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哲学是一门年轻的人文学科，它的正式出现至今也不过几十年时间。它以不同的文化系统中的哲学观念及其体系为研究的对象，重点在比较它们之间的异同，并寻找可以相互补充的可能途径。比较哲学起初依附于一般的比较文化研究（如比较民俗学、比较文学、比较宗教学等），在这种研究日益深入发展的前提下，比较哲学才得以从中脱胎出来，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哲学学科。西方的比较哲学萌生于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欧洲大陆，但它却在年轻的美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说明，比较哲学的发展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系统息息相关，因而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只有分析比较哲学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思想前提，以及它在不同国家的发展状况，我们才有可能对西方比较哲学的发展获得一个概略性的了解。
一、比较哲学产生的社会条件
在古代世界里，欧洲、印度和中国这三大文化圈几乎是在完全独立、甚至封闭的条件发展起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之间虽不乏各方面的接触，但大多规模较小，影响不大，还不可能触及作为各自文化系统上层建筑的核心─哲学。西方人尽管早已知道中国和印度的存在，但这种知识对他们来说是相当遥远模糊的。
在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基督教会取得了独霸思想文化的绝对大权，它毫不留情地对异教和异端学说大加伐挞、严加迫害，根本缺乏承认基督教以外的其他思想存在的宽容精神。
随着新兴资本主义不断地向海外拓展，东西方的接触日益增多，西方人开始进一步了解东方。但这种接触不是相互平等的交往，而更多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光顾，有时则是伴随着经济、政治和军事侵略而进行的文化入侵。罗马教廷抱着输出宗教、扩大教会势力的野心，曾向中国等地派遣了一批批传教士。这些僧侣们在向中国人民灌输基督教教义时，也通过翻译把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介绍回欧洲大陆，这反过来也对欧洲思想和历史进程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和沃尔夫与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等人深受翻译过来的中国思想的启发，他们尤其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道德伦理及其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大加赞赏。莱布尼茨甚至主张，把中国的知识分子请到西方去。纵使这只是一种对中国文化隔雾看花般的了解，但它仍然对欧洲的启蒙思想产生了特别的影响。
十八世纪，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为了在东方获取经济利益，推行政治和军事的统治，迫切需要了解印度人的生活、思想及其宗教。于是，印度学应运而生，到十九世纪已十分发达。
虽然二十世纪以前，欧洲对东方已由知之甚少到知之渐多。然而，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始终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君临于其他地厄之上，欧洲中心论的傲慢态度和思考模式日益主宰了西方人的头脑。因此，他们总以救世主的心态去对待落后民族的文化，不愿降尊纡贵地去真正了解异族的文明。对西方人来说，中国学、印度学等学科的对象似乎只是些行将死亡必被取代的古老文明，而这种研究似乎只有类似古埃及学、梵学等研究那样的古玩价值。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真正平心静气的比较研究是难以产生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西方人以极其沉重的打击，对固有的那种历史进化论观念更是一种严厉的挑战。遭受失败命运的德国人对传统西方文明的怀疑变得尤为突出和沉重。正是这一偶然的历史机遇，使无名之辈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在广大欧美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极大的精神震动。斯宾格勒把文化作为一个有机体来对待，认为任何类型的文明都有其自身产生、成长和衰亡的发展过程。他以这种文明机体论立场来考察世界历史中存在过的各种文明，从而认定欧洲文化已达到其鼎盛期，正处在没落期，并将为其他文明所取代。这种悲观论调与支配了十八、十九世纪的理性主义及其历史进化论的观念是针锋相对、背道而驰的，它强烈地动摇了传统的信仰，而以欧洲文明即将走向没落这种预言更是有力地瓦解了欧洲中心论的自负心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似乎更进一步地加强了这种趋势，西方人对自己文化的优越感和自信心日益陷人危机之中。
另一方面，工业化在西方突飞猛进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现代化给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享受和自由。然而，工具理性的极度膨胀、物质生活的过分极端化、利己主义猖獗泛滥等现代文明的病态发展，导致西方社会传统人文价值的丧失、道德意识的沦丧和生存意义的困惑等文化精神上的危机。
面对着这一切惶惑混乱的文化现象，许多有远见卓识的西方思想家逐渐意识到，必须对自己所立足的文化传统及现代文化作出深刻的反省，以摆脱重重危机的纠缠，寻找未来文明的新出路。正是在这种社会条件和文化心态下，历来被西方人所轻视的东方文化及其哲学，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反思传统的比较参照系。同时，随着工业化以不可阻挡的伟力向地球各个角落推进，各民族间的种种差异在逐渐缩小，世界呈现出一种迈向人类整体综合的历史大势，东西方都感到有增进相互理解、携手迈向世界文明新纪元的必要。所有这一切深深地激励了东西方许多明睿的思想家，在他们的倡议和身体力行的研究中，一门新的独立学科──比较哲学就呼之欲出了。
二、比较哲学产生的思想前提
以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言，比较哲学的成立必须首先依赖可比较的两个方面的同时存在。具体地说，西方的比较哲学要存在，有赖于西方思想家放下架子，承认世界上除了西方哲学以外还有别的哲学系统（如印度和中国的哲学）的存在。只有在这个逻辑前提之下，真正科学的比较哲学才能确立和展开。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实际上它却首先要求西方哲学家放弃唯我独尊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信念，而这意味着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脱胎换骨般的精神革命，这如同一个自视高贵的贵族要降尊纡贵地与其奴隶平等对话一般的困难。
虽然东西方之间有过长时和多层面的接触，有过东方思想对近代欧洲思潮的影响，更有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和观念对东方一边倒的灌输。然而，正如生于印度的英国诗人吉卜林(J·R·Kipling,1865-1936)所承认的那样，东西方之间还看不到有真正的来往。印度诗哲泰戈尔则认为，那是因为西方人与东方人的接触只是向他们送去机器而不是人的缘故。更为重要的是，大多数西方人在心底是根本不愿意承认东方文化是与西方文化不同而具有独立的价值的文化体系。在他们的意识深处，东方文化是迟早要被西方文化征服和取代的过时文明，在这种欧洲中心论立场看来，东方哲学充其量只有供人把玩的古董价值，根本不具备可融入现代世界文化的可能因素。正是这种傲慢心态妨碍西方人真正了解东方文化及其哲学。
十八世纪前，西方人所说的“哲学”，仅指西方哲学而已，其他文化圈中的哲学思想从未被作为正宗的哲学引起他们的注意。虽然，中国哲学对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思潮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印度哲学也对十九世纪的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思想有过影响，可是在大多数西哲学家心目中，东方哲学从未取得过与西方哲学一样平起平坐的地位，他们并不想把东方哲学与被认为是“正宗哲学”的西方思想一视同仁。黑格尔在其著名的《哲学史讲演录》中，拒绝把印度和中国思想放在主要章节来论述，因为他仅把这些西方人知之甚少的文明产物归结“真正的哲学”兴起的一种序曲、一个处于萌芽状态的初级阶段，而不是一种成熟的独立思想体系。①他坚信，“真正的哲学”是由古希腊人所创造而由欧洲人所继承的哲学，东方的哲学充其量只能作为它的一种陪衬和外围点缀。黑格尔的观点在欧洲很有代表性，因而也很有影响。近代著名的德国哲学史家文德尔班(W·Windelband 1848-1915)写过一部至今在欧美甚至在中国仍有较高声誉的《哲学史》。在该书中，他也象黑格尔一样拒绝把东方思想称为“哲学”。
因为受这类观念的影响，所以在西方发表许多重要的哲学史著作中，对于旨趣不同的东方思想几乎连一章的篇幅也舍不得给。时至二十世纪，不少欧美学者仍会情不自禁地写道：除了犹太人、希腊人、地中海盆地和西欧的基督徒外，人们对于宗教及形而上学问题根本就不曾考察过，而中国和印度某些不朽的思想家是不能称之为“哲学家”的。由此可见，这种由无知而导致的传统偏见是如何深深地植根于西方人的意识之中，非一两日功夫可以革除。
然而，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随着东西方交往的频繁，接触的扩大，许多东方的学术典籍被翻译成西文，使许多西方人能透过译作进一步了解陌生的东方文明，而某些精通东方语言的思想家则更能直接涉猎东方的经典，从中体会其精神的内蕴。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了一大批热心于东方思想的一流思想家，如罗素、桑塔亚纳、杜威、雅斯贝斯、怀特海、史怀哲、李约瑟等，他们象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那样，讴歌东方文明和哲学，甚至寄希望于古老的东方文化来拯救陷于重重危机的西方文化。1945年，罗素出版了一部影响很大的哲学史专著──《西方哲学史》。他之所以在书名中冠以“西方”的修饰语，目的就在于区别东方的哲学史。随后在西方出版的许多哲学史著作，不再象黑格尔和文德尔班那类既想囊括东方而又不给予其哲学以地位的一般哲学史专著，而径直标明是“西方的”哲学史，如美国康乃尔大学哲学教授梯利那本影响不小的《西方哲学史》。这表明，在西方学者中似乎已出现了一种共识：即认为除了西方的哲学之外，东方也有它自身的各种哲学思潮。
在这种共识的影响下，西方知识界逐渐出现了这样一种强烈的呼声：必须正视和研究东方哲学。虽然，这种社会心理的变迁还不足以表明，那种传统的欧洲中心论心态已被彻底革除，但这至少可以说明一种较为开放健全的文化态度正在形成：西方人终于开始认真地对待哲学世界的另一半──东方哲学了。他们认识到，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一样也是具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独立的生命和独特的存在意义的，尽管它们的论旨、方法、概念等各不相同，它们既有与西方哲学一样的共性，也有其独有的个性，而这正是其独特的价值的根据所在；他们认识到，要了解未来世界文化的新趋向，不能不了解东方文化及其哲学，甚至即使仅为理解西方的传统本身，也少不了依靠东方哲学这一外在的客观参照系。这就是说，西方人已正式承认东方哲学的存在，承认其与西方哲学平行并列的地位。这样，把东西方哲学作为具有不同风格意趣的思想方式进行科学的比较研究的思想前提就形成了
三、比较哲学在西方主要国家的发展概况
中国思想对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的深刻影响，以及印度思想对十九世纪德国思想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勿须多论。虽然在那些时代里，不少优秀的思想家在东方思想的影响下，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了东西方思想方面的比较研究，但这种工作从总体上说是零碎的，是依附于对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的分析而作的初步比较。
一般认为，比较思想的研究在西方虽有较长的历史，但它的广泛而深入的发展则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十八世纪在欧洲兴起的印度学，到十九世纪时在英国已获得长足的发展。1814年，法国的法兰西大学首先设立了梵文讲座，1822年，法国成立了亚洲协会。差不多在相近的时间里，德国和欧洲其他地方也相继开办了梵文讲座，出现了一批研究印度文化的专家学者。著名浪漫主义思想家施莱格尔兄弟都深谙梵文，并致力于印度思想的研究和传播。人们从歌德和赫尔德等人的作品便可看到印度文艺和思想对当时德国文化界的深刻影响。叔本华不仅研究过中国哲学，而且更受到印度哲学和佛教的影响，他把印度经典《奥又书》所包含的哲学思想视若自己的唯意志论哲学的根本，并强调自己学说与佛教的一致性。②当然由于这些印度思想已内化成其哲学的一部分，因此他并没有自觉地将它们与西方哲学进行客观的比较。
对比较哲学发展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叔本华启发了多伊森(Paul Deussen,1845-1919)。多伊森是德国著名的印度哲学史家，现在已被尊奉为比较哲学的近代始祖。与叔本华不同的是，多伊森对源于不同文化传统的哲学体系进行比较研究保持着相当清醒的自觉意识，认为这种比较研究是达到真理的必由之路。在其众多的比较研究成果中，最令人瞩目的是那部洋洋两大卷共六册的《一般哲学史》（Allegemeine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莱比锡，1920年）。与黑格尔、文德尔班等人的哲学史不同，这部书把东方哲学作为与西方哲学平行并列的哲学系统来看待，并给予很高地位和重视。虽然该书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比较哲学专著，而采取了哲学史的形式，但作者仍着重从印度哲学和欧洲哲学出发，对双方在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等方面的异同详加评论，并勾勒出二者的共同性。因此，该书被认为是西方第一部包括了西方哲学和东方哲学的哲学史专著，同时也被一些人视为近代比较哲学的奠基之作。
一次大战后，德国的比较思想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尤其突出地表现在比较宗教学上。深谙梵文的著名宗教哲学家奥图(Rudolf Ott O,1869-1937)一方面对基督教和印度宗教作了深刻的对比，另一方面对东西方有代表性的神秘思想进行比较考察。他指出，二者之间的某些一致性与气候、环境、时代及人种几乎毫无关系，而只显露了人类精神终极秘密的内在同一性。
当然，在对各国宗教文化所作出的深刻比较考察中，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研究是首屈一指的。1913年至1917年，韦伯发表了《诸世界性宗教的经济伦理》这部巨著。该书由三个分卷组成：《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1913)、《印度的宗教》(1916-1917)和《古代犹太教》(1917)。前两卷分别比较考察了在儒教和道教、佛教和印度教的文化背景下不能产生类似于西方的经济理性主义的内在根据，而后一卷则从古代西方文明追溯到新教伦理的思想渊源。这些著作展示了韦伯在东西方文化、宗教及哲学等方面的广泛知识和深刻见解，它们又都具有某种程度的比较哲学的意义，对比较文化的研究具有不容低估的影响。德国的宗教学家瓦赫(Joachim Wach,1898-1955)、社会学家邓克曼(Karl Dunkmann,1868-1932)的研究，及其后的宗教社会学研究都是在韦伯的启发下发展起来的。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史怀哲(Albert Schweizer,1875-1965)对中、西、印三种传统的文化皆有精深的造诣，他写过《印度思想家的世界观》和《中国思想》这两本有名的比较研究专著，但他总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对其他思想进行评判，为此曾与印度著名哲学家拉达克里希南发生过激烈的论战。③1947年，丹普特(Alois Dempt,1891- )发表了世界上最早的有系统的比较哲学史专著《哲学的自我批判与比较哲学史概论》，书中对中西印三大哲学系统进行比较，详细列举了出现于各民族思想中的有关规律或规则的概念加以对比，还就历史观、人类观和宇宙论等三个方面对比较哲学史作了概略性的论述。
虽然比较研究在法国和英国开展得比德国早。但欧洲的比较思想研究的主要成果却是在德国取得的。在英国最值得一提的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是缪勒(Friedrich Max Muller,1823-1900)。缪勒整理和翻译出版了许多印度典籍，并在各国其他学者的协助下，编辑出版了五十卷的《东方圣书集》(Sacred Books of the East)，该书是汇集了许多东方宗教经典的英译本，被认为是研究比较思想的必读书这一。此外，缪勒还对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作了广泛而细致的比较。在缪勒之后，英国虽然产生了比较宗教学家卡品特(J·E·Carpenter,1844--1927)和温特尼茨(Moritz Winternitz,1863-1937)，以及汉学家休斯(E·R·Hughes)等外，几乎没有更多引人注目的成果。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尽管德国是欧洲比较思想研究的重镇，但第一个提出“比较哲学”这一学科名称的却是一位法国人──马松──乌尔塞。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法国的哲学家们既不象他们的启蒙思想前辈，也不同于他们的德国同行，他们对东方思想似乎并不热衷，除了库尚(Victor Cousin,1792-1867)和柏格森(1859-1941)外，多数人对东方哲学都无动于衷。然而就是在这种淡薄的学术气氛中，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法国学者马松──乌尔塞(Paul Masson-Oursel)首先发起了开展比较哲学研究的倡议。1922年，乌尔塞向索邦大学提交了名为《比较哲学》(Laphilosophie Comparee)的博士论文并获通过。该文翌年正式出版，这是比较哲学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比较哲学”这个学科名称正式提出。乌尔塞在文中明确地提出：一方面，既要使比较哲学在一种人文主义的思想氛围中成长起来，另一方面，又必须使其从中独立出来，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应用比较哲学的方法比较了西方、中国和印度的哲学的思想，并试图证明东西方哲学的差异乃在于它们是不同条件下的产物。1938年，乌尔塞发表了《东方哲学》(Laphilosaphie en Orient)一书，分别论述了六种─即西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印度和中国──东方思想史的概况及其特征。他还发表过一系列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根据他的立场。“真正的哲学”就是比较哲学，而以前所有的哲学只是它的准备。在乌尔塞同时和稍后，法国还出现了象格鲁赛(Rene Grousset)和盖农(Rene Guenon)这样的名气不小的比较研究专家，盖农的著作《东方与西方》(1941)曾轰动一时。
比较思想和比较文化的研究是在欧洲大陆酝酿和产生的，在德国更是获得了很大的进展。然而，在乌尔塞以前，欧洲的思想家们仍然没有把比较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对待，而往往把它依附于其他比较研究（如比较宗教学、比较文学等），因此，比较哲学还没有从一般的比较思想中脱胎出来，没有明确比较对象的范围，也没有围绕着对象和目标提出一整套研究的方法原则，当然也没有为推动进一步的研究而设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和出版自己的刊物，从而也就没有成为一种有影响的学术倾向，只是到了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美国的哲学家们才以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热情深化和拓展这种研究，并使比较哲学终于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
在美国也象欧洲一样，比较研究首先在比较宗教学方面铺开，随着它的日益深入最终便导向了比较哲学的独立开展。大约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左右，美国逐渐出现了一批以比较哲学为终生职业的学者，比较哲学开始正式作为一门学科受到人们的重视。1939年夏天，夏威夷大学主持召开了首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会议的宗旨在于，开拓东西方比较哲学的研究领域，寻求综合东西方各种哲学的可能途径。这次会议是比较哲学发展史上一次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比较哲学从此成为一门受国际学术界认可的独立学科，预示着更大规模的东西方学术交流的出现。
参加第一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的有来自中国、日本和美国等国的学者，可惜印度没有代表出席。会议的规模虽然很小，但却引起了人们对东方哲学和比较哲学的广泛兴趣和认真思考。与会者特别关心东方哲学对西方具有什么意义的问题，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东西哲学都不是自足的，都不具备全面整体的哲学特征，都只能作为新的世界哲学的组成部分。与会者认识到，东方思想将对西方文化产生影响，西方要对此作出新的观察和预见。
这次会议为以后一连串的会议奠定了基调和方向。这种东西方哲学家的正式聚会分别于1949年、1959年、1964年在夏威夷大学举行。此后中断了二十年，直到1989年才又恢复重开。当然在此期间各种小规模的专题讨论会仍然不定期地举行，论题均涉及东方哲学和比较哲学。1951年，夏威夷大学哲学系为进一步推动比较哲学的发展，创办了一份名为《东西方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的学术刊物，专门刊登比较哲学的研究成果。七十年代，该系又创办了两份专门登载研究中国哲学成果的专业杂志《中国哲学杂志》(The Journalof Chinese Philosophy)和《中国哲学研究》(Chinese Studiesin Philosophy)。1960年，美国国会在夏威夷大学附近设立了一个学术研究和交流机构，即著名的“东西方文化与技术交流中心”(TheCenterFor Cultural and Technical Intere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它是国际比较哲学的研究中心之一，它与夏威夷大学密切协作，经常邀请各国学者专家来研究、讲学和开会，并为研究生提供奖学金进行跨地区性的研究学习。另外，夏威夷大学还是国际中国哲学学会的所在地。该会的宗旨之一便是促进中西哲学的交流，并把比较哲学作为重点之一，它每两年召开一次例会。这样，夏威夷便成了名符其实的比较研究的中心。
此外，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密执根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西弗吉尼亚州马歇尔大学的“世界哲学史研究所”等都是比较哲学研究的重要机构。六十年代末，美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比较哲学学会（即“亚洲哲学与比较哲学学会”），会员达二百多人，成为推动比较哲学研究的全国性学术常设机构。许多大学的哲学系相继开设了比较哲学或东方哲学的课程。这方面尤以夏威夷大学哲学系为皎皎者，它的教员大多研究和讲授亚洲哲学或比较哲学，这两门课也是研究生的必修课程之一，它甚至还要求研究生至少掌握一门东方语言。
在美国研究的比较哲学较有影响的学者主要有诺斯罗普、穆尔、斯莱特、贝姆和普洛特等。
诺斯罗普(F·S·C·Morthrop 1893-)是耶鲁大学教授。在二次大战刚结束的第二年，他便发表了《东西之会：世界理解研究》（″The Meeting ot East and West,an inquiry concerning World Underseanding，纽约，1946年）一书，首次向思想界提出东西方比较文明论这一重大课题。他指出，必须揭示东西方思想的本质特征及其异同，这是不同的文化传统达成谅解，实现世界和平的必由之路。以这种目的为主题的著作在美国还是首次出现。在书中他还具体探讨了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特征，他认为，东方人的思维赖于直观性概念(Concepts by intuition)，西方人则依赖假设性概念(Concepts by postulation)。这引起了东西方哲学家的热烈争论。诺斯罗普后来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论文和专著，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论文《语言的象征与法律的规范》和专著《民族的调驯：国际政策的文化基础研究》等。
穆尔(C·A·Moore)是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也是“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和“东西方哲学”杂志的倡办人。1939年第一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的论文集经他之手编成，虽然该书是论文集，但整体上仍体现出内在的一致性，被认为是比较哲学初具雏形的著作。其中穆尔本人的文章《人生哲学的比较》，是较引人注目的一篇。他认为，东西方哲学各有其欠缺或不够重视的思想观念，只有相互补充才能达到综合，从而引向堪称整体通观的“世界哲学”。他觉得，以往的比较研究过于图式化和简单化，必须仔细探讨东西方各种思想体系，揭示其复杂的形态，才能真正把握它们的本质和异同。他认为东方思想实践性强于理论性，而西方思想则相反；印度人耽溺于解脱之途而忘却人生，西方人偏重生活行动本身而忽视对目的的关心，中国哲学则似乎可提供一种综合的途径。穆尔主持和参加了好几次“东西方家会议”，发表了许多有关论著，对推动美国的比较哲学研究作过不少工作。为纪念他的功绩，夏威夷大学哲学系近年来开设了以他命名的比较哲学系列讲座。
斯莱特(R·H·L·Slater)是美国比较哲学方面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963年出版了《世界宗教与世界共同体》(WorldReligions andWorld Community)。该书论述了当今世界的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共同存在的必然性，并对它们各自的异同和优劣加以比较，尤为集中地考察了它们中的各种哲学问题。该书被认为是比较宗教学方面的名作。
新墨西哥州大学的贝姆(A·J·Bahm)教授长时从事比较哲学的研究工作。1977年他出版了作为其长期研究成果的专著《比较哲学：西方、印度和中国哲学的比较》(Comparative philosophy-Western,IndianandChinese Philosophies Compared)。该书阐述了比较哲学的内容、性质、标准和方法，具体地比较了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许多内容，书后另外还附录了近年来比较哲学研究的重要书目。
约翰·普洛特(John Plott)是西弗吉尼亚州马歇尔大学教授，被公认为当今世界比较哲学两大权威之一（另一人为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中村元）。普洛特耗费了半生的精力，在几位助手的协助下，于1977年出版一部比较哲学的巨著《世界哲学史》(Global History of Philosophy)。他采用现象的或实证的方法，把世界哲学史归纳为七种类型的哲学：有机的、机械的、泛心的、辩证的、神统论的、预言的、启示的，并从纵向描述了世界哲学的发展史。当然，这种区分实际上仍是一种表面的分类，并不是以揭示其本质和逻辑联系。他还把印度、中国和希腊罗马三个文化系统的哲学作出图表加以说明。这部比较哲学史专著具有两上明显的特点：第一，放弃了西方哲学家固有的那种轻视东方哲学的传统偏见，对西方以外的其他哲学系统能给予较为公正的分析的评价；第二，全书的基本思路是，把世界哲学史分成几个独立的文化系统加以叙述。当然，正如日本东京大学的比较思想研究权威人士中村元教授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该书的整体构思仍未打破哲学地域主义的局限性。这确是令人遗憾的。
总而言之，美国的比较哲学研究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展开着，遥遥领先于其他西方国家，在世界上也只有日本可以媲美。但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传统的西方哲学相比，比较哲学只是刚刚起步的新兴学科，在美国和西方的许多地方，它们被视为一种偏门而非一种学术主流，还无法与传统的哲学抗争，美国和欧洲的大多数哲学家们仍以传统哲学为业而不屑于东方思想，多数学生对比较哲学也不大感兴趣。④当然我们可以预料，在世界文化逐渐趋同、东西方交流日益频繁，亚洲国家迅速崛起的条件下，比较哲学和文化的研究必将日益受到美国人和西方人的关注，并将不断获得发展和深化。
【注释】
①─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15页。
②─参见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页。
③─参见P·T·Raju（拉尤《比较哲学导论》，第四编第三章，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1980年中译本。
④─参见吴森：《哲学与文化的比较研究》，载《比较哲学与文化》，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78年。
（原载《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