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柯亨(Gerald Allan Cohen)，生于1941年，牛津大学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社会和政治理论教授。柯亨的代表作是《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1978)，并因此书而名震学界，成为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旗手和主要奠基者。他的主要著作还有：《历史、劳动和自由：来自马克思的主题》(1988)、《私有权、自由和平等》(1995)、《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怎么你那么富裕？》(2000)等。笔者曾于2005年3月在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对G.A.柯亨进行了采访，内容主要涉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以及现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以及对部分社会现实问题的看法。现将采访内容翻译整理如下。
问：现在可以说，正是20世纪70年代末您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的出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和分析方法结合的历史大门，接着产生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你能比较详细地回顾一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经过吗？
答：好的。1978年，挪威哲学家、社会科学家约·埃尔斯特读了一本我写的那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当时我们还互不认识，那时我正在通读一本他提交给剑桥大学出版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典型原本》。我们彼此惊喜地发现对方使用了一种我们彼此都主张的不妥协的分析路径来探讨马克思。这尤其意味着我们都不相信一种被称做辩证法或者以其他某个相同的或者甚至更自以为是的名字传播的特殊的马克思主义方法。作为分析的意味着一种需要做但往往不被（那些缺乏分析能力和／或者热情的人）做的进行区别的倾向，并且也是一种使争论尽可能清楚的倾向，以便它们清楚的前提和结论能够经受得起严格的检查。我们谁也没有在大多数马克思主义专业人员的工作中发现这些倾向，而我们高兴地在彼此的工作中发现了他们。
在以下意义上，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热情地相信许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论题，尤其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资本主义是一种压制人潜能发展的不公平的剥削制度，在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里人的潜能得以很好的发展是可能的，并且这个社会用那些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没有超越的方式是不能达到的。但正如我说的，我们不相信一种特殊的马克思主义方法，也不相信劳动价值理论。我们都相信资产阶级经济学基本上是合理的，它有资源来纠正它自身的不足，并且社会科学和哲学中的主流分析技术是十分丰富的。
埃尔斯特主动联系，他提议在伦敦召开一个会议，（这样）1979年9月大约12个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至少是左翼的研究剥削问题的学者在伦敦大学学院哲学系（我当时在那里教书）会面了。我们发现，通过交流我们志趣相投并且令人兴奋，所以1980年9月一个在大致相同范围内同样还是关于剥削的会议在伦敦进行了。那次会议结束后，我们决定每年举行一次，但不再局限于讨论剥削问题，而是以一种分析的风格，更一般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工作。这样，九月小组于1981年9月在伦敦诞生了。
在我们的第一次会议上，我建议我们称自己是非胡说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该提议获得了非正式的通过。该提议富于战斗性的名称反映了我们认为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是在缺乏完全理性真诚的（情况下）被实践着，但是给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明确表达加了一个非常教条主义的尾巴，并且当他们面临挑战时就退却到含糊晦涩。我们认为对那些明确表达有一个坚决的开放态度是必要的，它意味着在被解释的意义上是分析的，并且它将会导致对继承得到的明确表达进行必要的修正和现代化。1981年埃尔斯特第一次公开使用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那是他在芝加哥大学开设的一门课程的名称。在1985年标志性出版物被称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卷（约翰·罗默尔编辑）面世以后，这个团体就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为公众所知了，但是它也被称做“九月小组”，并且，不特别公开地，被称做“非胡说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自1981年以来，三、四个新成员加入了，两个人——约·埃尔斯特本人和亚当·普泽沃斯基——离开了。我们坚定地继续到今天，但我们的兴趣已经有了分歧，并且如果许多人否认我们现在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我相信我们中的大多数还相信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论题使埃尔斯特和我在1987年走到了一起，并且如果有人否认我们现在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虽然我们中大多数人还想要我们的思想被认为是非胡说的，但是我们中已经很少有人关心我们是否还应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
问：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特征即是使用了分析的技术和方法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那么这一分析方法主要有哪些？
答：我们使用的是社会科学中的主流方法论。这个作为理性技术的主流方法论形成于几个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主要是母语为英语者）社会科学和哲学思潮之中。这个技术一般广义上被称为“分析的”，因为它们的使用一方面要求和促进陈述的精确性，另一方面要求和促进论证的严格性。我们能够区分三类这样的技术。
首先，是在20世纪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哲学中发展起来的逻辑的和语言的分析技术，它最初在德语世界，随后作为纳粹主义的一个结果在英语世界里占据了统治地位。其次，是源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分析技术，但是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给出了数学形式，这主要源起里昂·瓦尔拉斯和阿尔佛雷德·马歇尔时代。最后，是从新古典经济学中发展出来并驾齐驱的选择、行为和策略描写技术：那些技术属于现在所谓的“决策理论”、“游戏理论”和更一般的“合理选择理论”，它们在现代政治科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现在，讨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通常称三个人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G.A.柯亨、约·埃尔斯特和约翰·罗默尔。大致来说，柯亨主要和上面所确定的哲学技术相联系，罗默尔主要和经济学技术相联系，政治学家埃尔斯特主要和合理选择理论相联系。
问：你认为，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在众多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派别和思潮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答：我对讨论这个话题没有兴趣，因为我认为那应该是别人做的事情。当然，我同意你所说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问：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目前是怎么一个研究状况？
答：可以说，目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衰落了很多。目前主要的研究者联合起来研究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中哪些能被保留下来，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要义。同时他们现在仍然在做激进的左翼工作，但这实际上不能再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至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我认为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有很多的不同方式，比如你信仰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或者你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等等。作为个人，我相信很多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的东西，但我不是只相信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的东西，如你所说，我是运用分析方法重构马克思主义，所以，如果根据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初定义，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问：在你的作品中对辩证法没有讨论，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角度你怎么看待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答：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拥有一种有特色并有价值的方法。有的人相信它包含有这么一种方法，他们称之为“辩证法”。但是我们相信，尽管“辩证的”一词并不是一直被不清楚地使用，但它从来没有以清楚的含义指称一种可以和分析方法相提并论的方法。并且，我不认为下面这个最近的例子描述了这么一种方法：“这确实是第一次我们能给出辩证法的含义：一种特别适合历史的真正结构中阶级斗争的决定性作用的解释逻辑或者形式”。（艾蒂安·巴里巴尔：《马克思哲学》，第97页）如果你快速地读那个句子，它能够听起来是相当正确的。解决方法是非常慢地阅读它。所以，我们认为：没有一种辩证形式的推理能够挑战分析推理。那种认为辩证法是分析对立面的信仰只在一种不清楚的思想的空气中成长。
问：在你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中没有对阶级问题进行论述和分析，而阶级问题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主题，这是为什么？
答：在我的第二本书《历史、劳动和自由》的第一章中对为什么我不详细讨论阶级的问题有一个全面地解释。
问：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你和约·埃尔斯特教授之间关于功能解释有两次大的辩论，现在时过多年，你还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功能解释吗？另外，当时你认为功能解释和后果解释的关系是不清楚的，现在你有新的补充吗？
答：我仍然相信（并非整体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被解释为提供了功能解释。但是关于功能解释和后果解释，我目前还没有新的思想。
问：如你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2000)的序言中所言，在“分析的”广义上，与所谓的“辩证”思维相反，在“分析的”狭义上，与可被称为的“整体”思维相反，那么，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理论和社会实践的处理中会不会因为其分析思维方法的选择而失去或者欠缺对“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方面的考虑，还是说，你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包含了“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的合理部分？
答：好的。很明显，我同意你的第二个选择。但是，这个问题很难简单地说清楚，如你所知，在毛泽东的《矛盾论》中对“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进行了论述。虽然你刚才说，在中国有一种观点认为分析推理不如辩证推理更能描述社会发展规律，但我们认为，所谓的辩证地思维，我甚至真的不知道它们到底想说什么。它们被毛泽东看做矛盾，并在战争中运用，给出了几个例子，但这并没有使问题非常清楚地得到解释。所以，联系到广义上的辩证思维，它的规则是不清楚的，我不清楚它到底想说什么，不想说什么，当然，我不是说演讲，而是说逻辑上。无论如何，关于整体，理解整体的性质以及它与部分的关系，整体是如何由部分来解释，是非常重要的。至于说分析思维会不会因为强调部分而失去整体，我认为如果逻辑地思维，那是不会的。譬如，我们思考人的身体，怎么理解人的身体呢？要通过细胞。怎么理解细胞呢？要通过化学分析。所以我认为，确切地说，这里没有整体。这是我的观点。
问：你认为只有一种方法——也就是分析推理方法——是理性的而没有其他的方法了吗？如你所说，一个理论要么是胡说，要么是分析的，而没有其他的选择。你能解释一下你这么看待的原因吗？
答：实际上，这里存在一个例子，它既不是分析的也不是胡说的马克思主义，它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和胡说不一样。胡说者随时改变他的立场，并且在批判的攻击下常常这么做。教条主义者则面对所有的批判保持他的信仰，他会尽可能地对批判做出反应，他甚至可能承认他对特殊的批判没有好的反应，但仍然坚持他教条式的观点是成立的。
我们认为，一旦（如我们可以指出的）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遇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那么它就一定或者变成分析的或者变成胡说的。例如，在化学开始揭示元素结构之前，你能是一个可敬的“整体论的”化学家，但是，一旦取得了那样的进步，再坚持整体思维就是反启蒙主义的了。
你明白，作为分析的只是意味着使一个问题非常精确。面对一个问题，你可以面对或者回避，如果要做出回答，那么就必须是分析的；如果回避它们，那么就会胡说。
问：在中国，很多学者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征。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答：说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理论，是指导如何进行实践的学问，本质上是实践性的，而非理论性的，那么我不认为这是真的。我们知道，毛泽东运用新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战争，反对迷信。但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他首先要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需要改造的，而这需要分析（方法）。比如，在化学中，要考虑所有不同的化学元素，以及它们是怎么组成的。当你知道化学（理论）的时候，你就可以在实践中运用它，制造化学物品。但这不意味着这原则是实践的。在实践之前，你要知道什么是可实践的，理论上你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比如，你是个医生，你头痛了，要弄清楚是怎么头痛的，什么药物可以治疗头痛，为什么这个药物可以治疗头痛，而另一样药物为什么不可以，等等。而直接去看医生拿药是实践的。所以说，必须先知道理论，实践不能直接解决问题。也可以如你所说，分析是实践的基础，但不同于实践。
问：如你所说，资本主义是一个压制人潜能发展的不公平的剥削制度。那么，怎么在资本主义体系内消灭这个不公平的剥削制度呢？你认为资本主义本身是不公平剥削产生的根源吗？
答：我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通过各项调整措施以降低剥削程度和减少剥削现象，但我不认为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剥削（制度），除非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问：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否可以被称为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九月小组”是否可以被看做一个学派？
答：我认为，最初我们的“九月小组”是可以被称为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学派，但后面就不可以了。至于具体的分界时间，我现在很难说清楚。
问：社会主义本身既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理论课题，更是一个充满曲折、充满希望的实践问题，您如何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答：在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人们的认识曾有过问题，比如过去长期以来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而经过实践的证明，这是有问题的，是（实践中）走不通的。现在中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当然，也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但我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有问题。我认为必须运用分析方法来寻找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合理部分，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进行科学地梳理，以重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
（原载《哲学动态》2007年1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