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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研究

【韩庆祥 王海滨】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研究范式

在本性上,哲学与问题内在勾连。对于中国问题,具体科学关注的是具象层面的具体问题,哲学则擅长于以抽象思维和理论思维把握本质性或根本性问题。我们的哲学研究既要善于运用哲学理论、思维和方法来分析哲学层面的重大问题,又要在分析解决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发展哲学,进而推进哲学研究与中国问题的深层互动。由此,我们倡导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研究范式。

哲学发源于疑惑和问题

哲学发源于疑惑和问题。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1]哲学史上凡是著名的哲学家或影响较大的哲学体系,要么提出了有影响力的新问题,要么对旧的哲学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解释框架与重要理念。康德在给司徒林的信中曾说过:“很久以来,在纯粹哲学的领域里,我给自己提出的研究计划,就是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1)我能够知道什么?(形而上学)(2)我应该做什么?(道德)(3)我可以希望什么?(宗教)接着是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人是什么?(人类学)。”[2]正是围绕这些问题,康德建构了博大精深、逻辑严谨的三大批判哲学体系,奠定了他在哲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卓越地位。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哲学不仅要研究“哲学中的问题”,而且要关注“现实中的问题”。陈先达教授认为:“哲学中33的问题只有来自问题中的哲学,才是有生命力有现实性的哲学问题,因为现实的要求和矛盾最强烈地表现在人类面对的问题之中。”[3]实际上,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当是问题。在当代,过往的哲学思想皆为解决问题的资源,只有解决问题的哲学思想资源才具有现实意义,只有解决问题的哲学研究才具有当代意义,才能达到时代所要求的水平。我们哲学上所讲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也都是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入手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面向时代问题的。马克思所开辟的哲学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就是面向现实人的生活世界,而且是以哲学方式关注现实人的生活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深度的现实关切,而现实关切本质上就是对时代问题的关切。对此,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4]“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5]陶德麟教授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关注当代生活的重大问题:“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抓住事物的根本、与当代亿万人民的实践血肉相连、站在人类智慧的窗口不断地回答当代生活的重大问题并指明人类发展远景的哲学。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之无愧的。”[6]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创新和发展,就必须面向问题,包括面向全球问题,尤其是要面向中国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本质上就是面向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历史。我们要基于这一道路,来坚持和发展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把中国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生长点以及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动力点,就能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与现实生活世界进步的结合点,进而推动哲学与现实的深层互动。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是注重面向问题的,它力图在分析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大理论成果”就是直面“中国问题”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思想,倡导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一切以有利于解决中国问题为中心和尺度。习近平总书记比较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破解他心目中的改革发展等重大问题。新年伊始,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第20次集体学习,主题是“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这次学习旨在让各级领导干部注重思想的力量,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在实践上推进“四个全面”提供理论准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7]显然,习近平总书记注重的是“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刘云山在中央党校2014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系列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问题导向,体现了共产党人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信仰和责任担当。在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领导干部必须有发现问题的敏锐、正视问题的清醒、解决问题的自觉。”[8]

中央党校的哲学研究具有面向中国问题的历史传统。在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中,我们一直直面“中国问题”,逐渐形成了哲学研究的中央党校特色和中央党校学派。艾思奇、杨献珍、韩树英、杨春贵等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及知名专家和后起之秀,都较为关注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改革开放之初,在胡耀邦同志的组织下,党校哲学教研人员直面“思想僵化”问题,率先发起并积极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全国产生极大反响。

中国问题的问题意识与理念提升

问题不是客观地存在于事物的结构及其发展过程中,而是起于实践过程中的主客体相互作用,问题实际上是客观矛盾与主体追问的统一。没有客观事物中的矛盾就不会有问题,它是基础和前提;没有主体的追思和发问也就无所谓问题,它是生成和成为。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问题存在于客观矛盾与主体追问的相互作用中。

中国问题起源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发展过程,且存在于研究主体对于这一结构及其发展过程的思考和提问之中。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需要注意区分具体科学层面的中国问题和哲学层面的中国问题。任何科学研究都有自觉的问题意识,同样研究问题,只是不同的学科关注的问题和关注问题的方式不同而已。具体科学关注的是具象层面的具体问题,哲学则擅长于以抽象思维和理论思维把握本质性或根本性的问题。哲学层面的“中国问题”应具有长期性(时间)、普遍性(空间)、根本性(根深蒂固)、决定性(决定中国发展命运)和影响性(影响每一个中国人)。因此我们认为,哲学视域的“中国问题”,是特指持久存在、时刻缠绕国人、必须经常面对、常常令人疑惑、深刻影响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以及与这一根本问题直接相关的核心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具体来讲,可以从外延与存在方式两个角度切入“中国问题”:在外延上,它主要包括“中国总问题”、“中国具体历史方位中的首要问题”和“一定时期需要中国人着重加以关注和解决的根本问题”;在存在方式上,它是既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客观存在同时又在思想理论中存在的问题。中国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甚至有人认为,谁能破解中国之谜和中国问题,谁就能获诺贝尔奖。

以哲学方式关注中国问题,必须注重理念的提升。所谓理念提升,主要是指抓住关乎根本又普遍存在的中国问题及其本质,并提炼出核心的解释性概念或思想。以哲学方式关注“中国问题”,需要捕捉时代主题、拉开现实间距、提升核心理念。“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9]由此,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研究,就必须立足中国历史文化特征和现实社会,致力于提升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核心理念,并进一步提出契合本土文化传统与现代生存境遇的解释框架。理念提升是沟通哲学研究与中国问题的桥梁。我们要以哲学的方式关注中国问题,就必须注重哲学理念的提升。一方面,从哲学的本性来看,哲学重在反思、批判和超越。理念提升不够,就无法保证以哲学的方式讨论问题、从哲学的层面解释世界。哲学捕捉问题或解释世界的方式,不同于常识、宗教、艺术、伦理、科学等把握世界的方式。无论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还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都意味着哲学对现实的把握,不是再现时代的诸种表象,而是对时代问题的哲学理念提升。另一方面,从哲学解释世界的独特力量来看,区别于常识、经验、科学,哲学的力量在于说服性、彻底性和根本性。对此,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0]抓住人的根本(人本身),理论就具有彻底性;理论具有彻底性,就能说服人。哲学解释世界的说服性、彻底性和根本性基于哲学理念的提升。哲学只有捕捉时代问题、抓住时代主题、与现实拉开间距、提升核心理念,才能以独特的理论力量发挥关注中国问题的功能。反观我们有的哲学研究,虽然也强调要关注现实问题,但是并没有真正提炼出影响当代中国发展的哲学理念:政题论述多,理性分析少;盲目肯定多,反思批判少;注解论证多,前导引领少;亦步亦趋多,超越创新少。实际上,许多具体问题的解决仅仅靠具体科学远远不够,必须有哲学的参与。然而,当需要哲学时,哲学却在一定程度上失语了。值得注意的是,面向中国问题,提升哲学理念,绝不是为了建构思辨的哲学体系,而是为了发挥思想的力量,在哲学层面思考问题,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更加深刻的剖析。

以哲学的方式关注中国问题,究竟应关注哪些问题?有些中国学者往往把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当作我们中国自己发展进程中的问题,或者未经批判地借用西方的理论对中国问题作似是而非的判断与分析,而相对忽略了对西方发展不构成问题但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发展却构成问题的问题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缺乏对中国问题的世俗基础、历史境遇和存在方式的深刻35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研究范式揭示。经过长期的思考和研究,我们认为,下述问题是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应着重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一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是一个关涉根本方向、普遍存在又与时俱进的总问题。二是结构转型、力量转移和利益博弈的问题。这是当代中国最大的现实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解决关涉其他一系列问题。三是中国文化转型的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国人的生存方式、精神世界和思想观念,进而渗透到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其中,超越人对物的依赖与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问题及其探讨方式,不是纯哲学中的问题与探讨,而是属于对中国问题的哲学研究,即从具有普遍性与根本性的中国问题出发,上升到哲学层面或以哲学方式进行探讨。

“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是一种哲学研究范式

1978年以来我国的哲学研究,成之于面向问题,失之于漠视问题。就是说,1978年以来,我国的哲学研究取得喜人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两个致命性的缺陷:一是哲学研究没有真正直面并破解“中国问题”,缺乏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我们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却没有深入当今历史发展的矛盾和问题;研究“实践唯物主义”,却没有关注“现实实践”,之所以没有关注现实的实践,是由于漠视现实问题;研究“人学”,却没有关注“活生生”的人,之所以没有关注现实的人,是由于不去关心现实的人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如此等等。这就远离了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没有真正做到“像马克思那样研究问题”。在过去,既有“口号式”的哲学,也有“文本研究”的哲学,又有“主义式”的哲学(只关心主义不关心问题),还有“西化式”的哲学,此外还有学院派的“概念式”抽象哲学。这些哲学在某种意义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有一种共性,就是不怎么接中国地气,影响不了中国政治、社会和人民。自然,人们不同程度上会远离这种哲学。二是从事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大多“单兵作战”,出现“碎片化”倾向,没有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如今是“百花齐放”的时代,但“百花齐放”并没有真正引起互相尊重的“百家争鸣”,反而引起某种程度上的“百家争斗”,许多人在争夺定义权、解释权和话语权,而不注重建设具有科学精神和团结合作精神的学术共同体。

为使我们的某些哲学研究真正走出迷津,推进哲学发展,我们既要直面并破解中国问题,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也要努力建构具有科学精神和团结合作精神以及有共同价值追求的学术共同体。为了落实这种求思取向,我们致力于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研究范式。

范式作为总体性、根本性、指导性的规范与方式,通过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约定遵循的基本的研究理路,推动着一个学科的规范化、常规化和科学化发展。范式概念的原创者库恩曾指出:“‘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11]任何一门学科在没有形成范式以前,只处在前范式时期或前科学时期;一个学科一旦出现了统一的研究范式,就进入渐进性发展的常规科学时期。“范式的存在决定了什么样的问题有待解决”,而“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12]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研究范式,无疑可以推进中国哲学界的力量凝聚与思想整合,因而是推进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理路。当前,鉴于这种建构设想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探索性,我们只能从以下几个方面大致勾画这种研究范式。

第一,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是要确定一种哲学研究对象,即研究中国问题。我们的哲学可以研究其他对象,但首先需要研究问题尤其是中国问题。这是哲学本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本性使然。这里需要着重把握中国问题的历史境遇和动态发展。历史境遇是“中国问题”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也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现实前提。所谓历史境遇,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在特定的历史传统与现存环境的影响下,涵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众多因素的全方位、立体化、综合性的历史方位。在当代中国,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影响造成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等多重因素同时共存的“时空压缩”状态,使哲学视域中的“中国问题”呈现出鲜明的立体性;另一方面,中国几千年历史形成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及由其凝结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特征,以及当前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必然要求我们的哲学研究应动态地审视当代“中国问题”。

第二,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要求把“中国问题”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种哲学研究从“中国问题”出发开始研究,以解决“中国问题”作为落脚点。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是贯穿这种哲学研究的一条主线。

第三,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要求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推进哲学的发展,并显示哲学的本质、生命力及其意义。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应当以改善中国人的生活、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为研究旨趣,应当以影响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为研究课题。这应成为哲学工作者的一种理论自觉。我们的哲学工作者应该真正意识到,用哲学方式破解“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才是哲学的本质,哲学存在的意义,才是哲学创新和发展之路,以及哲学的生命力所在。

第四,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还要求建构一种新的哲学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在理论目标上,应致力于建构以中国话语为主体的中国理论,这一理论由于其出发且落脚于“中国问题”,最终应成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中国原创”;在现实目标上,理应为分析与阐述“中国问题”提供核心理念与解释框架,并通过不断地解决“中国问题”,为当代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与精神世界提供“安身立命之本”。

总之,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研究范式,在研究理路上,既是总结以往哲学研究的经验教训并使以往各种哲学研究焕发生命力的一种根本出路(只有落脚到解决中国问题上,才具有实质的意义),也是哲学研究和哲学创新的一种方向(只有推进破解中国问题的哲学研究,才能不断推进哲学自身的创新和发展),还是真正触及哲学本质和中国本质的一种指向(哲学在本质上就是提出、追问和破解问题的一种智慧和方法,破解中国之谜首要是破解中国问题)。

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的意义

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学理上,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研究有利于推进哲学理论创新。理论都是面向分析解决问题的。问题意识,体现着理论创新的生长点。思想源于对问题的回答,理论创新源于对新的历史起点上的重大历史性或时代性课题的解答。因为新的历史起点很大程度上就反映在我们所面临的复杂矛盾和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上。大多数哲学理论创新,基本或总体上是针对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出来的,“问题”是哲学理论创新的发源地、逻辑起点和生长点。因而,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有利于推进哲学理论创新。

从政治上,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研究,能使我们更深入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及其品格。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基本上是围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而提出来的,“问题”是他治国理政思想的发源地和生长点。要理解和把握其治国理政思想,首先要把握他所关注、分析和解决的问题。问题中有思想,思想中蕴含着“问题”。问题意识、敢于担当,是贯穿于习近平治国理政品格的一条主线。问题意识、敢于担当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充满自信、战略定力”。缺乏自信的人,往往回避问题、掩盖问题,见着问题绕着走;充满自信的人,才具有坚定的信心、信仰,才会去直面并破解各种问题。善于解决问题是有自信、有力量的表现。问题意识、敢于担当的第二个表现,就是“直面难题、敢于担责”。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躲不开绕不过。因而,领导干部应具有敢于解决矛盾和问题的责任担当。只有具有责任担当的人,才敢于直面并破解各种问题,从而获得好的结果。敢于担当,贯穿于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他积极推动的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37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研究范式积极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积极倡导的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所强调的努力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和利益固化藩篱,以及关于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及外交新格局等,都显示出他敢于担当的精神。问题意识、敢于担当的第三个表现,就是“哲学智慧、顶层设计”。习近平在治国理政中注重运用哲学智慧进行顶层设计。习近平所遇到的问题,要么是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起来的问题,积重难返,多是些难啃的硬骨头;要么是发展起来以后出现的新问题,比不发展时更多。解决这些问题和难题,既需要高超的哲学智慧,否则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路径和方法;也需要进行顶层设计,否则抓不住牛鼻子,顾此失彼。习近平既具有哲学智慧,注重运用哲学思维和方法破解难题,又注重在解决根本问题时进行顶层设计。尤其是习近平十分注重学哲学、用哲学,深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分析解决矛盾和问题,需要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哲学思维和方法是最有效的。问题意识、敢于担当的第四个表现,就是“真抓实干、刚性执行”。做出了顶层设计,就要真抓实干、刚性执行。习近平具有真抓实干、刚性执行的品格,即求真务实、作风过硬,具有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刚性执行力。“打铁还需自身硬”,是习近平同志当选我们党的总书记之后,与中外记者见面时讲的一句话。这非常贴切地体现了他治国理政的品格。“打铁还需自身硬”包含两方面内涵:一是“打铁”,二是“自身硬”。“打铁”,意味着当今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任务、困难、风险和挑战非常“坚硬”。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是“打铁”的主体。既然“铁”比较坚硬,“打铁”的主体必须“硬”。这种“硬”,首先应当硬在精神、硬在能力和硬在作风,集中到一点,就是要真抓实干、刚性执行。

从现实上,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研究,对人们的启示是:从问题突破,会有更好的结果。以领导干部为例,领导干部的工作首要就是解决问题,要以解决问题为导向。领导干部要把本职工作做好,首先要具有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发现、分析、解决本单位的矛盾和问题。淡漠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不正视问题就会演化成大问题。只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才能赢得主动,才能找到引领时代进步的路标。只有解决矛盾和问题,才能推动本单位的发展。解决了问题,就成为下一步发展的契机。一个单位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分析和解决矛盾、问题的过程。要言之,增强问题意识是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必然要求。这叫作“问题切入”反而“成功走出”。由此,领导干部要善于把精力用在发现、分析、解决本单位的矛盾和问题上来,把解决问题作为前进的动力而不是包袱,作为创新的支点而不是退缩的借口,作为更上一层楼的机遇而不是听之任之;领导干部必须有发现问题的敏锐、正视问题的清醒、解决问题的自觉;领导干部要多从比较中发现问题,在改革发展实践中发现问题,在总结经验教训中发现问题。

 

参考文献

[1]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页。

[2]康德:《康德书信百封》,李秋零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页。

[3]陈先达:《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203页。

[6]陶德麟:《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7]《人民日报》2015125日。

[8]刘云山:《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学习时报》2014519日。

[9][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10页。

[11]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1页。

[12]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10页。

(原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录入编辑:杨洪源)