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较哲学”的谱系当中，“文化原型”的比较亦具有重要的价值。就方法论而言，这种新的比较方法通过四重途径才能实现：
首先，文化原型的比较要求回到哲学思想的比较双方的发源地进行比较，但这并不是还原到“神话思维”的人类学比较。由于追求文化原型比较的相对纯正性，必须将哲学思想追溯到源头进行比较，这样才可以排除“影响研究”要素的影响而直接进行“平行研究”或者“水平比较”。这意味着，只有回到哲学思想的发源地，才能更清晰地看到比较双方思想的异质与同质之处。对于中国与欧洲的哲学思想比较而言，也就是要回到古希腊与先秦时代，在这两个时代当中选择相对应的思想进行比较。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将脱胎于“神话思维”的原初性的哲学思想，作为比较哲学当中的文化原型比较的对象，是较为适宜的，但回到哲学源头的比较并不等于回到“神话思维”本身的比较。
其次，文化原型的比较需要回复到哲学思想的“背后”进行比较，将哲学思想“还原”到那种更为感性的、更为生动的、更为具体的文化情境当中，将作为“原型”的文化“意象”与哲学思想的比较相互融会贯通起来。过去的比较哲学，的确更多关注于哲学思想本身的比较，而相对忽视了作为哲学思想比较背景和语境的文化比较。如果按照欧洲哲学将感性与理性二分的做法，那么，可以说表面上的哲学思想比较是诉诸于理性的，而背后的文化比较则必须诉诸于感性。然而，在中国传统哲学当中，感性与理性从来就没有被割裂开来，所以，回到文化原型的比较方式是中国化的一种特殊方法。
再次，文化原型的比较要将哲学思想加以“视觉化”后进行比较，将视觉的“想象图像”融化在哲学思想的比较当中。在当代文化研究当中，“视觉转向”或“图像转向”占据了十分凸显的位置，甚至被认为是“语言学转向”之后又一次重要的转向。在比较哲学的文化原型当中，视觉化的“想象图像”要融化在非视觉化的哲学思想当中，这两者应当是有机结合的。“意象思维”的形成，需要调动与想像力相关的诸种感性能力，它是与“理性思维”相对应的一种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文化原型比较所使用的方法，就是想像力与知解力相互结合的那种方法。那么，为何文化原型比较可以呈现不同哲学的思想差异呢？原因就在于一种“屏网图像”在人们视觉思维过程当中的存在，正是在这层面纱上有“模式化的形象”，在观看世界的时候过滤掉了许多东西但又保留了许多，所以，不同文明当中的哲学家们才会趋于选择不同的文化原型。
最后，回到语言的问题。从古代到现代汉语尽管实现了转变，但中国哲学运用汉语的那种“意象思维”却并没有改变，这在与欧洲哲学的比照中尤为凸显。基于这种语言思维的特点，汉字不能不以象形表意为造字的基本原则，增强单字本身的信息含量，便于读者从语境的联系中获取语词的确定信息。其中“意象思维”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也相应地决定了中国哲学思维的特点，而这恰恰与以表音文字为“本”的印欧语系所形成的哲学传统是不同的。所以，文化原型的比较可能是将中西比较哲学置于同一平台上的比较，只在纯哲学思想的角度进行比较是不全面的。
通过这种“回溯性”或“还原性”的比较，往往可以“见之未见”，也就是看到纯思想的比较“之外”的许多东西，从而在某种意义上能够促进比较哲学的研究。因为哲学思想本身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叙述”，在比较叙述的时候，对叙述的“话语”进行比较固然重要，但毕竟“言不尽意”，话语之外的文化情境的比较反过来可以丰富话语本身的对比。比较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恰恰应从“哲学间性”回归到“文化间性”。
庄子的“窍喻”里的“气”与柏拉图“洞喻”内的“光”，就可以被视为中欧传统哲学的两类基本文化“意象”。这是由于，庄子的“窍喻”里面的“窍穴”漫溢着“气”，而柏拉图的“洞喻”里面的“洞穴”则充满着“光”，而“光”与“气”在两者的哲学隐喻中却是隐在的。通过“文化间性”的比较，在中欧传统的哲学比较方面，可以得到一系列相互对应的比照范畴，庄子是“气”—“听”—“虚”—“道”，而柏拉图则是“光”—“看”—“幻”—“相”。“气”与“光”的对照，是“发见”了其间的文化意象，相应的，“听”与“看”是获得文化意象的不同途径，“虚”与“幻”是同意象相匹配的不同特质，而后两者又是直接导向“道”与“相”的比照的（这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比较的对象），但是文化原型的比较恰恰要求将这几个比较方面融会起来，从而将文化原型比较落到实处。
（选自《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