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社会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大陆中国哲学界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重要阶段。古人以30年为一世，中国哲学界在这一世中取得的成就已经到了可以和需要总结的时候了。为此，张立文、
当然，我们首先要对“中国哲学”作出界说。按学科分类，过去称作“中国哲学史”的学科，现称为“中国哲学”。但使用“中国哲学”一词，又容易误会为指我国整个的哲学学科门类或一级学科。本文所指“中国哲学”，一般指相当于今天所谓二级学科的“中国哲学”，但又不尽然。我们特别要说明的是，仅仅以知性的态度解析“中国哲学”是不够的。“中国哲学”至少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作为意义世界的“中国哲学”，即意在发掘其中蕴含的终极意义、人生价值理念与境界，特别是其中蕴含的“天人之际”、“性命之源”等中华文化的根源性，总体的或分别的“道”与“理”等，此即中华民族的精神信念、核心价值的层面，是活着的、流转的、在今天的世界与中国的社群人生中仍然起着安身立命积极作用的层面。第二个层面才是作为学科建制的或知识与学术层面的“中国哲学”，即可以断代或分门别类或个案地作学术性研究，并与外国哲学作比较研究的知识层面的内容，亦相当于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中国哲学”。
一、三个阶段与主要成就
我们不妨把这30年划分为三个小的阶段。
第一阶段约为1978年至1990年。从1978年至1979年中外哲学史界著名的芜湖会议、太原会议开始，本专业研究进入复苏期。第一，以思想解放为背景，本时段中哲史界的主要倾向是摆脱受前苏联日丹诺夫影响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军对战”的教条主义模式，批判“评法批儒”等引起的思想混乱，避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等政治话语，以黑格尔-马克思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哲学史观与列宁《哲学笔记》的有关论断为方法论主调，受哲学界“认识论”转向的影响，用“螺旋结构”、“历史圆圈”、“范畴研究”、“哲学史是认识史”等路数来重新架构或解读中国哲学，力图从泛政治化走向学术；虽不免新旧杂陈，却仍有不少振聋发聩之作。第二，这一阶段的另一重大背景为“文化热”，借助对外开放的机缘，在海内外学者共同推动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高潮中，学界开始重新省视中国哲学的智慧；主流虽是启蒙理性，形式多为宏观泛论或宏大述事，但仍有不少揭示中国哲学底蕴与特质的创新论著问世，令人耳目一新。
在这一阶段，第一代学者冯友兰、吕澂、张岱年、王明、冯契、任继愈、
第二阶段约为1991年至2000年，相对而言是潜沉读书与走上学术性研究的时期，方法论与诠释方式多样化的时期，学问分途与个案研究为主的时期，进一步受到现代西方哲学各思潮的影响、与海内外中国学真正对话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前面所述的第二代学者非常活跃，笔耕不辍，同时涌现出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第三代学者的代表人物陈来、
第三阶段为2001年至2008年，是以社会层面的“国学热”与学术层面的“中国经典的现代诠释”为背景，重建“中国文化”的根源性与“中国哲学”学科的自主性或主体性的时期，逐步摆脱西方社会科学与哲学方法之束缚的时期，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相结合的时期，对“五四”以来相沿成习的、似是而非的诸多看法与思维定势予以拨乱反正、摧陷廓清的时期。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更加多元，中外哲学的交流更加立体化，研究更加精细，涌现出虎虎而有生气的第四代学者。
30年来，各层次、各专题的中国哲学学术会议频频召开，儒佛道藏等经典的资料整理工作深入展开，各断代各流派相当多的重要哲学家的全集或资料长编或年谱、学案等陆续被整理出版，学者们发表、出版了大量学术论文、专著，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较过去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学术争鸣、研讨、交流日益频繁，中外哲学与宗教间的对话逐渐加强。
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自觉，做到了中外互动、古今会通。不少学者第一手资料的功夫扎实，重视海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创新性见解并给予详实地分析、论证，十分可喜。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扩大，不再在孔孟老庄、程朱陆王上“扎堆”，而是从多个维度，从东亚及世界的历史背景上展开，重视断代、思潮、流派、地域、师承、人物的多样性。
各个时段的人物与哲学问题的研究都有许多成就，相比较而言，传统哲学与当代研究、经与经学研究、佛教研究、道家与道教研究、宋明理学研究、现当代新儒学研究、出土简帛中的哲学思想研究、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
1.传统哲学与当代研究
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神系统、信念信仰、终极关怀、思考与行为方式、伦理生活秩序、价值理念及审美情趣。这些东西固然随时更化，不断变迁，但是仍然有其一以贯之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融合起来且可大可久的根据。30年来，大多数研究者们逐渐扬弃了清末直至“文革”期间我国大陆流行的“文化决定论”与妄自菲薄、视自家文化如粪土、把传统与现代截然对立起来的看法，重视对传统哲学资源的客观理解与评价，以同情地理解的态度，发掘中华人文精神的内在价值，阐发、调动这些内在价值，使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健康、积极的作用。学者们十分注意挖掘传统哲学的当代价值，以多元开放的心态，对传统哲学作创造性的转化。
2.经与经学的研究
五经或十三经研究的复兴是近30年中国学术界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经是中国文化的根，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书经》、《诗经》、三《礼》（《仪礼》、《周礼》、《礼记》）、《周易》、《春秋》经及其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四书》等经典中包含了中国哲学本体论与形上学，中国古代宗教、道德、社会、伦理、政治的最根本的理念与架构，是中华文明的精华所在与源头活水。对某些单经的细节的研究，现在还处在准备阶段，但经与经学研究的全面复兴是可以预期的。近30年来，《易》学、《礼》学、《四书》学已得到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不少专家、专著。
3.佛教研究
随着与海内外哲学、宗教学界交往的日益频繁，30年来的佛教研究不断深入发展。在佛教典籍的整理编纂方面，由
4.道家与道教研究
有关老子、庄子、列子、文子、稷下道家、战国与汉代黄老道家及《淮南子》之文本诠释、哲学解析、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竹简本、帛书本与传世本《老子》、《文子》研究，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研究等，尤其是关于道家形上学、自然哲学、修养论与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深化，成果非常丰富。自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道家道教文化研究热以来，有关道教各教派、道教全史及断代史或著名人物的系统研究逐步展开，全真道研究成为道教流派研究的热点。学者们重点探讨道教教义并进行现代阐释。从学科交叉和实际应用的层面上展开研究，是道教研究的新趋势，例如学者们分别从宇宙论与人生哲学、音乐、医学、科技、养生、气功，或管理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学等方面来发掘道家道教的文化资源。
5.宋明理学研究
宋明理学在中国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乃是因为它是儒释道三教长期碰撞、融合而重建的哲学，呈现出了比汉唐时期更高更精致的精神形态与哲学义理，特别是它的形上学、境界论与工夫论，而且它在很长的历史时段中对东亚史与世界史发生了深刻的影响。30年来，学者们对宋学、宋元明学术与理学的关系，宋学与汉学（清学）的关系，宋明理学的范畴、哲学体系、理论特色、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地域、派别、师承谱系和学术流变等，都有十分深入的讨论。关于宋明理学与社会政事、教育师道的关系，理学的民间化及其与书院史、乡约的关系，宋明儒家知识人的政治社会作为，明清之际新哲学的兴起等，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由于宋明理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它与佛家、道家、经史文学、科学、商业、社会、政治、法律等的相互联系，它在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影响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及其后学的复杂性，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此外，宋明理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对元代学术的研究还应加强。
6.现当代新儒学研究
学界对现当代新儒学思潮和人物及其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活跃了关于文化、思想、学术的思考并提出了诸多问题。第一，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二元对峙的模式，并由此反省现代性，重新思考东亚精神文明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现代性中的传统、现代性的多元倾向和从民族自身资源中开发出自己的现代性等问题。第二，促进了跨文化比较、对话和融合，有助于“文明对话”，发挥“文化中国”的作用。首先要有对民族文化精神的自觉自识。如果某种非西方文明或所有的非西方文明失掉了本己性，成为强势文明的附庸，恰恰使文明对话成为不可能之事。第三，努力参与“全球伦理”的建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有助于国家间、宗教间、民族间、社群间、个体间的相互尊重、彼此理解与沟通。儒家的“为己之学”及“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观具有现代意义，在环境伦理、生命伦理的建构上亦有发展的空间。第四，就道德勇气、担当精神、友爱、宽容、人格独立与尊严等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而言，就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共空间、道德社群而言，儒学可以与现代民主、与自由主义相沟通。第五，从精神信念、存在体验的层面肯定儒学具有宗教性和超越性。中华人文精神完全可以与西学、与现代文明相配合，进而求得人文与宗教、与科技、与自然相协调的健康发展。
7.出土简帛中的哲学思想研究
8.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
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及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运用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梳理与阐释。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是目前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二、研究范式的转移
在本时期所取得的成就中，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转移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前的近30年里，中国哲学学科受前苏联哲学的影响，遵循的主要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军对战”的研究范式。这一范式要求对中国哲学史上的所有思想家都必须贴上“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的标签；武断地认为唯物主义哲学代表的是农民阶级和中小地主阶级等社会进步力量，唯心主义则代表奴隶主阶级或大地主阶级等腐朽落后的反动力量；主张对任何哲学家的思想都要划定阶级属性，追溯其阶级背景。
这一范式在解释中国哲学问题时遇到了极大的困境，它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中国哲学的原貌，造成了对哲学史上大量哲学家思想的误解、歪曲，不利于中国哲学的健康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大陆哲学界与港台和海外学术界的交流也日渐频繁，人们的思想不断解放，眼界不断打开，上述“削足适履”式的做法越来越让学界无法忍受。
“实事求是”是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石。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地看，就会发现中国传统哲学有着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与智慧。华夏族群长期的生存体验形成了我们对于宇宙世界的独特的觉识、“观法”和特殊的信仰与信念，那就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从而打破了天道与性命之间的隔阂，打破了人与超自然、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内在自我的隔膜，肯定彼此的对话、包涵、相依相待、相成相济。与这种宇宙观念相联系的是宽容、平和的心态，有弹性的、动态统一式的中庸平衡的方法论。中国传统哲学中亦有一种自然生机主义与生命创造的意识，把宇宙创进不息的精神赋予人类。中国哲学的境界追求，把自然宇宙、道德世界与艺术天地整合起来，把充实的生命与空灵的意境结合起来。中国哲学特别是汉民族哲学中有着异于西方的语言、逻辑、认识理论，有自己的符号系统与言、象、意之辨。以象为中介，经验直观地把握、领会对象之全体或底蕴的思维方式，有赖于以身“体”之，即身心交感地“体悟”。这种“知”、“感”、“悟”是体验之知，感同身受，与形身融在一起。我们要超越西方一般认识论的框架、结构、范畴的束缚，发掘反归约主义、扬弃线性推理的“中国理性”、“中国认识论”的特色。中国传统的经学、子学、玄学、佛学、理学、考据学等都有自己的方法，这些方法也需要深入地梳理、继承。总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与学科范式，需要在与西方哲学相比照、相对话的过程中建构。
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性及治中国哲学的方法学，仍在摸索之中。应发掘中华民族原创性的智慧与古已有之的治学方法，予以创造性转化。目前特别要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时至今日，中国哲学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某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另外，现象学、解释学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域与方法。30年来，有关中国经典诠释学方面的讨论更加深入，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黄俊杰以孟子为中心的“经典诠释学”、汤一介创建“中国解释学”的构想、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等，都有启迪新思的作用。有关文本、概念、范畴的解读、整理的方法则需进一步结合中国哲学文本的特性，避免牵强附会和削足适履。我们应发掘中国哲学之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性与价值。中西哲学的交流互渗已是不刊的事实，这也有助于逐步发现“中国哲学”的奥秘。“中国哲学”学科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保持世界性与本土化之间的必要张力。今天，我们的解释学处境是在中外古今之间，故针对“以西释中”回到所谓“以中释中”的理路、提法是不妥当的，因为“中”、“西”都是流动的、变化着的。
人类凡是有传统的文明与宗教无不以“爱”立教，儒家更是以“仁爱”立教，其普世价值与当代意义深为人们所重视。梁启超的“新民说”发表的时候，中国积贫积弱，社会解体，文化处于危机之中，所以开发民智的启蒙具有伟大意义。但随后全盘西化成为主潮，中国百事不如人成为主调，“文化决定论”成为思维定势，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成了替罪羊。清末民初以来，对自家文明传统的非理性的践踏、毁辱成为主潮。我们需要对这100多年的历史重新检讨，例如，关于“公”与“私”、“公德”与“私德”、“人治”与“法治”的问题，还要下功夫去澄清。
改革开放30年来最重要的范式转换，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之心态与立场的变化。多数中国人不再持仇恨或贬低中国文化的立场，心态逐渐健康起来。今天，中国重新开始崛起，因而文化自觉显得更为重要。我们需要扬弃启蒙，发掘自家文明的精华。
以“仁爱”为中心的“仁、义、礼、智、信”核心价值系统的重建，以“温、良、恭、俭、让”为教养主调的新的礼乐文明的提倡，对健康法治社会的形成，对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与和谐社会的建构，对中国的长治久安，均有重要作用。养育心、性、情、才对现代性与文明对话极有意义。无论是过去的宣扬仇恨还是今天的自我中心、不顾他人，都是有缺失的，对国民特别是青少年之性情、心理的健康发展和中国文化的传承危害甚大。要真正接纳西方的优秀文化，从事健康的现代化建设，不可能没有文化认同、伦理共识与终极关怀，而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中国哲学文化的资源中做调适工作。
三、问题与前景
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也存在不少问题。第一，学科间交叉、对话不够。由于学科体制分科太细与从业者学养的限制，文史哲之间、中西马之间、儒释道之间显得壁垒森严，各说各话，甚至相互贬损。因此，学者们宜打开门户，加强彼此的沟通理解。学科间的交叉、互动与整合显得格外重要。
第二，学术品质与水平及对古代经典的研读能力下降。由于学科评价体系和学风等问题的影响，当前学术论著的数量猛增但学术规范失序，出现了不少人云亦云、水平低下之作。因此，迫切需要提高研究的学术品质和水平。同时还要加强对中国哲学第一手资料的整理、研读，提高研究者的古文字水平与古文献训诂的能力，首先要能识字、断句，把原文与注笺逐字逐句读懂，要提倡经典会读。
第三，现实向度不够。虽然不能苛求理论、历史的研究必须与现代生活密切结合，但增强时代感、现实关怀与参与意识却是必要的。例如，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阐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建构过程中，中国哲学的参与及其地位与作用问题；在文化自觉与文化重建过程中指导与提升民众对中国古代经典的学习需求问题，等等。
第四，面向世界的能力尚待加强。中国哲学的世界化、中国哲学研究的国际化尽管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对话与交流能力仍需加强。尚须纠正海外学者长期以来的一些误解与错谬，包括让外国民间了解中国哲学的经典与智慧。除了与西方、东亚的交流之外，还应加强与南亚、中东、非洲、南美洲的交流。应该推动政府设立基金或奖学金，鼓励外国青少年来中国学习传统中国文化、语言与哲学。
第五，问题意识和理论深度还有待提升。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因此对中国哲学史料或经典的诠释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不能只停留在思潮、个案等材料的研究中，而是要提升其中的哲学理论与问题系统，重视中国哲学自身的内在理路、精神、气韵、情采，揭示中国哲学的精义、特性。
第六，关于少数民族的哲学与古代科学中的哲学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少数民族哲学体现了中华民族这个民族主体的多样性。我们应当充分尊重与重视不同时期各少数民族哲学与宗教的特色，搜集、整理、研究其资料，培养少数民族哲学史研究专家，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还应注意发掘中国古代科技典籍中的重大成就与特性、历代科学思想中的哲学问题、古代科学与思维方式的关系等。
中国哲学研究更重视形上学等问题的讨论。但中国哲学研究并不排斥对社会、制度的理解与民间社会的关怀，这种关怀与对哲学理念的关怀相辅相成。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历史上哲学思潮的民间性与社会影响。目前，我们对传统社会的了解还相当教条化。例如，
我们的任务是彰明中国哲学之为中国哲学的自身的哲学问题、精神、方法、范畴、特点、风格与传统，深度建构、阐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哲学思维发展史，体现中国人的哲学智慧、超越境界、身心修炼、言说论辩的特色，揭示其与欧洲、印度等哲学智慧的不同，及世界上几大哲学传统在中华文化区的碰撞与交融。
展望未来，我们预计中国哲学界将会在中国哲学学科主体性的确立，中国经典诠释的多样性，中国哲学范畴、命题与精神、智慧的准确把握，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世界化，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哲学智慧对现代化的参与及对人类社会的贡献等方面，继续取得重要进展。
（原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9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