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研究三个基本领域即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通常称为价值哲学）中，价值哲学因与社会、个人的价值认识和观念、价值选择和追求等价值问题直接相关，因而对社会、个人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中西文化交汇、社会价值多元的现时代背景下，加强对当代中西价值哲学的比较研究，无论对于价值哲学的学术创新，还是对于我国社会和公众树立与全球化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价值观，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就当代中西价值哲学比较研究的有关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期促进这一方面的研究。
一、加强比较研究的必要性
我国价值哲学研究已经走过近30年的历程。近十几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对我国的价值哲学进行反思性的评述和研究，这方面较为典型的是王玉棵的《当代中国价值哲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对现代西方价值哲学进行较系统评介和研究的代表著作是万俊人的《现代西方伦理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1992年版）和江畅的《现代西方价值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但是，关于中西价值哲学比较研究的成果却不多见，这不能不说是我国价值哲学研究的一大缺憾。
现代西方价值哲学肇始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70年代时发生了重大转向，即从侧重于一般价值问题转向侧重于现实价值问题。当代中国价值哲学则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兴起，比西方大约迟了差不多一个世纪。中西方价值哲学虽然是在不同背景下产生的，但是二者初期研究的路向却是大致相同的，这就是都重视诸如价值的界定、价值的类型、价值的基础和源泉、价值认识和价值真理这样一些一般性问题。从研究发生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有其合理性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当前的价值哲学研究有不少是在重复西方学者已有的研究。长此以往，我国的价值哲学研究就会跟在西方后面而难以进入同一平台对话，更不用说超越西方了。从我们主办和参加的多次国际会议（前者如第1、2届国际价值哲学研讨会，后者如第20、21届世界哲学大会）的情况看，我国学者与西方学者难以进行交流和对话，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的话题多是西方学者以前的话题。中西价值哲学研究的这一差距，集中反映在内容和方法两个方面。
就内容而言，西方价值哲学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心转向现实问题，力图从哲学的角度回答当代人类面临的种种重大现实问题，为它们的解决提供方案。J.拉歇尔斯说：“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使新观念纷至沓来的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应用伦理学运动的兴起。以前，哲学关于我们应当怎样生活的讨论一直是一般性的和抽象的，可是突然间学究式的哲学家开始撰写起了关于人工堕胎、种族和性别歧视、公民不顺从、经济不公、战争甚至动物的待遇这类问题的著作。”(Rachels, p. 475)我国的价值哲学的兴起实际上也是与生活、实践的要求密切相关的。我国当代的价值哲学研究一开始是作为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一部分，继而由关于人的价值的讨论而进入对改革开放的价值观的研究，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的。①但是后来研究者的兴趣越来越转向一般的价值理论问题，而不太重视把一般理论应用于、延伸到实际领域，尤其是对当代人类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重大现实问题，较少从哲学角度给予解释和回答。②
就方法而言，当代西方价值哲学不仅运用哲学的思辨方法和逻辑方法，而且注重科学的实证方法，特别是注重吸收和利用各种学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成果，使其渗透到价值哲学的研究中；而我国价值哲学的方法则比较单一，主要局限于思辨、逻辑的方法，不太重视调查研究，不太重视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与其他学科合作。
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局限导致了研究成果及其社会作用的局限。近30年来，我国价值哲学研究虽然产生了一些富有原创性的成果③，但总的来看，对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作出了有说服力的回答的学术精品不多；其影响也主要局限于狭小的价值哲学界，对社会的作用力较弱，不能对政府决策和公众生活产生足够有效的影响。
鉴于以上情况，笔者认为有必要加强对当代中西价值哲学的比较研究，以找出自己的不足。因为我国的价值哲学不仅需要学习西方价值哲学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应该在学习过程中进行比较，了解中西价值哲学研究的异同、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合理地吸纳西方有价值的观点和做法，借鉴其经验教训，吸其所长，融会贯通，拓展和深化我国的价值哲学研究。这种比较研究的意义在于，使我国价值哲学研究不再重复西方的老路，而是在吸纳、借鉴、融通西方的基础上，尽快进入当代世界价值哲学研究的前沿，有效地与国外学者进行对话合作；同时面向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研究和回答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为政府和公众提供应有的智力支持和理论服务。
价值哲学的观念和理论与科学技术一样，也存在着一个自主创新的问题，或者说原创的问题。但是，这种原创不应是一切从头开始、“闭门造车”，而是在吸收消化国外特别是西方已有理论成果、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站在当代世界学术前沿进行综合创新。笔者赞同以下看法：“一个当代的研究者，如果不对自己以前的研究史做出必要的回顾，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前人和同时代人在这个课题上已经说过哪些重要的话，已经作出过哪些代表性的结论，任何原创性的研究都是不可能的。”（俞吾金）
总之，中国价值哲学研究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今天已经到了需要通过自我反思转换研究思路和方法才能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阶段。对当代中西价值哲学进行比较研究，通过比较吸纳、借鉴当代西方价值哲学研究的经验和合理内容，融通中西各自的优长，并在此基础上超越、创新，应是当前中国价值哲学研究实现这种转换的有效途径。
二、比较研究的主要目的
进行中西学术比较研究应该有三个主要目的，即吸纳、借鉴与融通。笔者赞同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论”（张岱年）的观点。综合就是融通，其前提是吸纳和借鉴，而其最终指向是创新。
1.比较研究的首要目的是更好地吸纳西方价值哲学的有益内容。20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自觉不自觉地对西方价值哲学实行了“拿来主义”。但是，这种“拿来”存在着几个问题：第一，这种“拿来”总体上说是不同时期、通过不同的学者进行的，因而不够全面系统，有些有价值的内容没有“拿来”，而不少已经“拿来”的则偏离了原义。第二，这种“拿来”是囫囵吞枣式的，而不是经过严格筛选的。第三，“拿来”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中国化之后的东西与中国化之前的东西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有些中国化之后的东西更适合中国国情了，但也有一些发生了扭曲和变形。所谓“更好地吸纳”就是要解决在拿来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
这主要包括三点：首先，弄清楚当代中国价值哲学中究竟有多少内容是从西方拿来的，有多少内容是我国本土原有的，西方还有多少东西没有拿来；其次，对已经拿来的和还没有拿来的东西进行筛选，分清哪些东西值得拿来，哪些东西需要有批判地拿来，哪些东西需要抵制和反对；最后，区分已经中国化的东西与中国化以前的东西之间的异同，弄清楚中国化是否真正吸纳了中国化之前的合理内容，中国化之后的变异是超越还是歪曲或变形。
西方价值哲学已经研究了10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中有不少不只是对西方社会特定生活和问题的哲学反思，而是程度不同地反映了整个人类文明和现代社会的共性，具有普适价值。这些成果我们已经引入了一些，但也还有不少没有引入，例如西方价值哲学对德性、责任等理论问题，对战争、恐怖主义、饥饿、安乐死、人工流产、死刑、色情等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④特别是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的一些精髓，如现代人本主义精神、后现代主义精神等，还没有被我们所充分理解和阐释。我国目前已经从西方拿来了不少东西，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真正被消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而是更多地作为外在于我们思想理论的东西在我国传播和流行。
2.比较研究的另一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以西方价值哲学研究为鉴。从比较典型的意义上看，我国价值哲学研究的历史较短，西方走过的路程则长得多，因而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如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研究有一个从理性主义到非理性主义再到理性主义复兴，从重视规范理论到重视元理论再到规范理论复兴，从专注于理论和基础研究到专注于现实和应用研究的过程（参见江畅），这一曲折的发展演进轨迹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比较研究就是要拿西方这面镜子来观照我们自己，使我们避免走弯路和重蹈覆辙。
3.比较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融通，创造出我们自己的价值哲学体系。吸纳是主动地拿来：有了吸纳，我们的价值哲学研究就不必一切从头开始；借鉴是找到一个参考的坐标系：有了借鉴，我们就能够认清我们价值哲学研究的方位，看到我们自己的优长和不足。这些都是必要的，但还不够，我们还需要以借鉴为坐标，把从西方吸纳来的东西与本土已有的合理内容加以融通，使之成为源自而又超越中西原有内容的水乳交融的混合体。融通不是简单的中国化，而是中西价值哲学各自合理内容及其精华的有机结合、融会贯通。当然，融通也是比较研究最难达到的目的。融通之所以难，是因为中西价值哲学生长于两种难以兼容的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话语系统之中。在我国学术界长期存在着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划分，而且两者自成一体、各说各话。然而，为了我国价值哲学的发展和创新，融通必须进行。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融通就不会有真正的学术创新。因为自主创新也好，原创也好，都必须站在学术的前沿上。从学术的角度看，中西融通就是使我们的研究进入到中西价值哲学研究前沿的交汇点，站在这个交汇点上进行创新，这样的创新才可能是真正的创新，才可能是超越西方的创新。在我国现阶段，价值哲学的自主创新或原创主要应立足于中西融通，而不应从零开始。
三、比较研究的应有视角
笔者以为，当代中西价值哲学比较研究仅从过去常见的学术视角进行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更为广阔的视野。
1.从学术的视角看，当代中西价值哲学比较研究应当考虑两个方面：一是理论观点，二是研究方法。
(1)就理论观点而言，首先涉及如何理解价值哲学的问题。目前国内学者大多从比较狭窄的意义上看待价值哲学，将其限定于直接研究价值的本质、类型、认识（评价）、创造、实现，以及价值观、价值观念等问题。按照这种看法，不仅西方的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人格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价值哲学理论被排除在价值哲学的范围之外，甚至伦理学（包括应用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政治哲学这样一些价值哲学的学科或领域也没有被纳入，国内从事这些学科领域研究的学者大多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价值哲学研究。但是，从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研究的实际情况看，价值哲学不仅包括19世纪末兴起的一般价值论(General Theory of Value，或Axiology)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学派（弗赖堡学派），而且还涵盖人本主义哲学流派和伦理学、美学、政治哲学等学科领域。⑤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狭义的价值哲学，而应从广义上，在当代有关价值问题的哲学研究的意义上来进行中西价值哲学的比较研究。
当代中西价值哲学理论观点丰富多彩，归纳起来可以划分为四大类型：一是关于价值尺度的研究，如讨论价值、真、善、美、效益、合理性、发展与进步等问题；二是关于基本价值的研究，如讨论幸福与快乐、利益、自由与人权、知识技能、美德与良心、爱、信仰、民主、平等与效率、公正、和谐等问题；三是关于价值领域的研究，如讨论道德与法制、教育、科技、经济与市场、艺术、宗教、性、婚姻家庭、国家与政府、文明、生活世界、自然界等问题；四是关于价值问题的研究，如讨论环境污染、饥馑与贫困、战争与恐怖主义、基因工程与克隆人、互联网、自杀、安乐死、人工流产、离婚、女权、隐私权、色情、失业等问题。这些研究有些是中西都涉及的，有些是只有中国或只有西方涉及的，但都是从价值哲学的角度进行的。这些研究都应该纳入比较研究的范围，其中中西都涉及的和只有西方涉及的问题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2)就研究方法而言，也有狭义与广义的区别。狭义的研究方法是就研究所采用的具体手段而言的，包括传统的哲学方法（如思辨的方法、逻辑的方法等）、科学的方法（如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调查统计的方法）、多学科综合运用的方法（如哲学方法与其他某个或某几个学科方法综合运用的方法）等。广义的研究方法除了上述方法外，还包括研究方式。研究方式是就研究所采取的一般取向或路线而言的，如纯学理式的、纯应用式的和两者兼有式的。从当代哲学研究日益从学术殿堂走进生活世界的总体趋势来看，应从广义上对中西价值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因为当代中西 （特别是西方）价值哲学的许多学术成果都是由研究方式的转换而取得的，不考虑这一点难以说明许多学术成果的产生。
进行研究方法的比较，主要是比较当代中西价值哲学研究各自主要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各自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之间的关系，以及研究方法对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的影响。这里比较研究方法好坏优劣的标准是研究方法的效能。效能有二维的指标：一是有效性，即方法是否能有效地达到目的；二是经济性，即方法是否能以尽可能小的投入达到尽可能大的产出。对效能还要进行两方面的比较：一是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之间的关系，二是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
2.与学术相联的还有时代的、社会的视角。价值哲学作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升华，同时又会对社会生活特别是人们的观念产生重要影响：“人们生活的环境在决定他们的哲学上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反过来他们的哲学又在决定他们的环境上起着很大的作用”（罗素，第12页）。因而，比较研究不能仅仅从学术本身的视角进行，还应当从中西价值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它们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它们与社会交互作用的历史过程等多维度的广阔视野进行。
(1)时代的视角。中西价值哲学的理论及其方法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因而比较研究必须观照时代这一重要视角。当代中西价值哲学虽然都产生于现代文明的时代，但是现代文明的进程在当代中国和在当代西方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如西方是现代文明先行的区域，中国则是现代文明后起的国家。这一事实是进行当代中西价值哲学比较研究必须考虑的。因为这两个事实不仅为当代中西价值哲学的差异提供了解释的根据，也为我们通过比较研究吸纳、借鉴西方价值哲学提供了辩护的理由。
(2)社会条件的视角。现代文明不是抽象的，而是体现于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不同社会中的，而且不同国家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这就使现代文明具有不同的社会个性特征。这种具有个性特征的社会才是价值哲学产生的真正土壤，用黑格尔的话说，“一定的哲学形态与它所基以出现的一定的民族形态是同时并存的：它与这个民族的法制和政体、伦理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中的技艺、风俗习惯和物质享受是同时并存的”（黑格尔，第55页）。进行当代中西价值哲学比较研究也必须同时考虑这种具体的社会条件，把各种理论观点与其社会条件联系起来考察，以明确哪些是彼此不可吸纳、不可融通的因素，是要被过滤掉或扬弃的。例如，西方有着深厚的基督教文化传统，这种传统程度不同地影响着当代西方价值哲学，受这种文化传统影响的一些价值哲学观点及其精神对于不具有这种传统的中国可能是不适合的。比较研究这些作为价值哲学基础的社会条件之间的差异，可以使比较研究更理智，使其成果更具有可接受性。
(3)社会影响的视角。即比较研究当代中西价值哲学是如何对它们生长于其中的社会生活发生作用的，以及作用的广度和深度如何。同样在现代文明背景下产生的中西价值哲学，对各自社会产生的影响并不相同，即使同一国家同时代的不同价值哲学观点对社会的影响也不相同。因此只注意学术、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这三个方面是不够的，还要研究中西价值哲学各自的社会影响及其途径和方式和彼此之间的差异及其原因。这种比较的主要意义有二：一是可以使我国的价值哲学研究更注重社会效益，克服可能影响其社会效益的因素；二是通过社会影响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真正有价值的价值哲学理论并进行适当地吸纳和借鉴。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有不少价值哲学理论看起来似乎很完美、圣洁，但却不具有现实性，因而如果我们把它们当作真正有价值的理论引进，将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
麦金太尔在谈到道德哲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时指出：“事实上，无疑的是，道德概念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我有意不写成‘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是因为这可能意味着，社会生活是一回事，而道德则是另一回事，两者之间仅有外在的、偶然性的因果关系。这显然是虚假的。道德概念不仅体现在社会生活方式中，而且部分地构成社会生活方式。我们将一种社会生活方式与另一种生活方式区别开来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识别道德概念上的差异。”(MacIntyre, p.1)价值哲学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是交互作用、不可分割的：时代和社会孕育、催生着价值哲学，价值哲学反过来又影响着时代和社会，这是一个互动的历史过程。中西价值哲学比较研究就应当考察和分析中西价值哲学与其时代、社会的这种互动历程。从这个视角进行比较研究，不仅会使研究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和理论的说服力，而且可以更好地实现比较研究的目的。
四、比较研究的内容和途径
根据以上所述，当代中西价值哲学比较研究应当包括以下六项基本内容：
1.对当代中西价值哲学的发生及其演进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作为当代中西价值哲学基础和前提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和理论根据；二是当代中西价值哲学各自是在什么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和理论前提下，为了解决什么时代问题、社会问题或理论问题而兴起的；三是在各自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中，研究的重心是否发生变化以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变化与时代和社会的关系怎样；四是从时代、社会、逻辑的角度研究各自的主要特点和经验教训。通过这一研究弄清在当代世界价值哲学研究中，特别是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看，我国价值哲学研究所达至的阶段、所具有的地位以及未来可能的和应有的走向。
2.对当代中西价值哲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的比较研究。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价值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很不相同。西方价值哲学起步比我国早，比较研究双方关注的主要问题的差异及其变化的过程，对于我们具有启示意义，能使我们的研究尽快进入世界研究的前沿。这方面的比较研究要重视当代特别是世纪之交中西价值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探讨关注这些问题的原因、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和取得的研究成果。通过这一研究了解存在着哪些西方已经或正在关注、而我国尚未关注但却将会凸显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以便我们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3.对当代中西价值哲学研究方法和方式的比较研究。主要比较当代中西价值哲学各自采用了哪些主要研究方式，各自使用了哪些主要研究方法，并从学术成果和学术影响的角度对各自研究方法和方式的效能进行分析评价。通过这一研究使我们认识到研究方法和方式的更新转换对于学术成果和学术影响的意义，明确我国在研究方法和方式方面的差距并考虑如何加以必要的引进和使用。
4.对当代中西价值哲学主要成果的比较研究。主要分析中西价值哲学研究各自取得的研究成果及其时效性、适用范围、质量、价值及其社会影响、历史地位，特别是研究西方那些具有国际影响的价值哲学成果的意义及其产生的条件。通过这一研究了解中西价值哲学的学术前沿以及我国价值哲学与西方的差距及其原因，了解西方有哪些成果可以为我国所用，哪些则不适合甚至对我国有害，从而为我国的引进吸纳提供依据。
5.对当代中西价值哲学社会作用的比较研究。主要分析中西价值哲学对政府、公众及其他学科和社会文化的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影响的主要途径和方式等问题。通过这一分析了解我国价值哲学在社会影响方面与西方存在的差距，弄清妨碍我国价值哲学发挥应有社会作用的原因，使我国的价值哲学研究更关注现实、面向生活，注重对政府、公众和其他学科的作用。
6.对当代中西价值哲学研究者治学精神的比较研究。我国与西方价值哲学不仅存在着差异而且存在着差距，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导致差距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不可否认的一个因素是研究者的治学精神。笔者感到，我国价值哲学之所以缺少质量高、影响大的学术力作，与研究者治学精神上存在的问题直接有关。在我国，价值哲学研究像在其他学术领域一样，普遍存在着如下问题：坐而论道，自我封闭，不主动适应时代变化，不关注社会现实和生活世界，不注重吸收其他学科与国外的成果、方法和经验，不重视学术合作与学术成果的推广普及，急功近利，浅尝辄止，不愿作长期、深入、艰苦的学术研究，等等。有学者对我国目前的学术状况作了这样的描述：“且不说学术界近年剽窃抄袭者如过江之鲫，更为触目惊心、贻害无穷的是泡沫‘学术’漫天飞，垃圾‘学术’遍地堆。”（李醒民）因此，我们要了解西方研究者的治学精神中有哪些值得我们吸纳和借鉴的地方，了解优良治学精神的养成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学术制度、教育影响和个人努力。
不难看出，当代中西价值哲学比较研究的工程浩大，而且有相当大的难度，不是通过一个或几个专门课题或项目所能完成的，而是需要我国价值哲学研究者的通力合作。⑥在这方面，必须改变我国学术界目前学科分割、各自为阵的格局；除了需要有一批学者专门或侧重比较研究当代中西价值哲学外，还需要众多专门研究中国价值哲学和西方价值哲学的学者，各自从中西两个视域、通过中西比较来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港、台地区的学者做得比较好，他们中无论是从事中国价值哲学研究的，还是从事西方价值哲学研究的，大多具有中西双重视角，并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中西比较。他们的这种方法值得大陆学者学习。
注释：
①如刘奔、李连科的《略论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光明日报》
②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我国伦理学界在这方面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组织召开的全国应用伦理大会、出版的《中国应用伦理学》和主办的应用伦理学网站，在推动价值哲学关注现实问题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③如李德顺的《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罗国杰主编的《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袁贵仁的《价值学引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江畅的《幸福与和谐》（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
④据笔者了解，在西方国家，关于这些方面的一些有影响成果已被编辑成各种不同的哲学或伦理学读物作为教材或参考书面向公众广泛发行，而在我国却鲜为人知。如Oliver A. Johnson and Andrews Reath(ed.), Ethics: Selections from Classical & Contemporary Writers, 9th edition(
⑤例如，在Steven M. Cahn & Peter Markie(ed.), Ethics: History,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Issues(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中，就把叔本华、尼采、萨特等人的著述列入其中作为伦理学的读物。
⑥按我国哲学学科专业的划分，不仅伦理学、美学、宗教学属于价值哲学的领域，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中也都包含有价值哲学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国从事价值哲学研究的学者阵容还是比较大的。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1959年：《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
[2] 江畅，2004年：《论伦理学的问题论转向》，载《哲学研究》第1期。
[3] 李醒民，2005年：《学术创新是学术的生命》，载《光明日报》
[4] 罗素，1963年：《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
[5] 俞吾金，2005年：《学术规范的灵魂是学术创新》，载《复旦新闻网》
[6] 张岱年，1998年：《谈谈中国文化》，载《河南林业》第4期。
[7] MacIntyre, Alasdair, 1967, A Short History of Ethics, London: Routledge & Kagan Paul Ltd..
[8] Rachels, James, 1998, "Introduction of modern ethical theory", in Steven M. Cahn & Peter Markie(ed.), Ethics: History,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原载《哲学研究》2007年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