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逻辑学与西方的逻辑学在发佯之初有着许多相同的地方，如发佯的时间都比较 接近，都是在公元前6—4世纪依次响起各个民族的声音：都各自面对同样的可指号和可 互译的语言进行着同样的思考；都进行着同样的如辩论等对逻辑加以应用的交际活动， 并在同样的背景下研究了概念、判断、推理等内容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东西方逻辑发 佯都产生在生产、科学等基础之上，哲学与自然科学、语言学的发展孕育了逻辑，逻辑 又作为工具促使了其它科学的发展。但是，同样的发佯，不等于能产生同样的历史成果 ，中西方逻辑在后来的发展中却有很大差别。西方发展出以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为代 表的独立完备的古典逻辑科学体系在近代走向了世界，对人类思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以《墨辩》为代表的先秦逻辑虽有很多独有的特色，但终因没能形成独立的学科体 系而没能走出中国。爱因斯坦曾就此评论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 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 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联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 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部都做出来了。”[1] 爱氏的这一评论令我们深思不已的是：为什么中国的贤哲们就不能迈出如同西方科学发 展的关键性的那两步?是什么因素使中西逻辑在其发展中产生出极大的差异?特别是对这 种差异原因的考察对我们今天的现实活动有何意义，这正是本文探索的重点所在。
一、社会环境的制约性对中西逻辑发展的影响
社会环境影响着中西逻辑思想的发展，这种影响作用于中国和西方虽各有别，然而， 正是这种影响所产生的作用制约了中国和西方的逻辑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中国逻辑诞生在春秋战国时代，既公元前770年至前221年，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正 值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时期，各国变法频繁，强雄争斗，竞争激烈。社会矛盾 尖锐，各阶层人士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一时 出现了由学士、策士(纵横家)、术士(科学家)、侠士(剑客)参加的百家争鸣，这促使诸 子蜂起，学术繁荣，思想活跃。在这种学术环境中产生了儒、墨、道、法、名、阴阳六 大哲学派别，其中，以儒墨两家最为显要，而这两家的学术思想又围绕“正名”问题展 开。孔子是最早提出“正名”问题的思想家，他认为当时混乱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局面皆 因乱“名”所至，各国变法纷纭，政令所用新名词甚多，以至人心大乱。因此，他主张 要以“名”正“实”，即先弄清“名”(名称或概念)的确定涵义，然后用“名”所规定 的内容去规范现实。他在回答子路问政时说的“名不正，言不顺”，就道出了名与言的 关系，即名要明白、确切；言辞要顺畅、通达。孔子的正名思想中包含了对概念的逻辑 认识，这是很可宝贵的，所以有史家认为孔子“也是一位古代逻辑的启蒙者和先驱者。 ”[2]然而，孔子研究“正名”，是以政治与伦理的追求为主要倾向的，这使他的名学 思想连同他的整个有关社会的学说一样都带有极浓郁的政治伦理色彩，其影响越大就越 是阻碍着人们对逻辑作合理的和自觉的学术思考。
墨家学说是对逻辑有较多研究的学派，特别是后期墨家撰写了以逻辑学为基本内容的 著作《墨辩》，可以说这是一部“开华夏二千年前独创之辩学”的学术论著，它在很多 地方都体现出对逻辑研究的自觉精神。如果中国的贤哲们沿着这种逻辑的自觉精神去献 出他们的智慧和劳动，完全可能做出具有世界意义的更辉煌的成果来。但是，《墨辩》 中的逻辑自觉精神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扬，它依然桎梏在政治伦理的思想枷锁中。秦汉 以后，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国家的大一统要求在思想上也要大一统，独尊 儒术的思想专制取代了有较高思想自由度的百家争鸣的社会环境，从此中断了《墨辩》 中逻辑自觉精神的发展，至使本已造出了“车轮、车厢、车辕”的中国先秦的逻辑学， 最终未能组装成可以驰向世界的逻辑之“车”。所以，有学者指出：“以此开始的中国 逻辑发展史上的逻辑思想常常不离政治与伦理，而这成了阻碍逻辑学发展的沉重的翅膀 。”[3]这付沉重的翅膀不仅使中国逻辑学不能朝着独立地形成科学体系的方向发展， 还使《墨辩》因此而遭一千八百年的沉沦。郭沫若认为：“秦代统一六国以后，封建社 会的新秩序告成，名实又相水乳”[4]，即是说秦的统一使中国存在的政治问题得以解 决，“名”“实”得到了统一，所以，对“名”的争辩也就停止了，至使逻辑的研究也 随之中止，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社会政治环境对中国逻辑思想的发展所给予的制约。但是 社会政治环境对中国逻辑发展的制约性并不如郭沫若所说的那样简单，名实的水乳相融 并没有解决社会复杂层面上的一切问题，事实上，秦统一中国后虽然解决了一些各哲学 派别讨论的现实问题，但是，思想方法上的若干论争却并没有就此中断，有的论争已经 或正在从政治伦理中抽象出来，被提到自觉逻辑精神的学术探讨上来。如果秦统一中国 后仍能提供一个思想自由度较高的社会环境，这种充满逻辑自觉精神的讨论会继续发展 下去，并结出它的思想之果。遗憾的是“焚书坑儒”的政治局面使作为先秦名学方面的 辩学思潮的讨论嗄然中止，继之而来的是汉代的“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把人们的思 维引向了重视实践、重视功利、忽视理论的方面，对微弱但有自觉逻辑精神的名家学者 从政治到学术的压迫更是造成名学辩论两千年的沉默，自觉逻辑精神的学术阐扬在缺少 思想自由度的社会环境中便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汉唐以后，中国逻辑更是发展不 力，明清时代文化专制的社会环境并无太大的改变，虽有几次汉学、古名学的再兴，也 是因为西方逻辑的输入，产生了为维护民族尊严的政治伦理的需要所驱使而至，这仍能 看出，重政治伦理的社会环境对中国逻辑发展的制约和影响。
西方逻辑起始的社会环境则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其诞生时期是西腊奴隶制的民主制 发展、形成至成熟时期，经济上的繁荣带来的文化上的繁荣使思想界空前活跃，出现了 许多哲学派别，如米利都学派，爱非斯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埃利亚学派、斯多葛学派 、麦加拉学派。思想自由度较高的社会环境使古代西腊人思想大胆，乐于关心一切问题 。虽然西腊社会矛盾尖锐，政治冲突不断，提出的问题令学者们朝昔思索不辍，然而民 主制提供的广阔的思想活动空间，对理论的纯粹求知性的探索又使对逻辑的研究具有更 强烈的自觉精神，这种精神引导着古西腊的杰出人物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同时代学人们， 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概念逻辑的基础上形成了判断逻辑，进而再形成推理逻辑，亚里 士多德也成了逻辑史上最早的集大成者，以其《工具论》为蓝本的形式逻辑影响了其后 两千余年的欧洲文化。日本学者未木刚博在比较研究后认为：西腊逻辑学“它既不象中 国那样，为实践的目标所限制，也不象印度那样，被宗教的功效所束缚，由于是从理论 而理论的立脚点来进行研究的，所以，呈现了极为深广和多种多样的景象。”[5]到了 宗教统治的中世纪时代，在对异端的迫害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专制的社会环境里，西方逻 辑学“几乎停止在对亚里士多德体系的祖述上”，[5]没有更多的发展。比中国逻辑学 幸运的是，到近代自德国开始的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使宗教在欧洲的极端的思想控制 被冲破，它给欧洲人带来了有新的思想自由度的思想活动空间，它为西方逻辑学的发展 提供了更优越的社会环境，亚里士多德的古典逻辑学不但得到复兴，还与数学研究结合 起来，并从外延关系上获得了新的把握，这使逻辑得到了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发展，其 成就更是遥遥领先于中国的逻辑和印度的逻辑，而成为影响人类智能发展的科学。
逻辑是没有阶级性的学科，对它的研究更应该是纯粹求知的为理论而理论的研究，社 会政治环境对中西逻辑发展的影响正说明理论科学的发展需要一个思想自由度较高的社 会环境，文化专制会使合理的思维被窒息，带上浓郁的政治功利实用色彩的研究不但影 响着对理论科学的自觉思考，还会因政治因素的变故而功亏一篑。这正是中国逻辑学未 能达到亚氏逻辑同等水平的原因之一，这既是深刻的历史启示，也是重要的现实警策。
二、科技观念的不同理解对中西逻辑发展的影响
无论是在古代或是在近代，逻辑与科学都是并行不悖的。中西方在科学技术发展水平 和方向上的差异性背景必然影响中西方逻辑思维的发展。中国自春秋以来，随着铁器的 出现，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使一些贤哲开始注重“察名实之理”、“摹万 物之然”，把眼光投向自然界和自然科学，这使自然科学得到发展。当时的贤哲们很多 都具有科学素养，有的甚至是能工巧匠。墨子当过木匠，造过登城作战用的云梯；邓析 子发明过用于农田灌溉的木机；惠施注重观察自然，所以能在被庄子记载下来的惠施“ 历物十事”中给出一系列自然科学的命题。如果有良好科学素养的中国古代贤哲能进一 步去探索分析实用技术后面隐藏的科学规律，那么，科学理论的建构必然会影响到逻辑 学理论的创建。但是，“中国传统文明的伦理中心主义，除了其理论解释方面‘天人合 一’的有机论模式，在实践中带来了某种狭隘的技术化倾向。”[6]这种技术的狭隘性 加上重实践需要的倾向性，一方面促进了直接为生活服务的应用科学技术得到发展，并 使善于发明满足生活实践需要的机具器物为特点的能工巧匠如云鹊起，另一方面将那些 不能直接为现实生活服务的科学技术的研究斥为“屠龙之术”，而给以忽视或贬抑。这 导致我国古代科技的跛足发展，其结果是：天文学附属于历法，而历法经常随需要修改 ；数学偏重于解题和运算技巧；生物学知识几乎完全融合于农学和医学之中而不能独立 ；炼丹术服务于消极出世的人生哲学的需要而不能形成独立的化学研究。虽然，这种狭 隘的技术化倾向造就了能工巧匠们对诸多实用机具的发明，为秦汉以后一千五年中国社 会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它也使古代科学技术理论因得不到相对独立发展的机 会而使中国古代的贤哲们的思维大受局限，不能发展抽象的演绎思维，也就不可能构建 自己的科学基本范畴和理论体系，逻辑体系的构建成也就成为不可能。
古西腊的科学背景则不同于中国，当时冶金、纺织、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 的繁荣，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等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特 别是数学科学的研究及其哲学化产生出两个结果：一个是使哲学家们意识到有一种虽无 直接的实用性，但却神秘地存在于万事万物之间、存在于人们的思维活动中的“规律” 活跃于广宇上下，这等于给了古希腊的哲学家一个深刻的启示：自觉地去追索那隐藏在 事物后面的规律，应“是人类的本性。”古西腊哲人们直觉地体验到大自然表现出来的 规律真是形形色色，变化万端。为了了解它，必须付出不休止的具有自觉精神的艰苦劳 动才行。正是这种为了解寓于事物的抽象的种种规律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培养了西腊人 对理论的追求精神，它成为推动西腊科学发展的永不遏止的动力。
西腊数学的研究及其哲学化的另一个结果是，训练并提高了西腊哲学家的抽象思维能 力和水平，这为逻辑学的研究、创立和发展提供了前提。不能忽视古西腊的几何学对形 式逻辑的诞生所起的直接作用，可以说这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逻辑科学的面貌。 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演绎法就是脱胎于毕达哥拉斯建立的几何演绎法。对数字的抽象性 和系统性的规律的发现，帮助了西腊的哲学家们去接近并发现了思维的抽象形式系统以 及这一系统运作的规律。数学研究及其哲学化的结果，使西腊的思想家们摆脱了实用技 术的束缚而成为探索自然规律的哲学家，既便是对逻辑的研究也发展出符号逻辑的高度 抽象的形式。而“中国人注重具体事物的特殊性格使他们对西腊几何学的抽象性，象对 佛教徒的形而上学唯心论那样格格不入”，这使中国古代的贤哲们的思想不能够越出理 论和实践混沌不清的阶段，而进入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类所需要的知识有三：理论 、实用、鉴别”[7]的明晰阶段，也就只能局限在能工巧匠的圈子里奉献自己的智慧了 。
在对“科学”的理解上，中国古代贤哲们与西腊哲人也很不相同。西腊人的科学观念 是与数学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具有机械分解的特点，因此，研究科学的人不可缺少对数 学的学习和研究，那些对逻辑发展有较大贡献的古西腊哲学家都有较深的数学修养，如 柏拉图就长于数学，在柏拉图学园的门上甚至写着：“不懂几何者谢绝入内”，亚里士 多德更是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而中国古代的科学观念中少有数学思维， 却有较强的“九九归一”的大一统意识，所以中国的贤哲们好作“全面”思考，而不善 于作层层剖析的分解性思索，好作情感色彩很重的形象思维，而不善于作抽象思维，以 至到近代，西方传统逻辑在中国的传播也遭遇到种种困厄运。这种被有的学者称为“形 象主义”特征的科学观，使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摆脱不了有用性和政治伦理对思维活动 的约束，逻辑思想当然就不可能抽象出来形成独立的可供思维的客观对象，这就大大阻 碍了逻辑学体系在中国的创立和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讲，数学科学是发展抽象思维的重 要学科，通过普及与数学科学紧密联系的逻辑知识才能使全民族的科学意识、科学情结 和科学理论思维素质得以提高，这才能适应未来世界的科学发展。
三、思维习惯的差异性对中西逻辑发展的影响
不同的民族是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的，适应于不同的生存环境中的不同的生活的 样法所形成的思维习惯不但会给各民族带来思维创造的成果的不同，还对不同的民族文 化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从中西方逻辑发展过程的比较中更能看出这种思维习惯对逻辑 的影响作用。
在原始的史前期，东西方人的思维意识都处于重眼前实用的蒙昧状态中。然而，随生 存环境和与此环境的相联系的生存方式的差异显著化，使东西方人的思维习惯也分途渐 进而产生差异，并由此产生出不同的思维方式。中西思维习惯的分途渐进在公元前五世 纪已开始显现出来。欧洲人在其生存环境中以捕食大动物为生，长期分解大动物的生存 方式养就了欧洲人机械的分解思维习惯，他们凡事都好作“进一步的剖析”，西方人的 分解性思维在自由度较高的古西腊社会环境中发展成为具有演绎特征的科学追索精神， 并最终总结出作为思想活动方式的逻辑体系；中国人发展了农业，则以杂芜的农作物为 食，长期将各种杂物统归于食物的生存方式养就了中国人有机的统一思维习惯，他们凡 事都习惯朝“总而言之”方面去想，充满古智的奇书《周易》就表达了中国人万物起于 阴阳，阴阳归于“道”的大一统思维。而中国人的在一统思维习惯在思想自由度不高的 秦汉以后的社会环境中，逐步形成对现实形象好作直接感受的诗意情结，在这一意念的 诱导下，对逻辑形式已有的合理抽象思考被放弃，转而去发挥了具有兼容并收特征的辩 证逻辑。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指出：“当西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 时候，中国人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西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 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哲学。”[8]李约瑟博士的精辟之语十分中肯地指出 了中西思维方式上的这一差别。
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从中西方思维差异的角度去看待自近代以来的西方的进步和中国 的滞后与中西逻辑的因果联系。西方人凭借严密的条分缕析的逻辑思维把现代科学发展 到亘古未有的水平，使西方社会繁荣空前，这说明以形式逻辑为基本特征的西方思维方 式具有极大的创造力。从逻辑发展的角度看，中国人对世界形式逻辑的发展做出的贡献 或许不及西腊人杰出，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从李约瑟博士的论断中，我们还能获得另 一种诠释：西腊人虽然较早地建构了成体系的逻辑，并借助逻辑科学发展了他们的分解 思维方式，但这个分解的思维方式要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必须要有相应的物质技术条 件的帮助。由于没有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西方逻辑在漫长的中世纪也曾无所作为，西 方社会也在落后于中国社会的状况下徘徊了一千五百年。而中国人则适应了当时较为低 下的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较早发展了辩证逻辑。大一统思维对中国文化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使中国文化讲求和谐、统一，重视整体性；在人际社会中形成君臣父子 的有序关系；在人与自然中是天人和一，返归自然，尊崇自然的古朴自然观；方法上是 不求对事物变化的分析，而是以静应变，求整体稳定和复归的辩证方法。这种文化特征 使中国社会在秦汉以后得到相对长期的稳定，社会物质得到极大的繁荣，中国在各方面 都一度走在西方社会的前面。到近代，中国人用辩证思维创造出来的物质技术条件为西 方人的分解思维添了双翼，为西方逻辑在近代的发展提供了认识和物质技术的前提，由 此使西方逻辑一展身手，让西方人产生出了具大的科学创造力，引发了西方科技在近代 的突飞猛进。
从另一方面看，正是辩证逻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在封建阶段上停 滞达两千年之久，到了近代更是落伍于西方社会。有人认为中国近代的衰落只能证明中 国逻辑是无价值的，这种看法既抹煞了中国形式逻辑的价值，更抹煞了中国辩证逻辑的 价值。当然，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古代哲学总是更多地注意发展朴素的辩证逻辑，而各 门科学也总是注意从朴素的辩证逻辑上去取得方法论的指导，可能正是由于这一方面的 成功，使中国人容易产生忽视形式逻辑的倾向。中国古代的形式逻辑是以名学为中心的 要领逻辑，而以《墨辩》为代表的中国形式逻辑却未能达到与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同 等的水平，尽管古代的思想家们所作的努力几乎已达到三段论创造的边缘，但终于没能 完成这种创造。这种对形式逻辑的忽视使中国的逻辑学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而成为 历史的缺憾，到了近代，更给我们留下太多的历史性的遗憾。然而，中国近代的衰落实 质上是中国人有机的统一思维习惯单一发展已越过了自己的抛物线的顶点所至。中国文 明的发展已不能再靠传统的有机辩证逻辑思维来推进，中国文明的发展已历史地提出需 要新的思维方式作为其前进的策动力的要求。西方文明在近代的启动和迅猛发展与中国 文明的停滞和下滑所形成的历史反差，表明中国人的逻辑思维毕竟已经来到一个新的交 汇点上，如果说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科学技术水平相对低下的历史阶段上，辩证逻辑的 发展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的话，那么，现在将分解思维习惯与有机统一思维习惯结合起来 产生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结合的新逻辑，已成为历史和时代对中国古老文明的挑战。 当然，中国的辩证逻辑还必须克服自身在思维上的局限，必须摘除倾向于将中国辩证逻 辑用于人的关系和社会秩序上的沉重翅膀，尤其是将人的经验合理外推的思维习惯，因 为这种直观外推的方法阻碍着思维在不能直观把握的领域里的活动，也就限制了思维活 动创造力的极大发挥。
西方在古西腊时期就充分发展了形式逻辑培养了西方人追求无限的精神和分析的思维 习惯，他们不重视整体，但十分关心局部再局部，他们在自然面前不是顺其自然而求得 怡然自乐，而是无限制的演绎推理以求对自然的彻底了解。无限追求的精神和对形式的 思考使西方人在总结出追究自然变化的因果联系的现代科学实验方法，使西方社会获得 近代物质上的飞跃发展。但是，社会结构上存在的许多缺陷又使西方人的精神世界总是 燥动不安，这使西方人在二十世纪以来开始重视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人的辩证逻辑。 而中国人也开始重视形式逻辑，这正是近代西方逻辑的输入所以能在中国扎根，对中国 古名学的研究所以能重兴热潮的内在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以普通思维演绎逻辑 为逻辑科学发展主流的时代即将结束，21世纪以辩证逻辑为逻辑科学发展主流的时代即 将到来!”[9]这一预言暗示了中西方逻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新的发展机遇，不 论过去的状况如何，中西方逻辑都将接受历史的新一轮挑战。
著名的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认为：比较文化论不能缺少中国，正如世界文化 之大成不能缺少中国。[10]马克思、李约瑟等人也都认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既 中国文化占领导地位的世纪。虽然，缺少思想自由度的社会环境、带有政治伦理沉重翅 膀的思维和过于重视实践功利的科学观念、不善作微观分析的思维习惯等因素曾使中国 古代的逻辑学没有创造出可与西方逻辑比肩的成就，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吸收 西方逻辑后的中国逻辑是能够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来的，中国文明也将在新的思维基 础上得到新的发展。这正是我们所期盼的前景，也是我们自信努力的目标。
【参考文献】
（原载《贵州大学学报》2005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