有经济伦理学有大量思想史研究成果出现，而其他分支学科（如政治伦理、生态伦理、生命伦理、社会伦理等）尚罕有专门的思想史研究。目前学界关于经济伦理思想史的研究涉及三个方面：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史（以唐凯麟、王小锡、刘小枫等为代表）、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史（以章海山、余达淮等为代表）和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史（以乔洪武、何怀宏等为代表）。此项研究已经开始逐步走向体系化梳理和专门化研究（人物、流派、时段）并重的研究格局。

此外，经济伦理研究的热点还关涉到国外经济伦理学研究、竞争伦理、营销伦理、金融伦理、电子商务伦理等专门性领域。这些研究在国内学界已经初见端倪，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学科体系尚属初创。关于经济伦理学的构建，学界争论集中于构建体系和研究问题之先后。其实，体系构建和问题研究是一个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两者并行不悖，经济伦理学的现实发展确已证明了这点。目前，学界的经济伦理学研究已经出现了体系构建⑨、中外经济伦理思想史和应用经济伦理学⑩三路径并行不悖的发展态势。由于其间歧见迭出，见仁见智，甚或存在激烈的竞争和碰撞，还有许多研究“空场”亟待填补(11)，就此而论，远未形成涉及各个层面的较为成熟的经济伦理学学科体系。

2.理论与实践相脱节。该问题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理论脱离实践、不去（或不能）指导实践，缺乏实践针对性；二是经济（企业）实践没有明确的经济伦理理念的自觉，相当程度上是“盲目的实践”。就理论研究而言，学术研究与现实实践未能有机结合的问题相当普遍，“空对空”、自说自话式的研究相当流行。学界对于中国当今的经济与伦理、经济与道德、企业与企业道德的“镜像图”并没有完整而清晰地勾勒出来，造成中国经济伦理理念的概括的缺位。因此，确有必要展开关涉各个地区、各种类型企业（公司）的“地毯式”“田野调查”。由于缺乏关于中国当代经济伦理理念的概括，导致出现照搬“中西”经典出现“时空错位”的尴尬，这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德性经济实践的展开。因此，从“空对空”向“空对地”转型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3.中西经济伦理思想的融会贯通尚很欠缺。目前国内学界已经译介了西方的经济伦理学的书系(12)。问题是，译者外语水平参差不齐导致译著良莠并存，对译著的研究与消化甚为缺乏。在此情势下，谈论“借鉴西方有益的思想资源为我所用”，并以我为主、自主创新，进而奠立当代中国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范式和学术特色，显得是何等的奢侈！此外，经济伦理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坚持与时代性阐发、中国学人经济伦理学成果译介到国外、以多学科“视界融合”介入经济伦理学研究等方面尚很薄弱。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的基础上，经济伦理在哲学层面的理论抽象、西文译著的文本解读与实践层面的田野调查，是拉动未来中国经济伦理学腾飞的“三驾马车”。加强古今中西、形而上与形而下研究的沟通、对话与良性互动，推进中国经济伦理的实质性进步，是为当代中国经济伦理学人之历史使命。

【注释】

①关于中国经济研究分期问题的所谓“三期说”的理由是：第一阶段，主要批判与反思改革开放前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误判，关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伦理问题，但是由于此时中国尚未明确未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现实中许多问题尚存禁区或尚未展开，因而经济伦理学的许多问题作为学科体系并未确立，故而.名之为“萌芽期”；第二阶段，由于已经明确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改革与发展凯歌猛进，学界初步构建了经济伦理学的学科理论体系，故而名之为“形成期”；第三阶段，中国加入WTO成为经济伦理学发展的国际性动因，与市场关系密切的诚信、唯增长论、全球化挑战等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由此经济伦理研究开始从理论向实践、从学者向政府和从业者渗透与辐射，故而名之“繁荣期”。

②参阅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许崇正：《伦理经济学再论——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陈炳才：《道德经济学——人类（中国）经济学的方向与命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曾昭宁《公平与效率——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选择》、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韦森：《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汪丁丁；《市场经济与道德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③“道德生产力”概念最早由王小锡教授于1994年提出，并逐渐对其加以较为全面的阐述。参阅王小锡：《经济伦理学论纲》（《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分析》（《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之后，他曾专题性地三论“道德生产力”理论，参阅王小锡：《道德与精神生产力》（《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再谈“道德生产力”》（《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三谈道德生产力》（《伦理学研究》2008年第3期）。

④王小锡教授计划在最近的一次学术报告中系统阐述该理论，目前已有六篇论文和一本专著专论道德资本理论。参阅王小锡：《论道德资本》、《再论道德资本》（与杨文兵合作）、《三论道德资本》、《四论道德资本》（与朱辉宇合作）、《五论道德资本》（与李志祥合作）、分别发表于《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2002年第1期、2002年第6期、2004年第6期、2006第5期，《六论道德资本》发表于《道德与文明》2006年第5期；专著《道德资本论》（与华桂宏、郭建新合作）由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⑤郭建新，张霄.道德是精神生产力——对一种批“泛生产力论”的反批判[J].江苏社会科学，2005，(1)；张志丹.多重视域中的道德生产力——兼驳“泛生产力论”的观点[J].伦理学研究，2008,(4).

⑥曾孟勤.生态伦理是人之为人的象征[J].晋阳学刊，2006,(6)；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J].学术月刊，2003,(6).

⑦余培源.论消费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从如何看待消费主义谈起[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4).

⑧涉及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史的研究著作主要有：王小锡著《中国经济伦理学》（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朱琳等著《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周俊敏著《〈管子〉经济理论思想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等；涉及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史的专著有：章海山著《经济伦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余达淮著《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关于外国经济伦理思想史的研究主要散见于论文，专著以孙君恒著《贫困问题与分配正义——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为代表。

⑨属于体系构建的著作主要有：王小锡编著《经济伦理与企业发展》（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中国经济伦理学》（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陆晓禾著《经济伦理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陈泽环著《功利·奉献.生态·文化：经济伦理引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尹继佐主编《发展中国经济伦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等。

⑩属于应用经济伦理学的著作主要有：郑若娟著《经济伦理：理论演进与实践考察》（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王正平著《企业与环境伦理》（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周中之著《消费伦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何小青著《消费伦理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杨建文等著《分配伦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等。

(11)值得一提的是，《经济伦理学年鉴》属于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的某种填补“空场”的努力，系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与南京师范大学共建的经济伦理学研究所编纂。它全面而系统地展示了我国经济伦理学的发展状况和发展历程，总结了我国经济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成就。应该说，目前最为缺乏而关紧的是要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经济伦理思想史、经济伦理学原理、中国经济伦理“田野调查”、西著的文本学解读和经济伦理学研究前沿问题评析等研究。

(12)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伦理研究中心组织翻译出版了四套经济伦理学名著译丛：《当代经济伦理名著译丛》（2001-2003年，5本）、《经济伦理新探索丛书》（2002年，7本）、《经济伦理国际论坛丛书》（2003、2005年，2本）、《经济伦理大辞典》（2001年）、《当代经济伦理名著新译丛》（2006-2007年，5本）。此外，其他出版社也出版了一些译著，比如：北京大学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未名译库·经济伦理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席林的《天主教的经济伦理学》（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艾伦·布坎南的《伦理学、效率与市场》（199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乔治·恩德勒的《经济伦理学大辞典》（2001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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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道德与文明》2009年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