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推动了20 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的转向”,他开拓了西方文化看世界的语言视野。诠释维特根斯坦,可以有助于深入反思东方语言视野。现试从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和禅宗的“不立文字”角度,比较一下维特根斯坦的言语观与东方禅宗的言语观。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问题的提法是基于对我们语言的逻辑消解,由于自然语言有其重大的缺陷,所以有必要建立逻辑上完美的语言。他的书就是在研究怎样建立一种完善的语言,具体说,研究能够表达我们的思想的符号体系之逻辑基础,以便确定什么是“可说的”和“不可说的”。在《逻辑哲学论》的前言中他提出,“这本书的全部意义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凡是可以说的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 [1]。因此,他想为思想的表达划一个界限。“哲学应当为能思考的东西划定界限,从而也为不能思考的东西划定界限。” [2]所谓可说的和不可说的界限,实质上就是指语言的界限、思维的界限。前期的维特根斯坦全力以赴地从事“语言批判”,其论述的中心问题正是关于什么是可说的和什么是不可说的区别问题。
为什么对这些不可说的东西应当保持沉默呢?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通过对语言的分析考察,发现西方逻辑语言即理性语言的表述功能对于表现更深刻、更有价值的东西是苍白无力的,因为“逻辑充满世界,世界的界限也是逻辑的界限” [3] ,在逻辑语言界限外的东西只能认为是纯粹无意义的话。他用“不可说”来表述,一方面是希望人们不要滥用科学语言去打扰富涵极大价值和意义的形而上的世界,另一方面则告诫人们不要执著于语言文字,尤其是理性障碍的语言文字。因此,对于由逻辑和语法而建构起来的框架重重的西方理性语言文字,人们在认识世界的同时,一方面要借助它,一方面要超越它,以探寻语言界限外的世界,这样,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就有了禅宗的“不立文字”的意味。首先,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与禅宗的“不立文字”的态度相似。即它们在对于真理,即终极价值、绝对意义上的态度是一致的。在《逻辑哲学论》里,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世界的合理性在于命题的逻辑形式,由此揭示了语言世界意义的不可说性和形而上学的根源。“我们觉得,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得到了回答,人生(生命) 的问题仍然毫未触及。当然,那时已不复有问题存留;而这正是解答。” [4]世界的意义必存在于世界之外,世界里面,一切都是如其所是,一切都现如其所现。语言的界限意味着世界的界限。维特根斯坦将形而上学问题排除在语言描述、思想、认识的范围之外,绝不是要彻底否定形而上学领域的价值,相反,他是要将形而上学的意义从事实和逻辑世界中拯救出来,提升到价值的超验世界,以免沦落到事实世界的废墟中,失掉其神圣性和高贵性。维特根斯坦对待永恒价值的态度与康德的批判哲学思想相似,康德正是通过纯粹理性批判、通过划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界限来回答形而上学是如何可能的问题。维特根斯坦看到当时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家的语言混乱和逻辑错误,滥用科学语言,尤其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试图消灭形而上学,与之相关的哲学问题一再受到驱逐。维特根斯坦的弦外之音就是想维持形而上问题的地盘。形而上的内容不可用科学语言来表达,只有在不可说的领域里它才是可能的。保持沉默就是珍视其价值,确认其存在。防止科学语言对它的亵渎和误用。而那神秘的东西,就是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也即生命问题、伦理问题、美学问题、宗教意义、人生旨归问题等等。它们是更高的存在、价值的存在、终极的存在、最重要的存在。维特根斯坦澄清了逻辑语言和科学语言所能达到的领域,从而为形而上领域保留位置。禅宗的“不立文字”更是强调了佛法的精微深妙,不可臆测。真如妙理识自本心,见自本性,“诸佛妙理,非关文字”,“自用智慧常观照,故不假文字” [5]。“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6]这一微妙法门是以心传心,非假文字,一切的有为造作、思维推理只会远离正法,蒙蔽智慧。禅宗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只因妄想无明覆盖,不能见性。实性真如妙理,诸佛菩萨的慈悲加护之外,还要靠个人的悟性及努力。维科在《新科学》中曾提到,人类知识的真正目标不是在认识自然对象,而是认识人类本身。这与禅宗的“找回本来面目”、“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7]在一定程度上不谋而合。人生的最终目的,也是人生命的终极意义所在,就在于发挥潜能,契会法界妙理,实证本自具足的自性。恰恰要舍离言语文字,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因此,语言文字作为人类意识的产物,是一种相,人类将语言文字尽其解数,也无法描述真如妙理,一旦生硬述说,则演成文字之相。执著于文字相不知放舍,便翻成般若的障碍。《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诸微尘集成世界,乃至地上任何局部事物,均名一合相;即是假相。但凡夫之人,贪著如是假相,不知放舍。会得实相,一切如如! 所有假相莫能为碍;随时得见如来!”禅宗的核心就是“看破放下”,实相乃真如本体,有实体而无相无形,单靠语言无法达于彼岸,所以实相不但是不可言说的,一切有意为之的逻辑推理更是通向实相的镣铐和枷锁。正如五祖云:“诸三乘人不能测佛智者,患在度量也。绕伊尽思共推,转加悬远。” [8]所以,禅是逻辑的反面,逻辑具有思维的二元模式,而禅是心的整体。禅宗法门从修心上做起,从“行慧”中领悟,即在实际修行中,凭智慧自悟法理。禅看到了生命的非逻辑性,逻辑的局限性,人类意识形态的有限性,认为只有破除障碍(文字障和所知障);破除执著(分别我执和分别法执及俱生我执、俱生法执) ,在非语言的修行感悟中,才能进入这高妙的法门,洞见法界实体,度人世间的一切苦厄,达到大智慧大解脱的境界: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静、灵、乐俱足的永恒光明的世界。因此,尽管维特根斯坦与禅宗在终极意义的内蕴上有所不同,但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与禅宗的“不立文字”对终极意义的珍视和维护可以说是一致的。
其次,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的“显示”与禅宗“不立文字”的“筏喻”。维特根斯坦认为,思想的总体就是一幅世界的图像[9] ,凡是可以说的都是符合逻辑的,凡是符合逻辑的都是可说的。“凡可思者都可以清楚地思。凡可说者都可以清楚地说。” [10] 凡是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命题都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无意义的。所谓可说的东西,就是作为图像并符合逻辑语法的经验事实命题,它包括日常经验命题和自然科学命题,其中主要是自然科学命题。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所谓不可说的东西指的是“只能显现”、“神秘”、“应当保持沉默”的东西。但“不可说”的东西,是否就永远不可以说出来? 人类是否永远在追寻,却始终无法洞见那永恒的幸福、终极的意义?人类永恒的珍贵价值是否要永远泯没于沉默之中? 所幸的是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显示”,使人类的探索有了答案。“诚然有不可言传的东西。它们显示自己, 此即神秘的东西。” [11] “显示”是维特根斯坦表现不可说的东西的重要方式,它是非科学语言的表现手段。它突破语言的逻辑障碍,以非理性语言的方式直接表现世界,这种表达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音乐的美妙可通过声音的调配安排来实现;绘画的意境可以用色彩和空间的设计布局来展现; 在日常生活中,更可以用身体姿态,如眼神、动作等来表现某种深刻的东西。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尽管扑朔迷离,但还是有线索可循的,他写道:“我的命题由下述方式而起一种说明的作用,即理解我的人,当其既以通过这些命题,并攀援其上之时,最后便会认识到它们是无意义的(可以说,在其已经爬上梯子以后,必须把梯子丢开) 。……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必须沉默。” [12]所谓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的恰恰是科学语言,而不是说,人们无从表现和传达不可说的东西。因此,可以说“显示”就是展现真理的手段,如同海德格尔的“解蔽”、“澄明”,存在的显示即是最高的真理。不但如此,维特根斯坦还看到了显示的方式或手段与显示的真理的关系;真理呈现出来,即是显示的手段无意义、要丢弃的时候。这一点正如《金刚经》所云:“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筏喻”之说,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言语文字在引渡众生接近佛法妙理中的中介作用,语言文字在禅宗修行中也仅仅是通向真如实相的手段之一,是渡河之舟,而非彼岸,渡过之后即当舍弃,执著于筏则不能登岸。这与维特根斯坦的“他必须超过这些命题,然后才会正确地看世界” [13]是殊路同归的。如《楞严经》所云:“如人以手标月示人,彼人因指应当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为亡失月轮,亦亡其指。”语言如标示月体的手指,仅是媒介和手段,而非皎月,若将手指等同月轮,非但远离真如实相,而且会失掉语言的功能——亡指。禅宗的“不立文字”不仅涉及语言文字与佛禅真理的关系,更是意指真如妙理的传达方式,即显示的方式。禅宗祖师为使门徒能够自悟本心,更有禅定、参话头、拳打脚踢、棒喝等诸多非理性、超越日常生活、超越逻辑思维局限的种种方法,其中包含丰富的意蕴,以引导弟子,使真理耀自心光,于电光火石间,无明障碍被冲破,了达自性。因此,手段仅仅是一种方便,目的才是最终的归宿。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与禅宗的“不立文字”均看到人类语言的局限性,即言难尽意,言难达意。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看到的主要是科学、逻辑语言的局限,形而上的非逻辑性。禅宗“不立文字”则更关注人类固有的思维模式及语言的局限性,同时也是反逻辑的。“不可说”和“不立文字”都涉及了语文的工具性,即“筏喻”性,得真理以后,均要舍弃舟筏。
再次,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的抵达与禅宗的“不立文字”的妙语。维特根斯坦与禅宗对语言的态度是相近的,都意识到语言传达意义的功能和作用,同时也看到语言难以尽意的一面,维特根斯坦不想消极地否定语言或取消语言,与此相应,在可说的与不可说的之间划一界限才是他“语言批判”的核心问题。禅宗的“不立文字”也不是根本抛弃语言文字,而是要求人们莫执著于语言文字,并且超越语言文字的理障,目的是想张扬真如妙理的难以言传,不可思议,让人们放下对语言乃至一切虚妄之相的执著。开敷圆满自足的自性,实证菩提,达于彼岸。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意识到自己前期思想的局限性,认为逻辑语言虽然在表达上具有严密性和精确性的优点,但却丧失了人类语言的真实本性。“不可说”的只能“沉默”或“显示”。他通过日常语言,找到了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从而找到了西方的精神家园。“我们所做的乃是把词从形而上学的使用带回到日常的使用上来。” [14]他的语言哲学的转变实际上是一个走向人文精神的过程。“由于我们研究似乎只是摧毁一切有趣的东西,及一切伟大的和重要的东西(可以说摧毁了全部建筑物,留下来的只是一堆石块和瓦砾) ,那么,这种研究的重要性何在呢? 我们摧毁的只是些纸糊的房屋;我们是在打扫语言的大基础,而纸糊的房屋正是造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15]维特根斯坦在澄清和整理语言的意义和功能时发现,之所以会出现纸糊的房屋,在于它们脱离了充满生机的语言活动。语言游戏赋予意义以生命和活力,在丰富的语言活动中,生活的意义才得以凸现,生命的形式才得以彰显。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视野扩大了,看到了语言意义的开放性和多元性,是融入人类生命的东西。可见,生活形式是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的基石。“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语言游戏’一词的用意在于突出下列这个事实,即语言的述说乃是一种活动,或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 [16]语言就是生活,这样,在语言游戏中,维特根斯坦便消解了可说与不可说的界限,语词的意义和语言的游戏构成了一系列的家族,语言的用法就是世界的生命,终极的意义就体现在语词的活动中,语言游戏就展示着生命的意义。后期维特根斯坦关注日常语言的丰富性和活力,它远远超过逻辑语言的无生命性和僵化性。前期的“不可说”的东西和可说的东西在他后期语言哲学中融于语言实实在在的运用中,与生活、文化、思想、生存的基础血肉相连,生命便是意义,意义离不开生活,生命意义只能存在于生活形式中,而非横空出世难以企及。所以,维特根斯坦“不可说”的最终抵达是在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中实现的。禅宗的思想更是深入人类的生命本身,与人类的终极意义和生存状态息息相关,如《坛经》所云:“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禅宗“不立文字”与维氏的思想相似,也是让人们于日常生活、活动中去领悟。这种日常生活的范围更广泛,不但语言所出之处,甚至大自然所及之处,都充满萌动的禅意,青青翠竹,尽是禅意;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禅的真谛便是宇宙的奥妙。又如《圆觉经》所言:“……善男子! 一切世界始终生灭,前后有无,聚散起止,念念相续,循环往复,种种取舍,皆是轮回。未出轮回而辨圆觉,彼圆觉性,即同流转。若免轮回,无有是处。譬如动目能摇湛水,又入定眼犹回转火;云驶月远,舟行岸移,亦复如是。”禅宗的言语观更多的是让人跳出、超越、透脱使人轮回不息的无明障碍,“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17]。假相合成的世界终究是六尘(色、声、香、味、触、法) 幻影,最终还是要舍离出来,达于彼岸。禅宗这一思想就体现了出世间的特色,但这种出世,是以世间法为基础,如《坛经》云:“随其心净则佛土净”。而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还是在现世世界中,体验生命,体验永恒。禅宗的修行以心为本,从改造不适应的心态开始,离诸幻相,通过修行和诸佛菩萨的加持力,以反观自性,认识到自性的本来面目,从而发挥人的巨大潜力和创造力,使人生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18],语言澄明着真理,真理永远超越语言。通过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与禅宗的“不立文字”的比较,期望能为东方言语和现代西方言语观的对话和交流提供启示和借鉴。
（原载《社会科学》2002年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