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在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袭击和封建腐朽势力的统治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黑暗统治，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激起了中国人民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抗斗争。在戊戌变法维新运动惨遭镇压和八国联军侵华的炮声中中国迈进了20世纪。进入20世纪后，中国人民继续为争取民族独立和现代化而英勇斗争。在这一百年中，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与此相适应，中国的伦理道德也实现着从传统道德向近现代道德的转换，并实现着从资产阶级道德向社会主义道德的转型。
一、资产阶级思想家建构资产阶级道德思想体系的尝试
1898年的戊戌变法维新运动，虽然仅仅存在一百零三天，但是它的影响是深远的。戊戌变法维新失败后，戊戌巨子如梁启超、严复等反思变法维新失败的教训，进一步加大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和宣传活动的力度。严复继19世纪末译出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后，于20世纪初又译出亚当·斯密《原富》、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原名《自由论》）、甄克思《社会通诠》、孟德斯鸠《法意》以及《穆勒名学》等西方名著。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中真正精通东西方伦理思想并向中国传播西方伦理思想的第一人。他的译著特别是《天演论》在20世纪初的思想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猛烈抨击封建伦理纲常，大力提倡西方资产阶级道德思想，他所提倡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以及“民之自由，天所畀”、“开明自营”、“明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大利所存，必其两益”、“己轻群重”等伦理主张，表明他试图通过吸纳西方道德改造传统道德，以建立适应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近代新道德。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维新失败后，主要从事宣传和著述活动。他发表的揭露批判封建伦理纲常的文章，“条理明晰，笔锋长带情感”（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专集》之三十四，第62页。）。他抨击封建伦理纲常，向国人介绍西方伦理道德，但并不完全否定传统伦理，而是主张将中西伦理道德融合起来。他在1902年撰写的《新民说》中明确提出：“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注：梁启超：《新民说·释新民之义》，《饮冰室专集》之四，第5页。）在这篇名作中，他论公德、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自治、论自尊、论合群、论生利分利、论毅力、论义务思想、论尚武、论私德、论民气、论政治能力等，他对于公德与私德、独立与合群、自由与服从、权利与义务、利己与利他以及进取冒险、尚武精神的提倡，可以说是他融合中西伦理思想建立一种新的资产阶级道德思想体系的尝试。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辛亥革命时期的先驱者，在批判封建伦理纲常、学习西方伦理道德思想和建构资产阶级新道德方面，基本上接受了戊戌巨子的思想成果并结合发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进一步发展、提升了这些成果。他们对封建伦理纲常的批判比戊戌巨子们更尖锐、广泛和深入，但他们并没有将封建伦理纲常与传统伦理道德视为等同，而是认为在新道德体系中不应该舍弃传统伦理道德中有价值的合理的内容，应该在赋予新的理解的基础上将它们继承下来。这在孙中山、蔡元培的伦理；思想中体现得最为突出。
孙中山提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道德，他说：“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0页。）但他对这些“固有的道德”给予新的解释。如对“忠”，他指出在民国，忠已不指“忠于君”，而是“忠于国”、“忠于民”、“忠于事”。这种“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1页。）是一种高尚得多的道德。他指出在民国，孝也不是“父为子纲”，而是孝敬老人、尊敬师长。他对仁爱、信义、和平也作出了适应时代要求的新解释，为这些传统道德注入了资产阶级的新的思想内容。
蔡元培强调在近现代社会面对列强的侵略凌辱，必须开展并重视“公民道德教育”。他讲：“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三者诚一切道德之根原，而公民道德教育之所有事者也。”（注：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页。）他用中国传统道德注解自由、平等、亲爱。他说：自由即是“义”，就是孔子所说的“匹夫不可夺志”，孟子所说的“大丈夫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平等即是“恕”，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亲爱（博爱）即是“仁”，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欲达而达人”。在他看来，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的自由平等很难实现，许多人往往是“企自由而不遂，求与人平等而不能”（注：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页。）。因此就需要发扬传统道德提倡的亲爱（博爱）精神来加以弥补，以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他的这些认识自然并不够准确，但其试图融合中西道德建构新道德则是很明显的。
辛亥革命时期的先驱者重视传统伦理中的诸如“正气”、“德操”、“国格”、“人格”和修身等等，尤其重视对传统道德的群体观念的继承。他们讲“仁爱”（博爱）应表现为爱国、救国，“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指出：“人类之义务，为群伦不为小己，为将来不为现在，为精神之愉快而非为体魄之享受”（注：蔡元培：《世界观与人生观》，《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19页。）。从重“群体意识”出发，强调“人人应该以服务为目的，不应当以夺取为目的”，不仅要讲自由而且要讲服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重视群体意识不是偶然的。面对帝国主义强大的侵略势力，中国的独立富强不能依靠个体，如果没有坚强的群体，则国家的独立富强是没有希望的。关于这一点，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这无疑是西方个人主义伦理道德学说在中国近现代社会难以生根和发展的原因所在。
当然，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理论上的弱点，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在中国建构起真正近代意义的道德思想体系，他们的道德思想学说也不可能为广大社会成员所实践。但是，尽管如此，他们对中国传统道德的近代转换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是不可抹煞的。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至建国前关于伦理文化选择的论争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及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为背景，国内军阀割据和混乱愈演愈烈，在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复古逆流。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封建伦理纲常进行了更加猛烈的抨击。他们对封建旧道德旧文化的批判，对新道德新文化的提倡，尤其是对科学、民主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提倡，为中国文化包括伦理文化的现代转型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出现了空前活跃、错综复杂的局面。从伦理学视角看，出现了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伦理思潮、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思潮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之间相互激荡、相互作用的格局。
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伦理思潮，在19世纪末即已产生，五四时期是其形成并达至高峰的时期。其特点是彻底否定传统道德，全盘接受西方道德。在思维方式上是形式主义，即“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2页。）二三十年代，西化派伦理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胡适、陈序经等。胡适在1926年发表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对东方文明几乎全盘否定，加之以各种恶名，而对西方文明几乎全盘肯定，加之以各种美名，说什么“一边是安分，安命，安贫，乐天，不争，认吃亏；一边是不安分，不安贫，不肯吃亏，努力奋斗，继续改善现成的境地。”（注：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文存》三集，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34年版，第19页。）1934年他又讲：“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谈不到‘太丰富’的梦话……”（注：胡适：《信心与反省》，《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四，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82页。）。其结论是我们应当死心塌地学习西方文化，一心一意地走全盘西化的道路。陈序经认为文化是一个整体，中国传统文化不适合于现代是整体的不适合，而不是局部的不适合，因此需要而且可能全盘西化。同时他认为世界多种多样的文化中有一个基础文化，西洋文化就是现代的基础文化，是现代化的根本和干体，而中国文化则是闭关时代苟延残喘的文化，是一种不适宜现代世界的旧文化。因此要进行“全盘的，和彻底的西化，使中国能够整个的西化”（注：陈序经：《对于一般怀疑全盘西化者的一个浅说》，转引自杨深：《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229页。）。不难看出，西化派伦理思潮是十分偏颇的，其所要建构的以西方个性自由、个人中心为价值目标的个人主义道德思想体系不符合中国国情，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
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主要包括“学衡派”、“东方文化派”和第一代“现代新儒家”。它是在中西文化和伦理道德都出现了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主张为复兴中国传统文明，并以此医治西方文明的弊病。如东方文化派主要代表人物、《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讲：“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西洋文明浓郁如酒，吾国文明淡泊如水，西洋文明腴美如肉，吾国文明粗粝如蔬，而中酒与肉之毒者则当以水及蔬疗之也。”（注：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第13卷，第10号。）又讲：“吾固有文明之特长，即在于统整且经数千年之久未受若何之摧毁，已示世人以文明统整之可以成功。今后果能融合西洋思想以统整世界之文明，则非特吾人之自身得赖以救济，全世界之救济亦在于是。”（注：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东方杂志》第14卷，第4号。）学衡派主要代表人物梅光迪、吴宓等创办的《学衡》杂志，其基本宗旨就是“论究学术，阐述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弘扬传统文化、融合西方文化为目标。第一代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在1921年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序言中讲，此书的目的就是把中国人和西洋人“都导他们于至好至美的孔了路上来”。他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44页。）。其他第一代现代新儒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是在五四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李大钊在1919年至1920年间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道德的形成、本质和发展规律等问题。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以及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艾思奇、胡绳、冯定、张岱年等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研究伦理道德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在三四十年代形成的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毛泽东伦理思想，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宝库。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发展决不是偶然的，它深刻地揭示了道德、特别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本质、规律和社会作用，它所阐明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道德理想，标志着人类道德发展和进步的新境界和新前景。尤其是它依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不认为自己已经穷尽了道德真理，而是认为必须在实践和吸纳新的科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自己、发展自己。因此，五四时期中国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选择，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现代转换的合乎规律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
值得提出的是，所谓三大伦理思潮或派别，应该说是一个大致的说法，其实在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还有一些不属于上述某一思潮或派别的伦理学研究者，他们以西方的理论方法作为研究工具，或对传统道德作新的诠释，或系统介绍西方的伦理思想，或对中西伦理思想作比较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也同样应该给予重视。
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新中国的普及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毛泽东伦理思想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和“五爱”的社会主义道德成为全国人民共同信仰的道德观念和准则。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道德和封建道德残余，学习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共产主义道德楷模，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在新中国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良好社会道德风尚。所有这些表明中国不仅最终实现了传统道德的现代转换，而且实现了资产阶级道德向社会主义道德的历史性转型。
然而，由于“左”的思想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对马列主义、毛泽东伦理思想的肆意篡改，使伦理学研究与道德建设受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在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这种情况已基本上得到纠正。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我国伦理学研究和道德建设取得了空前的进展。诸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展集体主义道德，要不要坚持中西伦理文化融合创新地发展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致思路向，伦理学研究和道德建设如何实现“三个面向”等问题，在反复深入探讨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重要的认识成果。同时，广泛深入地开展了伦理学分支学科的研究，诸如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中外伦理思想史、应用伦理学、现实道德问题以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等等的研究，都取得了不少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成果。如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研究方面，出版了李奇的《道德与社会生活》、周原冰的《共产主义道德通论》、罗国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等等。1980年6月建立了全国伦理学会，此后，各地区的伦理学会纷纷建立，一些地区和单位还建立了伦理学教学、研究机构，培养了一批批硕士生、博士生。1982年还出版了伦理学专业刊物《道德与文明》（原名《伦理学与精神文明》，1985年改为现名）。改革开放以来，同港台及国外的伦理学术交流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周辅成编译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及一批西方伦理学译作和研究专著出版发行。
尤其重要的是，在新时期产生了邓小平道德理论和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86年）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1996年），它们结合时代特征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并从什么是社会主义道德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道德的高度，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内容和方法途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伦理思想宝库。
四、几点认识
百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伦理道德也从传统向现代转换。回顾这一发展进步历程，我们从中得到一些什么启示或认识呢？
首先，坚持中西融合创新的发展中国伦理文化的致思路向。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有许多合理的、有价值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蕴涵，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变的剧烈变革时期，它受到了挑战和冲击。戊戌巨子和辛亥革命时期的先驱者，面对社会变革的历史性需求和西方文化的撞击，对于传统伦理文化和西方伦理文化都采取分析的态度。对传统伦理文化，一方面吸收、继承它的合理的、有价值的精华，一方面批判、抛弃其中的封建性的糟粕；对西方伦理文化，一方面吸纳其进步的优秀文明成果，一方面批判它的个人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等。他们对中西伦理文化的双重反省，虽然还不够深刻，更没有达到完全科学的程度，但是，尽管如此，他们的融合中西的致思路向是正确的、可取的，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一致思路向甚至也影响了五六十年代在港台海外发展的现代新儒家和自由主义西化派伦理思想。他们或提出所谓“对传统实行创造性的转变”（注：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13页。），或者提出所谓“返本开新”（以及“内圣开出新外王”、“良知坎陷说”等等），其用意都在于试图使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与西方的伦理文化结合起来，建构一种新的现代伦理文化。可以说，在现代，凡是在伦理学领域有所建树的学者和著作，无不在融合中西伦理文化上做出了努力。至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毛泽东伦理思想和邓小平道德理论，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对于批判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和吸收国外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江泽民同志作出了一系列精辟论述。中西融合创新，是百年来伦理学发展史提供的宝贵历史经验。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当代人类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日益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所展示的价值和意义显得更为突出，并已引起世人的瞩目。而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关于伦理道德问题的许多探讨对我们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更加自觉地贯彻这一致思路向，无疑会使我们的伦理学研究和道德建设提高到一个更高、更新的水准。
其次，对前人的伦理学探索要给予历史主义的评价。恩格斯讲：“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2页。）列宁也讲：“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注：《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0页。）恩格斯和列宁的论述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是非常深刻的。我们对前人提供的道德认识成果的评价也应该采取这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一方面充分地肯定他们所提出的新东西，不能脱离时代条件做过分的要求，另一方面对于他们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理论失误，给予恰如其分的批评，而不宜过分苛刻地批评指责。须知从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寻找一些缺点不足加以批评指责是一件并不困难、毋宁说很容易的事情，而要求前人达到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也并非一种中肯的、公允的态度。我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对前人的伦理思想学说否定过多、评价甚低，就是背离了历史主义的原则。现在“重评”、“再认识”之类的文章不少，我们应该从中吸取应有的经验教训。当然，准确地认识、把握思想精神领域中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往往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但如果我们坚持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和评价方法，我们将更多地得到准确性而尽量避免或减少不准确性，这是毫无疑问的。
最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当代最科学的伦理学说。百年来的伦理学史，是近现代中国伦理文化选择的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艰难的求索才从各种伦理思想学说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先后形成的毛泽东伦理思想、邓小平道德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中国取得的历史性的巨大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毛泽东伦理思想、邓小平道德理论，是当代最科学的伦理学说。它所阐明的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道德原则，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功能作用，在新时期又经受住了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因此，并不像有人讲的那样，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和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似乎已经过时了，需要建构什么新的道德思想体系来取代它，以至提出所谓“道德重建论”、“道德转型论”等等。这些认识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当然，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社会主义道德思想体系也需要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温克勤(1936—)，男，天津人，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伦理学会理事，天津伦理学会会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原载《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0年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