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精神的哲学省思

中国精神的哲学省思并不纯粹出于哲学的偏好，而是中国精神本身多重多义的属性与意义需要哲学性的理解。在实践的现实性与文化的传统性上，“中国精神”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民族复兴之实践性与时代性的具体概念。当我们把中国精神作为一个具有哲学性的概念，作为一个具有民族性和人类性的概念来理解的时候，“中国精神”就不仅仅是一个需要内涵性解释的概念，更是一个需要意义性发现的概念。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2页）就此而言，中国精神的理解应与其现实基础有机结合，即在民族复兴之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自觉之民族文化意识的现实境遇中把握中国精神。

东西文明冲突与交汇的历史必将生成新的文明，即以东西方“仁义”与“正义”之精神的融合引领人类走向未来，因此把握中国精神应有历史性话语、民族性立场与世界性视野。当我们把民族性与人类性全部的过去和未来联结到一起思考的时候，就会真切地感悟中国精神深厚的文化传统、现实的问题意识与理想的未来期许，就会消解“中国精神”的抽象性理解。正如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思想成果往往都不是随波逐流的产物，而是在异常沉静甚至是忧患意识中获得的一样，我们研究与思考中国精神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亦应抱有文化自觉之沉静与历史现实之忧患的意识。在这种意境中需要思考的首要问题在于如何找到把握这一复杂而宏大问题的独特视角，形成真切的思想见解。认真分析与此相关的现有研究的阐释模式和研究成果，应该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学术前提。

近代以来“中国精神”的自觉研究，源自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所激发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怀有这种自觉意识的有识之士清醒地意识到，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归根结底是文化危机，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复兴。针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所造成的传统文化精神失落之问题，重新衡定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成为这一时期研究“中国精神”的主要问题与基本共识，中国知识界形成了以“中华文化之基本精神”为主题研究“中国精神”的学术范式。从辜鸿铭研究中国人的精神开始，到现代新儒家对中国文化心性之学的阐发，再到当代学者们对中国文化精神价值的分析，都属于这一范式的学术追求。

在中华民族发展与复兴的新时期，研究中国精神的思想范式主要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内在统一”，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所形成的当代中华民族精神来阐释和弘扬“中国精神”。这一研究路向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如何转换为现代中国的基本精神为主题，追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实践智慧。特别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后，“中国精神”的研究形成了新的生长点与思想境界。由此，“中国精神”的研究形成了三种具体的研究路向，即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角度理解和阐释“中国精神”；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角度理解和阐释“中国精神”；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精神角度理解和阐释“中国精神”。这三种研究路向的实质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智慧的文化自觉为基础，实现文化精神与现实实践的真正结合，“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和“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精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精神的基本内涵及其特质、形成基础及其构成要素、功能及其价值、建构及其弘扬等方面。虽然这些研究及其成果为中国精神的深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观点与学术资源，但就总体情况而言仍然没有超越外在知识性与形式性的局限。当下讨论与研究的中国精神这个概念，本质上是属于意识形态性质的，而以怎样的方式获得意识形态问题的学术化研究才是关键。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精神统摄民族复兴的文化传统、实践意识、价值追求与信仰坚守的思想智慧，蕴含着多元整体的现代性意义，即中国精神作为文化的存在植根于中华文化传统，作为实践的存在追求创新、超越与发展以改变环境及人自身，作为价值的存在设定目的性的社会理想，作为信仰的存在坚守整个民族的精神自我。就此而言，中国精神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性、实践性、价值性、信仰性的精神存在，是中华民族面向世界、走向未来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因此，我们应该把中国精神作为传统、实践、价值、信仰等多重多义的整体性概念来理解，作为中华民族有根有魂的精神体系来把握。

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追求与实践，具有形上的社会历史意义与价值。因为这一追求及其实践不仅仅是实现某种既定生活事实的行为，更是追求改变生活、改变世界、改变人的历史性变革。正如马克思所言：“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0页）由此，中国精神的真实性问题，归根结底是在实践的意义上实现环境的改变、人的活动的改变与人的改变的一致性之问题。在实践的意义上，中国精神的重要性体现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和人的生活世界将成为何等样子。中国精神以实践为根本的民族性、价值性和文化性，奠定了中华民族复兴实践的主体性、目的性与传统性基础。然而，我们真正立于此一基础，尚需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与中国精神之实践本性的实践自觉，在一体之关系中实现“相即不二”的双重自觉。

这样看来，中国精神蕴含着文化性与实践性双重属性。之所以强调中国精神拥有如此的属性，是因为人们或者是弱化了实践性意识，或者是强化了文化性归结。具体来说，目前关于中国精神的研究存在这样两个倾向：一是习惯于把中国精神归结、指认成传统文化的某种成素，缺乏从中华文化的精神基因之根基性及其活的传统之历史性的意义把握中国精神的文化自觉；二是习惯于把中国精神仅仅当作观念的存在去理解，缺乏对其生活实践本性与特质的认识与把握。因此，在理解中国精神意识形态意义的基础上以学术的方式展开中国精神的实践性与文化性研究才是问题的关键，才具有现实性意义。

二、“精神基因”及其“活的传统”

认同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前提。按照梁漱溟先生的说法，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有什么样的文化传统，往往决定了追求什么样的理想生活以及为实现理想生活而选择的实践道路。如果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的“根儿”，那么中国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劲儿”，中国精神是带上“劲儿”的传统文化。以“中国精神”的概念统摄中华传统文化，就会给传统文化注入现实的能动性，真正使文化传统活在当下，生成为当代中华民族有所追求、有所担当、有所实现的精神力量。

如何才能实现中国精神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贯通性研究呢？面对“中国精神”丰富的思想体系与“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选择“精神基因”及其“活的传统”这两个概念可能是解决这一问题最为根本与最为现实的研究路径。“基因”是最基本的生命存在。当我们运用“基因”这个概念并以“精神基因”理解中国精神的时候，表明我们对中国精神的一种观点，即认为中国精神是具有生命活力的生命性存在。精神基因是中华民族最为根本、最具生命力的精神传统。就此而言，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根基性的“天人合一”宇宙观、“止于至善”的德性境界、“修齐治平”的伦理政治、“各正性命”的天命精神等，是中国精神最为优秀的精神基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当下的生活实践中才能基于生命性的真实理由恰当地使用“活的传统”这一概念。“精神基因”与“活的传统”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一体性关系，“活的传统”强调“精神基因”在人们当下的生命活动与生活观念中仍然活着，并且从心灵与精神的最深处影响着我们。

“精神基因”及其“活的传统”在最为根本、最为现实的意义上体现着中国精神的文化传统，尤其需要我们以文化自觉的境界来把握。在当代中国，“文化自觉”是凸显文化精神与文化省思的思想概念。这一概念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精神及其文化传统所具有的深刻性与针对性，主要在于超越以知性方式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抽象文化观及其狭隘的功能性、功利性态度，真切地体验和洞见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本性与特质，以历史与现实双重的文化价值评价尺度觉解、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及其精神传统，生成当代中华民族的精神自我。

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与精神传统，历经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而生成、传承与创新。在经验文化上升为道德文化的古代阶段，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始于殷周之际从“神道”到“人道”的文化转型，基于先秦以“德”“礼”为基础的道德形上学之形成，传承于汉唐之际“和”“合”道德形上学之展开；定型于宋明时期以“理”“心”为核心的道德形上学之完成。在自我超越与文化冲突的近代阶段，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历经晚明到清初文化传统的坚守与更新，清初到清中文化传统内在连续性的消解，以及晚清到辛亥革命文化传统遭遇古今中西的文化冲突。在文化借鉴与革故鼎新的现代阶段，中华民族借鉴西方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开启“救亡图存”的文化探索与精神追求，进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寻根与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化。

把握中国精神之文化根基，需要面对三个前提性问题及其困难。首先是对中华传统文化感性直觉的体悟。中国古代先贤往往以生命体验的感性直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这使我们真切地体悟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理念变得极为困难。其次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形上性的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形上性集中体现为“道”，“志于道”是历代思想家要讲的核心问题。形上之“道”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本质”或“规律”，也没有那样的确定性。“道”之意蕴在于天地自身本然的玄奥存在，恰如王阳明所言“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轻重厚薄，随感随应，变动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王阳明全集》，第969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中华文化思想史其实就是悟觉形上之道的历史。因此，真实地通达把握中华传统文化形上之道的思想境界无论古今都是极为困难的。再次是对中华传统文化意象性思维与话语的省思。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道”之思想一旦被形式化，就会在彰显内容的同时也会遮蔽内容，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这样的思维与话语使中华传统文化极富思想的空间与想象力，同时也对我们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空间与想象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澄清这些前提性的认识，我们才有可能深人而自觉地研究关涉中华文化特质及其历史演化的“文化基因”，以穿透性的想象力与解释力去思考、领悟中国精神的精神特质、思维特点、心性结构等根基性的问题。

中华传统文化及其精神是中华民族在人格精神、伦理情感、实践智慧及其整体的精神境界上所达到的高度与极致，较之于西方文化及其精神有着独特的精神传统与价值理念。西方人的人性论预设，选择并确立了西方文化的“自由”精神及其历史逻辑；中国人的人性论预设，形成并发展了中华文化的“大同”精神及其历史模式。这两者从本质上说都是人类内在本性的文化自觉，都有其合理性。中国古代文化有机整体的“大同”理想凝聚为世代相传之道统。道统的政治实践历经夏、商、周三代以及秦汉的制度建设，落实为中国特有的政道与治道。从学统的角度来说，经由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建构，以及先秦子学哲学性的创造，到汉代经学，中华民族形成了极富包容性、恒常性的思想体系，其内核是“大同”的精神与境界。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化，就是“大同”精神的创造性实践及其成果。亮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社会理想，奠定与延续了和谐有机之“大同”理想的精神传统，以社会、政治、文化的三位一体模式为基础，建立宗法的社会制度、封建的政治制度和礼乐的文化制度，由此追求与实现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为序、以乐为和的社会理想，奠定中华民族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基础。我们需要艰苦细致的思想与历史之学术研究的自觉精神，不仅要研究发端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天道观念、典章制度等文化传统，而且还要对应其社会理想、政治实践模式加以研究，在“自知之明”的意义上最大限度地通晓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及其精神之来历、进程及发展方向。

东西方文化依循各自的人性论预设，形成了不同的哲学传统。具体说来，本体论、认识论成为西方哲学的传统，而心性论、境界论成为中国哲学的传统。西方人用理性的精神去看世界，用理性和知识去把握世界，由此西方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是本质主义的“理性世界观”，其价值理念是通过理性的实践建构“普遍秩序”的契约社会。与此不同，中国人用德性的精神看世界，以“天理”支撑“良心”，由此中华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的“德性宇宙观”，其价值理念是通过道德的实践实现“和而不同”的伦理社会。德性宇宙观的主题是靠修养实现人的德性与道德的境界。修养不是孤立地靠内心反省来实现，而是在道德的实践中获得的，即在责任的担当和实践中完成人的道德修养。基于独特的“德性宇宙观”及其价值理念，中华传统文化以悟天觉人的“悟道”思维形成天人合一的精神体系，以超验文化的神圣性精神承载经验文化的世俗性精神。德性精神恰恰就是神圣性精神与世俗性精神内在统一的精神整体。

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落实在天道悟觉、人生修养、社会生活上，形成了以“道”为核心的天道宇宙论、道德修养论、道义实践论三位一体的精神体系。这样的精神体系在民族文化心理的意义上，积淀成稳定的心、性、情三位一体的心智结构，真实而具体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心灵以至于整个族群的心理之中，每个人以至于整个民族的道德观念与道德实践都要符合心智结构。对这样的心智结构有没有自觉地把握？能不能找出被文化传统所塑造的自己应事待物的态度、方法、原则，即找出文化上的根儿？探寻这些问题我们就会知道是哪种文化因子在影响着我们，然后再对其加以感性把握，就可以进一步考察出它在什么样的情形中是合理的，在什么样的情形中是不合理的。由此，我们在应事待物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自觉人的应事待物，而不是一个自发人的、自在人的应事待物。

在每一个中国人那里，无论是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义担当，还是百姓成人、养家、过日子的日用常行，都是通过人生的修养实践理解德性世界的道理，都体现着德性宇宙观的思考方向与修养、实践的方式。由此，中华民族的德性精神及其心智结构就具体化为中国人生命的精神修养。中华传统文化德性教化与心性修为的生命精神不胜枚举，尤以“六经”最为经典。在这个意义上，《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经指涉人的六种天性：《诗》意味人是情志的存在，《书》意味人是政治的存在，《礼》意味人是社会的存在，《乐》意味人是艺术的存在，《易》意味人是辩证的存在，《春秋》意味人是历史的存在。中国古人以六经觉解人的天性，把德性精神及其心智结构寓于人的生命本性与历史文化。

“六经”不仅悟觉人，更重要的是教化人，而且是以内在本真超越外在肤浅的心性与人格教化。正如孔子所说：“人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礼记？经解》）如此看来，就中华民族的德性精神及其心智结构的人格教化的意义而言，六经的主题与内容具有文化基因的品格，如果我们由此思路与范例深人探寻中华文化的精神体系，就有可能更多地发现中国精神的优秀文化基因。

就当代中国精神而言，对中华传统文化之“精神基因”的文化自觉，其意义就在于直面那些在当下中国人理解与应对生活变化的生活智慧中仍然存留的思想精神，寻求今天仍然在中国人的生活与精神中世代相传的“活的传统”，即如何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化基因使之成为活的传统。中华民族发于“阴阳”悟于“道”的思维逻辑；以“悟”觉“道”、以“虚”体“道”的思想方法；天道宇宙论、道德修养论、道义实践论的精神体系；超验神圣性与世俗经验性相统一的辩证精神；尊道贵德与道义担当的人格精神；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自强不息的生活理念；持中守和之“道”，天人合一之“德”，道法自然之“境”的价值观念等等；这些最为优秀的文化基因不仅存在于文化典籍里，而且最深沉地积淀在中国人的生命和当下的生活之中，成为当代中国精神“活的传统”。

学界有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处于一种“魂不附体”的状态，即传统文化的“体”——传统政治社会制度崩解了，以此为依托和基础的思想观念就成为“游魂”了。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把传统文化的“体”制度化了，其实传统文化形成与存在的根基并非只有制度，还有中华民族更为根本的行为方式与生活方式。这就意味着传统文化不仅在它特定的社会政治制度结构中存在，人们的行为方式与生活方式中仍然有它现实的“体”。越是民间的越是传统的，在当代中国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中，仍然有使传统文化魂归于体的现实根基。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生命力与精神影响力几千年的延续，“天理”“良心”等儒家哲学的核心范畴与理念已经深人到当下中国普通民众的心灵，纯厚质朴的传统礼仪、人情练达的生活修养、惠风和畅的相与之道，在日常生活中鲜活地体现了民间百姓内心深处的文化认同与精神向往，显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渊源与宗族性、乡土性的文化效应，成为中华民族生命延续与生活幸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能否以通透的直觉把老百姓日用不知的心性体验从模糊、经验的文化心理结构表达为显性、清晰的文化概念，有穿透力、有解释力地深层透视中国精神“活的传统”，这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精神的研究领域始终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价值诉求。这种诉求究竟应以怎样的方式才能有所实现？以“接地气”的路径与本土化的话语效法中国古代先贤“礼失而求诸野”的智慧，可能是最为恰当的思考方式与实现路径。就此而言，出于中国古代典籍《礼记》的“小康”概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目标中的运用，不仅有表明富裕与发达程度的现代性、国际性的解释力，更重要的是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表达中华民族憧憬富足、安定、祥和的社会状态，以及走向未来的生活理想之精神向往。这是以接地气的中国话语成功表达中华文化“活的传统”的经典范例。

中国社会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人伦”传统仍然活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之中，以血缘伦理为基础的家庭责任与社会团结始终是中国人活着的传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源泉。有两个问题令西方人百思不得其解：一是什么动力使中国在三十多年间创造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二是什么力量使中国能够有效地解决、化解诸如贫富差距过大等社会风险与社会矛盾？西方人一直搞不懂这两个问题，其原因在于他们不懂得中华文化的精神传统以及中国人生活实践的逻辑，只是按照西方的模式与标准来理解中国。其实这两个问题的奥秘在于中国的社会细胞—家庭，“中国式家庭的观念和行为是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力量”。（孙利天）德性精神以家庭为基础，扩展至社群、国家与社会，进而形成中华民族任贤选能的精英政治传统。古代中国政治精英的文化精神集中体现于“耕读传家”“道德文章”，先民们重视教育的传统世代相延。儒家之为儒家，其实在于崇尚“学习”。儒家的核心思想是强调人只有通过“学”与“习”，才能人情练达，拥有君子人格，以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把“学”与“习”视为生命之本然，《论语》以“学而”开篇，为儒家开宗明义。曾子“三省吾身”之“传不习乎”的自我省思，耐人寻味，影响深远。“耕读传家”的学习精神为“道德文章”的精英政治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道德文章’的取士标准，不仅造就了绵延千年一代代优秀的官僚队伍，也使普通百姓形成了对文化的敬仰和崇拜。”（同上）中华民族精英政治的奥秘，主要在于把具有安邦治国政治抱负的文化精英吸收到政权中来，以道德文章的“教化”力量造就新的社会风气，以及民间百姓对道德文化的向往与敬畏。求贤若渴、选贤任能是精英政治的人才机制。精英政治的人才机制有两种传统：一种是西方民主政治的“程序合法性”传统；另一种是中国精英政治的“实质合法性”传统。在这种意义上说，实质的合法性传统更能将最优秀的人选出来吸纳到精英政治家集团中来。（参见同上）中国当下的政治改革可能的路径是有选择地借鉴西方的程序性方式，更重要的是继承实质性的精英选拔之传统并予以创新。走这样的道路需要深厚的精神基础，确信越是传统的就越有现代意义。

三、“传统”与“现代”的意义性逻辑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始终落实为历史性的实践诉求。发端于亮舜禹汤、文武周孔的“大同”“小康”“治世”及其“天下”精神，中华民族几千年不懈追求的价值理想，有着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与历史传统的统一性。中华文化传统“传不习乎”的自我省思，形成了中国精神内在生发与自我更新的传承逻辑与实践路径。王夫之、戴震、魏源等是思考中华传统文化自身变化与突破的先驱，提出传统文化要适应潮流而变。这一潮流既是世界的，又是中华传统文化自身健康发展的潮流，不论怎么变化都不失为中国的。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主要不是历史逻辑的时间关系，而是文化传统与当下生活的意义关系。循着这个轴心与原点去思考，自然会引发文化传统之现代生活意义的深入探讨。然而，以往在讨论“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时，人们通常是按照线性的思考方式，把“传统”与“现代”在时间的意义上区分开来再加以衔接。我们不应该以这样的思路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如何衔接的问题，研究这个问题的思路需要做出改变。中华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衔接，既不是具体地对应现代社会的各种层次与领域，机械地在中华文化中寻找现成的灵丹妙药，立竿见影地解决当今社会与当下生活的矛盾与问题，以此证明和落实文化传统的优势或价值；更不是以某种现代性的需要人为地制造中华文化的“新形态”“新体系”，生硬地实行“现代性转化”。这两种文化观念及其转化方式的弊端在于不符合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及其历史传承的逻辑。

中国的现代性不是西方的现代性，中国当下和未来的现代性向往在其精神维度与文化内涵上都有别于西方的现代性。如果在此缺少清晰的文化自觉与坚定的思想自我，抽象地把“传统”与“现代性”对立起来，把“现代性”归结为“西方现代性”，那我们确实难以在当下的中国把“传统”与“现代性”衔接起来。法国学者韦尔南在《希腊思想的起源》一书中说，古希腊思想具有明显的几何学性质，是西方理性思想的起源。（参见韦尔南，第３页）就此而言，西方理性精神形成的是几何学式的世界观。几何学讲求的是对称、均质。几何学式的世界观主张普遍化的伦理，公民之间“等距”关系是抽象与形式的。中国的文化精神及其世界观与此不同，中国人的人伦空间是非欧几何学的，即空间是弯曲的，而非平直的。在非平直的社会空间中，人与人差序、亲疏的关系是具体与实质的。在西方，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序列中，国家是最高的伦理实体。在中国，家庭是最高的伦理实体。中国的幸福实际上是以家庭为核心的情感维系，中国人把国家也理解成和家庭一样是以情感相维系的生活家园，人和人的理想关系是家庭似的情感和谐。按照这种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是特殊主义的人伦原则，不是普遍主义的等距原则。应该深入研究这些差别，从而更自觉地理解我们自己，形成“现代性”的文化自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能借鉴西方的现代性，不能按照西方的现代性模式来衔接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把现代性与现代社会加以具体化，使之成为中国人自己的现代性和现代社会，在此基础上实现文化传统与现代生活的中国式衔接与转化。

中华传统文化“一”于天道人德的思想体系在历史连续性与传承方式上有其自身的逻辑，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思想家们大都是按照中华文化的传承方式与逻辑，在受之于师与习之于己的意义上学习、运用与发挥源自于师祖先贤的文化精神，以“传不习乎”的文化自觉省思自己的文化精神，冯友兰先生把其概括为有所领悟、有所理解、有所发挥、有所创造。这种文化传承的方式与精神体现在当下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可以形象的概括为“照着说”“接着说”“对着说”，关键是其中的“对着说”，不是“对立”地说，而是对着古人说、对着西方人说、对着我们自己说，由此内在于中华文化的传统才能实现其与时俱进的文化意义与精神价值。这样看来，中华民族在中西文化交融的现代境遇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其具体的时代性内涵在于站在当今时代人类精神的文化制高点上，真实地触及人类所面临的新困惑与新矛盾，以文化自觉的思想自我为中华民族复兴与人类世界的进步贡献独特的文化精神与生活智慧。比如，针对当今时代资本主义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展开贪婪竞争，加剧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时代病症，罗尔斯、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平的正义论与商谈伦理学，但这些理论仍然是西方文化“理性世界观”注重原子式的人性论，无法内在地通达人和谐共生的心灵与精神。与此不同，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性论在自然性和伦理性内在统一的具体关系中强调人的整体性，以“伦理世界观”文化精神的感召使人拥有情感认同与和谐相处的伦理世界。从东西方文化各自的人性论来看，中华文化传统既是在民族特殊性意义上对中华民族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也是具有人类性、世界性价值的文化理念。由此生发而来的中国精神相对于西方的普世价值拥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潜质与文化话语权，对于解决当今时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精神问题更有前途。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人与西方人都按照各自文化的精神体系与历史逻辑实践着自己的社会理想。然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遇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国人开始面临在中西文化的交融对比中如何重新选择合理生存的理想精神的问题。历经一个半世纪，当代中华民族仍然要以世界性、人类性的眼光，在文化的意义上看待与思考中华民族以至于人类生存意识或生活精神的合理性问题，依然要面对如何在东西方文化及其精神传统之间选择合理的文化观念及其精神理念的现实性问题。当下很多人在“活法”上提出理想时是西方式的，但是现实中处理问题时又是中国式的，造成文化与精神人格上很深的分裂。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中国人的文化心态永远也没办法摆正。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或轴心在于把中国人置于全人类所面临的矛盾性、现代性的困境和挑战之中，通过寻找中华文化的实践与生存智慧，真正获得让每个中国人安身立命、幸福而有尊严地生活的那个理想的“活法”。这将会涉及两个真实的问题：一是中国人怎么活的问题，即理想的生活样式的问题。二是中国人理想的生活样式的追寻问题，即在现代性与现代化所带来的矛盾性问题的生存挑战与困境中如何找到一种理想的“活法”。破解这两个问题的轴心是在中华文化传统的当下意义中获得支撑理想生活方式的文化与精神基础，追寻属于自己的理想“活法”，创造符合人性的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中国人应以何等样的文化自觉实现如此的精神期许呢？我们首先需要破除近代以来的不自信心态，确立中国人自觉的精神人格。文化关注的是人的心灵与精神问题，文化统一体的最高境界是至圣完满的精神人格，有了这个完满的精神人格人就能独立起来。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文化不自信心态需要精神启蒙，即追寻中华传统文化最高境界的德性精神，以此确立中国人独立而完满的精神人格与精神自觉。这种启蒙性的精神追求之必要与紧迫在于中国人当下的精神状况，即虽然中国人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德性精神的心智结构，但是人们对此往往并不自觉从而失却精神的自我。如果我们对此缺乏足够的自觉与应有的作为，仅仅是满足于从积贫积弱到自立自强，而不占据德性文化应有的人类精神之文化制高点，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就不能在人类性的精神体系中得以确立与凸显。

就此而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重新找回以往历史的辉煌，更重要的是葆有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天下精神与大同理想，并且使其具有新时代的人类性影响力。中华民族能否真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挺立中国精神，意味着是否拥有实现理想的文化根基与精神力量，以及雜否以中国特有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与世界的问题。为此，中国精神的理论选择和现实选择，仍然需要我们从社会理想传统与政治实践传统的双重视角去理解，即在正义和仁义、德性与理性、道德世界观与理性世界观之间自觉地寻求恰当的文化张力与精神平衡，用人类性视域与现代性语境的中国精神、中国道路与中国力量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社会理想。

参考文献

古籍：《道德经》《礼记》《论语》。

费孝通，1997年：《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第３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12年，人民出版社。

孙利天，2015年：《自发自觉的辩证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４期。

《王阳明全集》，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韦尔南，1996年：《希腊思想的起源》，秦海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原载《哲学研究》2015年第12期，录入编辑：杨洪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