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列宁的意识形态论[1]主要形成于19 世纪至20 世纪之交（1924 年以前）；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创始人之一，葛兰西的意识形态论[2]则主要形成于20 世纪20~30年代。无论是出于他们所共享的身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共同关心的议题（意识形态概念、理论与实践），还是考虑到时间上的前后承接性[3]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论所带来的继发[4]学理影响和实际意义，我们都有很好的理由把二者的意识形态学说进行比较研究。本文试从意识形态的概念界定、意识形态的形成路径和意识形态的制度建设三个维度对他们的意识形态学说进行比较。
一、意识形态的概念界定：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党性与公共性
意识形态的概念界定，即回答意识形态是什么的问题，是所有以此为研究议题的作者都无法回避的、但同时又是最难以回答清楚的问题。列宁和葛兰西分别作为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俄国和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阐释当然也不能例外。正是在阅读马克思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列宁和葛兰西得出了他们关于意识形态的基本概念界定：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在1894 年《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列宁指出：“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5]这里的“思想的社会关系”实际指的是“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6]，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物质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这个定义，是在列宁摘录了马克思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经典定义之后说出的。列宁认为，马克思把社会关系分成了两大部分：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前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后者则指的是“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7]。因此，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由物质的社会关系即不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相反。列宁的这一意识形态定义，在葛兰西那里得到了继承。葛兰西指出：“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把‘观念论’做为一种上层建筑而加以分析。”[8]这里的“观念论”即“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在葛兰西这里，意识形态是“一个特定结构的必然的上层建筑”。[9]在提出该观点的《狱中札记》里，葛兰西先后两次提到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关于意识形态的话，并明确指出“伊里奇[列宁]对于实践哲学的最伟大的理论贡献”，就在于他“创造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领域”[10] 。这个新领域，就是具有政治属性的上层建筑领域，而不是纯粹的心理学（即把意识形态看作是纯粹的胡思乱想、单纯的虚假意识或幻觉）或道德（即把意识形态看作是蓄意欺骗或、狡诈、阴谋手段等）范畴。葛兰西把这褒奖为人类认识或意识史乃至哲学史的一次重大变革，是对以往一直被错误理解和定义的意识形态概念的一次纠正。
但是，在对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进行具体界定时，列宁和葛兰西却发生了分歧。正是这一分歧反映了列宁与葛兰西对于意识形态的党性和公共性的不同理解。在列宁那里，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属性，主要体现在它首先要能够成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原则，并进而可以成为与一切敌对阶级的意识形态相区别的、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解放的战斗口号和理由。在这里，上层建筑的阶级性和党性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革命性和战斗力，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最突出的属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把科
学的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视为与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相对立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怎么办？》中，列宁就明确指出只有工人学会“根据各种具体的、而且确实是大家关心的（迫切的）政治事实和政治事件来观察其他每一个社会阶级在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现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意识”[11]。只有拥有了这样的阶级意识，并在其基础上形成革命的理论，以它来统一工人群众的思想，才能充分发挥工人群众的战斗力，也才能发挥革命政党的组织力。所以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2]，“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13]这就意味着，意识形态不仅能擦亮革命群众的眼睛，也能坚定革命领导者特别是作为先锋队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信念，并为他们提供革命决策资源。因此，“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14]，而且“没有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统一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可能”的[15]。 列宁于是指出：“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16]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17]这样，“坚决地同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作斗争”就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最终目的”。[18]即便是在特殊时期，也不能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特性模糊起来”，[19]“非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党性是社会主义思想”。[20]
总之，在列宁这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主要被理解为组成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主体的、可用来确定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的方式和方法的科学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理想。然而，在葛兰西这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却表现出另一种风貌。葛兰西认为，“我们目前可以确定的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和‘国家’”。[21]葛兰西认为，上层建筑的这两个方面所发挥的职能不一样，前者发挥的是“领导权”职能，后者则发挥的是直接统治或管辖职能。它们发挥职能的主要载体或渠道也不一样，前者主要通过学校等社会公共领域，后者则主要通过司法等国家机器系统。这样，葛兰西就创造性地把领导权概念引入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目的是强调意识形态作为人的意志或世界观，在社会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他又引入卢卡奇的总体观，以具有总体观倾向的“历史集团”概念来说明整个上层建筑，以期打破传统的结构或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分离与对立，他说：“结构和上层建筑形成一个‘历史的集团’。也就是说，复杂的、矛盾的和互不协调的上层建筑的总和的反映。”[22]这就意味着，只有总体的意识形态才可以合理地反应结构或基础的系统矛盾，“才能再现出存在着革命化实践的客观条件”，也即只有立足于“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必然的交互作用”，[23]人们（包括无产阶级）才能正确把握革命形势，获取合理的革命方式和方法。所以，当葛兰西提出要从历史的角度把意识形态当作一种上层建筑来加以研究的时候，他的意思是很明确的，首先，必须立足于基础或结构的总体的辩证统一、矛盾与区别的立场，也即他所谓的历史集团概念，来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然后再把上层建筑区分为两个不同的职能区域（即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最后才是对意识形态的具体分析。因此，葛兰西反对基础或结构单纯就能改变意识形态的机械决定论，也反对把意识形态等同于具有欺诈性或愚蠢无用甚至被当作笑话的“政治解决办法”，更反对把意识形态等同虚假意识。在葛兰西那里，这三个反对之间，是一种递进关系，是对意识形态价值的一个错误判断过程。葛兰西指出：“这个错误要素产生于下列事实（这决非偶然），即把一个特定结构的必然的上层建筑，以及特定个人的随意的苦思冥想都称做意识形态。”[24]“ 因此，必须把历史上有机的意识形态”，“同随意的、理性化的或‘被强加意愿的’意识形态区别开来”。[25]所谓有机的意识形态，指的是“既定的结构所必需的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是历史所必需的这个意义上，它们是‘心理学的’；它们‘组织’人民群众，并创造出这样的领域——人们在其中进行活动并获得对其所处地位的意识，从而进行斗争”。[26]而随意的或被强加意愿的意识系统，则“只创造个人的‘运动’、论战等等（虽然即使这些东西也并非全然无用，因为它们如同一种同真理相对照并证明真理的谬误那样发挥作用）”。[27]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葛兰西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论是一个克罗齐式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论断，因为他明确指出：“唯心主义者称之为‘精神’的东西，并不是一个起点，而是一个终点，它是朝着具体客观的普遍统一运动发展的上层建筑的总和，它不是一个一元论的前提。”[28]很显然，他想强调的是意识形态赖以存在的基础（结构）、意识形态寄居其中的场所（市民社会），以及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哲学、常识和宗教）之间的总体的复杂关系，并在强调这种关系的总体性、历史性和复杂的辩证关系的同时，因为反对机械论和虚假论之需，而凸现了意识形态的公共性（主要体现在市民社会领域），而非单纯的党性（主要体现在政治国家特别是政党活动领域）。这也是葛兰西的意识形态论与列宁的意识形态论之间的典型区别。
二、意识形态的形成路径：需要知识分子参与的革命思想家集团和社会历史集团
在列宁那里，意识形态不是“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是自发产生的，“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29]因此，列宁主张：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由革命的思想家集团（从“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转变到“劳动阶级的思想家”）从外部灌输 [30] 给工人阶级的。那么，革命的思想家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呢？首先，他们善于继承和发展“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31]使自己在继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成长为“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32]其次，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还要有能力使自己成为劳动阶级的思想家，即“需要成为这样一个思想家，他不是代表置身于斗争之外的直接生产者，而是代表那些投身于火热的斗争并完全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分开’的人们”。[33]他们要“善于把理想与经济斗争参加者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34]要善于“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早地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35]这样，革命的思想家集团就承担着把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输送到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基础上自发地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36] 历史任务。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为什么要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呢？列宁认为，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更加符合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或者说，“‘阶级利益’迫使无产者联合起来，同资本家作斗争，考虑自己解放的条件。‘阶级利益’使他们易于接受社会主义”。[37]可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要符合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但却又高于后者。也正是出于此因，列宁重申：基于阶级利益而发生的自发的工人运动只能产生工联主义意识，而无法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与列宁的这种思想家与革命实践活动密切互动基础上的外部灌输论不同，葛兰西更加强调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内部生成路径。在具体论述时，和列宁一样，葛兰西首先观照了知识分子问题，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分类问题。只不过，在列宁那里，拥有意识形态创造权的知识分子，被划分成了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而在葛兰西这里，知识分子则被划分成有机的知识分子和传统的知识分子。在葛兰西看来，所谓有机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具体的社会集团，都是新的上层建筑的主要代表，他们拥有代表新的社会情境的知识系统，并因此和传统知识分子相区别。“任何在争取统治地位的集团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在意识形态上’征服传统知识分子在作斗争，该集团越是同时成功地构造其有机的知识分子，这种同化和征服便越快捷、越有效。”[38] 因为有机的知识分子是意识形态的主要制造者和传播者。但同时，那些依然沉浸在先前历史文化情境中的传统知识分子并非对意识形态没有影响，反而影响深远，因为他们“垄断了许多重要的公共事业：宗教意识形态，即当时的哲学与科学，以及学校、教育、道德、司法、慈善事业、社会救济等等”。[39]因此，作为新社会集团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尽快建立代表自己上层建筑的有机知识分子集团，同时力图把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进行融合。至此，葛兰西和列宁一样，都非常关注新知识分子作为意识形态制造者的重要性。但是，这才刚刚是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故事的开始。在葛兰西看来，新的或有机的知识分子（无论表现为纯粹派还是正统派） 不是独立完成生产意识形态的任务的，他们除了继承历史上的各种先进理论体系（列宁所强调的），更重要的是还会把意识形态的精英式的表现形式（知识分子以及其政党领袖）和大众表现形式（学院派的哲学、大众宗教和生活常识）结合起来，构成意识形态生成与演化的内在逻辑和推动力。对于后者的强调，既类似于列宁所要求的思想家亲身参加实践活动的过程，又是这一过程的一种具体体现。
因为在葛兰西这里，理论活动也是实践的一个方面。而且这种活动，不是单向的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参与到人民群众生活中去的过程，而是人民群众以自己的常识和宗教意见等因素综合影响并参与到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形成的多向的过程。实际上，与那种在横向的层面把意识形态划分成政治法律思想、宗教、哲学、艺术和道德等基本领域来加以探讨的苏联式做法不同，葛兰西在纵向的层次中把意识形态分成了宗教式意见、常识和哲学三个层次。他认为，从狭义来看，“哲学是对宗教和‘常识’的批评和替代”，是最高层次的、系统化的即健全的见识。[40]从广义来看，它们又都属于哲学的范畴，因为“事实上，一般的哲学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各种各样的哲学或世界观，而人们总是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41]所以，葛兰西坚决反对把意识形态的研究仅仅局限在知识分子集团的历史，甚至是个人政治传记之中，而是主张“具__有更加广泛和包容的框架”。[42]在这里，列宁以社会主义为例所进行的意识形态形成路径分析，葛兰西代之以哲学特别是“实践哲学”为例来探讨意识形态形成的复杂路径。这种路径坚决要求“在上层和底层之间、‘普通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43]因为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哲学），并不是这个或那个思想家（哲学家）的意识形态（哲学），这个或那个知识分子集团的意识形态（哲学），人民群众的这一大部分或那一大部分的意识形态（哲学），而“是所有这些要素的结合过程，这个过程在一种整体的趋势———其顶峰变成为集体活动的标准，变成具体的和完全（完整）的‘历史’———中达到顶峰”。[44]事实上，在葛兰西看来，一个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形成共有三个路径：作为思想家（特别是哲学家）的思想体系的哲学意识形态、作为领导集团世界观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作为广大群众宗教信仰、意见和常识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其中，这每一个层次的意识形态的形成，都会受到其他层次意识形态的影响。单纯地只立足于某一个层次，而看不到其他层次在意识形态形成中的力量要素，就会犯葛兰西所批判的或纯粹派或正统派的错误———前者因过度思辨而缺乏历史现实主义之武器的力量；后者虽献身于实践活动，但却因不了解这一复杂关系而以最粗俗和最平庸的办法来批判精致的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克服群众的宗教信仰与常识意见，这注定他们都无法取得成功。
可见，葛兰西和列宁一样，主张新的意识形态一定是在战胜最精致的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并在组建自己的知识分子集团的过程中，教育文化还比较落后的群众时，逐渐形成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这里，都被委以重任。但是，与列宁对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实践活动的强调不同，葛兰西强调的是如何对不同层次的意识形态形成实际的具体观照，以便形成不同层次的意识形态，它们之间既相互关联，共同形成一个历史性集团，又分别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意义和社会功能。可见，列宁和葛兰西都把意识形态的形成看作是一个建立在经济基
础之上的、需要知识分子参与的动态过程。但在列宁这里，意识形态更多地是一种通过革命思想家从外部灌输到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中的形成过程；而葛兰西认为，革命思想家乃至整个知识分子和其他所有人群一起形成了一个历史集团，共同参与生成了意识形态。如果说列宁关于意识形态形成的外部灌输论是与其对意识形态党性原则的强调相一致的话，那么葛兰西的内部生成论则和他对意识形态的公共性关注有着一定的逻辑关系。与此相应，他们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意识形态建设设计。
三、意识形态的制度建设：作为宣传教育主阵地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
列宁认为，意识形态制度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来统一广大工人群众的思想和行动，主力军是无产阶级政党，主要对象是工人阶级和普通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主要方法是批判、宣传、教育和鼓动，主要阵地则是立足于政治领域，落实到经济利益，继而在学校、报纸和宗教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相应的工作。而所有这些建设工作，都是以政治国家领域为核心的。所以列宁指出：“把政治鼓动扩大到必要程度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不进行这样的揭露，就不能培养群众的政治意识和革命积极性。因此，这一类活动是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45]因为只有这样，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扩大了自己的影响”。[46]从这个意义上说，无产阶级政党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为了捍卫和实现一种明确的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47]在这样的世界观看来，“不应当立足于抽象的、纯粹理论的、始终不变的宣传，而应当具体地、立足于当前实际上所进行的、对广大群众教育最大最有效的阶级斗争”。[48]因此，宣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是纯粹抽象的理论，也不是生吞活剥地重复那些流于空谈“口号”，而是要在生动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中，使无产阶级“受到启发和教育”，使“他们逐渐摆脱资产阶级社会的偏见”，[49] 然后，再由工人阶级通过行动和实例即“把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结合起来的群众性革命行动”[50] 例子来吸引和教导广大被剥削劳动群众（如农民）进行革命斗争，并在革命斗争中改造自己的意识。可见，在列宁这里，政治实践活动才是意识形态建设最好的阵地和途径。同时，这些政治实践活动，又要立足于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经济建设实际。正如他所言：“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51]
列宁进一步指出：“老式的宣传方法是讲解或举例说明什么是共产主义。但这种老式的宣传已毫无用处，因为我们需要在实践中说明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整个宣传工作应该建立在经济建设的政治经验之上。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谁要是对宣传仍作旧的理解，那他就落后了，就不能担负起对工农群众的宣传工作。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开采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正应当根据这些来安排整个鼓动工作和宣传工作。”[52]可见，经济等日常生活还是在政治问题的框架中得以探讨，这也是列宁意识形态建设论的主要视域和特色所在。列宁也正是在这个框架中来探讨学校教育、报纸出版原则以及破除群众宗教迷信问题的。在列宁看来，无论如何，教育不能不联系政治，因此要习惯于联系政治来进行教育工作和宣传工作。否则，就是资产阶级的伪善说法。因为“资产阶级虚伪立场的表现之一，就是硬说学校可以脱离政,治”。[53]
在列宁这里，意识形态建设的主阵地，被置于政治国家的层面；而在葛兰西这里，这个阵地却被转移到了市民社会领域。这是因为，首先，市民社会是作为意识形态建设主力军的知识分子和哲学家发挥其职业社会职能的主要场所。在葛兰西看来，每个人都可以是知识分子，每个人也都可以是哲学家，但是，根据个人在市民社会中所发挥的不同的社会职能，才可以确定他（她）是否能够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和哲学家。其次，在市民社会中，生活的大众是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群体（既是主要的目标群体，又因此是不可忽视的建设力量）。正如葛兰西所指出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少许专业知识分子的抽象思考，而是一切人都在默默从事着的一种具体的社会活动”，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必须被看作是一种集体活动，不仅包括来自上面的散播，而且也包括批判的智力活动在同运动的政治实践的密切联结中，在人民的越来越宽广的部分中的扩展”。[54]那么，如何具体地在市民社会领域进行意识形态建设呢？葛兰西提出了如下主要观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保持意识形态一致的基础。葛兰西指出：“共产党需要在意识形态上完全一致，以便能够在任何时刻完成它作为工人阶级领袖的智能。意识形态的一致是党的力量和政治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于使党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是不可缺少的。意识形态一致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学说，列宁主义被理解为同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开始时期的问题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55]这就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哲学）的理论研究工作本身，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意识形态研究必须和政治实践紧密相连。因为在葛兰西看来，不能把意识形态（哲学）和政治分离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政治的哲学，又是哲学的政治。在哲学中，它的“统一的中心是实践，也就是说，是人的意志（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而在政治中，它的统一的中心是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是教育教育者、一般的社会环境的国家（集中化了的意志）干预”。[56]第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同人民群众中的新阶层保持着动态联系，并倾向于不断地把它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文化生活”。[57]因此，必须“具体地研究一下使意识形态世界保持在一个特定国家的运动中的文化组织的形式，并考查一下它们在实践中怎样发挥作用”。[58]在此，要区别各种社会力量关系，[59]通过研究，发现和检验“不同意识形态的实际性和可能性，而这些意识形态产生于本社会，产生于自身发展过程所引发的各种矛盾”。[60]
在这里，一方面，“不可以把所谓‘科学的’哲学的东西，同只是观念的和意见的片断汇集的、日常的和大众的哲学分割开来”，[61]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到，在工业的基础上，整个上层建筑得到大规模平衡发展的前提，是务必“把不同民族出身的移民所带来的不同形式的文化熔于一口具有统一民族熔炉之中”。[62]这就要求在市民社会领域发动一场持久而动态的旨在普遍取代常识和旧世界观的文化运动———文化也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其方法就是：以时新的文字表达方式“永不懈怠地重申自己的论据”，因为“重复是影响人民群众思想的最好的教导手段”；“要不断提高人民中越来越广泛的阶层的智力水平，换言之，要赋予群众中无定向分子以个性。这意味着要努力培养出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的精英，这种精英直接从群众中产生出来，而还同群众保持着接触”[63]的知识分子精英。显然，无论在哪个环节，意识形态建设，在本质上都是一个普遍的、群众创造活动的历史过程———尽管它在特定环节和个别形式上有时会表现为某个伟大哲学家、思想家或某个集团的活动结果，但最终“群众信奉或不信奉一种意识形态，是对思想方式的合理性和历史性的真正批判的检验。任何任意的构造都会在历史的竞争中很快地消逝，即使它们有时会因为某些直接的有利环境的结合而流行一时”。[64]可见，与列宁所主张的政治优先即政治—经济—文化方案不同，葛兰西的意识形态建设走的是文化优先原则，即文化—政治—经济方案。所以，在葛兰西这里，我们既看到了与列宁相一致的对意识形态建设的政治国家维度的强调，又看到了属于葛兰西自己的对于意识形态建设的市民社会领域的观照。或许，当政治依然是影响市民社会的主要因素时，这两种探索方式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问题的重点是如何在这二者之间恰当地处理好关系，毕竟最后目标的实现才是要旨。
原文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3期，录入编辑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