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 长期以来有着一种神秘莫测的外观, 但如果我们通过各个民族, 特别是中西宗教史的比较研究, 就有可能找到我们感兴趣的一些间题的答案。
现代考古证明, 通过原始人的墓葬, 陪葬品, 图腾和岩画的鉴定, 可以断言, 宗教和神的观念并不是自古就有的, 而是原始人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
尽管原始人如何产生神的观念,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就是它和原始人拟人化的思维发展有关。当原始人已经懂得自己的活动是受思维支配的, 是一种有意识, 有目的活动时, 面对周围许多不解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 洪水泛滥, 久早不雨、战争、瘟疫⋯ ⋯ 。他们便认为, 这千奇百怪的东西也是由有意识, 有目的的超人力量所支配, 这种超自然, 超人间的神秘精神力量, 他们称之为神。“ 山川之神, 则水早痈疫之灾, 于是乎宗之, 日月星辰之神, 则雪霜风雨之不时, 于是乎宗之” 。¹ 同时, 从他们的墓葬品中可以看出, 他们认为灵魂是不死的, 由这种灵魂来世的存在很自然地寻出了神的永恒性, 因此, 神, 与其说是感情的产物, 不如说是理性的产物, 是人类理性最初觉醒的标志, “ 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幻想的反映, , º 。
饶有兴趣的是, 世界各个古民族, 包括中华民族在内, 差不多同时都独立地产生了神的观念, 中西宗教观在历史上也是循着大致相同的途径演进的, 而在这种演进中又显示出不小的差异。
中国和西方古代都经历过泛神论和万物有神论的时期。如同希腊人认为宙斯为天, 岱雅娜为地, 赫费斯托是火神, 阿波罗是太阳神, 阿尔迪美丝是月神, 波西顿是海洋之神, 雅典娜是智慧之神, 赫尔美斯是商业和通讯之神, ⋯ ⋯ 中国古代人也一认为山岳有镇山之神, 河流有河伯之神, 雷电有雷公电母, 土地有土地之神, 等。《礼记·祭法》中说: “ 山林川谷丘陵, 能出云, 为风雨, 见怪物, 皆日神。有天下者祭百神” 。可以认为, 祭百神, 不仅有统治者, 也有普通老百姓, 这是还没有认识到世界统一性的初民,在幻想中征服自然的一种方式, 他们企图通过这种宗教仪式, 来控制他们无法控制的世界, 实现各自不同的梦想。但祟拜哪些神, 却显示出中西方生活的差异。对于古希腊罗马人来说, 海洋和商业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因素, 因此, 他们特别崇拜海洋之神和商业之神, 中国人所淡泊的这两个神在他们的神抵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相反, 中国人所重视的河伯之神, 各方土地之神等, 在他们那里却没有地位。至于火神, 希腊人称为赫费斯托, 中国人认为是炎帝, 则在双方都享有崇高的荣耀, 人们总是将第一份贡品和第一杯祭酒献给他。
中西方的古代人, 都把神想象为具有超人能力的生物, 如能呼风唤雨, 闪电击雷,他们具有和人同样的爱憎喜怒。但相比之下, 西方古代的神, 无论宙斯还是丘必特, 都更加具有个性的特点, 他们总是不断追求表现自己, 追求着感官的享受和快乐, 连奥林匹亚山上那位最高的神也风流韵事不断, 而中国古代的神无论河神或雷神, 都更加具有群体化的特点, 他们的特性和作用是由他们的地位和权力规定好了的。就连河伯娶妇, 也不具有任何主观的意识, 而是象皇帝必须拥有三宫六院一样, 被认为是他的地位和权威的象征。显然, 古希腊的神, 反映的是在城邦制度下比较自由的个性, 而在中国古代的神, 反映的是在宗法制度下被严格规定钓人格。公元前后, 随着对世界统一性认识的提高和统一国家建立的需要, 中国和西方都进入了一神教的时期, 中国人把最高的神称为帝或天帝, 西方人称为G o d 或H e a ve n , 印度人称为佛主, 阿拉伯人称为真主。
在中国的西方, 包括印度, 阿拉伯和欧洲, 出现了世界的三大宗教, 即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 它们很快传播开来, 分别统治了三个文化圈: 基督教统治了以古希腊罗马为开端的欧洲文化圈, 伊斯兰教统治了以古埃及、古波斯、古巴比伦为开端的阿拉伯文化圈, 佛教则统治了以古印度为开端的东南亚文化圈。
这三种宗教在汉朝或汉朝稍后一点都相继传入中国。基督教早在汉代就已经传到中国, 当时中国人称它为景教, 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唐贞观九年( 公元6 85 年) 基督教的一支—东正教的阿罗本主教从波斯来到长安, 受到唐太宗的友好接待, 次年正式在长安建立教堂, 这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真正开始。佛教, 从西汉末传入中国, 东汉张蓦出使西域, 带回四十二章经, 归来在洛阳城西建造了白马寺, 佛教开始兴起。到唐朝,由于一些统治者的大力提倡, 唐武宗元年, 僧徒己达三十七万人, 寺院已超过四万六千多所, 拥有良田数十万顷。伊斯兰教在唐代传入中国。公元七世纪在长安建立了大清真寺, 它由于与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回绝族的结合而有较大的影响。在这三大宗教传入中国的同时, 作为和这三大宗教对抗的, 也产生了一种中国的宗教—道教, 它创立于东汉, 在唐代己有相当规模, 和佛教并列为两大教派。公元二世纪开始传入朝鲜、越南等国, 逐渐成为另一种世界宗教。
上述四大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前后至少都有一千多年, 但就在宗教几乎风靡全世界,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包括中国的一些周边国家, 如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泰国、缅甸、老挝、阿富汗、俄罗斯以及其他一些中亚国家, 都奉某一种宗教为国教, 国民的大多数都成为教徒时, 中华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却从来未被某种宗教征服过, 直到1 9 4 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上述四大宗教在中国也只各有几百万的信徒, 这在中国的人口比例中是很低的。回顾历史文化, 中国人的大多数都有一些宗教感情, 佛、道的影响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随处可见, 但中国人生活的主导方面却是自然主义的, 非宗教的。除了少数特殊年代外, 中国社会对各种宗教都很宽容, 儒、道、佛甚至连基督教都能兼收并蓄, 但并不深入, 中国人对各种神基本上都采取孔子所说的敬而远之的态度, “ 祭神如神在” , “ 不知生, 焉知死? ” “ 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 ”
中西宗教观演进的这种巨大差异, 中国人宗教信仰的淡,泊, 为什么几大宗教都传入中国, 中国却没有发生宗教战争? 这是使世界许多学者感到诧异和不解的, 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两种。一种解释是, 中国人早已有自己的国教, 这就是儒教, 孔子或皇帝就是教主, 这种观点可以董伸舒、康有为和黑格尔为代表, 另一种解释是, 中国哲学和文化主要是一种伦理实在论系统, 缺乏超越性, 因此宗教无法在中国生根, 这种观点普遍见于近代西方许多哲学家的著作中。
我们认为, 这两种看法都失之偏颇。从董仲舒到康有为的一些中国哲学家, 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 把孔子说成是教主, 把儒家所提倡的仁爱说成是宗教教义, 把孔子的书说成圣书, 借天道而说人事, “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 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 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 尚不知变, 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他们这样做, 不仅抹煞了儒家学说的基本特征, 那就是对现实世界的忧患意识, 强烈的入世精神, 以不计成败的努力去实现“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的抱负, 也忽视了流离颠沛、栖栖逞逞的孔子从来没有传达过甚至反对使用“ 神的语言” , 他从来“ 不语怪力乱神” , 他说自己是学而知之, 而非生而知之的, 他只是一个以仁爱为怀, 以忠信为本的好学之士。因此, 从董仲舒到康有为, 历代都有人想把儒学变成孔教, 结果导演的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闹剧。至于黑格尔, 他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但他关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观点却包含了不少谬误, 他总是用西方的理性模式来衡量中国, 把中国的哲学和文化看得很低。说中国的专制政体含有宗教的成份, 或以宗教作为护身符, 这是不错的, 但把中国的专制政体说成是一种宗教制度, 则显然牵强附会, 它不仅抹杀了一般宗教所必须具有的形式和内容, 必须具有自己特殊的教条、教规、组织和信徒, 而且也不懂得中国人的文化观中对王权的看法还具有非命定性的一面, “ 天命” 并不是授予一切君主的, 它只授给有德之君。
后一种解释和董仲舒、康有为、黑格尔的看法相反, 注意到了中国哲学和文化始终不脱离经世济民的要求, 但又走到了另一极端, 认为中国的哲学和文化始终跳不出日常生活礼俗做人的限制, 没有纯理思辩的层次, 则显然也是对中国的哲学和文化缺乏全面的了解。中国的哲学和文化与西方的哲学和文化确有很大的不同, 但同样是具有超越性的。
中国哲学和文化, 视整个宇宙为一广大系统, 人为一小宇宙的思想, 关于变化的永恒性的思想, 关于阴阳交互作用, 既斗争又统一, 既对立又和谐的思想, 都脱离了具体性, 而有深刻的超越性, 就连西方一些人也认定日常礼俗的“ 仁义道德” , 通过“ 尽心知性知天” , “杀身成仁, 舍生取义” , 也把仁义超越于个人生命的价值突显出来, 还应当指出, 中国历史文化的宗教感情也是有超越性的, 中国人崇拜的最高的神为帝或天帝, 它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神, 而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除了帝之外, 中国人还崇拜“ 天” ,可以说, “ 天” 是比“帝” 更加普遍化的观念, 在此基础上产生了“ 天人合一” 、“ 天人合德” 、“ 天人同体” 的哲学思想。
因此, 我们不赞成上述两种解释, 我们认为, 一个民族的宗教观是附丽在它的文化,特别是它的哲学之上的。中西宗教观演进的巨大差异, 四大宗教没有一个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 没有一种宗教真正成为中国的国教, 中国人宗教信仰的淡泊, 只能通过中西哲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 到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特殊性当中去寻找。这里主要有:
1. 文化价值观的巨大差异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以上悠久文明的古国, 长期是一个农业的宗法社会, 又在一个相对封闭的领域延绵而独立的发展, 形成了中国社会独特而深厚的文化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 是以家庭为本位, 以“忠” 、“孝” 为核心的, 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人生追求和伦理标准, 是入则孝顺父母, 出则忠君报国。“孝” 之大者, 是娶妻生子, 传宗接代, 所谓“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 而“ 忠” 之大者, 是立功边疆, 匡扶社被, 功成名就, 光宗耀祖。中国人这种文化价值观, 显然是和几大宗教—包括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的基本价值观相矛盾的。这几大宗教的共同点都是要鼓励人们轻视短暂的现实生活, 潜心修练, 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神, 听从神的召唤, 以追求永恒的超世的价值。脱离世俗的僧侣阶层被认为是最高尚的, 即使不能脱离尘世的, 按照入教的要求, 也要专心伺奉上帝,而不是专心伺奉父母, 以妻室为重。《圣经》上说: “ 专心伺奉父母的人, 不能专心伺奉上帝” , “ 没有妻室的人能专心事主, 惟求取悦于主; 有妻室的人, 则注意世上的事,愿取悦于妻子” ¼ 。
这种宗教的文化价值观可以为中国人的一部分所接受, 中国也有完全看破和愿意脱离红尘的人, 也有在现实世界失意而倾倒于神仙世界的人, 但这样的人毕竟不是很多的。
2 .神人观念的差异
西方的宗教都是主张神人分离的, 所谓“ 上帝的归上帝, 凯撒的归凯撒” 。西方人所崇拜的耶稣, 据说, 他是上帝为了拯救人类派来的儿子, 为了使他获得肉身, 上帝显灵使玛利亚未婚而孕生了耶稣。不管这种传说如何有悖常理, 但它显然是要告诉人们,耶稣和任何人没有血缘关系。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却是一直主张神人合一的, 中国人没有单独的祭天或祭天帝的仪式, 祭天常常和祭祖联系在一起, 上帝崇拜常常和祖宗崇拜结合在一起。中国人认为神人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 中华各民族的一些有德的领袖, 忠诚的文臣, 卓越的武将, 甚至是教育家、文学家、技术人才, 都可由于人们的祀奉而上升到和神平等的地位, 如黄帝, 神农氏, 伏羲氏, 孔子、孟子、鲁班、关羽、岳飞等等。在一些庙中,同样供奉他们的塑象, 信奉者认为他们虽不是神, 但是有和神同样的保护人的功能。
作为这一点的另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许多家庭神完上过去都供有“ 天地君亲师之神位” 。中国传统文化还认为, 在日常伦理生活中就体现了神的精神, 对神的信仰不一定要过宗教生活, 而是在日常接人待物中尽心尽性地去实现中国文化要求的做人的最高道德, 传统的宗教在这里已被伦理的神化所取代。如做儿女的, 对父母能够孝敬有加, 做君主和做官的, 能够心存社樱, 爱民如子, “ 事亲如事天” , “使民如承大祭” , 诚心诚意这样去做, 就可以惊天地, 泣鬼神。中国人很早就提出来, “ 夫民, 神之主也。是以圣人先成于民, 而后至力于神” ½ 。“ 国将兴, 听于民; 将亡, 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 依人而行” ¾ 。
和神人分离相联系的, 西方传统文化也是将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分开的, 形成了专门指导和服务宗教生活的教会组织, 西方人和神的沟通, 很重要地是通过执行上帝意志的神职人员及他们所主持的仪式进行的, 教会对社会宗教感情的培植和传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和神人合一相联系的, 在中国人的宗教感情中, 一般是没有教会组织的地位, 也没有信徒和非信徒的形式之分, 主要是通过人的内心反省和崇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重视一个人在日常伦理生活中的实际表现更甚于重视是否参加对神崇拜的宗教仪式, 中国人把后者看成是外在的, 而且我们前面已经谈到, 中国人祭神常常和祭祖结合在一起, 它有一种宗教情味, 但更多是对父母和祖宗恩德的一种怀念, 通过这样一种宗教仪式, 教育子女要孝敬父母和长辈, 团结同宗同姓, 所谓“慎终追远” , 是为了“ 民德归厚, , 。
3 .“ 来世” 观的差异
“ 来世” 是宗教中极为重要, 不可缺少的观念, 所有的宗教都是建立在对超现实的另一个世界崇拜的基础上的。它们共同的认识是, 人生是虚幻的, 现实是不完满的, 黑暗的, 甚至是丑恶的。一个人对现实是无能为力的, 只能等待末日或来世审判。基督教提倡一种“ 勿抗恶” 的思想, 《圣经》上说: “ 当别人打你的右脸时, 你把左脸伸出去让他打” , “ 如果他竟恬不知耻, 坚持作恶, 你要从内心来饶恕他, 而把伸冤之事交给上帝’, 。
宗教这种来世观, 曾经受到中国一些统治者的欢迎, 但却和中国的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反差太大。中国的传统哲学和文化是不重视来世的, 尽管中国人有的相信在来世中自己的鬼魂要过和现实一样的生活, 但他们大多数都不愿意为来世而放弃现实的追求, 就连有神仙思想的李白也认为来世是不可靠的, “ 白骨寂无言, 青松岂知春” 。中国的传统哲学和文化是建构在现实世界的基础上的, 上天的意愿就是要人发挥自己的全部潜能和实现做人的最高理想, 人既是一客体, 也是一充分的主体, 他有发挥潜能和实现理想的无限自由, “ 人皆可以为尧舜” , “ 我欲仁斯仁至矣” ! 外界环境再恶劣也无法阻止人做到这点, “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 如此而矣! 统治者不顾人们的死活横行无忌, 必为上天所不许,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对现实的看法是可变的, “物极必反, 否极泰来” ,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种报应, 不在来世, 而在现世, 所谓“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人是不可能消极等待得到好的结果的, “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将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 , 只有在每个地方都充分发扬自我生命的伟大精神, 赞天地之化育, 与鬼神合其德, 才能把一个寻常的险恶的世界变成一个具有无限发展的神圣的世界。
因此人生尽管充满各种艰难困苦, 但它是有意义的, 艰难困苦, 正是“ 玉汝于成” 的条件。还有, 中国的传统哲学和文化非常重视人在现实中的责任和义务, 人生活在世界上就有孝敬父母, 瞻养妻室儿女, 匡世济民, 报效国家的责任和义务, 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西方人认为生命来自上帝, 中国人认为来自父母, 因此, 为人之子, 为人之夫) 为人之父, 血脉相传, 是不能逃避而遁入他门的。中国人一般是相信自己是要死的, 但自己的血脉在子孙身上的延续却是永恒的。这种延续不仅是家庭的延续, 而且包括家族和民族的延续, 中国人把两方面的责任和义务结合在一起, 就叫“ 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就是中国人所理解的生命的现实性和永恒性。
从以上就可以看出, 中国人对现实的执着不放和西方人对来世深入不拔的信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4.宗教在中西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
宗教在西方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西方政治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如前所述, 西方人认为血肉之躯来自上帝, 而非来自父母, 而上帝是与任何人没有血缘关系的,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 这就构成了《独立宣言》开头那段著名的话: “ 一切人生而平等, 上帝赋予他们某些不可割让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由这种平等自由导出了西方人的民主思想: “ 人类为了保障这些权利, 所以才组织政府, 政府的适当力量, 须由受治者的同意中产生出来, 假如任何政体有害于这些目标, 人民即有改革或废除任何政体之权。这些真理, 我们认为是不证自明的” ¹ 。宗教还是西方人道德理想的主要来源之一, 而教会则是培养道德感情的主要场所, 人活在世上, 是必须要有自己的道德信仰的, 一个社会也要有起码的共同的道德标准才能维持。
西方人由于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因此, 他们不可能从某一杰出的思想家或哲学家那里取得这种一定社会所需要的道德思想和道德行为准则的依据, 只能从上帝或《圣经》那里取得。神对每个人都是公道的, 一视同仁的, 上帝教导我们要爱世人, 甚至要爱自己的仇人, 为我们制定了诫命, 我们要按照他的意旨行事, 西方人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行为准则, 虽然实质上都是从现实中来, 但在形式上不能不以此为根据, 将现实的要求附着上神圣的光环。西方人普遍都进教堂, 让子女从小就接受宗教教育, 因为教会不仅进行宣传, 而且办有大量公益事业, 经常开展慈善活动, 成为西方社会进行道德教育的主要机构之一。西方社会同样出现了宗教道德化的趋势, 从哥白尼的时代以后, 人们都知道欢圣·经‘_ L 的许多话是不正确的, 甚至是荒谬的, 但仍然踊跃参加教会组织的各种活动, 其目的主要在于培养自己和子女的道德情操和道德信仰。在事实的领域, 科学和宗教是格格不入的, 但在道德的领域, 科学和宗教又有着某种一致性, 科学的目的是要造福人类, 这是和上帝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爱因斯坦说: “ 在这时代中唯有严肃的科学工作者, 才是深刻的宗教信徒” 。
还有, 现代著名哲学家怀海德说: “ 宗教来自孤寂” , 这句话是有部分道理的, 西方人以个人为中心, 个人只对上帝有直接关系。同时, 西方人强调个性自由, 家庭关系淡化, 人与人之间缺乏交往, 这就使西方人都有一种孤寂的感觉。宗教及教会组织的各种活动, 可以减轻这种孤寂感, 为人们的交往提供一个场所。长期内化的结果, 宗教仪式和教会活动已成为西方人生活中的定势, 生死婚嫁, 通常都要请教会的神甫来主持和祝福, 作礼拜, 已成了许多家庭星期日必须安排的活动, 圣诞节、感恩节、复活节等宗教节已成为民间的节日。
总之, 自从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 它就在西方人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甚至在今天科学昌明的时代, 也没有改变。罗素说: “ 科学与宗教是社会生活的两个方面” , 这种情况在阿伯文化圈和印度文化圈也是类似的。
但中国社会就不同了。中国长期是一个君主专制政体, 其政治思想主要来自在农业宗法社会基础上所产生的各家学说, 而非来自宗教。另外, 中国古代哲学中伦理科学极为发达, 特别是以濡家思想为中心的伦理道德体系自汉以后基本上成为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 受到统治者们的特别青睐, 使其他宗教的道德准则在中国社会中不可能生根, 而只能被以儒家为中心的道德体系所同化。如佛教传入中国, 就演变成中国式的禅宗, 用儒家道德来解释佛经, 禅祖慧能说: “ 心平何劳持戒, 行直何用修禅, 恩则亲养父母, 义则上下相怜, 让则尊卑和睦, 忍则众恶无喧” 。又如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也主要强调儒家的“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的精神就是基督教精神, 上述宗教与儒家不同的道德理想和准则, 很难在中国社会中造成广泛的影响。
中国人以家庭为中心, 以天伦为乐, 把子女看成是自己生命的延续, 三代同堂,四代同堂, 一根无形的线把所有家庭成员紧紧地拴在一起。同时, 中国人的社会交往密切, 无论亲戚、朋友、邻里、来往都很频繁, 因此, 决无西方人那种孤寂的感觉。
中国人的婚丧嫁娶, 也都是以家庭或家族为中心进行, 通常除了办丧事有人要请道士超度外, 其他方面都是由父母或家族中的长辈主持。各种节日, 各种祭祀活动, 主要与中国宗法式的农业社会有关, 即使有一定的宗教意味, 也很少和我们上面所提到过的四大宗教发生关系,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它们是一种美的对象, 而不是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5 . 王权和教权在中西社会的地位不同
王权和教权, 既有一致性又有冲突性, 宗教宣扬勿抗恶或消极反抗的观念, 鼓吹在现世忍受痛苦以求来世幸福, 高唱服从主人和在上的统治等等, 这都是对王权有利的。
但王权和教权, 又是两种不同的管理体系和组织形式, “ 国无二主” , 当教会势力发展到一定程度, 必然产生和王权争夺统治及各种实际利益的斗争。从西方来说, 除了在公元二至四世纪, 王权曾经占据统治地位外, 整个中世纪大多都是教权占据统治地位, 王权处于次要地位。一些国家的王者虽然处心积虑地想从教会手中夺回统治权, 削弱宗教的广泛影响, 但终究因为势单力薄, 不得不束手就范, 甚至演出冒雪在门外乞求三夭和吻教皇靴子的丑剧。在中国的情况完全相反, 中国长期是封建专制的集权国家, 王权从来高于教权, 从来没有出现过教权真正占上风的时期, 中国历代皇帝有的提倡这种宗教, 有的扶持那种宗教。更多是几教并重, 待之以客卿的地位, 同时利用它们的矛盾, 使其互相牵肘, 防止一教独大。一旦他们感到某种教权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时, 就立即会对这种宗教采取排斥、甚至禁灭的态度。如晋朝时期, 佛教得意忘形, 提出“ 沙门可以抗礼万乘, 高尚其事, 不爵王候” , 统治者立即由崇扬转为禁止, 又如唐武宗会昌五年( 84 5 年) , 佛教势力过大, 占了许多田产, 对朝廷的财政构成巨大威胁, 皇帝立即下令灭佛, 又如清朝康熙,本来是个很开通的皇帝, 他任命许多传教士为官, 并亲自带头向他们学习科学知识, 但当他们受罗马教廷指使, 强行要求中国的教徒要以罗马教廷为宗时, 他却毫不客气地下令驱逐所有传教士。这种情况决定了四大宗教都只能在不威协中国王权专制的条件下作有限的传播。
仅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已不难看出, 中西宗教观的演进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差异,为什么没有一种宗教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 为什么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如此淡泊, 借用雅斯贝尔斯的话来说, 中国文化是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另一种轴心文化, 中国文化,包括中国人的宗教观及其演进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和范式, 要把中国文化, 包括中国人的宗教观硬装入西方的理性模式中是不可能成功的。
注释:
（原载《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