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代杰出航海家郑和(1371-1435)下西洋与西方哥伦布(C.Columbus,1451-1506)等人的“地理大发现”是在东西方历史、人类航海史乃至人类历史上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的两件大事。有关两者的研究、学术论著很多。但从科学文化这一角度进行比较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试作探讨，以求教于识者。
一、科学文化背景的差异
1.科学探索动机的差异
明代航海家郑和于1405年至1433年间先后统率由百余艘远洋帆船和27000多名船员和官兵组成的庞大船队七下西洋，足迹遍及亚非30余国，这是人类第一次大规模走向远洋的空前壮举。50多年后，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率领西班牙船队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1497年达·伽马(V.da Gama，约1469-1524）率领葡萄牙船队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越过印度洋，到达现在印度南部的科泽科德，发现了“新航路”；1519-1522年麦哲伦（F.Magellan，约1480-1521）率领西班牙船队进行了第一次环球航行，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关于郑和下西洋和地理大发现的动因，学术界大多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学界普遍认为，郑和下西洋是出于政治目的：巩固帝制，寻找建文帝；“以武力作后盾”、“扬威海外”、[1]“际天所覆，极地所载，莫不归于德化之中”。[2]欧洲航海家则是出于经济扩张的需要，即获得黄金和香料，寻找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笔者拟对中西航海活动的科学动因进行比较研究。
从科学探索的动机来看，笔者认为，就直接目的而言，郑和下西洋主要是为了弄清航路，拓展有关造船、航海方面的知识；而西方航海家则是为了探索自然奥秘，开辟新航路，验证地圆说。从更深的层次来看，两者更体现了东西方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地理大发现体现的是个性解放、探索自然和积极冒险，体现的是对知识的实证和逻辑体系的完善，他们以科学来体现人的理性力量，在对自然的征服中实现人类自身的解放和与对象的交流。相较之下的中国，“天人合一”的观念没有把自然界对象化而作为认识对象，在本体论意义上没有主体和客体、现象世界和本质世界的二重区分，从而压制了对于外部自然世界的求知欲望，也就根本不可能产生体现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的航海活动。
2.地理知识上的差异
地平观是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地形理论。中国古代关于天地结构的理论主要有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盖天说认为“天圆如张盖，地方为綦局”。([3],p.279)这是地平观的早期描述。因与中原作为世界中心的政治观念一致，盖天说在封建时代的宇宙理论体系中占据了正统地位。宣夜说对于大地的形状未曾论及。张衡(78-139)主张浑天说，在《灵宪》中明言地“平以静”；[4]而在《浑天仪注》中虽然指出：“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5],p.281)但此说被后世大多数浑天家理解为指天地的相对关系而言。元代赵友钦（13世纪中叶至14世纪初叶）的说法就颇具代表性：“地在天内，天如鸡子，地如内黄矣。然天体极圆，乃取以为譬者，非取其形之肖，特以比天包地外而已。”[6]中国古代固然出现过地圆观，可惜多缺乏必要的、合理的和有说服力的具体论证，不足以动摇根深蒂固的地平观。明朝初年中国正统的大地观仍是地平观，没有大地球形的概念。这样郑和航海也就没有东行西达、西行东达的探索新航线的设计，而只是沿传统航线航行到西洋一带，再按原路返回，并未想探知西洋之外的世界。
而在欧洲，公元前6世纪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BC560-BC480）就提出了地为圆球的见解。其后，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约BC500-BC428）给出了经验性证明。两个世纪之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约BC384-BC322）进行了全面的论证，阐发了“地球”的概念。中世纪时期，地球观虽被《圣经》所阐述的地平观所取代，却并未被征服，有关对蹠点存在的激烈争论也说明球形大地观并未销声匿迹。随着文艺复兴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地圆说”在欧洲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13世纪，学术界已有人公开主张大地球形说。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约1214-1292）还提出向西航行到达亚洲的可能性，这种设想不断发展，最后鼓舞了勇士们闯入神秘的大西洋。无论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是麦哲伦环球航行，都与他们本人及其资助者信奉地圆说密不可分。
3.造船、航海技术上的差异
中国在历史上曾是造船与航海事业相当发达的国家。从殷商时期的帆船，到元代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1304-1377)盛赞的大舟宗，都表明中国古代造船与航海技术始终处于古代世界的最先进水平。明代的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将中国的造船与航海技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与半个多世纪之后哥伦布等人的冒险事业相比，当时中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先进性更为突出：
(1)郑和船队规模庞大无比，西方航海活动规模狭小
郑和先后7次奉诏出使西洋率领的船队，是15世纪规模最大的远洋船队。其船员每次都有27000人左右。船舶庞大，每次都有大、小海船200余艘，充任中坚力量的是大型海船“宝船”，“宝船共六十三号，大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十八丈；中船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7],PP.199-201、209)即长130～150多米，宽50～60多米不等，“体势巍然，巨无与敌”，[8]除宝船外，还有马船（快船）、粮船、坐船、战船、水船等种类的船舶，是一支结构精良、种类齐全的特混船队。
哥伦布自1492年至1505年曾先后进行4次美洲之行，但其船队的规模都无法与郑和相比。第一次远航时，只有87名水手，3艘轻帆船，其中最大的旗舰“圣玛丽亚”不过250吨，仅为郑和宝船的1/10。后又于1493年、1498年、1502年三次西航，第三、四次分别有水手300人、150人，轻帆船分别为6艘和4艘。最多的是第二次，船员为2500名，船只17艘，仅为郑和船队人员和船只的1/11。
发现新大陆时代其他几支最著名的西方远洋船队与之相比较，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如1497年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葡萄牙达·伽马船队，只有160人，4艘小帆船，其主力旗舰仅120吨，全长
(2)郑和船队探索了多条纵横交错的航路，西方航海家发现了新大陆、实现了环球航海
郑和所下的“西洋”，在地理概念上不同于达·伽马绕过好望角之前的“西洋”（即大西洋），是以马六甲海峡西口为界，其西的广大北印度洋水域为“西洋”。郑和船队开辟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历史上航程最长的远洋航路，而且建立了由6个主要枢纽点、58条远洋航线所组成的多点纵横交叉的综合性航路网络。这一航路网络既有东西走向，也有南北走向，在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上全方位地铺开，展示了明初“海上丝绸之路”的长足进步。
哥伦布在托勒密（Ptolemy，约90-168）的地圆说指导下，探索通往印度和东方的新航路，导致了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不过，哥伦布历时13年的四次美洲航行的航路还不到郑和历时28年七下西洋的一半历程。麦哲伦于1519率领5艘船渡过大西洋，穿越太平洋抵达菲律宾群岛。其船队经过近三年的探险，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绕地球航行一周的壮举。但是，他们的航路具有直接性，出发点直奔目的地，航线单一，没有像郑和船队一样建立起一个综合性的航路网络。
(3)郑和船队采用了针路系统和过洋牵星术等先进的定位、航海技术，西方航海家则基本上沿用了郑和时代的航海技术
郑和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航海技术，他的七下西洋，是15世纪上半叶世界航海文明的一次高水平的演练与检阅。主要体现在如下三大方面：
其一，多种船位测定方法：测深辨位——据测量绳入水长度得知水深，据测量锤底部粘附泥沙得知底质来推测水位和确定预计航线上的行船转向点。“船见大小七山，打水六七托、用坤申及及丁未针，三更，船取滩山”；([9],p.29)对景定位——以海岸上的山岭或高大建筑、海上的岛屿为物标，求得船舶与景物的相对位置，郑和船队已由一向定位发展到三向交叉定位，用“船平檀头山，东边有江片礁，西方见大佛山，平东西崎”([10],p.31)的三向交叉定位法确定了从孝顺洋到黄山的航线；天文定位——郑和船队通过牵星板测量星体高度（北极星或华盖星）定出船舶所在的纬度。牵星板“一副十二片，乌木为之，逢小渐大，大者长七寸余，标为指、二指以至十二指，俱有细刻，若分寸然”，“又有象牙块，长二寸，四角皆缺，上有半指、半角、三角等定，颠倒相向，盖周髀算尺也”。[11]但中国当时还没有把经度概念应用于航海和制图，所以地理位置主要以星高的指数来标记，“观日月升坠，以辨东西；星斗高低，度量远近”。[12]
其二，多种导航技术：陆标导航——利用陆地上的山峰等导航，在小范围的航道中较为实用。《郑和航海图》上不仅画有陆地山川、海上岛屿和一些标志性的建筑物等用来导航，更画有许多航线，注有航行方向、航道水深、航行距离以及险滩、暗礁的位置，《郑和航海图》实际上是一张简单的航海指南；天文导航——郑和船队利用牵星板与牵星术，通过观测不同季节、时辰的日月星辰在天空运行的位置和测量天体在海面以上的高度来判断方向和确定船在海中的地理纬度（南北方向）。这就把天文导航提高到更为具体和精确的水平，比同时期的西方和稍后的哥伦布等人要丰富缜密得多。
其三，广泛使用海图与航路指南，建立了具有航迹推算与修正意义的针路系统。这种针路技术，以磁罗盘定航向，以更数定航程，并预先考虑进航区的风、流压差等位移因素，使计划航迹与实际航迹相吻合，展示了中国传统航迹推算与修正技术的成就。在远航途中，只要依图作业，“更数起止，计、算无差，必达其所”。[13]
哥伦布在航向测定和航迹推算方面采用的仍然是磁罗经测定，但他发现了地磁偏差，并在第二次赴美洲航行中成功地运用了磁差影响，而且利用日食和月食在不同地方出现的时间差来推测经度，尽管数据误差较大，却迈出了人类从无到有的重要一步。此外，哥伦布罗盘也和今日的普通罗盘已很接近。但时间的测定则主要靠沙漏，不很准确，每天还是靠日晷校证；航速的测定，采用的是古老漂物测速法，只不过船边有一根均匀打着结的测量绳作为尺度，测量精度主要凭经验或直觉；哥伦布的海上定位法基本上仍然停留在郑和时代，陆标定位也发展到三向交叉定位，而在天文定位方面，将笨重的星盘改进成为相对简便的四分仪（即象限仪），但这种四分仪的定位精度比不上郑和的牵星板，而且一般只能在风平浪静的条件下使用，船舶任何横摇或纵摆所引起的测锤飘荡，均会导致较大的观测误差。如第三次美洲之行中，哥伦布航至北纬9.3°时，其天文定位值只是北纬5°，以致做出向南多走了250英里的误判。
二、对科学发展产生的不同影响
1.郑和下西洋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1)积累和丰富了地理知识，留下了宝贵的地理资料
郑和下西洋开辟了中西航道，开阔了中国人民的眼界，大大丰富了国人的地理和航海知识，从此国人对东南亚、北印度洋沿岸、阿拉伯海、红海以至非洲东海岸的广大地区有了更多的了解，并为后人了解这些地区的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郑和的航海纪录《郑和航海图》，共有二十图，它对各国方位、航道远近、航行方向、停泊地点、暗礁浅滩的分布等都详细绘明，为后世航行太平洋和印度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它是十五世纪以前我国最详尽的一部亚非地图。随行人员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1388-?)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书则详细记述了他们所到过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山川地理和风土人情。总之，郑和下西洋使中国人对东南亚沿海和北印度洋地区的了解大大超过了前代，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大大推动了造船与航海技术的发展。
中国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和最具特色的造船与航海技术，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大大推动了当时造船与航海技术的发展。
自宋代发明“水浮（指南）针”并应用于航海后，中国的航海技术以其独到的科技特色和文化底蕴走在世界前列。郑和船队的航海术主要记录在著名的《郑和航海图》中，它集地文航海术、天文航海术、季风航海术和航海气象知识于一身，不仅是对前人航海造船技术的学习和总结，更是一种超越。如以牵星板为观测仪器的天文定位和过洋牵星导航的天文航海技术、具有航迹推算与修正技术的针路的地文航海技术以及航海过程中先进的季风航海技术与航海气象知识，无一不体现了对宋元时期知识与技术的凝结和发挥。它是世界航海文明史上的瑰宝。另外，泉州出土的宋船曾采用榫接、铁钉加固、船板缝隙中填塞捻合物的办法，来保证船的坚固性和水密性，这种先进的造船工艺，必然为郑和时代的造船师所承袭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而在18世纪末，欧洲才开始采用水密隔舱结构。
2.地理大发现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1)极大地鼓舞了人们从事科学探索的勇气，成为近代科学革命的直接动力
地理大发现本身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在哥伦布、麦哲伦之前，尽管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然哲学家们早已提出过大地是球形的见解，但没有可靠的证据，而直到近代初期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基督教神学所宣扬的天圆地方的地平说。哥伦布、麦哲伦以自己勇敢的航海探险活动第一次验证了大地是球形这一科学假说，地平说受到了事实的挑战。勇士们的行动破除了人们对基督教神学的迷信，把人们从经院哲学和迷信中解放出来，不再盲从任何所谓的金科玉律式的教条与理论。它极大地鼓舞了人们探求外部世界的热情与勇气，人们开始以一种审视与批判的眼光看待世界，以一种开拓创新的精神追求真理，实现了从学究式的繁琐论证到注重经验实证的飞跃，科学精神得以弘扬，实验科学日益为人们所接受，远航探险和地理大发现成为近代科学的兴起、发展与变革的直接动力。
(2)地理大发现成为近代地理学等学科发展的首要推动力
从地理学科上看，地理大发现的意义在于：第一、验证和纠正了传统地理学理论。环球航行证明了地圆说，证实了“地球五带说”，更正了托勒密关于印度洋的错误观念和在古希腊地理学中长期存在的关于赤道附近和欧洲北部不可居住的错误说法，世界轮廓除南北极和澳洲外基本明确。第二、地图的进步。地理大发现纠正了托勒密地图上从地中海一直扩展到地球最南部有一块大陆的错误论断，人们重新绘制了包括欧、亚、非、拉美在内的世界地图，真正发现了地球；墨卡托投影、等高线、圆锥投影也开始使用并成为以后基本的地图绘图方法。第三、行星地理观的确立。地理大发现的事实把地理学家对地理现象因果关系的思维提高到全球的高度，促使他们从地球的形状、大小、运动以及在宇宙中的位置等行星特征上去找原因，确立从地球整体上去建立地理学理论体系的行星地理观念。第四、引发了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地理规律的新思考。地理大发现的大量事实触发地理学家对地理现象探源追踪，海陆起源问题、地形起源问题有了新的争论。地理大发现开辟了西方地理学史上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它推动了全球范围对海洋、陆地的考察与研究，海洋、生物、地质、天文资料的大量搜集与积累，引起了地理学新的思考，使地理学有可能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为欧美近代地理学的产生创造了前提。
同时，地理大发现促使人们对与之有关的天文学、力学、数学、磁学、大地测量学、气象学及机械制造技术等知识进行积极的求知与思考。为了制造精确的罗盘，许多人深入研究磁石的性质并发现了磁偏角；航海需要确定船只在大海中的位置，为了编制精确的行星表以准确测定经纬度，人们开始建立新的天文学体系；航海需要精确地了解时间，为了制造精密的时钟，人们一方面发展机械制造技术，一方面研究钟表的原理，向心力定律的发现就和研究钟摆的运动有关。由此可见，地理大发现开拓了人类近代科学广阔的发展空间，是近代科学发展的首要推动力。
(3)迎来了比较研究、归纳法盛行的实验科学新时代
远航探险活动和地理大发现打开了欧洲人的眼界，使欧洲人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外部世界。于是，宇宙的结构究竟是怎样的？天体和地球是如何运行的？种类繁多的生物物种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这一系列重大的科学问题都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被提出来，这就要求人们用新的观点、思想和方法去观察与描述，并对这些新发现的大量事实材料进行整理归纳、比较分析、探究规律。正是在此基础上推动了哥白尼日心说、牛顿力学和林耐生物分类学等科学理论的建立，迎来了比较研究、归纳法盛行的实验科学新时代。
三、启示
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固然同样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自然知识，促进了当时航海、造船、天文、地理等知识的发展，但它们对中西方科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迥异却是不言而喻的：西方由此引起了近代科学革命，而中国的科学发展模式却依然如故。梁启超(1873-1929)曾发出感叹：“则哥伦布之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14]造成这样两种结果的中西科学文化背景差异不容忽视。从中西科学文化背景的比较研究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从政治文化向经济文化的转变是推动科学技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15世纪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萌芽，货币成为普遍的支付手段，引起欧洲封建各个阶层、商人和新兴资产阶级对贵金属的炽烈渴望，《马可波罗行记》则为人们提供了理想的福地。但土耳其人控制了商路，迫使欧洲各国希望探寻一条从海上通往东方的新航路。西方的航海活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他们注重黄金与香科，觊觎新的商品市场与原料产地，冒险家们为此采取了一切手段，国内的财富得到了迅速积累，引发了商业革命与价格革命，人类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新纪元。同时，航海贸易的开拓、商品交换的活跃促使西方掀起了巨大的航海热潮，开始了欧洲向已知的和未知的世界进行资本主义殖民征服的大进军时代。经济发展的需要极大地刺激了航海科技活动的兴起，航海活动中所提出的大量新课题从根本上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和应用反过来满足远航探险发展的需要，导致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积累的急剧扩张。可以说，西方航海探险活动是经济文化的产物，体现了经济与科技之间的良性互动。
反观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直至明代中叶在古代世界始终独占鳌头，明代郑和的航海活动规模更是达到举世无双的高度，但它并没有如西方一样，成为促进国家富足与发展的动力，相反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最终“罢西洋取宝船”，因为它的目的是宣扬国威，它采取的是“泽被四海”外交思想，是“厚往薄来”的贸易政策，它服从于强化皇权政治统治的需要，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文化的产物。政治文化虽然在客观上也能够推动科技发展，郑和下西洋的活动的确推动了当时造船与航海技术的发展，但这往往是畸形发展，使科学技术局限于满足封建统治阶级经济上的实用功利与生活上的奢侈享受，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得不到正常的发展，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传统航海事业均缺乏新兴社会力量带来的创新活力。并且，这样大规模的政治性航海活动是需要强大国力支撑的，一旦国势衰微或是统治者改变喜好，政治支持消失，活动就会中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无从谈起。
由此可见，以发展经济为立足点和归宿，形成科学与经济的良性互动，才是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偏离经济杠杆的航海壮举，尽管拥有显赫的船队，最终好比无根系的植物，不久就会枯萎。
2.从人伦文化到科学文化理念的转变是推动中国科技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西欧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西方航海探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精神动力，人文主义者提倡个性解放、探索自然和积极冒险，宗教改革则在精神、意识、思想上进一步解除了罗马天主教神学对人的约束。这就使勇士们尊重科学，敢于面对未知世界。“地理大发现”正是这种崇尚自然的科学认知活动和科学实践活动，它表现了独立于自然的人对自然的审视与探索、征服世界的欲望和对科学、理性的追求，这是一种自觉的科学实践活动。当他们对自然的奥秘进行探索，即是对主体与客体关系的不断认知和对自然科学的热切渴望。新大陆的发现，新航路的开辟，都是对世界的不懈求解的结果，动机产生了效果，同时，效果又反作用于动机，新的时代又对科技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可以说，航海探险成为西方近代科学革命的首要驱动力。
自秦汉以后，中国就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体制，这种体制抑制了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才能。尤其是服务于封建帝制的儒学人伦文化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奴化教育”体制和“人才”选拔体制，更是把广大知识分子引入了“学而优则仕”的歧途，“重人伦、轻科技”的学术传统将一种消极的对自然的价值观念注入到国民的性格之中，使国人消极地对待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同时，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封建农耕文化将人们束缚在黄土地上，人们追求的是“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此外，由于封闭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狭隘的乡土观念，加上封建道学家们长期宣扬“父母在不远游”的伦理信条，并把死在异乡看作人生的最大的悲哀和不幸……正是由于传统儒学和人伦主义文化的这一系列观念渗入到国民意识的深处，抑制了人们到遥远的地方去寻求知识和财富的欲望，失去了探究自然奥秘、从事发明创造等活动的兴趣和动力，因而科学精神在中国封建时代始终未能得以形成。即便是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其中虽然存在探求航路等实用知识层面上的动因，却不是直接来源于对自然知识的追求，它既不是探险也不是发现。郑和船队的航路基本上是旧航路，港口也大多是旧港口，船队所历三十余国的航路，至少已有一千年的历史，其中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在历史上也与中国有过交往。连郑和下西洋如此空前绝后的大规模航海活动尚缺乏科学文化理念的支撑，所以郑和之后中国没有出现“哥伦布”便不言而喻了。
由此可见，尽管郑和航海在规模、航路和航海技术等实用科学层面上远远领先于西方，但在科学探索动机、科学精神和理论知识背景等科学文化理念层面上却大大逊色于西方。科学文化背景的这一差异成为了中西航海活动不同结局的一个深层原因。国人只有实现从人伦文化到科学文化理念的转变，才能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3.从封闭的内陆文化转向开放的海洋文化，确立全方位的海洋科学文化观，促进海洋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明代的郑和下西洋和西方的地理大发现两大航海活动都是海洋开放意识的体现，但两者具有科技文化背景上的差异——明代郑和下西洋植根的是一种封闭的内陆文化，西方地理大发现崛起于开放的海洋文化，这种差异不仅造成了两大航海活动的不同结果，也对后来产生了迥异的影响。
西方开放的海洋意识的源头是古希腊罗马文化。希腊半岛和意大利半岛开放的海洋地理环境，政治上难以统一，大统一文化也无法造就，但却成就了商业文明，形成了海纳百川的开放文化心态。他们在把自己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同时，也不断地融合和吸收了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化。因此，西方文化是一种张扬个性和接受多元文化的开放型文化，新航路的开辟、地理大发现即是这种开放意识的产物，也最终带来了西方近代科技的进步和广阔的海外市场，建立了欧洲人称霸世界的基础。
相较之下的中国文化，则因为其内陆型地理环境的原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而呈现出封闭的色彩。尽管明成祖朱棣(1360-1424)有进取精神，由他倡导的郑和下西洋冲破了明初的海上禁令，郑和也尽善尽美地履行这一使命，体现了开放的海洋意识，但这仅局限于少数君臣的个人意识，取决于帝王的好恶，根源于“天朝大国，四夷宾服”政治心态，因而伟大的航海壮举只能是昙花一现。成祖死后，宣宗(1398-1435)一反成祖的开海国策，中国的造船、航海技术从发展的巅峰上跌落下来。封闭的农业文化还表现在国民的心态上，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夷夏之防、唯我独尊和世界中心意识，极力排斥外来文化。郑和28年间虽然远航到东南亚、印度洋、红海、东非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却是带着一种“天朝上国”的姿态，招徕各国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表达名义上的“最高宗主权”，而忽视了解海外的先进文化，尤其是没有积极地学习和引进外国的先进科技文化。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即使是郑和等人的开放海洋观也是比较片面的，郑和下西洋注重的是人文、政治的交往，宣扬德化与友好往来，而忽视了开发与利用海外自然资源和市场，未能把航海活动转化为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因素。可以说，尽管当时中国人来到了海上，但终究没有超出内陆封闭型文明的禁锢，在航海技术领先的情况下痛失近代科学革命的机遇，这一历史的惨痛教训必须记取。
在现代这样一个竞争日趋激烈的全球化时代，应当有全球战略、外向眼光。海洋已成为人类第二大生存空间。郑和当年谏言：“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危险亦来自海上”。([15],p.6)这一至理名言、真知灼见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A.Toffler,1928-)也指出：“向海洋深处挺进，为我们提供了一面开发外层空间运动的镜子，也将成为新技术领域主要部分的第三工业群，打下了基础。地球上第一次社会变革的历史浪潮来临时，我们祖先结束了野食狩猎的生活，代之以畜牧和耕作。从我们今天对海洋的关系来说，也恰恰是处于这样的开始阶段。”([16],pp.214-215)因此，在世界文明发展的第三个浪潮中，向海洋进军是一个新的制高点。未来的竞争也将在海洋上进行，向海洋索粮、索水、索能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必须抓住机遇，培养国民崇尚自然、崇尚理性的科学精神，不断增强海洋意识，树立健全的海洋科学文化观，实现个人开放海洋观到国民海洋科学文化观的转变，实现单一的人文交往到人文交往和科技交往并重的转变，高度重视发展海洋科学技术，使海洋开发与利用真正成为振兴中华的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来源：《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年04期。编辑录入：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