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传播是科技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采用何种科技传播模式对科技发展有很大影响。晚清时期（1840-1911年）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启动近代化，从西方引进科学技术，但结果却大不相同。日本很快成为科技强国，而中国却逐渐沦为半殖民地，从两国科技传播模式的差异可看出其端倪。
一 科技传播模式的涵义
所谓科技传播模式是指由诸多有关科技传播要素构成的联结方式。科技传播要素不同以及联结方式不同，就形成不同的传播模式。科技传播的要素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内核要素，主要包括科技传播的主体(Who)、科技传播的方式(Way)、科技传播的内容(What)，简称3W。其中，科技传播主体是指进入科技传播过程，并使科技传播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和完成的、由现实的个人所组成的系统。[1]科技传播主体既包括传播者又包括受传者。科技传播的方式，按主动吸收和被动吸收，可分为主动式传播方式和被动式传播方式。科技传播的内容，从大的方面可分为科学传播和技术传播，具体又可分为科学知识的传播、科学精神的传播、科学方法的传播、各种技能、技艺的传播以及相关的文化、制度传播等等。另一类是外部条件，包括科技传播的资金(Investment)投入、科技传播的人才(Intelligence)保障、科技传播的制度(Institution)基础，简称3I。显然，这些要素以及它们的联结方式即科技传播模式是与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密不可分的，因而一国采用何种科技传播模式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二 晚清时期中日科技传播的内核要素比较
（一）科技传播主体的差异
1.传播者的比较
(1)西方传播者作用的差异
首先，从西方传教士对两国科技传播的作用来看，两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根据史料，早在康熙十二年（1674年）以前来中国的著名西方传教士达90余人，而日本在1868年以前总共才有6人，两者相差甚远。传教士在当时的中国可谓是具有多重身份，不仅是宗教的传播者，而且也是西方科技文明在中国传播的主力（在中国广泛开设教会学堂、教会医院、译书馆等），甚至充当了清政府与西方国家的交涉中介，可见传教士在晚清近代化过程中的影响深远，而此时的日本，由于没有可依赖的对象，因此在学习西方的各个方面都要依靠自身，相比之下西方传教士对日本的影响要远逊于其对晚清的影响。
其次，从依赖外国科技人员程度来看，两国也有很大的差异。以京师大学堂和东京大学比较，根据京师大学堂教习执事名录（1903-1906年），物理、化学、算学、动物学、生理学、图画、伦理等自然科学的教习均由日本人担任，中国教习无一人。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的学术界还很依赖于西人（包括东洋人）。而早在1887年东京大学理学院13位教授中西人仅占2位。正如日本科技史学家汤浅光朝所说，日本的学术发展很快渡过了需要辅导的少年期。开始渐渐出现了可以向国际学术界提出的成果。[2]由此可知日本只把依赖西人作为过渡时期的特殊办法，然后则尽快以本国人取代。相比之下，晚清却迟迟不能摆脱需要辅导的少年时期。
(2)本国传播者的差异
首先，掌握外语的水平存在着差异。以洋务运动时期的译书为例，实际上多是由通晓中文的西人口授、中国学者笔录。反观日本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到了19世纪70、80年代，日本人就得以独自完整、准确地译出大量西方经典著作了。虽然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晚清的译书主体开始由传教士向留日学生转移，但是西学毕竟是源于西方，日本的“西学”是经过日本人改造过的，对于“二手货”，留学生缺乏鉴别和消化，这样必然影响了西方科技在中国传播的质量。[3]因此，两国学者整体外语水平的差异影响了西方科学技术在两国传播的深度。
其次，归国留学生地位的差异。这一时期中国虽然开始注意培养科技人才，选派诸多学生出国留学，但仍无法摆脱封建等级和身份的约束。留学生归国后，在工作和待遇上还颇受歧视。纵使通晓西学的佼佼者，若无功名（通过科举考试），使用时也会遭到歧视。当时就有人对中日两国留学生不同的际遇作过比较：“日本现执政大臣，多与我出洋学生同堂肄业，岂中国学生资质尽处人下哉！盖用之则奋发有为，从有自靖自献之恩。不用则日就颓落，从有自暴自弃之境。”[4]正如洋务派领袖人物张之洞分析的日本致强的原因：“伊藤、山县、木夏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国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5]可见中日留学生回国后的社会地位是有天壤之别的。
最后，近代企业创办者思想的差异。晚清时期中日两国近代企业的创办者以李鸿章和涩泽荣一为代表，李鸿章提出了“官督商办”的原则，涩泽荣一提出“论语加算盘说”。李鸿章在1872年创办轮船招商局时提出的“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所有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6]正如当时英国人对李鸿章作如下评价：“中堂之面目心思，但见其为中国谋得财，未尝显其为华人谋生利也。”[7]因此，李鸿章等洋务官员更多地吸取了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政策的传统，直接借鉴了封建社会官办手工场、官督民营采矿业的做法，从制度模式上保证政府对企业的控制。而日本的涩泽荣一认为，在明治维新后日本所处的环境中，要实现国家富强、社会健全发展和增进国民福利，唯有从事道义上正当的事业。即以符合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利益，作为资本主义经营的最高原则。[8]因此，他给孔孟之道以新的解释，指出孔子并不轻视富贵，只是强调不能“淫于富贵”，要按“正道”取得富贵。他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办好企业，就是协助国家实现“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的国策，这就是义。通过企业经营追求利润，增殖资本，是在为整个国家增强实力。这样，“义”和“利”就统一起来了。[9]通过两国近代企业创办者思想的比较，我们认为晚清的洋务派想要把创办的近代企业纳入到封建官僚的体系之中，为其封建专制统治服务。而日本的维新派则是托古改今，修改古代经典著作，使其迎合西方科学文明的传播。
2.受传者的差异
首先，受传者的范围不同。由于晚清的顽固势力的强大，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对西方科学技术排斥的现象，真正接受西方科技文明的人并不多，主要集中在洋务学堂、教会学堂以及留学海外的学生和在中国开办的近代企业、医院里的工作人员。相对这一时期的日本则完全不同，由于普及义务教育的开展，受传者上至天皇、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举国兴起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热潮。其次，受传者的层次不同。晚清的学制改革要远远落后于日本，正当清政府废科举、兴学校时，日本明治政府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下至小学教育、中至中学教育以及职业技术教育、上至大学教育以及研究生教育都已相当完备。尽管在学制改革前，清政府开办了许多洋务学堂，但其层次也只能算是留学生的预备学校以及培养技术工人的学校，两者在层次上相差很大。最后，受传者的目的不同。根据史料，晚清的洋务堂的学生主要来源于贫苦家庭。因为洋务派会为学习西学的学生提供食宿以及学习的一切费用，对于贫苦家庭的学生无异于一条减轻家庭负担和进军官场的道路。相反，由于日本传统的武士精神，受传者学习西学完全是要为天皇尽忠，振兴日本而学习。因此，可以肯定至少在学习的初期他们之间的学习目的是有着很大差异的。
（二）科技传播方式的差异
近代西方科技向东方国家传播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被动式”的传播，即西方国家向东方国家派出传教士、外国顾问，在进行殖民主义文化侵略的同时，也传播科学技术，使东方国家被动地接受西方科技的传播。另一种是“主动式”的传播，即东方落后国家主动地有组织性、有选择性地向西方学习科技知识。如近代教育机构的设立、派遣留学生、招聘外国专家和技工、近代工业企业的创办以及参加和举办工业博览会等。
晚清时期，中国的科技传播方式虽然在后来有一些“主动式”传播，但始终没有摆脱教会学堂的“被动式”传播，带有浓重的殖民地色彩。如到1905年仅在基督教会严密控制下的学校就多达2 585所，学生人数为57 600余人，1907年，这个数字又猛增，仅美国所办的学校就多达1 195所。[10]相比之下，日本在科技传播的方式上明显强于中国。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主动式”的传播逐步成为科技传播的主导方式，表现在不仅教会学校逐渐退居教育系统的次要地位，还注重从企业内培养技术工人以及参加万国博览会和努力在国内建立博物馆、举办工业博览会来扩大科技传播的受众。
（三）科技传播内容的差异
这里，仅以洋务运动时期创办得较为成功的机构——船政为例，分析这一时期中国有关科技传播内容的情况。1877-1911年该机构赴欧学生专业结构见表1。
由表1可见，赴欧留学生中学习军用技术的有81人。虽然工科中有14人学习民用技术，但不难发现这些民用技术实际上是为军用技术的支撑和补充。惊奇的是学习理化的学生只有1人，而学习社会科学的学习也只有11人，其中学习国际公法和法律的就占了9人。这就充分说明了晚清政府官方学习西方文明仍然是以“器技”为主，在学习社会科学方面也只是学习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法律方面的知识。
而此时日本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早在倒幕成功后的1870年颁布《海外留学生规则》，就正式确立了留学政策，其不仅规定了选拔留学生的规则和留学生的行为规范，而且还规定了留学的国家和学习科目，其内容详见表2。
通过表2可知，近代日本在学习西方文明时，虽然重点引进西方科技，但也比较注重学习西方的法律、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文明。由表1和表2可以看出晚清中国官方的科技传播内容主要处于“器技”传播阶段，而此时日本则处于“器技”、“制度”同时传播阶段。因此，晚清时期中日两国科技传播就拉开了距离。
三 晚清时期中日科技传播的外部条件比较
（一）科技传播的资金投入的差异
晚清时期，由于近代教育机构是科技传播的主要场所，因此中日两国科技传播的资金投入的差异可以在近代官方教育经费投入上得到反映。据有关晚清洋务学堂的资料，洋务学堂的经费均来自所办洋务经费之中。正如李鸿章在创办天津武备学堂时所言：“现时学堂经费，除洋弁已遵旨酌定薪俸，教习、翻译各员应酌量差事繁简，分别开支薪水外，其余学生饮食、纸币、器具、奖赏等项及添造住房购买西洋兵事书籍、图画、测量仪器各种，均拟在北洋海防经费内撙节开支，按年核实汇报。”[11]可见教育经费根本无法保证，教育经费被挪用的事常有发生。虽然在1905年新式的、独立的中央教育财政机关产生，学部统一管理中央政府直接投资于传统教育和新式教育机构的费用，但清末中央财政已濒临崩溃，无统一筹划和统一调拨教育经费的能力。如1911年财政预算，总支出为298 448 365两，而学部和各省教育经费合计不2 747 477两，只占不足1%。[12]可见已是捉襟见肘了。反观日本在公共教育经费的投入见表3所示。
通过表3可知，日本明治政府在公共教育上的投资经费是逐年上升的。虽然公共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有所变化，但由于国民收入的剧增，增长趋势很迅猛。到1910年日本在公共教育上的投入达85 317（千元）比1885增长了近7倍，足见这一时期两国在科技传播上的资金投入相差甚巨。
（二）科技传播的人才保障的差异
科技传播的人才保障归根结底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而人才的培养依赖于教育的发展，人才的引进则依赖于招聘洋员洋匠的效果。晚清时期，中日两国科技传播的人才保障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首先，学堂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差异。晚清学堂包括教会学堂和洋务学堂，它们主观上不是为了传播西方科技，而是以传教或“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主要目的。虽然它们客观上促进科技在晚清的传播，但相比此时日本的学校教育，差距还是很大的。从规模上看，至1896年为止，晚清各地洋务派开办的洋务学堂有34所，而日本早在1886年，各级学校在校生总数为290万人。其中初等教育有280.2万多人，中等教育有1.7万多人，高等教育有1.2万多人。[13]据不完全统计，到1886年日本已培养出6千多名各种高级人才。他们在近代资本主义草创时期，为掌握科学技术，管理近代国家和近代经济，以及发展近代文化教育事业，都做出重大的贡献。
其次，科技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差异。晚清科技传播人才培养模式主要以学堂教育（教会学堂与洋务学堂）和留学生教育为主，形式单一、规模较小。而日本则完全不一样，除了拥有近代学校教育系统外，还有一个由企业系统职工在职教育、技术培训、职工业余教育和社会教育构成的庞大的、多层次的教育网络。通过这样的再教育，企业职工基本都可达到较高的工作水平。由此可知，与学校教育系统相连接的企业内部教育系统，为日本企业提供了高质量的劳动力，促进了科技在社会上的传播。
最后，招聘洋员洋匠方面的差异。从洋员洋匠数量上看，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在新式军工企业中聘请约65名外籍专家和技工。而日本政府从明治初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聘请的外籍专家、技工累计达一二千人，[14]两者引进洋员洋匠数量上相差甚巨。从招聘、管理洋员洋匠的制度上看，晚清也是远逊于日本。如江南制造局洋匠未士科，1866年制造卷筒枪机器，“经营数月，糜费巨万，总未得手”，[15]其他洋匠所造“林明敦中针兵枪多有走火之弊，故各营未肯领用”，以致局中存枪堆积，造成极大浪费；[16]金陵机器局总监工苏格兰人马格里，1875年制造重磅大炮，竟在试放时炸裂，死伤兵士多人；[17]又如船政局正副监督法国人日意格、德克卑，自己“本非精于造船之人，所募洋匠帮办，艺亦平平”。[18]而日本政府对聘用外国人采取严格管理措施。对其中一些品行不端、不学无术，以及不服管束的外国人都予以解雇。因此，在洋员帮助下的日本，各项事业都得以建立并迅速发展，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不断涌现并实现了替代和自立。
（三）科技传播制度基础的差异
首先，教育制度的差异。晚清洋务派始终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过在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因此，在中日甲午战争前晚清政府没有建立起近代教育制度，仍然沿用“科举制度”进行选才。而日本明治政府早就意识到西方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是使学校教育与工商业协调发展，因此发展学校教育被视为应付西方列强的重要手段。日本明治政府于1872年颁布了新学制，教育近代化全面启动。表4体现了中日两国在教育改革时间上的差异。
据表4可知，中国翻译学校和综合性大学的创立、新学制的颁布以及近代教育行政机关的建立方面均落后于日本。它说明了近代日本政府很早就意识到科学教育对国家富强的推动作用，因此采取主动、积极的态度去发展教育事业，以推动本国科技的传播和发展。而晚清政府则是在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签订后，才开始向后起的日本学习教育制度。其学部的建立要比《饮定学堂章程》的公布要晚3年，足见其被动的局面了。
其次，留学政策的差异。派遣留学生是东方科技落后国家向西方学习科技的重要手段。据统计，洋务运动期间，中国政府派出的留学生只有209人。中国留学生学习内容主要以军用技术为主，奉行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指导思想，因此封建色彩较为浓厚。而日本从1862年至1912年共派出留学生683名。[19]虽然也是以军用技术为主导，但也重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学习，这正是明治政府“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础”的体现。另外，清政府的留学生选派政策“始终未能摆脱盲目性和被动性”。[20]如1881年，留美学生总督吴子登上奏：“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亦觉防范难周，亟将该局撤消。”[21]晚清洋务派迫于顽固派的压力，将幼童全部撤回，关闭留美事务所，让人甚是痛心。相比之下，此时日本的留学政策具有目的性和主动性。如：《海外留学生规则》（1870年）、《贷费留学生规则》（1875年）、《公费留学生规则》（1882年）等等。总之，这一时期日本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确保留学成功的政策，并且以法律和法规的形式加以确保。由此可知派遣留学生成为当时日本向西方各国引进科学技术的基本国策。
最后，科技传播管理机构的差异。晚清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科技传播的专职管理机构尚未形成，洋务学堂的管理则由各洋务派自行管理，而教会学堂则完全不在政府的管辖之内。同时，全国尚无统一的选派留学生的管理机构，各省督抚、南北洋通商大臣、福建船政大臣等均参与过留学生的选派工作。[22]科技传播的专职管理机构则是在晚清“新政”时期逐步形成，且倾向日本学习。而此时的日本情况则完全不同，很快建立起科技传播的专职管理机构。如1870年春，外务省设立洋语学所和汉语学所。工部省设立工学寮，专管工学教育和向海外派遣留学生事宜。同年秋，司法省设明法寮，其中的法学校，专门培养法学研究人才和法官，等等。
四 对晚清时期中国科技传播模式的反思
从内核要素看，晚清的科技传播系统模式可用图1表示。晚清的科技传播模式有很大的缺陷。首先，这一模式实际上包含了以官方主导的“主动式”传播和以教会主导的“被动式”传播的两套系统。而这两套系统的目标显然是不同的，晚清官方是以“求强、求富”为目标，而教会则是以传教为主要任务，附带进行科技传播，实行的是文化渗透和侵略。因而，它们的活动常常会发生冲突，往往造成科技传播的混乱。其次，从科技传播的内容看，晚清偏重于与军用技术密切相关的技术传播，大部分时期停留在“器技”传播的阶段，因此属于部分嫁接式，而日本则是整体移植式。再从科技传播的主体上看，晚清的科技传播者主要是以洋务机构和教会机构以及留学生和洋员洋匠为主，而受传者也是以它们培养学生和企业技工为主，因此传播主体范围比较狭窄，没有向大众普及科技知识的愿望。此外，晚清科技传播的资金投入、人才保障以及传播制度基础等等外部条件也都是远远落后于当时的日本。
图1 晚清科技传播系统模式图
中国当时为何会采用这样的传播模式？中日两国的科技传播模式为什么出现巨大差异？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我们认为这是由国家性质所决定的。晚清仍然是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其科技传播的实质也只是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其改革也只是增加一些机构，旧有的体制并未过分的触动。而日本此时进行的“明治维新”，彻底改变了国家的性质，即新兴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因此，日本实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等多方面的改革，促进了科技知识的广泛传播。晚清时期中日两国由于科技传播模式的差异导致了近代两国命运的不同。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完成了从封建制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在短短二十五年时间内就赶上了西方发达国家，逐步废除了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成为亚洲唯一的现代化强国。而中国则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尽管在清王朝的最后几年里，进行了“新政”，试图进行“日本式”的改革，但为时已晚，最后清廷在内外焦困中被自己建立的新军（西方近代建制的军队）所灭亡。
晚清科技传播模式的失败充分说明，任何东方落后国家科学技术的进步都要植根于社会环境这棵大树下，而不能部分嫁接式地单纯移植科学技术，因为近代科学技术毕竟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体现，应该整体移植包括科技制度、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同时还有为科学技术这棵嫩芽提供适宜的社会土壤和社会气候（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结出科学技术丰硕的果实。总的来说，晚清的一系列改革只是为了克服西方列强的疯狂侵略和国内风起云涌的人民起义，以至才在向近代社会的徘徊中，引进西方科技，改良装备，妄图以新式武器来适应新的时代，其对西方科技的传播和引进也只是挣扎求活的哀歌，其失败是注定的。
（原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年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